看清歷史，才能明白方向(黃亞洲)

　　跨越時空的感召 第71屆文化講壇實錄

　　看清歷史，才能明白方向

著名作家、編劇 黃亞洲

　　上海是我創(chuàng)作的方向引領(lǐng)和堅強支撐

　　朋友們，下午好！

　　我想先談一下我的創(chuàng)作與上海的淵源與關(guān)系。

　　我的一些重大題材的創(chuàng)作，都與上海有關(guān)。可以說，上海是我進行重大創(chuàng)作很有力的方向引領(lǐng)和最堅強的支撐。

　　26年前，我在浙江嘉興做作協(xié)主席，那年中秋節(jié)我來到上海電影制片廠，我說我想通過對“中共一大”的了解和認知，寫一個建黨題材的電影劇本，從五四運動寫起，一直寫到1921年中國共產(chǎn)黨成立，上下集一共60多個人物。當時接待我的是上影廠的老編輯祝鴻生，他也是巴金的女婿。他聽了我的想法很意外，他說：“你等等，我不能馬上答復你�！边^了一會兒，上影廠的文學部副主任楊時文來了，他聽了我的講述也說“我不能答復你，你能不能等兩天。”

　　兩天后，我等到了上影廠的答復，他們給了我三個非常好的政策：一是可以到共產(chǎn)主義小組所在的任何城市去采訪；　二是可以買我認為需要買的任何資料書；三是這個劇本寫出來，即使不拍不用，也會按照全部的稿費支付給我。在那個年代，一般來說不被采用的劇本就給退稿費三四百塊錢，而錄用了則有1200元左右。

　　我聽了之后很興奮。上影廠對這件大事也很重視，當時，“建黨”這個題材是大家都不太敢去碰的一個選題。他們后來又成立了四個班子“同題競爭”，最后還是我和汪天云的本子同時被選中了。

　　《開天辟地》準備開拍前，劇本送到上級，但遲遲沒有得到批準。那時已經(jīng)秋天了，但共產(chǎn)黨是夏天成立的，再不拍，夏天的景就沒有了。為了趕時間，在演員都選好的情況下，上影廠決定先拍兩組關(guān)于夏日的鏡頭——萬一不批準，那這些鏡頭就算了，無非成本大一點，如果批準了，那就賺了時間。這說明了上影廠的決心和智慧。

　　后來大概11月份前后，上級終于批準了這個題材，上影廠很高興，過了年就拍完了，這是26年前的事，我記憶猶新。

　　16年前，我應上海方面的約請，寫了50集的電視連續(xù)劇《上海滄�！�。當時正處世紀之交，上海方面說需要有一部反映整個上海歷史變遷的電視連續(xù)劇，從1899年寫到1999年。我記得光提綱就寫了12萬字，那時候是1999年，為了拍這部電視劇，上�；I了1500萬元，很不容易，還請了著名導演黃蜀芹來導。在座上了年紀的朋友可能會記得，《上海滄桑》拍得很精美。

　　當時我接到的任務是寫一位百歲老人，他是什么身份我可以自己創(chuàng)作，總之要由這位百歲老人的自述來講述上海的歷史。后來，我就把這位百歲老人跟解放日報關(guān)聯(lián)了起來，我把他設(shè)定為解放日報的副總編，解放前是《申報》的副總編�？缭揭话倌甑墓适虏缓脤�，不能寫到最后都是老頭老太來演戲，這樣不好看。我就把電視劇分為五個單元，分別寫他爺爺?shù)墓适�、父親的故事、大哥的故事、大侄子的故事，一直到浦東改革開放。

　　大概在12年前，我應約寫電影劇本 《鄧小平·1928》。也是上影廠拍的，反映青年鄧小平擔任黨中央秘書長時期在上海租界活動的特殊生活。

　　剛才王樹增老師講到瞿秋白用俄文唱 《國際歌》的故事，我在這部劇本里也寫到了瞿秋白是怎么用心翻譯俄文《國際歌》的。

　　受上海和全國人民的感召，我以最快速度寫下詩集

　　8年前，“汶川大地震”發(fā)生后，有20位作家受中國作協(xié)的派遣趕到了汶川，我作為“抗震救災采訪團”三位副團長之一，第八天晚上趕到了成都，第九天去了都江堰。當時，一位中年婦女從帳篷里走出來，看見我們胸前掛著“牌牌”，就要給我們跪下來，說：“誰能支援我們一個活動板房，我就給誰跪下�！痹瓉硭�是當?shù)匾粋�幼兒園的園長，地震后，各家各戶都把孩子領(lǐng)回去了，但余震不斷，不安全，她不放心，想在板房里重建幼兒園。

　　我們趕快把她扶起來。后來我們才知道，不該她跪我們，而是我們應該跪她。山崩地裂的那一刻，她帶著20多位老師救出了700多個孩子，只有3個孩子因為被瓦片砸中而去世。我很感動，當天就寫了一篇日記，還寫了一首詩，希望有人能幫幫這位園長。

　　這首詩很快就在《中國藝術(shù)報》上發(fā)表了，我把這位施園長的手機號碼嵌在了詩行里面，我想也許有人會給她打電話。沒幾天，我就接到時任上海市委宣傳部副部長陳東的電話，我當時正在震區(qū)的瓦礫當中行走。

　　她說她看到了報紙，問我，這位園長是真人嗎？是不是你的藝術(shù)創(chuàng)作？我說是真人真事。她說，那里面的電話能打得通嗎？我說，你打吧，肯定打得通。她馬上打了電話進行核實，并在詩歌所發(fā)表的報紙上寫了一段批語，交給上海市慈善基金會的陳鐵迪同志，陳鐵迪馬上做了一個批示，上海市總工會很快就落實了一家中德合資的工廠，他們派了工會主席到震區(qū)，還帶去了50萬元現(xiàn)金。

　　浙江蕭山有一位農(nóng)民企業(yè)家得知后，送去了一個活動板房，園長有了活動板房，又有了上海人民送去的50萬現(xiàn)金，在80天以內(nèi)就恢復了幼兒園，成了都江堰最早重開的幼兒園。

　　受到上海和全國人民的感召，我在抗震救災第一線，以最快的速度寫了一部詩集，叫《中國如此震動》，這是當時以抗震救災為主題的第一部個人詩集，距汶川大地震還不滿一個月的時候，作家出版社就趕印了出來，并送到了抗震救災第一線。我謝謝上海的迅速與愛心。

　　兩年前，我又受上海朋友的約請寫了電影《毛澤東在上海1924》，1924年是毛澤東在上海待的時間最長的一次，有將近11個月，他是帶著楊開慧和兩個兒子一起來的，楊開慧擔任工人學校的教師，還逐步學會了一些上海話。這個戲有難度，但我盡了自己的努力，也是上影集團拍的。

　　我是杭州人，上山下鄉(xiāng)到嘉興地區(qū)工作20年，40歲回到杭州。杭州離上海不遠，嘉興又與上海接壤，這么多年我一直關(guān)注著上海，閱讀上海、采訪上海，在我的很多重大題材的創(chuàng)作當中，上海的領(lǐng)導、制作機構(gòu)、上海的評論家和熱心的市民給了我很大的鼓勵。

　　創(chuàng)作《開天辟地》時，很多人勸我別去碰“高壓線”

　　在我寫一些重大歷史題材的作品時，我也曾經(jīng)很困惑：好多歷史我們回望的時候迷霧重重，真假難辨。

　　我一直在思考，我們怎么樣來處理歷史？會不會有意無意地由于歷史的局限性，而在文學創(chuàng)作中扭曲了歷史？26年前寫《開天辟地》前，我擔任嘉興文聯(lián)主席和作協(xié)主席，有一次帶著文人墨客們游覽南湖，在參觀南湖革命紀念館的時候，我忽然發(fā)現(xiàn)墻上只有6位黨代表的鏡框。參加“一大”的不是有13個人嗎？當時我就覺得奇怪，為什么不用歷史唯物主義去反映這段歷史。

　　在我準備寫劇本的時候，很多人都勸我別寫了，別去碰這根“高壓線”，特別是涉及陳獨秀的部分，涉及到一些“壞的”黨代表的部分。這些人怎么能寫？

　　有時候是作家選擇歷史、選擇題材，有時候是題材選擇作家。我覺得是上海與嘉興選擇了我。中共一大在上海召開，在嘉興閉幕，這么大的歷史事件我不能不寫。所以后來才發(fā)生了我趕到上海電影制片廠與他們談的這一幕。寫完以后，我心里也很忐忑，擔心上面會不批，上影廠也很忐忑，所以跟我談的時候他們作了兩手準備，一是通過了怎么樣，二是不通過怎么樣。我們一直在焦急等待當中，當然最后通過了，上影廠很高興，把大鑼大鼓拿到廠門口敲起來。

　　電影拍完以后，一些人給我打電話，最多的一個問題是：黃亞洲你有沒有搞錯，陳獨秀怎么是好人呢？我后來聽說，有人看片子的時候還說：為什么把陳獨秀搞得那么活靈活現(xiàn)，不該讓他太生動。這個事情當時讓我困惑，時過26年，現(xiàn)在不大會有這個情況了，因為我們越來越自信，越來越尊重歷史。

　　我認為在處理、認知黨史的過程當中，還是要進一步認真梳理，要投入學術(shù)力量，搞清楚。黨要管黨的原則，黨也要管自己的歷史。一個黨，只有把自己以往的歷史真正看清楚了，才能夠非常明晰地看清未來的方向。在這個問題上，還有很多的黨史領(lǐng)域，都需要我們不加回避地去梳理。在當前，歷史唯物主義的實踐，依舊是一個嚴肅課題。

　　我是業(yè)余研究黨史與革命史的，我樂意用文學的筆觸來反映波瀾壯闊、可歌可泣的歷史和歷史中的人。我想強調(diào)，我們的黨一定要投入研究力量來正本清源，把黨史整理清楚，這樣，才有助于我們黨準確地走向更加廣闊的未來。

　　謝謝大家！(全場鼓掌)

　　嘉賓小傳

　　與新中國同齡的黃亞洲，身上標簽眾多。而最重要的一枚，大概是充滿真實與真情的“主旋律”。

　　他的作品常常被喻為是贊美時代、歌頌祖國的樂章。小說《日出東方》書寫了一幅20世紀早期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chǎn)黨色彩斑斕的歷史長卷。詩集《行吟長征路》贊頌了長征這一中國共產(chǎn)黨人的精神史詩。還創(chuàng)作出《建黨偉業(yè)》《雷鋒》《歷史轉(zhuǎn)折中的鄧小平》等有影響力的作品。

　　而黃亞洲以紅色歷史為主題的影視劇創(chuàng)作，更是將這種書寫和贊美，拓展到大眾面前。特別是，電影《開天辟地》獲中國電影金雞獎最佳編劇獎，電影《鄧小平·1928》獲國家“五個一工程”獎，見證了屬于他的“主旋律”的昂揚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