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當我穿過西華門清涼的門洞進入宮殿,透過一片稀稀疏疏的樹林,就看到了武英殿。大明王朝被推翻以前,這座宮殿先后做過皇帝經常御臨的便殿、齋宮和皇后生日時接受命婦們朝賀的地方。明中期以后,這里經常出現一些宮廷畫師的身影,他們被稱為武英殿待詔。到了清代,這里又成為“皇家出版社”所在地,為宮廷編修和刊印書籍。如今,這座古老的宮殿成了北京故宮博物院的書畫館,陳列和展出院藏歷代書畫。朝代的紛爭早已塵埃落定,如同退去的潮水,留下一堆遺物。在消除了政治紛爭之后,它們珠璣閃亮,恢復了它們原本的含義。
在武英殿,我們終于有機會和那些歷久彌新的紙上藝術品謀面。它們曾經是皇帝們的“囚徒”,紫禁城是它們華麗的“監(jiān)獄”。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的歷代書畫,上起西晉,下至晚清,跨越17個世紀,是中國古代書畫珍品的大本營。一代代的皇帝在這些書畫上鈐下自己的鑒賞印跡,以此表明自己的占有權。宮廷藏畫上的皇帝印璽不斷疊加,最多的達到幾十方;实蹅兞粼跁嬌系蔫b賞符號,具有很強的“到此一游”的性質。如今,皇帝的面孔消失了,而這些藝術品卻依然生動。從物理的角度講,這些紙頁輕薄得不堪一擊,只因上面承載了古代藝術家們精神的偉大,紙張自身也偉大起來,仿佛擁有了穿越時光的能力。它們遠比龐貝古城的精美壁畫更加幸運,因為龐貝壁畫中表現的“世俗美意,千姿萬態(tài),最終不敵瞬間一劫,化為灰燼”。但更幸運的是我們,可以在時間的任意角落、在皇帝的控制之外,見證它們的存在。
這是故宮真正讓人動情之處,故宮的風花雪月、萬種風情,都寄托在上面,使這座生銹的帝王宮殿有了生命的氣息。故宮是死物,但那些書畫卻是活的,呼吸吐納,永不衰老,如丹納在《藝術哲學》中所說,“天才的作品,正如自然界的出品,便是最細小的部分也有生命”;宮殿是有限的,但它們卻是無限的,精神的無限性,無疑會放大物質的有限性,這才是我們迷戀故宮的根本所在。
在《永和九年的那場醉》中,我講述了那些古老紙頁穿越時光的頑強生長過程。即使到了當下,它們仍然沒有停止繁殖,像層層波浪,復制著自身,變成無限的極數。在陳丹青的畫室,我見過他以古畫冊頁為主題的油畫組畫,比如《八大山人重奏曲》、《文徵明與董其昌》。他說:在紐約,他的寫實畫路久已失去語境,直到重新打量故國的這些古畫,才重新恢復了自信,也重新找到了語言。他畫古人的畫,像韋斯特伍德,強調對藝術史的臨摹,許多系列于是滲入了繪畫經典的重新引用。陳丹青的那個系列因而成了名符其實的“畫中畫”,美術史映現在他的油畫里,又被寫入新的美術史。如同鏡子里的鏡子,衍生出無窮無盡的寓意。這剛好又驗證了故宮藏畫的波浪性質、它的無窮極數、它的生命力。
當我說到故宮,心里想的往往是北京故宮。實際上中國有三個故宮:北京故宮、臺北故宮和沈陽故宮。這三個故宮實際上是一體的,在物質層面上可以分割,但精神層面上卻水乳交融。它們出生于相同的母體,成長歷程也相互交織。鄭欣淼先生在擔任文化部副部長、北京故宮博物院院長時寫過一本專門比較兩岸故宮博物院文物藏品的學術專著《天府永藏》。在這部書中,他說:“北京故宮與臺北故宮法書繪畫的收藏,合起來超過15萬件(包括碑帖,其中北京故宮約14萬件多,臺北故宮近1萬件),可以說薈萃了中國法書墨跡及繪畫作品的精華,有相當多的名跡巨品,完整地反映了中國書法史、繪畫史的發(fā)展歷程,是中國古代書畫史不可分割的一個整體。兩岸故宮的書畫藏品互補性強、對應點多、聯(lián)系面廣,既各有千秋,又不可孤立存在。如臺北故宮王羲之《快雪時晴帖》與北京故宮王獻之《中秋帖》、王珣《伯遠帖》合為乾隆皇帝的‘三希’,特別是許多互有關聯(lián)的書畫分藏兩岸故宮,甚至臺北故宮有些文物如唐代懷素《自敘帖》等精美的原包裝盒留在北京故宮,珠櫝相分,令人感慨!边@是我之前在寫作《故宮的風花雪月》(東方出版社出版)一書時經常遇到的尷尬,比如寫唐伯虎的《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就需要涉及現藏北京故宮博物院的《王蜀宮妓圖》軸和藏在臺北故宮博物院的《陶榖贈詞圖》軸。它們在空間上很遠、在精神上很近。將它們放在一起,才能拼合出唐伯虎的精神版圖。
每逢面對那些久遠的墨跡,我都會怦然心動。除了感嘆古代藝術家的驚人技法,心里還會聯(lián)想到那些紙頁背后的故事,就像我每當看到沉落到飛檐上的夕陽,總會想起李煜的那首《烏夜啼》:“胭脂淚,相留醉,幾時重?自是人生長恨水長東”,浮現出那些在紫禁城出現過又消失掉的人與事。那些藝術品遠比朝代更加偉大,但它們畢竟是朝代的產物,身上糾纏著朝代的氣息,揮之不去。它們有孤立的價值,卻也是時間的肌體上切割下來的一個碎片,像一支吸水的根須,讓我想到養(yǎng)育它的肥田沃土?匆姇嫞覀円姷降牟恢皇菚,而是它們與時代的互動關系,它們是在經歷了層層的互動推演之后來到我們面前。倘若我們對歷史還保留著些許的好奇,我們完全可以從面前的一幅書畫開始,一步步地倒推回去,就像逆光的旅行,去尋找它們原初的形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