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清明上河圖(夏商)

《東岸紀事》上下卷 夏商 著 上海文藝出版社 2013年1月

　　小時候，母親務農(nóng)，父親當海員，常年在外。我住滬西武寧路祖母家，九歲回到浦東川沙縣那個叫周家弄的自然村上學，母校叫六北小學，然后在浦東中學念到初二上半學期輟學，南浦大橋動遷，被征地進工廠，戶口農(nóng)轉(zhuǎn)非，期間開始學寫小說，再從工廠辭職，自謀稻粱，直到33歲定居浦西。

　　期間的20多年，看著浦東從鄉(xiāng)村蛻變?yōu)槌鞘�，農(nóng)田被掩蓋，鄉(xiāng)音被掩蓋，風土人情被掩蓋，隨著浦江東岸的簇新崛起，遙遠的青少年記憶反倒越來越清晰，為故鄉(xiāng)寫傳的念頭也越來越強烈。

　　2003年秋天，長篇小說《乞兒流浪記》畫上句號。下一部寫什么？腦海里一個聲音提醒我，是寫浦東的時候了。于是開始采風，搜集資料，2005年春節(jié)正式動筆，特地買了尼康相機，跑遍六里鄉(xiāng)，去尋找上世紀遺留下來的陳舊角落，當時尚存不少破房老樹，待6年后完成初稿，再去故地，照片上的風景已消失殆盡。

　　之所以將拍攝地放在六里，源于故事的發(fā)生地在此。浦東幅員廣袤，不可能寫盡全貌，截取自身熟悉的一隅，以點覆面，讓我心中那些“真實人物”在這郵票大的舞臺上復活。

　　我寫小說習慣先有個標題，很快定下《東岸紀事》。因為寫的是熟悉的人與事，開篇很順利，寫了十多萬字，卻自生疑竇，停下筆來。問題出在對話上，這是南方小說家先天吃虧處。寫地方色彩濃郁的小說，很難規(guī)避方言。上海話屬吳儂語系，用漢字很難精確表述，從全國語境看，除了“阿拉”、“作”等少數(shù)幾個單詞，外省人看書面滬語如讀天書。

　　《東岸紀事》最初的對話中，幾乎全部用滬語來推進，包含了非常多的俚語和切口，這當然產(chǎn)生閱讀障礙，迫使我反思如何平衡方言與母語間的敘事。保持故鄉(xiāng)的原汁原味是否意味著一定要保持方言的絕對純正？答案顯然不是。折衷的方式一直存在，用少量方言或俚語渲染意境，既保持原鄉(xiāng)的味道，也不至于讀者因晦澀而放下文本。借此規(guī)范了一些滬語，如“面熟目生”，其本意是“似曾相識”，既保留了上海話的發(fā)音，外省人也能看懂。

　　解決了方言問題，故事便順順當當寫下來了。我經(jīng)常說，小說本就存在，小說家只是將它找了回來。大約在起首的五分之一，抑或六分之一，作者開天辟地，捏土造人。待故事走上正道，只須循著情節(jié)自身的規(guī)律推進即可，中間若出現(xiàn)岔途，便是脈絡不清，或邏輯出了問題，須折回，按合理的路徑再謀劃布局。人物的命運亦如此，故事盡可離奇，但須在情節(jié)的約束范疇內(nèi)。小說是用文字圓謊，從第一個謊言開始，步步驚心，一個細節(jié)出錯，再難自圓其說。

　　寫這本書的一個收獲是，我對世事細節(jié)的迷戀得以充分暴露。須知，小說家猶如說書先生，我是多么喜歡絮叨，喜歡多余的廢話，喜歡龐雜的意味深長。小說的魅力正來自于那些看似無關緊要的東拉西扯，整個敘事如同密織的溪澗，最后歸于瀑布的縱身一躍。

　　另一個重要的啟示是，我更深地領悟到迎難而上的重要性，再也不會遇上壁壘而繞開。小說中有些留白是文本需要，有些留白則是作者的無能。后一種現(xiàn)象往往源自知識準備不足，又不愿補習功課。雖然在實際操作中，可以用技術(shù)將漏洞虛掉，故事大致也能成立，但這種權(quán)宜必然使作品跛足。我甚至認為，在交付一個故事之余，讓讀者增加一些額外的知識，是多么有意義的事情。

　　《東岸紀事》試圖寫成浦東的清明上河圖，所有地名都是真實的，穿插其間的重大歷史事件也是真實的，當然，故事與人物是虛構(gòu)的，完稿的篇幅比預期大一些，也許是因為我對這片土地有太多的話要講。故事講完了，生活還在繼續(xù)，而那個記憶中的老浦東永遠從現(xiàn)實世界中隱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