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與友誼的使者——紀念戈寶權先生百年誕辰(高莽)

本文作者繪戈寶權像

　　2013年是戈寶權先生誕辰100周年。北京、上海等地都為他舉行了隆重的紀念活動。

　　戈寶權在文學翻譯界是一個閃閃發(fā)光的名字。在中國與外國文化交流的歷史上，是一個永遠值得紀念的人物。

　　戈寶權和眾多知識分子一樣，在時代的潮流中，受過寵，挨過批，當過領導，也一度下放勞動改造，當過“五七戰(zhàn)士”。歲月沒能改變他的初衷，風雨只錘煉了他的意志。他堅持自己選定的路，不曾動搖，不曾轉(zhuǎn)向。在十年文革期間，他沒有說過違心的話、沒有辦過違心的事。很多人在那恐怖的歲月里銷毀了怕被作為“通修”的材料、書信、贈品。但戈寶權相信真理會最后勝利，他一件東西都沒有毀，待歷史去鑒定。如今，這些實物都成為最珍貴的檔案文件。

　　他是一個值得敬佩尊重的人。

　　初識先生

　　我今生認識了戈寶權先生，在他領導下工作，接受他的事務指導和思想熏陶，是極大的幸運。

　　是俄國文學使我認識了戈寶權先生。

　　1949年，戈寶權先生從北京路經(jīng)哈爾濱，準備前往蘇聯(lián)接管國民黨時期中國駐蘇聯(lián)大使館。他在哈爾濱停留期間，從報上看到有些人撰寫有關蘇聯(lián)文學藝術的文章和翻譯的蘇聯(lián)詩歌作品，便與有關單位聯(lián)系，要求和這些作者見見面談一談。

　　我接到了出席這次座談會的通知。

　　座談會的地址是哈爾濱市中蘇友好協(xié)會會議室。而我正是那里的工作人員。當時我是個剛剛從日寇奴化教育下解放出來的二十三歲的青年。那時的青年和今天的青年無法相比，在知識面上，在語言文字上，都受過敵偽的毒害。能和革命前輩們會晤，是夢寐以求而不得的事。豈能放過這個良好的機會？！

　　我早早來到了指定的地點，沒有想到戈寶權先生已在會場了。我悄悄地坐在墻角處，觀察戈寶權先生。他有時坐下來寫字，有時站起來踱步，在思索。漸漸地他有些著急了，不時地看手表。他當時的穿戴和廣大革命干部不一樣。大家穿的是藍色干部服，而他身上是一套西裝。梳理整齊的黑發(fā)，帶著一副近視鏡。過了一段時間，發(fā)現(xiàn)還沒有人來，大概以為我是服務人員，便問道：“哈爾濱人怎么這么不遵守時間，已經(jīng)過了十幾分鐘了……”他的話聲音不高，但有些埋怨。他濃重的蘇北口音使我聽起來有些費力。我問其他幾位被邀請的人還有誰。他看著筆記本念出幾個名字。天��！我簡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因為那幾個名字都是我使用的筆名。我怯怯地說：“您說的人都到齊了，那些名字都是我的筆名……”他愣了一下，仔細地打量了我。我心一下子涼了半截，不知是答得不得體，還是攪亂了座談會。他沉默了半晌，經(jīng)過一番思索后，說：“就開一個兩個人的座談會吧！”

　　事情過去六十多年了，細節(jié)已經(jīng)記不清楚，只記得他問我在哪兒學的俄文，對俄蘇文學有什么看法等。我支支吾吾地不知道說了些什么。最后我說：“我喜歡俄羅斯文學，也喜歡現(xiàn)在的蘇聯(lián)文學，還翻譯了俄文作品……”然后說出憋在心里的話：“但不喜歡當翻譯……”

　　“翻譯”——當時在我腦子里是個貶義詞，因為日本統(tǒng)治時期，給日本人當翻譯的都是走狗。我很討厭“翻譯”二字。

　　戈寶權想了一下，然后斬釘截鐵地說：“看你翻譯什么東西，看你是為什么人做翻譯�！币痪湓挘�使我一下子醒悟過來，長期的思想疙瘩瞬間解開，對“翻譯”突然有了新的理解。

　　我原來有一個筆名，即“何焉”——為什么干這一行的意思，即我愛翻譯又不愿意當翻譯。從此這個筆名被我拋棄，新選了一個“烏蘭漢”即“紅色的中國人”。隨著年齡的增長和翻譯的深入，越感到翻譯的艱辛。多少年后趁漢字改簡體字時，我沒有把“漢”改成“漢”，而是改成“汗”，即翻譯要流汗。

　　這是我初識戈寶權先生。是他教我如何正確地對待“翻譯”事業(yè)。

　　認真聽，認真譯

　　1954年，我作為口頭譯員隨中蘇友好協(xié)會學習團前往蘇聯(lián)。

　　我在國內(nèi)雖然也為當?shù)仡I導擔任過口頭翻譯，但那畢竟是幫助很少的幾個人，做語言上的溝通工作。

　　這次是去國外，去蘇聯(lián)，去俄語的故鄉(xiāng)做翻譯，其壓力之大可想而知。

　　我們那時候去蘇聯(lián)乘的是火車，經(jīng)滿洲里、西伯利亞，火車行駛八天八夜，到了莫斯科。沒有想到站臺上會集聚那么多歡迎的群眾，還設置了講臺，有人獻花，團長上臺致辭，我作口譯。這是我第一次在如此隆重的情況下?lián)�任口譯，記得上臺后，膝蓋都在發(fā)抖。我在歡迎的群眾中看見了戈寶權先生，他是作為我國駐蘇大使館的參贊來歡迎代表團的。我忐忑不安，很怕自己翻砸了。

　　戈寶權可能看出我很膽怯，貼近我，鼓勵我：“不要怕，認真地聽，認真地譯。有問題我會幫你。”他的話那么認真，又那么親切，完全沒有領導的架子，使我的心立刻有了著落。我每譯一段都偷偷看他一眼。他用眼神、手勢為我打氣，鼓勵我不能馬虎，注意聽致辭人的話——這是他給我上的翻譯第二課。他像是老師，即體貼又嚴厲。

　　后來在多次座談會上都看到了他的身影，那時，我想，倘若今后能在這樣的領導下工作，該多么愜意！

　　沒想到過了一年，我的夢想竟成了現(xiàn)實。我從(沈陽)東北中蘇友好協(xié)會被調(diào)到(北京)中蘇友好總會。戈寶權先生是友協(xié)的副秘書長，我被分配到聯(lián)絡部工作，直屬他的領導。

　　他樂于助人的作風，實在令人欽佩。

　　文化和友誼的使者

　　戈寶權先生自幼勤奮好學，從青年時期起就熱衷于外語。他學世界語，英語、法語和日語。他愛上了法國文學，年紀輕輕的時候就從日文轉(zhuǎn)譯過愛爾蘭詩人葉芝的訪問記。

　　1932年“一·二八”戰(zhàn)爭爆發(fā)后，在他叔父著名的愛國新聞工作者戈公振鼓勵下，開始學習俄語。

　　1935年22歲的戈寶權作為《大公報》的記者隨梅蘭芳劇團前往蘇聯(lián)。在蘇聯(lián)當了三年記者，開始鉆研俄羅斯文學與蘇聯(lián)文學。從此注意中國文化與外國文化交流的情況，并寫下許多有關的文章。

　　他研究過魯迅、郭沫若、茅盾與外國文學的關系。他的專著有《魯迅在世界文學上的地位》、《〈阿Q正傳〉在國外》等。他研究魯迅與外國文學家(如蘇聯(lián)盲詩人愛羅先珂、美國記者史沫特萊、捷克翻譯家普實克、日本增田涉、內(nèi)山完造和青木正兒等)的關系。他撰寫了《郭沫若與外國文學》、《茅盾對世界文學所作的重大貢獻》等。

　　早在1940年代戈寶權即編譯出版了《普希金文集》、《高爾基年刊》和《俄國大戲劇家奧斯特羅夫斯基研究》，繼而又翻譯了俄國其他作家作品，以及東南歐、中歐、和亞非拉作品。

　　1957年，戈寶權調(diào)我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和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的研究員以后，在翻譯外國文學作品同時，繼續(xù)研究中外文學交流史和中國文學翻譯文學史。他是這一領域的帶頭人和開拓者。著有：《“五四”運動前后俄國文學在中國》、《“五四”運動以后外國文學在中國》、《普希金和中國》、《岡察洛夫和中國》、《屠格涅夫和中國》、《契訶夫和中國》、《高爾基和中國》、《馬雅可夫斯基和中國》等。

　　新中國成立以后，戈寶權多次出國訪問，其中次數(shù)最多的是蘇聯(lián)。他走遍了蘇聯(lián)十四個加盟共和國，還訪問了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保加利亞、阿爾巴尼亞等國。他把自己的研究范圍擴大到東南歐國家的文學。翻譯了波蘭的密茨凱維奇、捷克的聶姆曹娃、匈牙利的裴多菲、羅馬尼亞的愛明內(nèi)斯庫、南斯拉夫的卡拉吉奇、阿爾巴尼亞的恰佑比等詩人和作家的作品。

　　隨著對亞非拉美各國發(fā)展的關注，戈寶權又翻譯了智利的聶魯達、土耳其的希克梅特，直到非洲的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的文學作品。

　　1958年10月戈寶權出席了蘇聯(lián)塔什干(烏茲別克斯坦)舉行的第二屆亞非作家會議。他對世界文學的研究和知識，對代表團的領導幫助很大。

　　“文革”十年他和外國文學研究所全體人員一起下放到河南息縣“五七干�！�，從事政治運動，抓“五一六”，進行勞動改造。戈寶權先生曾一度當了郵遞員，每天不管天氣如何，刮風下雨都要步行幾十里路到縣城去取送郵件。

　　當時軍宣隊宣布外國文學是“封資修”的東西，屬于閱讀“禁區(qū)”。戈寶權便認真研究馬列著作中引用的文學典故。他擠時間，利用一切機會，充實自己的學識。后來出版了《〈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中的希臘羅馬神話典故》。

　　“文革”以后，改革開放伊始，戈寶權——這一稀有人才——不斷接到國外邀請，多次出國訪問。

　　1981年3月赴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參加“魯迅及其遺產(chǎn)”國際學會討論會。同年9月應香港中文大學邀請，在中文大學講學。

　　1984年11月應法國對外關系部和巴黎第八大學邀請，到法國訪問和講學，先后在巴黎第四大學、第七大學、蘭斯大學和尼斯等地作了講話和交流。他三次會晤幾十年前相識的老友羅曼·羅蘭的夫人。

　　1986年12月到1987年2月應邀訪問了烏克蘭、白俄羅斯、亞美尼亞、阿塞拜疆、格魯吉亞、愛沙尼亞等蘇聯(lián)加盟共和國和達吉斯坦等自治共和國，同蘇聯(lián)各民族作家會見，加深彼此文化交流。在達吉斯坦還到著名女詩人阿利耶娃家中作客，重述友誼之情。

　　1987年2月應丹麥外交部和教育部邀請，前往哥本哈根大學和奧爾胡斯大學講演。同年3月應意大利葛蘭西學院邀請，前往羅馬訪問和講學。5月底，又前往美國康涅狄格州衛(wèi)斯理大學、紐約哥倫比亞大學、華盛頓和舊金山等地訪問。7月應東京大學和東京女子大學邀請，前往日本訪問和講學。訪問了東京、仙臺、橫濱、京都、奈良、大阪等市，同當?shù)卮髮W教授魯迅研究會學者會面。戈寶權闡述了魯迅先生與日本的關系，和他本人對日本的淵博知識。

　　1988年6月訪問了摩爾達維亞加盟共和國。在那里不僅會見了老友也有了新交。

　　1989年3月應斯洛伐克科學院的邀請，出席了在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夫為紀念我國“五四”運動七十周年舉行的國際漢學家會議，作了《“五四”運動前后俄羅斯古典文學對中國新文學的影響》的發(fā)言。會后拜訪了在我國影響深遠的《絞刑架下的報告》一書的作者伏契克的遺孀。之后，應邀訪問了奧地利、匈牙利、捷克等國家。

　　1989年4月中下旬訪問了北高加索各自治共和國和中亞土庫曼加盟共和國。

　　1991年1月參加香港翻譯學會成立二十周年紀念活動及亞太地區(qū)翻譯會議，在會上作了《香港和澳門在中國近代翻譯史上所起的作用和地位》的發(fā)言。同年11月初訪問了新加坡。

　　1992年5月戈寶權訪問美國并探親。12月31日戈寶權因病回國，住進北京天壇腦科醫(yī)院。1996年轉(zhuǎn)到南京家中養(yǎng)病。

　　2000年5月15日病故于南京。

　　戈寶權先生的逝世使我失去了一位學術與生活的導師。然而他的譯文與研究成果，會永遠對我起啟迪作用：做事要認真、要堅持、要不斷擴大研究領域，要實事求是。

　　戈寶權不愧為“文化和友誼的使者”(江澤民題詞)，他對中外文化交流的貢獻將永垂青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