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的媒體與文化(李輝)(2)

　　沈從文先生與胡風同時在1982年恢復了文聯(lián)委員職務(wù)，我認識沈從文先生還是比較偶然的。當時我去采訪文聯(lián)的擴大會議，沈從文分在文化組，代表中國歷史博物館講話。他批評很多領(lǐng)導是門外漢，卻要對行內(nèi)的事情指手畫腳，他很不滿，所以就用很激烈的語氣說了“外行領(lǐng)導內(nèi)行”的意見。在文聯(lián)閉幕會上，我特意去找他，他當時與朱光潛先生坐在一起，兩人在互相交換著作，都是剛剛重新出版的，沈從文給朱光潛一本他重新出版的小說選集，朱光潛送給沈從文一本《美學書簡》。沈從文先生當時住崇文門，我經(jīng)常去看他。有一次去看他，就拍了這張照片。我去找沈從文先生時候，他那時已經(jīng)半身不遂，就拍了一張洗手的照片，他的夫人張兆和給他洗手，現(xiàn)在看仍然挺溫馨。

　　外國樂隊工體演出觀眾不知道呼應(yīng)

　　我要講的難忘碎片的第二部分，是在戲單上、節(jié)目單上看文化開放，我收集的80年代戲單，都是我自己當年看過的沒有扔掉的。這些年因為寫書、回憶，就把節(jié)目單重新找出來，這些節(jié)目單上的信息，當時很容易忽略，但恰恰是這些節(jié)目單，記載了研究者可能忽略的一些東西。

　　第一張名片是人藝演出的《吉慶有余》，農(nóng)村改革開放的喜劇片。一個很重要的細節(jié)是節(jié)目單背后有即將上演的兩個話劇的介紹，下面的叫《在守車上》，編劇高行健、劉會遠，導演林兆華。當時在《北京晚報》發(fā)表一個消息，說人藝敢拍四部反映現(xiàn)實生活的新戲。《在守車上》是最初的名字，后來改為《絕對信號》，還請林兆華先生簽名。那時節(jié)目單很簡單，一張紙，不像現(xiàn)在節(jié)目單特厚，一賣就幾十塊一百塊。我還有林兆華先生當時導演的另外幾個話劇節(jié)目單，比如《誰是強者》，還有高行健的話劇《野人》。

　　當時還上演了很多外國的話劇，八十年代初這些話劇是推動中國文化對外開放的動力，過去文化都是封閉的，觀念也比較陳舊，這些不同的話劇給人們帶來一些新的概念，比如《上帝的寵兒》后來不斷重演。最著名的是英若誠翻譯和主演的《推銷員之死》，是阿瑟·米勒的作品。由于這些外國戲劇的引進，中國話劇在八十年代產(chǎn)生幾個重要的代表作。一個是朱曉平先生導演的《桑樹坪紀事》，描寫一批知青在陜北的故事，整個話劇讓人看了心潮澎湃，激動人心。一個是《狗兒爺涅槃》，人藝的話劇，也非常精彩，描寫農(nóng)村生活。這兩個話劇不約而同寫到農(nóng)村生活，一個是知青的農(nóng)村生活，一個是本地農(nóng)村，反映出文革時期和文革前整個農(nóng)村的狀況。這兩個在八十年代應(yīng)該是非常好的話劇，都和外來文化有關(guān)系，讓導演有了一種開放式的導演手法，而不像過去那樣拘謹。

　　除了話劇節(jié)目單，還有音樂節(jié)目單，自從鄧麗君的歌曲走紅，李谷一出現(xiàn)，流行歌星出現(xiàn)，中國音樂真正進入流行音樂的概念，而這在過去是沒有的。其中最重要的一場就是1985年威猛樂隊在工人體育館的演出，搖滾概念隨著威猛樂隊進入北京，我們也才有一個很直接的感受。威猛樂隊當時在西方非常有影響，他們當時在工人體育館演出時，整個場館不知道有多么安靜，因為那時人們還不知道呼應(yīng)，沒有一個人跟著敲節(jié)奏，也沒有人喊。演出進行到一半，大概有五六個人，真是激動得不行了，就在場子邊上，開始跟著樂隊一起跳，一塊扭，有關(guān)人員就把他們給按住了，押出場地。這是北京的流行音樂或者說是中國流行音樂，第一場世界最頂尖的樂隊演出，后來再也沒有超過它。

　　整個八十年代看戲、看電影特別多，那時做文藝記者特別幸福，而且全是最好的頂尖演出，比如帕瓦羅蒂到人民大會堂演出，不斷返場，當時他年富力強，讓唱多少就唱多少，從頭到尾就一個人唱，非常high�？傮w來說，八十年代文化上的對外開放走得比較快。

　　1984年，意大利民歌音樂家文圖里尼在民族宮演出

　　這個節(jié)目單對我來說有特殊的個人紀念意義，1984年意大利的一個著名民歌音樂家文圖里尼在民族宮演出，當時正好有電臺的朋友一起，現(xiàn)場錄音，錄完以后復制了一個盤給我。我去看沈從文先生時，就送給他，沈從文先生家有一個錄音機可以放音樂。他非常喜歡這種鄉(xiāng)村的民間音樂，沈先生一邊聽一邊掉眼淚，他到晚年，只要一提到家鄉(xiāng)的戲，一提到湘西民歌或聽到民歌，都很激動。八十年代的舞臺演出是豐富多彩的，有流行的東西，也有民間純粹的音樂，還有很好的演出。

　　1987年，我從《北京晚報》調(diào)到《人民日報》，1988年《人民日報》文藝部舉辦新時期十年金曲榜評選，評選一定程度帶有對八十年代流行音樂的總結(jié)性質(zhì)，或者叫里程碑式的紀念性評比。目前來看，當時選的這些篇目和演員，都是當時在音樂上真正站得住的。隨著崔健的出現(xiàn)，《黃土高坡》等作品的出現(xiàn)，應(yīng)該說流行音樂在八十年代已經(jīng)成熟，而且和外來音樂融匯地已經(jīng)很不錯。這就是為九十年代以來中國音樂的發(fā)展，尤其是流行音樂的發(fā)展，起到非常大的推動作用。八十年代鋪墊了很好的基礎(chǔ)，才有了未來二十多年中國整個流行音樂和通俗音樂的長足發(fā)展。

　　承前啟后的老人：文革反思是永遠話題

　　我還要講一下那些承前啟后的老人，為什么要強調(diào)老人？這些老人在80年代做了很多事情，其中很多人都去世了，不大可能有人再想到他們，時間很殘酷，魯迅時代有多少風云人物，現(xiàn)在可能被知道就是魯迅、周作人，頂多有了《人間四月天》，大家又知道了徐志摩、林徽因。我當時有幸成為他們的編輯，約過他們的稿，采訪過他們，而且也確實覺得他們做了很多事，不能簡單就忘記了，我覺得有責任去寫他們的故事，他們在八十年代所做的事，這些事對未來的文化發(fā)展和創(chuàng)造起到很重要作用�，F(xiàn)在話題變化那么快，今天的熱話題，明天可能就Pass掉，何況要求三十年前的內(nèi)容還成為今天關(guān)注的話題，也不現(xiàn)實，對我來講，這是個人情感的一部分，是個人對歷史認知的一部分，所以不能忘記。

　　文革的反思當然是一個永遠的話題，反思文革不同知識分子有不同的文章寫法。蕭乾也寫過文章談歷史反思，他寫了一篇文章講1957年翻譯《安徒生童話》的翻譯家葉君健當時批判他，舉出的一些事都是不實之詞，蕭乾把文章在香港發(fā)出來，文章發(fā)表后巴金就寫信批評蕭乾，說現(xiàn)在要反思歷史，不能談自己的恩怨，眼光應(yīng)該放高一些，要談?wù)麄�歷史，談民族的東西，不要為這些小事浪費時光。后來蕭乾就改變了，再寫關(guān)于文革或歷史的文章，就不談個人之間的恩恩怨怨，而是談一些文化現(xiàn)象、歷史現(xiàn)象。80年代有一個很有名的作家叫戴厚英，寫過一本《人啊，人！》，后來受到批判，說她宣揚人道主義，當時蕭乾給她很大支持。

　　這兩年關(guān)于紅衛(wèi)兵的懺悔成為一個熱點，當年打過老師的人給老師道歉，包括陳毅的兒子陳小魯前不久也向老師道歉。這一話題在八十年代都是用“懺悔”，這是巴金的思路。巴金提出幾個概念，一是講真話；一是自我懺悔，文革發(fā)生每個人都有責任，從自己解剖自己；一是建立文革博物館。

　　前天于光遠先生去世，他八十年代寫了一些文章，后來我?guī)退�整理出版成書。他的故事都很生動，于光遠先生是一個很特別的人，他寫了很多自己的經(jīng)歷，但不是聲嘶力竭的揭露。我舉一個簡單例子，他曾任國家科委副主任，當時要開他的批斗會，他去參加，門口有守衛(wèi)，要憑票才能進場，他沒有票，他對門衛(wèi)說，“你要是不讓我進，你們今天這個會就開不了，因為我就是于光遠，我不進去你們怎么開啊”，最后門衛(wèi)只好把他放進去。他的文章中寫到很多這種有趣的事，我覺得最高明的就是用這樣一種喜劇色彩的東西來寫歷史，能夠把歷史的痛處寫出來，而不是簡單的控訴，也才能寫出歷史的另一面。后來十一屆三中全會他專門負責參與起草鄧小平的講話報告，包括提出經(jīng)濟改革的很多重要方針。于光遠是非常了不起的人物，前天去世，昨天上午我去吊唁，心情很沉重。

　　我再重點講一下冰心�，F(xiàn)在老師的待遇比過去高很多，現(xiàn)在大家更多的是談農(nóng)民工、社會底層生活狀況，談知識分子和教師的不多了。但是在80年代，教育待遇可是了不起的大話題。冰心是個教育家，一家人都從事教育，對教育一直很關(guān)心，她寫的最多文章都是為教育和知識分子辯護，呼吁提高他們的地位。其中的一篇就是1987年她寫的小說《萬般皆上品》，講當時一個副教授工資不如一個小販，因為當時正好不讓再談知識分子待遇低的問題，最后把一些肯定的話改成問號，把一些重要的句子刪掉，經(jīng)過一番交涉發(fā)表，發(fā)表以后，很多教育界的同志都提到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