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恐匆匆說不盡——關于孫犁的來信(衛(wèi)建民)

　　我20歲之前，雖在農(nóng)村那樣的環(huán)境里讀過不少流行的長篇小說，但從未接觸過孫犁的作品，也不知道孫犁這位作家。我上的七年制中學，因是在“文革”后初創(chuàng)，學生連正式的課本也沒有，不可能從課堂上了解孫犁。語文老師給我們講文學，是在講臺上讀《山西日報》上的批判文章，那時正批判趙樹理小說《套不住的手》。

　　上世紀70年代末，我去武漢上大學，專業(yè)是經(jīng)濟，興趣卻在文學，曾買到一本談文學創(chuàng)作的小冊子，內(nèi)有孫犁談文學創(chuàng)作的一篇文章，風格獨特，語言粹美，沒有枯燥、空洞的理論。我從此記住了文學界有這樣一位老作家。

　　到北京工作后，正是文學復興的80年代。孫犁在《人民日報》開設“小說雜談”專欄，不定期發(fā)表簡短的文學札記，一共十余篇，是很精彩的文論。機關辦公室訂閱了一份《人民日報》，我讀完報紙，就將這些札記剪貼在一個筆記本上，還在每篇札記下寫讀后感，做自修的功課。從讀這些短小的文論開始，我購買、搜集孫犁的文學作品，真到了狂熱的地步。他的《鐵木前傳》，使我領略了孫犁風格的魅力。那年月，我工作的機關分來幾位學中文的大學生，個個會寫詩寫小說，目空一切。我則和他們談孫犁，談契訶夫、莫泊桑，自以為并不比驕傲的中文系學生懂得少。我也練習寫過幾篇短小說，更多的是學習寫散文，向幾家著名的報刊投稿。

　　1986年，我去天津，《散文》雜志的朋友說，去看看孫犁吧！我踟躕半天說，不要麻煩老人家吧。朋友熱情地說，去吧去吧，你那樣喜歡他的作品。于是，我跟著朋友去多倫道舊居，第一次見到了我仰慕的作家。孫犁知道我當編輯，贈我一本小冊子，書名《編輯筆記》。

　　返京以后，我寫了一篇《去見孫犁》，恭恭敬敬謄抄一份，寄給孫犁，請他審閱——因擔心有不妥當?shù)牡胤�。孫犁很快退我，用紅鉛筆在稿子上端寫了“看過”二字，還改正稿子中的三個錯別字。我將稿子寄給吳泰昌同志，他刊發(fā)在《散文世界》雜志上。有幾年，我見了泰昌同志就說起這件事。一個文學青年能在大刊物發(fā)表一篇作品，自以為就是天大的事，也是最有效的激勵。我有一位廈門大學中文系畢業(yè)的同事，在《安徽文學》發(fā)表一篇短篇小說，便自費郵購十幾冊，分贈大家——不從那個年代過來的人，不能理解那個年代的文學“發(fā)燒友”。

　　從此，我和孫犁開始了長達十幾年的交往和通信，直到老人家去世。

　　起先，孫犁寫信愛用明信片，偶爾也寫在手邊的稿箋上，并不專用一種信箋。后期的信，大多用毛筆寫在毛邊紙或宣紙上，而且越寫越長，數(shù)量也多起來，頻次密集。令人感動的是，郵政很負責任，從天津寄到北京的62封信，竟無一件丟失。

　　80年代，我過著兩地分居的生活。知道孫犁愛喝玉米面粥，每年秋收后，我就讓尚在老家工作的妻子找一點新玉米面，遠寄給孫犁。從來信中能看出，老人家收到這種土特產(chǎn)品，簡直是興高采烈。我年輕時偏激執(zhí)拗，機關的氣氛單調(diào)枯燥，加之是“單身”，工作之余，就沉潛在讀書、寫作中，走業(yè)余自修的道路。孫犁每次來信，在我都是內(nèi)心的一個節(jié)日，甚至是精神的支撐。一個文學青年有了傾訴心事的對象，又能聽到回應，現(xiàn)在想來是多么幸運！

　　當年，我給孫犁的復信，并沒有復印留底，以為都不存在了。前幾年，曉玲大姐(孫犁小女兒)整理老人遺物，發(fā)現(xiàn)幾封，送回給我；撫摸舊信，感慨不已！幾頁殘信，保留著我的熱血青春和探索文學的軌跡。從學習孫犁作品到進入研究階段，陳述自己對某篇作品的看法，對某個時代某個人物的認識，是我們之間后期通信的主要內(nèi)容。

　　孫犁作品數(shù)量不多。除了80年代初出版的五卷文集外，就是每年結(jié)集出版一本小冊子，共10冊，最后一冊名為《曲終集》，汪家明供職山東出版界，曾精心編為“劫后十種”。這些新作，我在結(jié)集前，大都已熟讀；有的精彩的文章、句子，讀一遍就記牢了。我練習寫作，完全是從孫犁作品里學習，并不好意思寫信求教。孫犁從學習傳統(tǒng)和創(chuàng)作實踐中，提煉總結(jié)出了自己的文學理論及寫作方法；他的書，就是文學青年的教科書。

　　在同時代的作家中，孫犁淡于人事，不熱衷于團體活動，謝絕一切會議的邀請和社會活動。他真做到了知行合一，嚴格遵守他的名言：“文人宜散不宜聚”�！吧⒕印痹隰[市陋巷里的作家，以傳統(tǒng)的書信方式，保持與外部世界的聯(lián)系。新中國成立不久，他因病賦閑，四處搜羅古籍圖書，曾有當藏書家的念頭。坐擁書城，在動蕩不安的社會里安放自己的存在，是這位老資格作家區(qū)別于他人的獨特活法。到了晚年，他閉門讀書，以書為友，開始寫讀書筆記。他給我的不少信，就是讀某種書的信息。讀者感興趣的，當然是他讀書筆記中的借題發(fā)揮，特別是對時弊的批評。他心中自有理想國和道德律，所以才荷戟獨彷徨，發(fā)現(xiàn)社會和文學界的不良現(xiàn)象便刺一槍，繼承著魯迅以來的文學傳統(tǒng)。我在人過中年后，已少讀當代文學作品，轉(zhuǎn)頭閱讀文史哲的基本讀物，自覺補課，培植根本。因此，孫犁在信中談到的書與人，我大多勉力談一點自己的認識，展開信中的討論。對我來說，這是讀書通信，學習通信。

　　從信中看到，孫犁曾托我在北京給他買過幾種書。書買到寄出后，他必定寄我書款，我覺得很好笑：幾元錢遠道寄來，我還得去郵局取，等于添麻煩，但老一輩人的觀念，你要讓他改變是很難的。他曾送過我?guī)追N包了書皮、寫有題跋的書，我由此擁有了孫犁式的“書衣文錄”樣本，成為我書房里的一道風景。

　　孫犁涉獵廣泛，不專研究一個領域，屬于有選擇地雜覽旁收。書中的精彩段落，他還抄在筆記本里，為的是便于檢索，加強記憶。史部，他讀的多是前四史；集部及雜著，他讀的比較多，也有興趣；儒釋道，讀的并不多，我想，這些中國文化的精髓，已綜合內(nèi)化為他的人格精神，外化為他的豐神。余英時說過，中國文化的一個特色，是能塑造優(yōu)美的人格。我在與孫犁十幾年的交往中，見證了這個論斷。文學界，沒有鄙吝之心、超塵絕俗的人物，孫犁是其中之一。

　　通信中的部分信件，有兩組是孫犁讓我抄錄，供報刊發(fā)表的；有的是他以《耕堂函稿》的總題目，自行發(fā)表的。有的還以專題性的，如“讀書通信”發(fā)表；書信是孫犁晚年寫作的一種文體。這次集中在《新文學史料》發(fā)表，為求資料完整，大部分未公開發(fā)表的和已發(fā)表的“傾篋而出”，在我是了結(jié)一項工作。不過，我原來的想法是，在每封信下寫一則“本事”，統(tǒng)為一冊有特色的小書，讓讀者更詳細地了解一位文學前輩與文學界外一個文學愛好者的心靈交往。因主編催稿，我只得先行抄錄一份，作簡單的注釋，在約定時間交給編輯部，為現(xiàn)代文學研究者提供一份資料，讓喜讀孫犁的朋友從這批信件里看到作家的一個側(cè)影。

　　如今是電腦時代，絕少有人用鋼筆、毛筆在紙上寫信了。有幾次，我給人寫信，竟然不知道現(xiàn)在該貼多少錢的郵票。我縱然保留寫信的老習慣，但述說心事的書函投向哪里呢？——“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為質(zhì)矣，吾無與言之矣�！蔽艺�理、發(fā)表這批書信，是對難忘的文學時代的留戀，也是向過去的沸騰生活告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