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信“文字縫隙”(龍一)

　　除去宗教，每個人在日常生活中不管承認與否，多多少少都會“信”點什么。信什么呢？有人相信“世界和平”，這個無法爭論；有人相信“錢”，這個可以探討；有人相信“性本善”，也有人相信“性本惡”，這都是經典，早有結論，雖不充分，然不遠矣。作為一個以講故事謀生的人，我相信什么？如果說我相信“吃飽了不餓，睡醒了不困”，這是常識，近似于宇宙普遍真理，說了等于沒說。其實，從職業(yè)的角度來講，我相信“文字縫隙”。

　　舉個例子，中國有個在全世界都很著名的故事《趙氏孤兒》，在國內有京評梆、電影、話劇等藝術形式的改編，國外有法國伏爾泰1735年改編的《L'orphelin de la Maison de Tchao》和英國威廉·赫察特改編的《中國孤兒》，然而，不知是有意還是無意，這個故事的改編者都對主人公程嬰最后自殺這項重要內容不夠重視。程嬰幫助趙武復仇、復國成功，卻選擇了自殺，這一點正是這個故事核心的精髓。這一精髓的真相在史書上并沒有文字記載，只有程嬰自己言說的自殺理由：“我將下報趙宣孟(趙朔)與公孫杵臼”和“彼以我為能成事，故先我死；今我不報，是以我事為不成。”我以為，這里恰好體現了我所謂的“文字縫隙”。

　　古代評價“士”的價值標準之一是“高潔”。程嬰能行“義舉”，同時他也深通人情世故，因為他清楚地知道，功成之后，他的身份就從一個奮不顧身的“義士”下降為投資獲利之人。程嬰若想防止世俗之人和后代史家對他的種種揣測，讓自己的“義士”身份不被卑俗之論玷污，他就只有自殺這一條路可走。而支持他自殺的道德動機就是“潔”，他必須得將自己與這不世之功產生的任何利益割斷，從義士和功臣回歸到“友”的身份。

　　由此便進入程嬰更深層的動機，公孫杵臼當初責備程嬰“胡不死”，是因為程嬰當時作為“友”確實“應該死”。對于“高潔之士”來講，程嬰輔佐趙武20年，不論是功勞與苦勞， 都無法與他當年的“應該死”相抵，因為這完全是兩回事，不存在等價交換或功過相抵的可能。于是，程嬰主動忽略“功勞”，回歸“胡不死”的本初理由，選擇用自殺以“自潔”。所謂“死義”，程嬰在整個事件中自覺主動，細致周全地做出了近乎完美的詮釋，這也就是這個故事的偉大之處。

　　我是個“三門干部”——家門、校門、機關門。在家深入生活，從“文字縫隙”中去發(fā)現被刪減、被修改、被編造、被忽略的內容，將其拼湊、縫補、還原，基于這些發(fā)現，再從中提煉出代表性人物和獨特的故事結構，然后結合我個人有限的知識和對人情事理的積累，這才形成小說作品。

　　《接頭》這部小說就是這樣完成的。我在小說中有意減少了對主人公具體工作的描寫，盡管這類內容會很驚險有趣，能更多地吸引讀者，但它不是這部小說的寫作目的。我在這里想要做的，是試圖發(fā)現和復原中共地下工作者的“生活困境”，特別是他在倫理上不得不經受的多重考驗與折磨。這些生活困境反映到具體某位同志身上也許內容沒有這么豐富，但作為文學作品，我有責任讓“這個人物”具有足夠的代表性和隱喻性，不如此，真的就對不起那些勇敢、高潔的人們；不如此，“這個人物”甚至不像那個時代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