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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夏天,我在準備寫《紹興十二年》之前,在筆記本的封面上寫了這么一句話:“好東西是聰明人下笨功夫做出來的!碑敃r僅僅是提醒自己不要浮躁,不要左顧右盼急功近利,自己已經(jīng)到了這個年紀,前面也沒有什么更重要的事情在等著自己去做了,應該靜下心來把這樁事做好。我當然不是聰明人,既然聰明人也需得下笨功夫才能做出好東西,那么,以我的不聰明,就更需要下笨功夫了。
我確實是下了許多笨功夫的。比如,我至今仍然不會使用電腦,所有的資料搜集和積累都是通過書面閱讀和手工書寫完成的,在當今這個網(wǎng)絡時代里,實在算得上很笨的。但看書也有看書的好處,那幾乎是一種充滿了意外收獲的徒步旅行:辛苦,卻一路柳暗花明、活色生香。電腦搜索材料固然方便,卻是直接奔著目標而去的,就像一場省略了戀愛過程的婚姻,當然也就失去了戀愛過程中的種種試探、迂回、等待、焦慮和狂喜。我是農(nóng)家子弟,我覺得寫作猶如土地上的勞動,一分耕耘一分收獲,是很公平的事。你當然可以采用新的技術手段,例如大棚、化肥,甚至激素之類,那樣做效率很高,但收獲的東西品質(zhì)就難說了。我愿意做一個最本分的農(nóng)夫,用最原始的方式耕種,一邊享受勞動的快樂,也希望自己收獲的東西味道純正一點、可口一點,營養(yǎng)也更好一點。
回到開頭說的那句話:好東西是聰明人下笨功夫做出來的,這中間,我還很喜歡這個“做”。現(xiàn)在人們喜歡用的是“打造”、“打拼”、“工程”之類的大詞,這些反映現(xiàn)代工業(yè)批量生產(chǎn)和急吼吼地強勢推進的詞匯我不喜歡,我喜歡“做”,它體現(xiàn)了一種農(nóng)業(yè)和手工勞動者的講究和溫情,其中浸透了勞動者的手澤和汗息,在我看來,寫作應該是最接近手藝的活兒!督B興十二年》就是本著這樣一種心態(tài)“做”出來的,3年多時間寫了20多萬字,我確實是夠笨的,而且令人遺憾的是,它還遠遠算不上是一件“好東西”。但對于我,也只能這樣,我已經(jīng)盡力了。
手藝當然不光是“做”,也要想。我經(jīng)常喜歡一個人沉思冥想,想象中國歷史上各個王朝的典型意象,如果要用一幅畫面來對應中國歷史上各個王朝的氣象,那么漢朝就該是邊關的一輪冷月,而唐朝就是盛大的宮廷歌舞。宋朝呢?那是市井上一派喧囂的叫賣聲,九流三教、引車賣漿、瓦舍勾欄、歌吹入云。商品經(jīng)濟和市民文化是宋代最重要的特征,那個王朝的質(zhì)地雖然有點軟,卻也可稱繁榮。要在作品中再現(xiàn)一個王朝的氣象,就要寫出社會生活和文化的厚重感,宮廷和民間皆不可偏廢。因此,書中既有對紹興十二年前后政治軍事方面縱橫捭闔的宏大敘事,又有涉及社會生活各個層面的精細描畫。書中寫臨安四時八節(jié)的風俗禮儀;寫紹興年間的物價,斗米斤鹽的指數(shù),地租的比例,銅錢與金、銀的比價;寫高宗去天竺山敬香途中看到人力拉犁而引起的感慨;寫朝廷征收的軍馬從川陜邊陲的馬場送到臨安的八千里路云和月,這些都不是信口開河。正是通過這些看似不重要的日常性展示和細節(jié)描畫,反映了南宋王朝政權運行的內(nèi)部肌理。我覺得“肌理”這個詞很重要,一個物體有沒有生命,看肌理;一個作品有沒有生命,也看肌理。一部文學作品的生命,不僅指向當下的鮮活飽滿,而且指向久遠的流傳。
我曾在一篇創(chuàng)作談里說過:“謀生、虛榮、表達的自由,是我選擇文學的全部理由,但在不同的年齡段,此三者所占的份額是不同的!钡搅宋疫@個年紀,謀生和虛榮已不再重要,剩下的就只有表達的自由了。能自由地表達一點東西,我很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