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冼星海，走近那段歲月(劉迪生)

　　是不是一個巨大的悖論？正是最黑暗的中世紀，卻孕育了人類歷史上最為璀璨的精神文化：殿堂、陵寢、雕塑、繪圖，以及音樂的禮贊詩章——生命的絕唱。然而，中世紀是沒有文學的，因為那是不需要思想也不允許思想的世紀。教皇一世格里哥利的一句名言，似乎仍沒有過時：不學無術是虔誠的信仰之母。

　　信仰是要崇拜的，科學是要討論的，法律是要執(zhí)行的。不崇拜的信仰，不討論的科學，不執(zhí)行的法律，不管有多少個理由為此粉飾說項，都是無恥的謊言與徹底的偽化。是人生的旅程抑或也是受時代所囿吧，我自以為是一個有信仰的信徒，寸楮尺素凝聚著我那可憐的精誠，才對這部命題作文如此上心。冼星海，震撼中外樂壇的音樂家，影響了整整一個時代。華彩的空靈本是藝術巔峰上的天籟之響，可一旦附上世俗的物欲，也就被穿上了“雅”、“俗”的號衣，即便是東方古之鼻祖師曠、師涓，也不能因之免俗。在那個時尚紅色與革命的時代，冼星海就是東方的紅色貝多芬、柴可夫斯基，是革命的阿炳，是那個理想與災難明暗交疊的年代站在歷史頂端青年精英的峰值點上的星光，讓我們今天也情不能忍地仰止、行止。

　　我對冼星海如此癡迷、癡情，在這里一個字一個字地結繭成章，如前所述，某種意義上說，僅僅是因為所謂的信仰吧——是我對冼星海那個時代不能去懷的殷殷眷注。啊，延安，“回延安”……我從來沒有懷疑過詩人們當時近乎童真般的激情與忠誠，就像我不會懷疑我自己的愚笨和守拙一樣……西方人對延安的交口稱贊、《新華日報》的文章如雷貫耳，死氣沉沉、萬馬齊喑的東方歷史數千年來一個新生命的哇哇啼叫，總讓我一想起來就血脈僨張，不能自已。

　　盡管冼星海的同齡人——胡風、田漢、丁玲、賀淥汀等巨子后來的命運令人唏噓，但是，他們用自己的生命燃燒的東方燦爛的早霞，她的美麗在今天看來，是另一種聳入云天的恢宏博大的精神建筑，讓多少脆弱的神經不敢仰視！不管是篡改、蔑視，或是屏蔽、冷藏乃至格式化那一段不可疏忘的歷史，對一個共產黨人來說，竊想都是有意無意的背叛。

　　寶塔山，20世紀人類奇跡的東方的政治地標……

　　那一段史事，太讓人神往了。英國史學家愛德華·吉本說過，所謂歷史，不過是對發(fā)生過的政治事件的忠實記錄而已。沒有政治事件真相的歷史，無疑是偽史�！罢嫦唷�，永遠是一種可望而不可即的汲汲追尋，正是對真相無窮的追尋，才讓哲學、歷史學如此廣博淵深。但我，想做一個芒履蓑笠、孤舟掛帆的遠行者，走近星海，不過是為了走近延安，走近那一段我的夢中歲月。

　　但受命作文，不能澆盡胸中塊壘，當然是文人的虛偽與卑賤。我在這里重彩“紅色”，很可能取魏收之詬，但我絕不是為口腹所累：新中國一路走來，若是冼星海健在，以他那傲骨凜凜的書生氣節(jié)，竊想比他的同儕們還要不堪。然而，童年乃至青少年的那一段美麗，會是長在心頭的一粒瘊子，伴人終生；亦如懵懂初戀的卵石，在歲月河床的打磨下愈加璀璨晶瑩。

　　兩千多年了，盡管我們有過秦皇漢武、唐宗宋祖的轟轟烈烈，只不過“城頭變幻大王旗”而已，生產力和生產關系沒有挪動過跬步。歷史沒有捷徑可言：我們連古希臘的城邦社會——奴隸創(chuàng)造歷史的恢宏壯舉——都必須重新走過！

　　面對我們今天的經濟成就，不管怎么定位“城邦”之外、沒有城市戶口的“農民工”，我從內心深處對他們充滿了深深的敬意。我們所深為自信的，并不僅僅是西方老祖宗傳給我們的無產階級革命理論和社會主義先進制度，更是我們十三億人口大國的無限張力——讓神經脆弱的西方政客們望而生畏的創(chuàng)造者、勞動者的巨大張力——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chuàng)造歷史的真正動力。大約到了這個時候，中國才終于結束了讓黑格爾扼腕的“沒有歷史”的歷史。這便是鄙人的“紅色”情結吧：也是甘愿如牛負重、努力筆耕的自我選擇。

　　冼星海，這個最應該享受革命盛宴的紅色信徒，沒有能看到東方的黎明。不管幸與不幸，他決然而去，走得那么匆忙、那么唐突……他的背影在黃河的波峰浪涌與落日的余暉中浩浩遠去。但是，他與奔流不息的黃河同在……

　　我，像撬動玄武巖般艱難地掀動那些熔巖冷卻后的碎片，力圖與讀者分享那段多艱也輝煌到了極致的歲月，卻多有惶悚之感！那是因為，我和時下的青年們一樣，對寶塔山之高、延河水之清、延安窯洞之瑰麗，知道得太少太少了。

　　劉迪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