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完成的理論任務

　　上世紀80年代文學與批評的并肩作戰(zhàn)已成美好回憶，上世紀90年代面對文學的大范圍先鋒、現(xiàn)代派路數(shù)，批評先是被責或自責為失語，繼而又被奚落為作家不看、讀者不看的“剃頭挑子一頭熱”——批評的全面西方文藝理論引進如火如荼，文學與批評的“兄弟聯(lián)盟”漸漸解體，大有各忙各的互不相干之勢。其實平心而論，上世紀90年代西方文藝理論的全面引進有其積極意義，西方文藝理論的科學闡述、系統(tǒng)完整、邏輯歸納和抽象演繹是中國古代文藝理論所缺乏的。如今我們習見的批評文本，都能駕輕就熟地運用幾個西方文論的概念術語，甚至大有離了西方文論的一些基本的、使用頻率很高的說法，就難以展開批評的狀況。

　　但現(xiàn)在的狀況是，一方面引進的理論有過剩之嫌，大量引進來的跟中國現(xiàn)實、文學實踐關系不大的理論問題、理論術語因其不接地氣、文不對題開始漸漸淡出。西方文藝理論界自上世紀80年代中期以后，開始反抗理論、抵制理論、反省理論，后理論時代來臨了。慣于引進、輸入西方理論的中國理論界也便突然陷入理論的匱乏。另一方面，中國的批評界還有個有意思的現(xiàn)象，英美新批評派、結構解構主義、后現(xiàn)代主義、后殖民主義批評和文化研究等等各幫各派，都有自己在中國的忠實追隨者，他們常常以各自的學統(tǒng)為正宗。知識是用來積累交融和轉化生成的，不是用來相互排斥自立門戶的，融合轉化生成中國自己的新的文論系統(tǒng)始終是未完成的理論任務，人們最后也還得說中國自己的批評。

　　但中國要建構自己的宏大理論系統(tǒng)正遭遇尷尬：在資本主義敘事的沖擊下，所謂后理論時代的來臨，讓任何系統(tǒng)理論的誕生都染上了堂吉訶德色彩。理性風潮被宣布早已過時，科學主義在思想視野中式微，感性、身體、日常倒成了美學關鍵詞。理性在藝術中正被徹底的感性放逐，沒有理性統(tǒng)轄的作品只能是一地雞毛式的零散化；對身體的強調(diào)成了王道，奢談精神變得可笑；人們活在似乎永不完結的當下，永恒成了與精神一樣不切實際的宗教話語；反形而上學抵抗形而上學的戰(zhàn)爭即將大獲全勝……削平深度，思想的、道德的深度都被平面化、游戲化和消費化，接下來，可想而知的是對于人類生存的意義和價值都不再關心。

　　提出“理論之后”的伊格爾頓并沒有提出放棄理論，他說，沒有理論就沒有反省的人生，他仍然相信并談論客觀性與真理，還為后理論時代理論的出路指點迷津。美國的大衛(wèi)·辛普森和喬納森·卡勒分別在1995年的《學術后現(xiàn)代和文學的統(tǒng)治》和2007年的《理論中的文學性》兩書中提出這樣的觀點：文學性由理論的對象演變成理論自身的特征，文學性正逐漸滲入和支配理論的書寫。理論本身是一種敘事，文論也應敘事，而文論的敘事應有還原事物本來面貌之義的復雜性思維，理論的清晰與簡明相對于意涵豐富的真實世界顯得捉襟見肘，而以解碼為特征的文化理論對文學藝術的豐富意義也有僭奪之勢。因此，個體與個案的參與、情境與理論并存，成為后理論時代的邏輯必然。

　　西方之所以會有理論的文學性轉向，是自柏拉圖時起就有的詩與哲學之爭，非理性轉向發(fā)展出觀審、直覺、詩思等現(xiàn)代思路，為詩與哲學地位關系的扭轉指明了方向。解構主義文論家發(fā)現(xiàn)，在哲學文本中不可避免地使用到文學性隱喻，文學性的話語方式正在并且還將進一步統(tǒng)治后現(xiàn)代社會中人文社科學術研究，后現(xiàn)代學術著作頻頻使用文學方式，如講故事的方法在人類學、社會學與文化批評中廣泛使用，尤其是在歷史學中，頗負盛名的《萬歷十五年》就是運用文學手法寫作的歷史文本，在書中，作者對各種細節(jié)的敘述非常文學化，熟練運用介于真實與想象之間的文學思維，使歷史的距離感得以淡化，歷史人物有如活的一樣有血有肉。其實這樣的寫法對中國人并不陌生，放在中國語境下未見得有多大的革命性。中國的《史記》，就有“無韻之離騷”之稱，它的紀傳體體例，以故事、散文的形式寫史，這跟中國人文史哲不分家的傳統(tǒng)有關，理性與感性從未像西方那樣截然對立過。

　　在這樣眾說紛紜、多元交錯的語境下，中國的文學批評又該如何建構自己的話語系統(tǒng)呢？

　　顯然，不顧語境的變化一意孤行已是不可能，當前文藝批評只有融合一切已知的西方文論中可為己用的部分，與中國古代文論的現(xiàn)代轉化有機結合，生成自己的現(xiàn)代文論、實現(xiàn)中國文論的自主造血、找到中國文論自己的問題領域。

　　這其中，值得中國文論借鑒和融合的仍然還應有西方文學理論的科學性。盡管西方文論開始一派反理性風潮，那卻是從他們文化根柢出發(fā)的一種危機求變邏輯。就中國文論的現(xiàn)代轉化而言，科學性道路也許還遠遠沒有走完，直接繞過去也會走向后理論的泥淖，恐怕并不適合中國自身文論的建設。因為中國文論并沒有完成完整系統(tǒng)的理論建設，中國傳統(tǒng)文學批評的文本形式基本上從未有體系化、邏輯化和完整化的理論著作，主要以語錄、對話、信簡、序跋、札記、筆記、詩話、詞話、曲話、點評、注解、傳注的形式零散存在。就算最體系化的《文心雕龍》，嚴格說來，也還是對文學創(chuàng)作的體驗式感悟，以象喻和比興的傳統(tǒng)手法作為言說方式，將文體比作人體。中國傳統(tǒng)文學批評的思維方式也以直覺感悟、即興印象為主，以對作品的剖情析采為目的，缺少條分縷析、層層深入、演繹歸納的邏輯分析，缺乏理論思辨，文學基本原理的表述也并不以完整化為目的，不追求科學系統(tǒng)的理論框架。與現(xiàn)代型知識體系的科學性追求相距甚遠，因此，中國文論的現(xiàn)代型知識體系轉換以及完整建構仍然是未完成的理論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