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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者是他創(chuàng)作成果的集中體現(xiàn),后者是他理論主張的集中體現(xiàn)。在胡適看來,中國的古典詩歌已經(jīng)走到窮途末路,傳統(tǒng)格律已經(jīng)成為絞殺詩情的繩索。因此,新詩應當打破一切文體上的束縛,“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長短;有什么題目,做什么詩;詩該怎么做,就怎么做……”胡適特別批評了唐以來的近體詩。他說:“五七言八句的律詩決不能容豐富的材料,二十八個字的絕句決不能寫精密的觀察,長短一定的七言、五言決不能委婉表達出高深的理想與復雜的感情!彼谩皼Q不能”這樣斬釘截鐵的詞匯,認定絕句和律詩在今天已無用武之地,徹底宣判了它們的過時。在《
白話文學史 》中,胡適還拿詩詞格律和女人的裹腳布相提并論,斷言它們都是應該被拋棄的穢物。胡適的這篇文章代表了當時相當一批人的觀點。朱自清稱這篇文章是詩歌革命的“金科玉律”?梢哉f,它是詩歌革命的一篇帶有綱領意義的文章。胡適在推進新文化運動和白話文上是有功勞的,在呼喚與創(chuàng)造新詩上也是有功勞的,但他對格律詩的粗暴否定,后果也是十分嚴重的。影響所及,以致往后幾十年的時間里,許多人對格律詩懷有成見,把它當作詩歌的另類,不相信它能表現(xiàn)當代人的復雜感情,不承認表現(xiàn)新時代的格律詩也是新文學的組成部分。大家可以留意一下,現(xiàn)當代文學史著作在講到詩歌時,一般都只講新詩,不講格律詩,仿佛后者不能算作新文學。魯迅的格律詩成就很高,社會影響絕不低于他的散文。但文學史著作在講到魯迅的創(chuàng)作成果時,一般只講他的雜文、小說、散文,不講他的格律詩。六十多年前,柳亞子先生曾經(jīng)這樣談到格律詩:“……舊詩,只是一種回光返照,是無法延長它底生命的。”“我是喜歡舊詩的人,不過我敢大膽地肯定地說道:再過五十年,是不見得會有人再做舊詩的了!绷壬悄仙绲陌l(fā)起人,著名的舊體詩家,一生從來沒有離開過詩詞歌賦。連他談起格律詩來,都覺得前途暗淡,甚至頗有自慚形穢之感?梢姰斈昴欠N否定格律詩的輿論,流毒有多么廣,影響有多么深。
在我國幾千年的詩歌史上,有過多次重大的詩體嬗變,每一次都不是以新詩體排斥舊詩體。近體詩的出現(xiàn),并不意味著古風被廢止;長短句的出現(xiàn),并不意味著律絕被廢止。各種詩體爭奇斗艷,這大概是我國古代詩歌長盛不衰的原因之一。為什么新詩出現(xiàn)之后,形成了冷落、貶低格律詩的不正常局面?形式具有很強的繼承性,舊形式經(jīng)過革新,是能夠表現(xiàn)新內(nèi)容的。為什么我們長期未能對詩歌領域的舊形式采取公正的態(tài)度,以積極的姿態(tài)去利用它?毛澤東在《
新民主主義論 》中肯定了“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巨大歷史功績,同時也指出它的缺陷。毛澤東認為,“五四”運動的許多領導人沒有歷史唯物主義的批判精神,使用的是“形式主義的方法”,“所謂壞就是絕對的壞,一切皆壞;所謂好就是絕對的好,一切皆好”。他們批判封建主義,批判孔孟之道,這是對的。但是批過了頭,就把傳統(tǒng)文化中許多優(yōu)秀的東西也否定掉了。形式主義的影響,是排斥格律詩的一個重要原因。把新文學運動和白話文運動等同起來,把詩歌革命和用白話寫詩等同起來,這是導致否定格律詩的又一重要原因。胡適是“文學改良”、“文學革命”的鼓吹者,在胡適看來,文學革命的關(guān)鍵在于形式,它的目標就是創(chuàng)造新的文體,即“國語文學——活的文學”。他認為詩歌革命要從“語言文字文體方面的大解放”著手,“新詩除了‘詩體的解放’一項之外,別無他種特別的做法”。一句話,凡是白話文、自由體,就是新的;凡是文言文、格律體,就是舊的。和胡適相呼應,康白情甚至說:“新詩和舊詩,是從形式上區(qū)分的……把東洋舊時謳歌君主、夸耀武士的篇章,用新詩的形式譯出來,我們都不能不承認它是新詩!卑凑者@樣的標準,格律詩當然進入不了新文學的殿堂,只能被視為陳年老古董。
“五四”前后,受到否定的不僅是格律詩,其他各種民族傳統(tǒng)文藝幾乎無一例外地受到抨擊。譬如戲曲,受抨擊之猛烈決不下于詩詞。1917年3月,錢玄同在《 新青年 》發(fā)表文章提出,“今之京調(diào)戲,理想既無,文章又惡劣不通……戲子打臉之離奇,舞臺設備之幼稚,無一足以動人情感!彼幸黄恼骂}目就叫《
論中國舊戲之應廢 》。他甚至氣憤地稱戲曲臉譜為“糞譜”。周作人認為,“從世界戲曲發(fā)達上看來,不能不說中國戲是野蠻!备邓鼓陝t斷言“西洋戲劇是人類精神的表現(xiàn),中國戲是非人類精神的表現(xiàn)”。胡適的語氣比錢玄同等人和緩一些,但觀點是相近的。他說,“今后之戲劇,或?qū)⑷珡U唱本而歸于說白!碑敃r,起來批評戲劇領域“民族虛無主義”觀點的是北大學生張厚載,他不同意“廢唱而歸于說白”。爭論的結(jié)果之一是張厚載被北大“令其退學”。雖然戲曲和詩詞一樣受到貶斥,但它畢竟在底層老百姓中有深厚的根基,不可能因為某些知識分子的過激言論,就使其社會地位受到根本動搖。詩詞則不一樣。可以看到,新中國成立之后,各種民族傳統(tǒng)文藝形式普遍受到重視,戲劇領域是戲曲與話劇并存,繪畫領域是國畫與油畫并重,音樂領域是交響樂隊與民族樂隊、美聲唱法與民族唱法都得到發(fā)展。唯獨詩歌領域,格律詩并沒有取得與新詩平等的地位。為什么會出現(xiàn)這樣的狀況?原因是多方面的。總之,格律詩的社會地位問題,現(xiàn)在是到了應予徹底解決的時候了。
格律詩復蘇的三個階段以及目前的發(fā)展狀況
詩歌革命之后,新詩取代了格律詩,成為中國詩壇的領銜主演者。但格律詩并沒有停止發(fā)展。在現(xiàn)實生活中,實際上是三條線:新詩、格律詩、民歌,都在發(fā)展。就格律詩來說,不但文化界有許多人繼續(xù)以它為表達心聲的載體,政界、軍界、社會各界都有許多人愛好舊體詩。新文學界人士努力從事新文體的創(chuàng)作,但其中也不乏格律詩的著作家。魯迅、郭沫若、郁達夫,張恨水、茅盾、田漢、老舍等都是格律詩的高手,創(chuàng)作出許多精妙的詩章。近半個世紀以來,格律詩在逐步復蘇,大約經(jīng)歷了三個階段:
一、從《 詩刊 》創(chuàng)刊,毛澤東詩詞十八首的發(fā)表到“文革”前夕;
二、從天安門詩歌運動到1987年中華詩詞學會成立;
三、從中華詩詞學會成立至今。
雖然“五四”之后格律詩的創(chuàng)作實踐一直沒有停止,它卻長期受歧視、受誤解,人們不敢把它視為新文學的載體之一。這種局面一直到毛澤東詩詞發(fā)表之后才開始有所動搖。1957年,《 詩刊
》創(chuàng)刊,發(fā)表了毛澤東詩詞十八首,這是我國詩歌史上的一件大事。對于此舉,作者本人并不熱心。他在致臧克家的信中說:“這些東西,我歷來不愿意正式發(fā)表,因為是舊體,怕謬種流傳,貽誤青年;再則詩味不多,沒有什么特色。”這是他的真心話。他還說:“詩當然應以新詩為主體,舊詩可以寫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為這種體裁束縛思想,又不易學。”這不是毛澤東提出的新見解,而是反映了當時的普遍看法。毛澤東非常熱愛詩詞。作為黨和國家的領導人,他嚴格地把個人愛好同黨和國家的文藝政策區(qū)分開來,生怕因為自己的愛好影響到黨和國家的文藝方針,影響到文藝的格局。“詩當然應以新詩為主體”,這是“五四”以后已經(jīng)形成的詩歌格局。后來毛澤東又提出這樣的意見:“舊體詩詞源遠流長,不僅像我這樣的老年人喜歡,而且中年人也喜歡。我冒叫一聲,舊體詩詞要發(fā)展,要改革,一萬年也打不倒。因為這種東西,最能反映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的特性和風尚!边@體現(xiàn)了毛澤東詩詞觀的新發(fā)展。
《 詩刊 》推出毛澤東詩詞,影響之大、之深遠,是作者本人遠遠沒有料到的,也是《 詩刊 》編輯們遠遠沒有料到的。此后,迅速興起一股毛澤東詩詞熱。它傳遍世界五大洲,近半個世紀以來盛傳不衰。前不久,我見到來訪的美國舊金山華僑詩友。他們對我說,過去是有水井處,必有柳(
永 )詞;現(xiàn)在是有華人處,必有中華詩詞,必有毛澤東詩詞。繼《
詩刊 》發(fā)表毛澤東詩詞,《 詩刊 》、《 人民日報 》、《 光明日報 》、《 紅旗 》雜志等又陸續(xù)刊登了陳毅、趙樸初、錢昌照、胡喬木等人的詩詞,同樣產(chǎn)生了很大影響。盡管在這一階段,新詩一花獨秀的局面并沒有被打破,“五四”以來籠罩在格律詩周圍的迷霧并沒有被廓清,但從毛澤東詩詞的巨大魅力中人們不能不思考:舊體詩詞真的已經(jīng)失去表現(xiàn)力了嗎?它能不能表現(xiàn)當前的新時代?毛澤東詩詞不但生動地表現(xiàn)了當代革命者的思想感情,而且表現(xiàn)得如此之感人,如此之深刻,這實際上是用創(chuàng)作實踐對格律詩過時論的最有力的反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