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經歷的幾次風波(王蒙)

http://www.lijiacheng616.cn 2013年10月17日09:32 來源：中華讀書報 王蒙

　　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

　　我在1956年4月，在我21歲半的時候，寫下了改變了我一生的《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是王蒙1956年4月創(chuàng)作的短篇小說的題目，在《人民文學》1956年9月號發(fā)表時改為《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

　　稿子在9月號的《人民文學》上登了出來，不是頭題，頭題是東北作家楊大群的《小礦工》。

　　先是聽到對號入座的工作部門同志對于小說的爆炸性反應：主要是“我們這兒并不是那樣呀”之類。其實這些人多是我的熟人、好友。接著由韋君宜、黃秋耘主編的《文藝學習》雜志，展開了對于《組》的討論。我收到這一期大規(guī)模討論的雜志的時候真是樂不可支。第一篇無保留地稱贊小說的文章題名《生活的激流在奔騰》。第二篇就是嚴厲批判的了。一篇批判指出：林震不是革命的闖將而是小資產階級狂熱分子。一批青年作家，劉紹棠、從維熙、邵燕祥也還有劉賓雁等都寫了文章贊揚這篇小說。

　　而一批我的共青團干部戰(zhàn)友，包括李友賓、戴宏森、王恩榮等著文批評之。王恩榮同志還是我的老同學，是我介紹他參加了地下黨的外圍組織。我從身份上說正好處于贊成的與反對的兩組人之間。然而我又是小說的作者，對小說負有不可轉移、不可推卸的責任。這本身也奇了。

　　看到作品引起這么大動靜，看到人們爭說《組》，看到行行整齊的鉛字里王蒙二字出現(xiàn)的頻率那么高，我得意洋洋。與此同時，我的《青春萬歲》修改稿已在中青社三審通過。也算一夜成名。正在籌備復刊的上�！段膮R報》駐京辦負責人浦熙修命工作人員、著名電影評論家梅朵先生找我約稿，《文匯報》要求自次年即1957年1月1日起全文連載《青春萬歲》。

　　1957年2月，《文匯報》突然(我的感覺是突然)發(fā)表李希凡的長文，對《組》進行了猛烈的批判，從政治上上綱，干脆把小說往敵對方面揭批，意在一棍斃命。我放不下自己的光榮歷史的包袱，我無法相信李希凡比我更革命，我無法接受李代表革命來揭批我。我很快給公認的文藝界的最高領導周揚同志寫了一封信，說明自己身份，求見求談求指示。

　　想不到的是很快我接到了回信，約我前往中宣部他住的孑民堂一談。顧名思義，孑民堂就是蔡元培(字孑民)住過的地方，是一個古色古香的中式大會客廳。此后，我在文化部上崗時在此辦過公，至今仍有時在此會見外賓。我與孑民堂確實有緣。

　　周揚開宗明義，告訴我小說毛主席看了，他不贊成把小說完全否定，不贊成李希凡的文章，尤其是李的文章談到北京沒有這樣的官僚主義的論斷。他說毛主席提倡的是兩點論，是保護性的批評等等，令我五內俱熱。

　　我聽了毛主席在中央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錄音。主席說，有個王蒙寫了一篇小說，什么什么，一些人準備對他圍剿，把他消滅。主席說，我也是言過其實。主席說，王蒙我不認識，也不是我的兒女親家，但是對他的批評我就不服。比如說北京沒有官僚主義。中央出過王明，說自己是百分之百的馬克思主義，百分之九十就不行？北京就沒有官僚主義？反官僚主義我就支持。王蒙有文才，有希望。主席又說，小說有缺點，正面人物寫得不好。對缺點要批評，一保護，二批評，不是一棍子打死。

　　主席說著說著找不著香煙了，便說“糧草沒有了”。據(jù)說是陸定一連忙給主席送去了煙。

　　如此這般，化險為夷，遇難成祥，我的感覺是如坐春風，如沐春雨。我同時告誡自己，不可輕浮，注意表現(xiàn)。

　　林默涵老師將他打算在《人民日報》上發(fā)表的《關于小說〈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的清樣給我，征求意見。這也是毛主席說過的，批評誰先送過去看一看嘛，可以批評也可以反批評嘛。

　　此時蕭殷應約正給《北京文藝》(現(xiàn)名《北京文學》)寫一篇關于《組》的文字，他約我交談。我告訴他林的文章的事，并告訴他，林文指出來的幾處寫得不妥的文字與小說結尾，都不是我的原作，而是《人民文學》雜志編輯部修改的結果。蕭殷非常重視這一情況，并強調此事必須說清，才是對黨負責的態(tài)度。我在給林默涵同志的回信中說及了此事。

　　文壇的深淺，其時我是一無所知。過了幾十年，我才知道更重要的背景，說是毛主席對于編輯擅改《組》稿事震怒了，他老說這樣改缺陰德。

　　有趣的是我當時對《人民文學》編輯部的意見遠比對《文匯報》小，我的發(fā)言中倒是有不點名地說《文匯報》的話。該報的承受力很強，我發(fā)完言恰好看到了梅朵與他的妻子姚芳藻。他們見我邊點頭邊笑，苦笑加傻笑，令你沒了脾氣。很快，浦熙修與梅朵登門拜訪，千說萬說一定要選載《青春萬歲》。也幸虧有這么一選載，否則，一切要等四分之一個世紀以后再說了。

　　三弄兩鬧，《組》的事不但化險為夷，而且變成了我的一件大幸事。當年“五四”，我被評為“北京市青年社會主義建設積極分子”。

　　成了“右派”(？)

　　1957年5月，在“鳴放”的關鍵時刻，我在工廠接到通知，說是市委將派車來接我去機關看一個文件。我等了幾個小時，又通知我不去了。

　　后來我明白了，這是我命運中的一個關鍵情節(jié)。毛主席在當年5月15日寫了《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提出了反右派的問題，批判修正主義的問題，給高級干部看，先在高級干部中做好從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的整風運動到反對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的指導思想的轉變。當時有一種說法，就是對于那些要重點保護的黨內外人士，可以提前給他們打招呼，給他們看這篇文章。我是怎樣從可能被重點保護，經過一個下午，最多兩個小時，改為不再保護了呢？詳情不是我所能知道的，是福是禍也不是我能說得清的。

　　1957年11月，領導通知，我回團市委參加運動。團市委領導對我直言，要解決我的“思想問題”。

　　這時全國的“反右運動”已經開展起來。一次我接到通知去團中央禮堂參加對劉紹棠的批判會。剛坐下，有人在背后拍我的肩膀，回頭一看正是劉紹棠，我不禁魂飛天外。會上另一位青年作家，熟人鄧友梅發(fā)言精彩，對劉的批判文情并茂，揭了劉也檢討了自己，還告誡了從維熙，語重心長。他的發(fā)言贏得了與會者的掌聲。主持會議的老革命老詩人公木(解放軍軍歌詞作者)做手勢制止了鼓掌，說是不要鼓掌了，鄧友梅業(yè)經所屬單位研究，乃是“右派分子”。大家目瞪口呆。離奇的是過了不久，傳來消息，公木老師公木領導也劃成“右派分子”了。

　　團市委當時抓出一個“右派”比發(fā)現(xiàn)一個蒼蠅還方便。負責我的“問題”的王靜中是抓運動的骨干之一。他戴一副小眼鏡，個子不高，很能分析問題。

　　我對于王靜中與他領導下的幾個人采取的是全面合作的態(tài)度。我相信組織的目的是教育我，批判從嚴，處理從寬。我相信王靜中等同志對我是與人為善，他們都很尊重我，很客氣，在批判最嚴厲的同時與我一個桌上吃飯，給我布菜，我相信他們真心相信對我是幫助是挽救是一片熱忱。我也相信自己確實需要認真清理一下，我確實偏于軟弱、過敏、多思，不夠無產階級。同樣，我也深知，想怎么樣對你，這是完全無法抗拒的，任何微小的抗拒，只能帶來更大的危難。

　　對我的批評都與文藝問題有關，王靜中表示他是懂文藝的，他也從藝術上批，如指出《組》中有哪些敗筆。

　　開了一天會，除我外共6個人，文明批判，有理有情。然后掛起，直到1958年5月，確定帽子。

　　……

　　1978年秋，更重大的事件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舉行。借著三中全會的東風，文學界毫不猶豫地進行了一系列平反。三中全會一閉幕，在新僑飯店，舉行了大規(guī)模的座談會，宣布為一大批曾被錯誤地批判否定過的所謂毒草作品平反，其中就有《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我得到通知，去開會和講話。我的發(fā)言低調，無非是說那篇作品并非敵對，不必那樣上綱上線。別人講了些什么我已完全忘記，但是許多多災多難的作品，一股腦兒一家伙就解了禁了。

　　宣傳的聲勢很大很大。據(jù)說第二天早晨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新聞和報紙摘要節(jié)目的頭條，就是一批文藝作品平反的消息，而《人民日報》的頭條標題中特別提到了《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的名字。

　　那時有那時的朝氣、勇氣、豪氣、熱氣，主持這一工作的不過是文聯(lián)與作協(xié)的籌備組，定了，就干，趕緊干，也就成了。

　　我沒聽到廣播，但是芳遠在烏魯木齊，聽到了，她激動地寫信來，說是中央已經向全世界宣布了對于王蒙作品的平反。好像只剩下了我自己，似信非信，仍然有點二乎。

　　1979年1月，我收到了人民文學出版社召集“部分中長篇小說作者座談會”的邀請，乘伊爾62飛機去的。住在友誼賓館。

　　更重要的卻是藉此次進京，我完成了大事。經過一些手續(xù)，由當時的團北京市委給我下了“改正”通知，1958年的事不算了，右派分子的噩夢無疾而終。還給我向新疆自治區(qū)黨委開出了黨員組織關系介紹信，時在我離開北京到達新疆15余年之后，時在我入黨30年之后。入黨10年后被逐。再度過了20年后，回來了。似乎不可思議，反而低頭無語。這可真是鍛煉��！

　　我回到北京，成了北京市文聯(lián)的“專業(yè)作家”。中國的“專業(yè)作家”與外文中的專業(yè)作家含義不同，恰恰相反，在外國，專業(yè)作家是指以寫作為職業(yè)，靠版稅生存的人，在中國，是指被“養(yǎng)起來”寫作的人。

　　當時北京文聯(lián)諸公對浩然的事意見不一。管樺，楊沫，都對浩印象很好，大多一般工作人員與司機也都喜歡浩。另外有幾位老作家，對別人在“文革”中挨整而浩一花獨秀，尤其是浩當“文革”頭目時的一次紅衛(wèi)兵批斗大會耿耿于懷�！皻w來”的我等(包括劉紹棠、鄧友梅、從維熙以及后來的葛翠琳、杲向真等)，都對浩然抱著善意。我等已經受夠了，不想看另一個作家品嘗被封殺凍結的滋味。

　　我早在1979年就明確宣示過，我愿尊重每一位師長，但是絕對不投靠；我愿團結每一位同行，但是絕對不拉攏。我愿意把這些個想法提交給廣大的讀者，提交給歷史。從個人經歷來說，新時期以來，在我回憶的這個時期，我是有所不為，有所不取，有所選擇的。

　　還有一件事我絕對不干。就是不與人搞口舌之爭。至今如此，有誤解，有歧義，有惡意，有胡說八道，我都是笑一笑。笑一笑是一寶，這是我的體會。我寧可再不寫一個字，寧可轉業(yè)賣糖葫蘆，決不陷入文人相輕的下賤圈子中去。

　　四次文代會

　　1979年10月30日，四次全國文代會開幕。我看到那些老文藝家，坐著輪椅，扶著雙拐，被人攙扶，口齒不清，驚魂乍定……都來了。老作家蕭三、樓適夷等到了臺上發(fā)言，說上一句“咱們又見面了……”，泣不成聲……仿佛“文革”中整死的文藝家的冤魂也出現(xiàn)在主席臺上啦。

　　大會上一些中青年作家激動興奮，眉飛色舞。有幾個人發(fā)言極為活躍尖銳，例如柯巖、白樺，還有劉賓雁的講話，全場轟動。他們本來不在文聯(lián)全委的候選名單上，但是由于言發(fā)得好，人氣旺，被增補到名單上了。

　　小平同志代表中央致詞祝賀。人們對他講的“文藝這種復雜的精神勞動，非常需要文藝家發(fā)揮個人的創(chuàng)造精神。寫什么和怎樣寫，只能由文藝家在藝術實踐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決。在這方面，不要橫加干涉”欣喜若狂，掌聲如雷。許多人記住的就是“不要橫加干涉”六個字。

　　但我的印象不盡相同。我是主席團成員，姓氏筆畫又少，坐在主席臺第一排，我近距離地感染到了也領會到了小平同志的莊嚴、正規(guī)、權威，他的決定一切指揮一切的神態(tài)、舉止和語氣。他是一個真正的指揮員，他牢牢地掌握著局勢和權力，他的姿態(tài)和論斷絕無令文人們想入非非之余地。

　　我希望保持適當?shù)那逍�，上海話叫做要拎得清，不可拎勿清。我的發(fā)言是低調的，我的講話角度是極“左”的一套離間了作家與黨。我必須在熱烈的情緒下立于不敗之地。

　　立刻有了反響，一些同行表示我講的令他們不滿足，聽了不甚過癮，我講得太軟，不痛快。從這個時候，我就常常受到善意的夾擊了，一些人說，他太“左”了，他已經被招安，站到官方那邊了。另一些人說，他其實右，而且更危險。

　　也可以說我成了一個樁子，力圖越過的各面的人，簡單而又片面的人都覺得我脫離了他們，妨礙了他們，變成了他們的前進腳步的羈絆，而且是維護了效勞了投奔了對方。有時候我會左右逢源，這是真的。更多時候我會遭到左右夾擊，這尤其是真的。這樣的樁子，客觀上有點像個界牌了。

　　34年已經過去了，回想起來除了大的社會變動的投影與有關政策的宣示以外，這樣的盛大隆重的文代作代會竟然沒有什么文藝的內容可資記憶。

　　說來歸齊，第四次文代會是一個標志，中國的文藝進入了新時期，聲嘶力竭，雷霆萬鈞，一切達于極致的“文革”，終于離開了我們，這應了物極必反的老話。不論具體情節(jié)上有多少倉促和不足、膚淺和幼稚，第四次文代會仍然算是一個轉折，它畢竟埋葬了“文化大革命”。

　　“現(xiàn)代派”風波

　　1982年夏，我作為列席人員出席了十二大。列席者不參與選舉，但是投完票開票唱票時叫我們進了大會堂，我在二樓上看到了候補委員中有王蒙的名字。

　　想不到的是，十二大后等著我的是關于“現(xiàn)代派”的風波。時在中國作協(xié)外聯(lián)部充任法語譯員的高行健先生寫了一本書：《現(xiàn)代小說技巧初探》，其實是一部通俗的小冊子，談到所謂西方現(xiàn)代小說里時間空間的處理，人稱的應用與轉換，心理描寫與意識流等。李陀、劉心武、馮驥才三人各寫了一封給高行健的信發(fā)表在《上海文學》上，表達對此書的興趣。我因上海的《小說界》催稿甚急，寫了一篇小文，介紹并稱許了高行健的書。

　　想不到的是這成了一件事，似乎是異己的現(xiàn)代派思潮向中國發(fā)起了襲擊。胡喬木更看重的則是于甘肅出版的一本《現(xiàn)代文藝思潮》，尤其是該雜志上發(fā)表了東北詩人徐敬亞的一篇文章，《崛起的詩群》，被認為是顛覆性的。

　　《文藝報》的一批骨干，面對現(xiàn)代派之說如臨大敵。

　　此次我國的現(xiàn)代派風波，帶有給剛剛當選中央候補委員的我的一個下馬威的色調�！段乃噲蟆返馁Y深副主編唐因等在一些場合還特別點出我的名字來。而另一位新歸來的副主編唐達成在一些場合——有的我在場——大批現(xiàn)代派，語焉不詳，含含糊糊，天知道他在講什么。

　　好在胡喬木對我是既忠告又保護。他肯定：“你走得不遠”，我想他看重的是我的作品的政治傾向特別是少共情結。我的“此致布禮”大大幫助了我在猛批現(xiàn)代派的風浪中矗立不倒。

　　但喬公在1983年春節(jié)期間接待我暢談，并親自給中南海的車隊打電話，要車去接我愛人到他家小坐，極大的友好情節(jié)一傳出去，《文藝報》的某些人長嘆一聲，領導對王的態(tài)度不一般啊！便只好放過了王某。信不信由你。

　　這里邊還有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上海。四篇小文章都發(fā)表在上海。后來夏衍寫了文章，巴金老也發(fā)表了看法，都不贊成那樣如臨大敵地批現(xiàn)代派。這使得一些不大不小的領導更加不安，似乎是上海在不聽招呼，不服管。

　　這里最鬧不明白的是馮牧同志，他是最最以愛護支持中青年作家自詡的，為什么一個現(xiàn)代派問題他激動成了那樣，說的話那樣帶情緒，不惜與那么多人特別是上海的同志決裂……

　　《文藝報》的同志也不順利，他們收獲的不是他們所需要的果實。后來，張光年同志與作協(xié)班子決定，《文藝報》改成報紙形式；馮牧改去編《中國作家》雜志；副主編唐因到文學講習所(后改名魯迅文學院)主持工作；編輯部主任劉錫誠到民間文學研究會；理論組組長李基凱則不久到美國探親，沒有再回來。我私下認為，這是該時的《文藝報》向周揚叫板的結果。

　　對這一年的批現(xiàn)代派，各種說法都有，如廣東作家們說此事是說戲內有戲，戲后有戲。葉君健先生則認為某些人意在否定中央對于王蒙的選拔。葉老是非黨人士，是安徒生專家，安的童話全集的譯者，對一些人事、政治問題竟也這樣敏感。我則干脆裝聾作啞，忙著寫我的小說。在北京，除了胡喬木的保護以外，也還有張光年、夏衍等一大批人的善意，更不要說定居上海的巴金主席啦。

　　四次作代會

　　1984年年底到1985年年初，開了一個跨年度的(第四次)作家代表大會，會上，我當選為中國作協(xié)常務副主席。說來話長，居然在新中國的歷史上有過這么一次作家代表大會，有說是鬧翻了天的，有說是多么好多么民主的，有的贊揚，有的憤恨。

　　……讓我先從曾任《文藝報》主編、《人民文學》主編、作協(xié)黨組書記的張光年老師說起。他是1913年生人，比我大21歲。當然，早在地下時期，在北京順城街北大四院禮堂，激昂慷慨地欣賞《黃河大合唱》的時候，我已知道了光未然(張光年筆名)的名字。

　　而自1983年我到中國作協(xié)工作，一直在他的領導之下。我感覺到他是一個十分重視參與和掌握領導權的干部，但詩人的激情并未泯滅。他不拒絕妥協(xié)與平衡，但是他自己的選擇鮮明堅定，他不怕得罪他的對立面。他的名言是：一個人活一輩子，連個人都沒有得罪過，太窩囊啦。

　　除張光年外，我也時而與中宣部賀敬之副部長有很好的交流，他對待領導工作十分認真，十分動情，十分較勁，他經常與我講到文藝界特別是作協(xié)的一些不良風氣和言論等，他嘆息自身的人微言輕。我則是笑瞇瞇地且聽且淡化柔化之。

　　包括我本人，對于提出精神污染問題，感到或有的壓力與惶惑，對于后來說不提了，則舒服得很，奔走相告，撫額相慶。提與不提，都是上頭說的，背后有什么玄機，沒有幾個文藝家明晰。四次作代會就是在這種減壓添彩的興奮中，開動了的。

　　開幕式上，宣讀各領導人賀詞賀信的時候，胡喬木的聲音受到冷落，周揚的名字轟動全場。有人發(fā)起了致周揚的慰問信，會場上懸掛著這樣的大信，許多人去簽名。我沒有簽。

　　會議的主題是創(chuàng)作自由，但創(chuàng)作自由不是喊出來的，它是一個逐步實踐、落實與拓展的過程。然而同行諸兄諸公是沒有人注意什么“充分珍惜與正確運用這樣一個來之不易的創(chuàng)作自由”的。認為文人同行能“充分珍惜與正確運用”的人，如果不是白癡，就是嬰兒。

　　四次作代會的結果是好幾個重要的作家詩人落選。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有丁玲、劉白羽、賀敬之、曹禺等，他們都是作協(xié)副主席的候選人，而且名字都印到了選票上，本應無疑問地選上的。曹禺的落選主要是因為他已經當選為劇協(xié)主席了。而其他幾個人的落選就與輿論、與各種竊竊私語有關。

　　反響之激烈可以想象。我還幻想做一些善后工作，委托一些人去看望落選的作家，打電話給一些人邀請他們參與作協(xié)的某些工作，例如評選茅盾文學獎的工作，都遭碰壁，無效果。

　　有一位領導很生動地形容這種文藝頭面人物的內斗：從上�！白舐�(lián)”時期就斗，到了延安，斗得更厲害了�？箲�(zhàn)勝利，解放戰(zhàn)爭勝利，建立新中國，仍然繼續(xù)斗。直到“文革”，全完蛋了，消停了些�！拔母铩币唤Y束，又斗起來……最后兩邊的人都逝世了，一看，兩邊的悼詞，并無不同，都是優(yōu)秀的文藝戰(zhàn)士，都是杰出貢獻，都是巨大損失，誰也沒比誰誰多斗出個一兩一錢來……

　　四次作代會上巴金得票最多，其次是張光年與劉賓雁得票數(shù)相同，由于電腦的排名(筆畫數(shù)相同時看是何種筆畫在先)，劉算是第二位。再往后是我還是陸文夫，記不清了。反正我與文夫相差票數(shù)很少�！度嗣袢請蟆饭�布了各人的票數(shù)，事態(tài)更加刺激。

　　各種說法沸沸揚揚。張光年還是硬氣的，他若無其事，靜觀其變。胡喬木給了我一篇文稿，要求《文藝報》以社論形式發(fā)表，論述創(chuàng)作自由的非絕對性，目的是為了糾作協(xié)“四大”的偏。

　　我拿著它找了張光年、唐達成等人研究，經過修改，磨得光潤了些，以《文藝報》“本報評論員”名義發(fā)表了。胡喬木表示對文章的修改很“佩服”，下令許多雜志轉載。

　　作協(xié)在1985年開過一次理事會，我便在會上講，文學的超前性與歧義性有可能引起社會的不安，對此要有充分的估計與正確的應對。我們的創(chuàng)作自由當然是憲法原則下的自由，是符合四項基本原則的自由。我們要的是維護而不是毀壞改革開放的大局。

　　1989之春

　　1989年春天我曾經與我的一個孩子長談了7個小時，那一年她處于激動狀態(tài)，她正上大學。我用汽車送她到了學校，我離開校門口200米等候于路邊的草地旁，怕停在校門口令人生疑。一個多小時后，她出來了，她已經說服了全班，第二天不參與任何過分的不適宜的街頭活動。

　　1989年5月，在一個特別的背景下，我訪問了法國、埃及、約旦，并于歸途在曼谷作短暫停留。

　　中途訪意，本來有一個節(jié)目是接受意方一個著名電視節(jié)目主持人的采訪，因為此次書市上，將會展出我的小說《活動變人形》的意譯本。但是由于情況的發(fā)展，該主持人最想采訪的話題已經不是王某人的小說，而是中國的政治局勢，我只好取消這次采訪，我不想輕談妄論。

　　經過了1989年的春夏，9月初我從煙臺養(yǎng)病歸來，正好趕上參加周揚的葬禮，并在葬禮上碰到外籍華人作家韓素音女士。韓素音趕緊拉上我照相，因為她來前受到英國友好人士的囑托，須要帶回證明王某無恙的材料。

　　同時新華社報道，李鵬總理在人大常委會上提出，為了尊重本人早已提出的專心從事文學創(chuàng)作與文藝評論(這是我1988年給中央的信件的原文，我所以一個說文學，一個說文藝，因為我的評論涉及的領域會比創(chuàng)作更廣)的意愿，免去王蒙的文化部長職務。

　　從1986年4月初，到1989年9月初，我擔任文化部主要領導三年零五個月。我得到了領導的關心與部里的工作人員的支持。我深蒙厚愛、錯愛，我力所能及地做了一些工作，努力起一些健康的作用。

　　1989年秋，在觀看朝鮮藝術團演出時我與許多領導見了面。習仲勛同志特別說：“你是如愿以償了！”

　　《王蒙八十自述》即將由   出版社出版發(fā)行，讀書報獨家摘發(fā)、披露書中部分精彩內容，以饗讀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