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的氣節(jié)(趙晏彪)

　　戰(zhàn)爭與和平的問題是作家筆下常寫常新的一個話題，而作家的氣節(jié)與骨氣，往往是讀者通過作家的言行從而衡量其是否有人格、脊梁的一把尺子。

　　自古以來，中國文人就有憂國憂民的情懷，每當國家陷入戰(zhàn)爭的泥沼中的時候，以筆為槍，往往都是文人們心中有擔當、共抒國難的一種方式方法。氣節(jié)、操守、骨氣，從來都是我們民族的寶貴財富、文人的脊梁。

　　當抗日戰(zhàn)爭硝煙燃起時，許多文人悲憤于國土淪喪，強敵入侵，痛恨于自己不能效命疆場殺敵報國，只好采取另一種方式，以筆為矛進行抗戰(zhàn)，創(chuàng)作了大量的鼓舞士氣，宣揚抗敵精神的作品。

　　1934年冬，詩人、劇作家田漢被捕后，在監(jiān)獄中為電影《風云兒女》寫下主題歌詞《義勇軍進行曲》 ，經(jīng)聶耳譜曲后，隨著電影的放映而迅速傳遍全國，激勵無數(shù)愛國志士和青年人投身到抗日戰(zhàn)場中。中國第一個全文譯出了《共產(chǎn)黨宣言》這部馬恩經(jīng)典著作的陳望道，曾與魯迅、葉圣陶等人共同發(fā)起成立了“中國著作家抗日會” 。巴金《抗戰(zhàn)三部曲》 、艾青的《火把》 、臧克家的《從軍行》 、光未然的《黃河大合唱》 、范長江的《臺兒莊血戰(zhàn)經(jīng)過》 、駱賓基的《東戰(zhàn)場別動隊》 、蕭乾《血肉筑成的滇緬路》 、老舍的《四世同堂》 、丁玲的《一顆未出膛的子彈》 、趙樹理的長篇《李家莊的變遷》 、孫犁的《白洋淀紀事》 、蕭軍的《八月的鄉(xiāng)村》 、林語堂的長篇小說《風聲鶴唳》 、舒群的《沒有祖國的孩子》 ……一篇篇，一章章，一首首，都是這些中國的知識分子，讓民族的文學藝術生命倔強地存活下去的生命之歌。

　　當然，也不乏沒有氣節(jié)和骨氣的文人。在北京有一條為了紀念中國29軍抗日將領趙登禹將軍命名的胡同，在趙登禹路胡同的北口有一處四合院，便是周作人的故居。歷史如此的巧合，將兩個在抗日戰(zhàn)爭期間不同命運、不同思想、不同氣節(jié)的人組接在了一起。周作人的骨頭在文人當中屬于軟的，他的氣節(jié)也是多變的。他本來是新文化運動的開山鼻祖之一，但當日本侵略中國的時候，他卻以“中國必敗”的言論成為漢奸。與留在淪陷的北平、為保晚節(jié)郁悒致病逝去的錢玄同，為躲避日寇、在流浪中殫精竭慮、夜以繼日翻譯莎士比亞戲劇貧病而亡的朱生豪，客死香港的文化界泰斗蔡元培，寫出大量抗日歌曲、病死家中的音樂家黃自等人相比，周作人遭到了全國人民的唾棄。

　　70年了，這些愛國作家雖已作古，但他們依舊偉大。70年了，這些作家的氣節(jié)，依然被后人傳頌。無論是正面戰(zhàn)斗，還是敵后戰(zhàn)場，他們以筆為武裝浴血奮戰(zhàn)、視死如歸，與各界民眾萬眾一心、同仇敵愾，奏響了一曲氣壯山河的抗擊日本侵略的英雄凱歌，用生命、智慧和氣節(jié)譜寫了一曲曲、一首首感天撼地的反抗外來侵略的壯麗史詩。他們的偉大，就是因為他們是有民族氣節(jié)的作家，真正的愛國主義者。

　　作家以筆作槍是一種家國情懷。家是個人的放大，國又是家的放大。作品，是一個作家氣節(jié)的反映；文學，是一個時代氣節(jié)的體現(xiàn)。生者，永遠銘記那段恥辱的歷史；歷史，永遠鐫刻有氣節(jié)的作家。

　　“學者的墨汁，在某種程度上要比英雄的鮮血還可貴。 ”讓我們銘記住這位先哲的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