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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他一些城市相比,成都一個特別之處,便是它和詩的關系格外特別,不僅僅因為那里有杜甫的草堂。說其是座“詩城”,是有傳統(tǒng)來歷的。
曾經(jīng)聽到這樣一則民間傳說,明朝新都狀元郎楊升庵,少年即是天才,七歲那一年,碰到一位縣太爺來訪,縣太爺想考考這個神童,身邊的一棵古樹枝上,正晾曬著衣服,便指著古樹隨口說了一句上聯(lián):千年古樹為衣架。沒有想到,小小年紀的楊升庵脫口說出了下聯(lián):萬里長江作澡盆?芍^巧對,且有些氣勢不俗。
還曾聽到現(xiàn)代作家流沙河先生一則傳說,他和友人在大慈寺喝茶,聽說陳水扁因買官貪污被判刑17年半,隨口說出一副對聯(lián):獄中陳水扁,樓下賴湯圓。老成都人都知道,賴湯圓老店原在總府街上,賣湯圓的在樓下,煮湯圓的在樓上,煮好了端到樓下,所以說是:樓下賴湯圓。其中,不僅“獄中”對“樓下”對得好,“水”對“湯”,“扁”對“圓”,更是工穩(wěn)而絕妙,而“賴”對“陳”字,則別含一番譏諷之味,因為“賴”既有“老賴”又有“不咋樣”之意。
當然,楊升庵和流沙河本身就是詩人。如此巧對、妙對,不足為奇。成都古今曾經(jīng)出過的詩人很多,歷代來過成都的詩人更是無數(shù),他們的詩寫得或聯(lián)對得再漂亮,并不足以說明成都就是一個“詩城”。
能夠證明成都是一座“詩城”的,是詩對這座城市的影響,以及詩如水一樣,在這座城市蔓延的滋潤和普及。
上世紀的三四十年代,在成都最為大眾化的茶館,曾經(jīng)有百姓自發(fā)的寫詩的熱情,有好事者將自己寫好的詩拿到茶館里張貼,第二天,再去一看,應對者已經(jīng)如云,和詩者,在茶館里彼此打擂臺,茶客們,則在觀看中肆意地評點優(yōu)劣。詩讓人們自得其樂,再沒有哪里可以找到如成都茶館里這樣對詩的熱鬧場景了,想象那勁頭趕得上《紅樓夢》“大觀園”里的“賽詩會”吧。
還曾經(jīng)讀到過這樣一則故事,抗戰(zhàn)期間在成都半邊街魏家祠堂對面開有一家飯館,戰(zhàn)爭期間經(jīng)濟拮據(jù),怕人吃飯不給錢或賒賬;飯前先要錢呢,又覺得不大好,既怕得罪人,又怕傷自己的面子。店家便寫下一首詩,貼在墻上:“進門好似韓信,出門賽過蘇秦,賒賬桃園結義,要賬三請孔明!本渚溆玫,又通俗好懂,眾人皆會意而笑,皆大歡喜。在成都,詩不止于詩家之間風雅的唱和,還很實在,很實用,又有幾分居家過日子的恬淡和狡黠,以及艱辛日子里的苦中作樂。
還曾經(jīng)聽說過這樣一則民間小詩,作者不詳,但在成都流行,說的也是成都的事與人,其中頭兩句是:明皇無宮,薛濤有井。說的是唐玄宗流亡成都,落魄得沒有了自己的皇宮,但同在唐朝的薛濤,卻有自己的美景和美名而流芳千古,與世長存。對歷史的調(diào)侃與褒貶,盡在簡短的詩句之中,體現(xiàn)了成都人的智慧與幽默。
在成都圖書館查閱資料時,在書架上翻到一本不起眼的小書,是一位叫何韞若的退休老人寫的一本《錦城舊事竹枝詞》。老先生沉潛多年,集腋成裘,百余首竹枝詞,遍寫成都民俗民風,不僅有史筆鉤沉流年往事,又有詩心抒寫懷舊之情,是一本難得的成都民俗歷史的民間紀事。
或許,上述的一切并不足以令人完全信服成都就一定是座“詩城”。再舉一例,過去的年代里,乞丐的生活顛沛流離,特別是到了深秋和冬天,冷風刺骨,更是饑寒交迫。夜晚,店鋪打烊后,會把剩余的炭火倒在街上,乞丐這時候會一擁而上,抱著那殘火取暖。老成都人稱之為“烘籠”。曾看過乞丐寫下“烘籠”的一首詩:“煙籠向曉迎殘月,破碗臨風唱晚秋。兩足踏翻塵世路,一盅喝盡古今愁!
1913年,成都慈善人士曾經(jīng)在北門一破廟舊址上搭建一排瓦屋,專門供乞丐在寒冬時有個避風的地方,并取了個典雅的名字,為“棲流所”。沒過多久,便被乞丐在門上貼了一副對聯(lián):“是士紳工商之友,與魑魅魍魎為鄰!甭(lián)對得工穩(wěn)又俏皮得很,一點不亞于楊升庵和流沙河。
一座平民化的城市,才能夠?qū)⒃姀母哐诺牡钐蒙侠聛,讓詩和自己平起平坐。一座有詩的傳統(tǒng)的城市,才可以使得乞丐都能夠擁有詩的才華,讓詩真的走進民間,有了煙火氣,處處花開一般,都可以綻放出詩來。
清末有這樣一首竹枝詞:“石馬巷中存石馬,青羊?qū)m里有青羊,青羊?qū)m里休題句,隔壁詩人舊草堂。”這里所說的,便是處處有詩,處處有詩人,就在隔壁呢。
成都詩的傳統(tǒng),要得益于杜甫和他的草堂。如果當年杜甫沒有來成都,而是在別的地方蓋了一間草堂,那也許就另當別論了,就像蒲公英的種子,飛落在哪里,哪里就生根發(fā)芽。詩的傳統(tǒng),其實就是一種文化的底蘊。它靠的不是一朝一夕,而是長久歲月的積淀和打磨,才化為了這座城市的血脈和基因。
記得同為詩人的馮至先生曾經(jīng)說過一段話:“人們提到杜甫時盡可以忽略了杜甫的生地和死地,卻總忘不了成都的草堂!边@實在是成都的福氣。成都人便也格外珍惜這一福分,將杜甫當做自己的詩神,把草堂當成詩的殿堂,每年“人日”,即正月初七這一天,都要到草堂里祭拜,已經(jīng)成為了由來已久的傳統(tǒng),成為成都人的慶典節(jié)日。如今,草堂的杜公祠前還懸掛著何紹基題寫的楹聯(lián):“錦水春風公占卻,草堂人日我歸來”。每年“人日”時分,成都人更格外在意,來草堂的人會更多。詩的傳統(tǒng)在一座城市走過了一千多年,這座城市又該是一種什么樣的成色?
安史之亂后,杜甫攜帶自己的稚子,從甘肅的同谷步行了一個多月,才走到了成都,投奔到當時任劍南節(jié)度使的朋友嚴武門下。但不多日后,杜甫堅持搬出條件優(yōu)越的嚴府,而居于簡陋的寺院之中。日后,在浣花溪旁搭建一間茅草屋,即我們現(xiàn)在所說的草堂,寫下《堂成》一詩,其中一聯(lián):“暫止飛鳥將數(shù)子,頻來語燕定新巢!钡莱隽瞬萏媒ǔ蓵r的情景和心情,才有了以后我們見到的“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秋水才深四五尺,野航恰受兩三人”,“自去自來梁上燕,相親相近水中鷗”……這樣,人們司空見慣卻又情趣盎然,令大家會心會意,平易得任何人都懂得的詩句。正由于杜甫自身這樣的平民性,造就了杜甫詩歌的人民性,也才造就了成都這座城市詩歌傳統(tǒng)的平民性,讓詩和這座城市的人們心心相通,讓詩不再是高雅的代名詞,不再是詩人的專利,而屬于大眾和這座城市的每一棵樹,每一朵花。
成都,不僅是一座茶城,一座花城,一座美食城,還是一座“詩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