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除以七,在生命的切割中,讓人容易看到人生的速度,體味到時間的重量。流水帶走光陰的故事,改變了一個人。
看罷英國導演邁克爾·艾普特先生的電視紀錄片《56UP》之后,心里不大平靜。這部紀錄片,拍攝了倫敦來自精英、中產和底層等不同社會人群的14名角色,自7歲開始,一直到56歲的生活之路。導演每隔7年拍攝一次,看他們的變化。7個7年之后,這些人56歲了,這么快就從童年,進入了老年。150分鐘的電視,演繹了人生大半,逝者如斯,真的讓人感喟。
我不想談論這部紀錄片所要表達的主旨。讓我感興趣的是,它選擇了將人生除以七的方式,來演繹并解讀。為什么不是別的數(shù)字,比如,五或六,而偏偏是七?不管有什么樣對數(shù)字特別膜拜的深意或禪意,乃至宗教的意義,七,可以是一個很好的選擇,讓我也來一回這樣的選擇,將自己的人生已經走過的歲月除以七,看看有什么樣的變化。
不從7歲而從5歲開始吧。因為,那一年,我的母親去世,我人生的記憶也就是從那時開始。記憶中那一年夏天,院子里的老槐樹,落滿一地槐花如雪,我穿著一雙新買的“白力士鞋”,算是為母親穿孝。母親長什么樣子,一點印象也沒有了,只記得,姐姐帶著我和兩歲的弟弟一起,到“勸業(yè)場”的照相館,照了一張全身合影,特意照上了“白力士鞋”,便獨自一人到內蒙古修鐵路去了。那一年,姐姐17歲。
7年之后,我12歲,讀小學五年級。第一次用節(jié)省下來的早點錢,買了我人生的第一本書,是本雜志《少年文藝》,一角七分錢。書中有我人生讀到的第一篇小說,是美國作家馬爾茲寫的《馬戲團來到了鎮(zhèn)上》。那是馬戲團第一次來到那座偏僻的小鎮(zhèn)。那兩個來自農村的小兄弟,沒有錢買入場券,幫助馬戲團把道具座椅搬進場地,換來了兩張入場券。坐在場地里,好不容易等到第一個節(jié)目,“小丑”剛出場,小哥兒倆累得睡著了。這個故事給我的印象那樣深刻,小說里的小哥兒倆,讓我想起了自己和弟弟,從此,也讓我迷上了文學。我開始偷偷寫我們小哥兒倆的故事。
19歲那一年春天,我高中畢業(yè),報考中央戲劇學院,初試、復試都通過,錄取通知書也收到了。隨后,文革開始了。大學之門被命運之手關閉,兩年后,我去了“北大荒”,把那張夾在印有“毛體”中央戲劇學院紅色大字的信封里的錄取通知書撕掉了。
26歲,我在北京郊區(qū)當一名中學老師。那時,我已經回到北京一年。是因為父親突然腦溢血去世,我才被迫退回京的。熬過了近一年待業(yè)的時間,才得到教師這個職位。和父親一樣,我也得了高血壓,醫(yī)生開了半天工作的假條。每天下午,我騎著自行車回家,寫我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取名叫《希望》。在那沒有希望的年頭,小說的名字“惡作劇”一樣,有一絲隱喻的色彩。
33歲,我“二進宮”,在中央戲劇學院讀二年級。那一年,我有了孩子,一歲。孩子出生的那一年,我在南京為《雨花》雜志修改我的報告文學,那將是我發(fā)表的第一篇報告文學。我從南京回到家的第二天,孩子呱呱墜地。
40歲,不惑之年。有意思的是,那一年,上海《文匯月刊》雜志封面要刊登我的照片,電報要求立刻找人拍照寄去。我下樓找同事借來一臺專業(yè)照相機,帶著兒子來到地壇公園,讓兒子幫我照了照片,勉強寄去用了。那時,兒子8歲,小手還拿不穩(wěn)相機,照片也有點晃晃悠悠的感覺。
47歲,我調到了《小說選刊》。從大學畢業(yè)之后,我從大學老師到《新體育》雜志當記者,幾經顛簸,終于來到中國作協(xié)這個向往已久的地方,以為是文學的殿堂。前輩作家艾蕪和葉圣陶的孩子,卻都勸我三思而行,說那里是“名利場”,是是非之地。
54歲,新世紀到來。我自己卻乏善可陳。兩年之后,兒子去美國讀書,先在威斯康辛大學讀碩士,后到芝加哥大學讀博士,都有獎學金,是他的驕傲,也是我的榮耀。
61歲,大年初二,突然的車禍,摔壞了脊椎,我躺在天壇醫(yī)院整整半年。家人朋友和同事都說是大難不死,必有后福。我相信他們說的,我相信命運。福禍相依,我想起在葉圣陶先生家中,曾經看過先生隸書寫的那副對聯(lián):得失塞翁馬,襟懷孺子牛。
68歲,正好是今年。此刻,我正在美國印第安納大學旁邊兒子的房子里小住,兩個孫子已經前赴后繼地出世,一個兩歲半,一個就要5歲,生命的輪回,讓我想起兒子的小時候,卻怎么也想不起自己的小時候是不是也是這個樣子。
人生除以七,竟然這么快,就將人生一本大書翻了過去!56UP》中有一個叫賈姬的女人說:盡管自己是一本不怎么好看的書,但是已經打開了,就得讀下去,讀著讀著,也就讀下去了。
人生除以七,在生命的切割中,讓人容易看到人生的速度,體味到時間的重量。流水帶走光陰的故事,改變了一個人。漫漫人生路,能夠有意識地“除以七”,聽聽自己、也聽聽光陰的腳步,看看自己、也看看歷史的軌跡,真是件有意思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