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今事 長話短說(鐵揚)

　　那年我15歲，從被稱作革命搖籃的“華大”來到省會保定，正式進入文藝圈。我報到的單位是河北省文工團。這個新建單位是由原來的冀中、冀南、冀東幾個文藝團體合并而成，被安排在保定大紀家胡同一個老商號的下處內(nèi)。這個老商號的下處由幾個院子組成，院子套院子竟然容納了兩三百人的工作和居住。我被分配在一個院子的一間屋子內(nèi)，這屋子和當?shù)孛穹繘]什么兩樣，一明兩暗，方形窗欞的窗戶，屋內(nèi)還有一盤炕，炕上睡人，炕下“辦公”�？幌滤倪叢豢康財[著一張三屜桌，桌上散落著幾本書籍和雜志，雜志中有一本叫《文藝報》。這是《文藝報》的第一卷第一期：十六開本，淡黃色民間剪紙圖案做底的封面，左面豎排著三個紅色大字“文藝報”。同志們常坐在桌前翻看，我看到它時已被翻動得成了舊書。

　　我進入神秘的文藝圈，已經(jīng)是個“一不小心”，專業(yè)文藝圈之于我本來就是一個神秘王國。先前，我看過有出叫《白毛女》的歌劇，現(xiàn)在這些演“白毛女”的人就在你眼前，這位就是“喜兒”，那位就是“黃世仁”……在“華大”時，我們也演過一出小歌劇，劇本上印著作者和曲作者的名字，現(xiàn)在這兩個人就和你一同排隊打飯。那時我覺得能用鉛字印在書報上的人物都是大人物，原來我所在的神秘王國是如此地使人眼花繚亂。

　　我坐在辦公桌前翻看這本《文藝報》，原來這才是一個更高級的“王”的世界。這里用鉛字顯現(xiàn)的人物可不同于和我朝夕相處的那些喜兒、黃世仁們，他們是茅盾、胡風這樣的大人物。原來這些文藝大家、巨星也不再距我千里之外，他們的高論正直接引導著我去認識我所從事的事業(yè)——文藝，我也更“神圣”了。

　　后來在單位資料室翻看《文藝報》成了習慣，我從這里得知丁玲和周立波得了斯大林文學獎，巴金在朝鮮見到了彭德懷，常香玉為抗美援朝捐了一架飛機，蘇聯(lián)作家愛倫堡來了……借助這一本本雜志，你不僅可以“聽到”這些名人的“聲音”，了解他們的文藝主張，有時，你還可以借助照片看到他們的模樣：茅盾蓄著解放后已不多見的上髭，丁玲披著大花絲巾(俄羅斯的吧)燦爛地笑著，胡風是一位謝頂總顯得與眾不同的中年人，郭沫若、周揚、鄭振鐸、陳企霞、劉白羽、王朝聞……由于經(jīng)歷不同，各自的氣質(zhì)也不同。有時從中還可以了解到那些“不在位”但名聲更顯赫大家的足跡：齊白石、徐悲鴻、馬思聰、俞平伯、吳作人、歐陽予倩……有位叫馮法祀的油畫家后來竟成了我的油畫老師。

　　在我的印象中，那時的《文藝報》好像總處于政治運動的風頭浪尖，它的編輯部也在不停地更換“主官”，差不多兩年一換，有時一年。于是作為年輕文藝工作者的我們，似乎就在《文藝報》領(lǐng)導更換的同時也被卷入一場場運動的旋渦。那時由于自己的“政治、文藝”修養(yǎng)淺薄，常陷于運動的迷霧中。有兩位年輕作者剛對俞平伯“紅樓夢研究”提出質(zhì)疑，由此就引出了一場文藝整風。電影《武訓傳》《清宮秘史》受批判了，我們也必得坐在那張辦公桌前守著幾本《文藝報》做自我批判。你說你處于迷霧中，不行。你眼前不是有《文藝報》做引導嗎。于是你便找到了你那問題的根源。1951年中國文聯(lián)通過《文藝報》就向文藝工作者發(fā)出過通知，開宗明義指出“在文藝界整風運動期間，《文藝報》為指導這一運動的主要刊物”。

　　隨著文藝整風的深入，我也開始尋找自己的問題。慶祝新中國成立一周年時，領(lǐng)導分配我去畫作為游行用的毛主席巨幅畫像。當時，參與者共三人，工作開始后，我卻被分配去調(diào)顏色和只畫領(lǐng)袖的領(lǐng)子和扣子。我要求畫臉，主畫者請示領(lǐng)導后，領(lǐng)導不同意，說我不會帶著階級感情畫領(lǐng)袖，怕走了樣。我怏怏不樂地只畫了一個領(lǐng)子和兩個扣子，便表現(xiàn)出對領(lǐng)導的不滿。開會時有人提出了我的表現(xiàn)，我才開始認識我的問題，因為我出身成分高，階級感情不純，很容易把領(lǐng)袖畫走了樣，我做了檢討。

　　那時我做舞臺美術(shù)工作，有時幫助燈光組開燈，一次我開錯了燈，把紅光打在了“蔣介石”身上，蔣身上本應該打?qū)儆陉幚渖�調(diào)的藍光。那束紅光應屬于英雄和領(lǐng)袖的。這次的問題嚴重，于是我便自告奮勇地作為重點人供大家進行批判。開會時，一位同志信手從桌上拿起一本《文藝報》，拍打著說：“你也整天看《文藝報》……立場哪去了？”我虛心地接受著批判，以《文藝報》上的精神虛心接受著。

　　1955年至1960年，我是中央戲劇學院的本科生。在中戲的大資料室里翻看《文藝報》，仍然是我的習慣。這5年隨著我國政治生活的大起大落，《文藝報》對自己的把握也顯得慌忙不迭，時而歡騰雀躍，時而低沉忙亂，有時還會處于被動挨打的狀態(tài)。一時間，各派勢力的刀光劍影，也都可散見于《文藝報》上：丁玲、陳企霞倒了，馮雪峰、艾青倒了，丁玲、王實味、肖軍在延安時的老賬該清算了，胡風已是一只死老虎……有人雖然沒有倒，但也常處于搖搖欲墜的境地。誰主張要寫中間人物了，誰提出現(xiàn)實主義道路廣闊論……直到再后來對文藝作品更廣泛深入的清點，也像是開始于《文藝報》：從對電影《林家鋪子》的批判，到對《海瑞罷官》的大批判。自此《文藝報》像是一只斷了線的風箏消逝了。刊停人散12年吧。

　　在10年的政治動亂中，只在我遇到那些曾在《文藝報》上顯現(xiàn)過模樣的人時，也才想起當年的《文藝報》。1968年，我在五七干校遇到和我一起勞動的田間和梁斌。他二人抬著一只大筐，筐里是蓋房用的石灰。二人頭上都包著羊肚手巾，手巾上臉上都淌滿石灰。當時我們在為自己蓋房，我是個收磚收石灰的，他們是運石灰的�？吹剿麄兌�人蹣跚著來交石灰，不由得想起田間在《文藝報》上的豪言壯語，“讓風暴更大些”以及梁斌的“平地一聲雷”(《紅旗譜》語)。那些風聲和雷聲，此時就像飄浮在五七干校這個前不著村后不著店的曠野上空。

　　12年沒有見到《文藝報》，再見到它已是“文革”之后，那時我從干�；氐脚f時的省城保定。一次在天華市場閑逛，看到一個舊書攤上擺著一摞舊《文藝報》，大約有幾十本吧，我拿起一本看看，封面上有原書主的簽名，主人叫夏昊，名字以下還恭恭敬敬地落著名章。每本雜志不卷邊，不折角，保存完好。夏昊是誰，我很熟，先前在文工團做演員，是南方人，因為能寫，被調(diào)到省文聯(lián)的刊物做編輯。因為能寫，1957年大鳴大放時，寫了一篇叫《并非一切都是七級》的雜文。說的是有位劇團領(lǐng)導，級別雖屬文藝七級，但文藝水平實在不夠七級，且充滿指揮欲，還鬧出過不少笑話，比如把五線譜叫有線譜，把簡譜叫無線譜，在總結(jié)會上說：“我們的樂隊也有進步嘛，過去演奏用無線譜，現(xiàn)在用有線譜�！庇形谎輪T要演一位高層領(lǐng)導，去問這位團長到哪里去體驗生活，團長說：“就體驗我吧�！毕年坏碾s文內(nèi)容真實，這位團長也就是只讓我畫扣子的那位。但雜文的發(fā)表，使夏昊以污蔑黨對文藝的領(lǐng)導為罪名被定為極右派，下放勞改，很晚才摘帽回城。賣《文藝報》當然是他的生活所迫而為吧。我翻動著夏昊這摞珍藏的舊刊物，決定將它買回，但自己現(xiàn)錢不夠，便急忙騎自行車回家取錢，回來后攤主收攤了。后來幾次尋找，終未得見。我和舊《文藝報》的“交往”歷史，隨著這次的買書事件也就這樣結(jié)束了。

　　“文革”后復刊的新《文藝報》隨著新時期到來終于誕生了。

　　到書刊報亭買《文藝報》仍然是我的習慣，一次一不小心，我在一本《文藝報》中發(fā)現(xiàn)了鐵凝的名字，她的一個中篇小說獲獎了，那是1984年的事，這又是我和《文藝報》不尋常緣分的開始吧。之后隨著鐵凝的名字在《文藝報》上的出現(xiàn)，突然間我和《文藝報》的關(guān)系更直接起來，竟然見到編報的“真人”了。

　　那幾年，新時期的文學界格外熱鬧，讀者百姓們對作家們也格外看重，由此帶來的是出版和報刊業(yè)的大繁榮，一時間在家中接待找鐵凝約稿者竟成了我家庭生活的一部分。在接待事務中，我的任務有三項：接站、做飯、買燒雞：騎自行車去接站，讓客人坐在后車架上……許多客人都夸過我做飯的手藝(有位女編輯說我炒的洋白菜顏色漂亮的像“塑料”一般)�？腿穗x開時送只燒雞，也算是一片心意。在我們所處的城市保定，能拿出手的禮品大約也只有馬家老雞鋪的燒雞了。

　　一次吳泰昌來了，當時他是《文藝報》的副主編。接完站、吃完飯(那次還買了保定自產(chǎn)的散啤酒)去買燒雞。泰昌要和我一起逛保定，但走在街上，一不小心他把腳崴了，且崴得不輕�；鼐┖笏�打電話時還說：“鐵揚啊，腫得穿……穿不上鞋了�！碧┎�快人快語，性情隨和，說話稍有口吃。我們年齡相仿，相互都直呼其名，那次他的腳崴得不輕，許久才痊愈。

　　我自己在《文藝報》的“亮相”是1999年，那年是《文藝報》50周年華誕，報社編了一本大型紀念畫冊，其中要收錄一些與刊物有各種性質(zhì)聯(lián)系的人物。在一個欄目內(nèi)，我便作為“家屬”和鐵凝一同出現(xiàn)在本欄目內(nèi)�？吹阶约旱男蜗螅�感慨萬千，原來《文藝報》把我也當自家人了。

　　或許因了我和《文藝報》這些千絲萬縷的故事，在我所敬重的大型文學刊物中，《文藝報》在我腦海中始終是凸顯著的。2000年以后，作畫之余，我陸陸續(xù)續(xù)地寫了點散文，寄給誰呢，首先想到的還是《文藝報》。那時它開辟了一個“新作品”版。我把一篇叫《緬懷純潔》的散文作為投稿寄了出去，蹊蹺的是，很快欄目的主持人就打來了電話說：“鐵叔，散文收到了，我們準備用。”還夸了我那點文字。原來這位主持人不是別人，是馮秋子。她呀，我接過站，吃過我做的飯，好像也為她買過燒雞。那時她尚在作家出版社。自此我和《文藝報》的交往，又是一個新的開始，為我后來的寫作也帶來了勇氣。

　　后來馮秋子調(diào)走了，走后仍關(guān)心著我的寫作，以及我和《文藝報》關(guān)系的延續(xù)。于是我便又得到新的編輯、記者的呵護和關(guān)心，連我在美術(shù)界的活動也得到關(guān)注。很具專業(yè)的編輯、記者每次都義不容辭地出現(xiàn)在我的藝術(shù)活動中。接受贈寄報紙也一直在繼續(xù)，每每接到報紙，我都鄭重其事地翻看每個欄目的文字，說不定還能找到自己的名字。最近我在云南認識了普米族詩人魯若迪基，在路上急就了一篇《巧遇魯若迪基》的散文，寄給了《文藝報》。幾天后魯若迪基先看到報紙，打電話告訴我說，他看到了文章，還說高興地喝了三天三夜的酒，說了一些那篇文章的好話，就拐到了《文藝報》上，說：“《文藝報》那可是大報啊……”

　　大報《文藝報》風雨兼程走過了它的65個年頭，雖然它不再是指導什么運動的主要刊物，它“平民”了，親切了。圍繞文藝這個難以糾纏的現(xiàn)實，在這里你可以盡抒己見�？傆忻靼兹说恼嬷�灼見，使你的認識更接近于文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