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樹增：世界上還有另外一種邏輯？

http://www.lijiacheng616.cn 2015年06月26日08:03 來源：中國作家網(wǎng) 王樹增

　　縱觀世界近現(xiàn)代的一百多年歷史，沒有哪個民族如同中華民族一樣，在動蕩與戰(zhàn)火中度過了漫長的歲月。　　

　　在所有不堪回首的歷史往事中，沒有哪個事件比發(fā)生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中日戰(zhàn)爭給中華民族造成的創(chuàng)傷更為慘重。　　

　　那場戰(zhàn)爭，中國戰(zhàn)史稱之為“抗日戰(zhàn)爭”，日本戰(zhàn)史稱之為“中國事變”。

　　世界上還有另外一種邏輯？

　　1933年的中國，是一個極其混亂恍惚的國度。

　　這一年，上海的《東方雜志》征集不同階層的中國人的夢想。中央監(jiān)察委員柳亞子的夢想是：全世界成為一個大聯(lián)邦，在這個大聯(lián)邦內沒有金錢，沒有鐵 血，沒有家庭，沒有監(jiān)獄，也沒有宗教，各盡所能，各取所需，一切平等，一切自由�！吨袑W生》雜志編輯葉圣陶的夢想是：人人有飯吃，人人有工作，凡所吃的飯 不是什么人的膏血，凡所做的工作絕不為充塞一兩個人的大肚皮。而開明書店編譯所所長夏丏尊說：“我夢見中國捐稅名目繁多，連撒屁都有捐；我夢見中國四萬萬 人都叉麻雀，最旺盛的時候，有麻雀一萬桌；我夢見中國人用的都是外國貨，本國工廠煙筒里不放煙�！�

　　這一年，上海評出的電影皇后胡蝶唱出的一首歌充滿了悲壯氣氛：

　　親愛的先生，感謝你的殷勤，

　　恕我心不寧，神不靜，這是我的最后一聲。

　　你對著這綠酒紅燈，可想到東北怨鬼悲鳴？

　　莫待明朝國破恨永存，今宵紅樓夢未驚！

　　看四海沸騰，準備著沖鋒陷敵陣，

　　我再不能和你婆娑舞沉淪，

　　再會吧，我的先生，

　　我們得要戰(zhàn)爭，戰(zhàn)爭里解放我們，

　　拼得鮮血染遍大地，為著民族爭最后光明！

　　這一年，北京大學文學院院長胡適接受第七軍團總指揮傅作義的請求，為其麾下第五十九軍在長城抗戰(zhàn)中陣亡的將士紀念碑撰寫碑文。這是胡適第一次用白話文撰寫碑文：

　　這里長眠的是二百零三個中國好男子！

　　他們把他們的生命獻給了他們的祖國。

　　我們和我們的子孫來這里憑吊敬禮的，

　　要想想我們應該用什么報答他們的血。

　　碑文剛剛鐫刻在紀念碑上，傅作義就接到北平政務委員會何應欽的命令，要他抹掉一切抗日的標志。傅作義被迫把紀念碑上的“抗日陣亡將士公墓”改成了“長城陣亡將士公墓”。

　　這一年，深受日軍空襲侵害的國人，以高漲的熱忱用民間的方式捐獻了20多架飛機。國民政府也意識到空軍的重要，于1929年在杭州建立了中央航校，1933年一年就購買了20架菲亞特B.R.3轟炸機。

　　這一年，中國南方旱情嚴重，而北方卻暴雨不停，黃河下游決口多達56處，洪水茫茫中滿目人間慘景。以洪水泛濫為題材的電影《狂流》成為上座率最好的電影。電影表現(xiàn)了中國農村的階級對立：官員和地主挪用了救災款，走投無路的農民揭竿而起。

　　這一年，全國第五屆運動會在南京召開。會上最耀眼的人是短跑飛人劉長春。閉幕式上，劉長春發(fā)表《告別書》：“諸位有家回去，我們隨地漂流。熱烈希望下屆運動會在沈陽舉行，恢復東北河山顏色�！睗M場的國人聲淚俱下：“收復東北！還我河山！”

　　這一年，共產黨中央蘇區(qū)瑞金也舉行了運動會，紅軍學校足球隊和中央聯(lián)合足球隊分別取得冠亞軍。操場邊的學校里傳來孩子們的讀書聲：誰做衣，誰造米，誰鑄金錢，誰架房子？這都是工人和農民。哪個有衣，哪個有米，哪個有房屋，哪個有金錢？這都是土豪劣紳。

　　這一年，國民政府外交部部長羅文干由于《塘沽協(xié)定》的簽訂憤然辭職。他也給《東方雜志》投稿表達了他的夢想：“內爭的勇敢毅力，專用來對外，武官不怕死，文官不愛錢。”

　　這一年，廬山的山路上十分擁擠，被蔣介石召集而來的將領一個接一個乘轎上山。蔣介石決定動用100萬軍隊、200架飛機，對共產黨中央蘇區(qū)瑞金 發(fā)動第五次“圍剿”。盡管蔣介石強調共產黨才是心腹大患，但是這一年還是出了兩件與共產黨有關的大事。一是第十九路軍官兵不滿國民政府一再對日妥協(xié)，發(fā)動 了著名的“福建事變”。就在《塘沽協(xié)定》簽訂后不久，駐軍福建的第十九路軍與江西瑞金的共產黨中央蘇區(qū)取得聯(lián)系，表示愿意和紅軍聯(lián)合對日作戰(zhàn)。由此，雙方 簽訂了《反日反蔣的初步協(xié)定》。蔣介石立即調集大軍向福建進攻，并用重金和官職收買了第十九路軍的部分將領，最終導致第十九路軍的主要將領逃亡香港。二是 馮玉祥公開與蔣介石決裂，組建“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與日偽軍進行了多次作戰(zhàn)，其中收復多倫一戰(zhàn)成為“九一八”事變以來中國軍隊第一次從日軍手中收復 失地的作戰(zhàn)。但是，蔣介石認為馮玉祥受到共產黨的蠱惑，抗日同盟軍有逐漸被“赤化”的嫌疑，調集大軍準備對馮玉祥部實施圍剿。而日軍也同時集結了重兵準備 反撲多倫。在多重軍事壓力下，馮玉祥被迫出走，隱居泰山，抗日同盟軍內部隨即分裂。

　　亡國迫在眉睫之時，中國國內的政治分歧幾乎成了一個死結。

　　無法解釋的是，此時的蔣介石卻突然關注起中國人的道德問題�！拔覀冎袊�何以始終不能獲得平等，而且還要一天天被帝國主義者侵略壓迫呢？一言以蔽 之，就是我們一般國民無論衣食住行都不能如同我們的古人或現(xiàn)在外國人一樣合乎禮義廉恥�！�1934年5月15日，國民政府正式頒布《新生活須知》。身在 “圍剿”共產黨蘇區(qū)前線的蔣介石，親自對這個《須知》作了詳細修訂，除要求中國百姓在“禮義廉恥”方面要遵守規(guī)矩之外，還要求中國百姓在衣食住行等方面也 必須遵守《須知》中的條款——之所以按照有關檔案原文引用，是因為以下“要則”無論當時還是現(xiàn)在讀來都令人恍如隔世。

　　關于“食”：一飲食用國產，二飲食有定時，三飲食有節(jié)制，四碗筷要齊正，五食具要干凈，六坐席要端正(不要占鄰席)，七喝嚼不出聲，八飯屑要收拾，九羹湯莫漏泄，十骨刺莫拋地，十一物不潔不食，十二水不沸不飲。

　　關于“衣”：一服裝用國貨，二衣冠要整齊，三材料要堅實，四服色要樸素，五破爛速修補，六襯衣要常洗，七被褥要常曬，八紐扣要扣齊，九鞋子要穿正(不可拖鞋跟)。

　　關于“住”：一住居要整齊，二廚房要清潔，三廁所要干凈，四家具要簡單，五溝渠要疏通，六窗戶要多開，七門前街道要常掃，八什物堆積要排齊，九用具發(fā)銹要擦凈，十塵土立刻要除凈，十一墻壁莫涂污，十二垃圾莫堆積，十三要愛護公物，十四要利用廢物……

　　關于“清潔”：一要漱口，二要刷牙，三要洗澡，四要剪頭發(fā)(頭發(fā)不可留到二寸長)，五要剪指甲(指甲不可長過二分)，六要多曬太陽，七要呼吸清氣，八要撲殺老鼠，九要撲滅蚊蠅，十要種痘防疫。

　　關于“戒條”：一勿要嫖賭，二勿要酗酒，三勿要吸鴉片，四勿要亂吐痰，五勿要亂小便，六勿要流鼻涕，七勿納賄，八勿貪污，九勿客氣，十勿隱瞞， 十一勿吵鬧，十二勿冷笑，十三勿要開口罵人(勿傲慢)，十四勿要動手打人(勿蠻暴)，十五勿要站馬路，十六勿要潑香水，十七勿要誣害別人，十八勿要錯過一 生(勿懶惰)，十九勿要討便宜，二十勿要靠別人。

　　連年的自然災害、軍閥混戰(zhàn)以及日本入侵引發(fā)的戰(zhàn)亂，令這片國土上難民和流民在死亡線上掙扎。由于貧富差別的巨大以及社會不公的加重，占這個國家 絕大多數(shù)人口的農民常年衣不蔽身食不果腹，苦難深重中的百姓怎么可能做到食具要干凈，物品要排齊，走路胸部要挺出，襯衣要常洗，頭發(fā)不超過二寸？

　　1934年10月，蔣介石指揮的軍隊沖進了共產黨中央蘇區(qū)腹地，中國工農紅軍突圍而出并開始了大規(guī)模的軍事轉移，史稱“長征”。

　　1936年元旦，大雪紛飛，天寒地凍。由平津兩地500多學生組成的“平津南下擴大宣傳團”出發(fā)了，學生們將深入到河北各地宣傳抗日。幾乎同時，上海的電影人剛剛拍攝完成電影《狼山喋血記》，其主題歌《打狼歌》唱道：

　　生死向前去，打狼保村莊，

　　兄弟血如海，姐妹尸如霜。

　　豺狼縱兇狠，我們不退讓，

　　情愿打狼死，不能沒家鄉(xiāng)！

　　在全國輿論的壓力下，國民政府開始改變對日態(tài)度。意識到對日作戰(zhàn)已無可避免的蔣介石，在國民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演講，首次表達出捍衛(wèi)國家和民族尊嚴的決心。

　　就在中國政府已經(jīng)意識到戰(zhàn)爭危險臨近的時刻，日本國內突然發(fā)生了一起現(xiàn)代史上規(guī)模最大的陸軍暴動。

　　長期以來，日本陸軍內部逐漸形成了以陸相荒木貞夫為核心的“皇道派”和以陸軍將校永田鐵山、東條英機等人為首的“統(tǒng)制派”。兩派在尊崇天皇和對 外擴張上沒有分歧，而是在如何進行“國家改造”的問題上各執(zhí)一詞。隨著日本陷入世界性經(jīng)濟危機而不能解脫，兩派在如何對外擴張的問題上也屢屢產生分歧， “皇道派”主張對蘇戰(zhàn)爭，而“統(tǒng)制派”主張先向中國內地進行武力擴張。1935年7月，兩派因人事安排發(fā)生激烈沖突，導致“皇道派”少壯軍官沖進陸軍省砍 死了軍務局局長永田鐵山。為遏制矛盾進一步激化，日本陸軍部決定將“皇道派”桀驁不馴的軍官們的主要據(jù)點——駐扎在東京的陸軍最精銳部隊第一師團——調往 中國的東北地區(qū)。調動命令尚未下達，“皇道派”軍官們便決心發(fā)動一場軍事政變，將天皇身邊的那些妨礙實現(xiàn)軍國主義政治理想的謀臣殺掉，以建立法西斯軍事獨 裁政權。

　　1936年2月26日，東京下了一場數(shù)十年不遇的大雪。凌晨，“皇道派”的9名軍官率領1400名士兵沖出軍營，迅速攻占陸軍省和警視廳，占領 東京政治中心永田町一帶，包圍并襲擊了日本政治家和內閣大臣們的官邸和住宅，砍殺了內政大臣齋藤實、財政大臣高橋是清和教育總監(jiān)渡邊錠太郎，重傷了天皇侍 從長鈴木貫太郎。企圖砍殺岡田啟介首相時，僅殺害了首相秘書，首相本人僥幸逃脫。他們還襲擊了朝日新聞社和東京日日新聞社，向被他們稱為“賣國賊”的新聞 記者們開槍掃射。這些陸軍軍官的暴動計劃并不嚴密，他們沒能控制通往皇宮的道路，也沒有應對始終與陸軍對立的海軍的準備，結果天皇下命令對叛亂實施鎮(zhèn)壓， 海軍在東京灣集結了軍艦，準備隨時聽候天皇的調遣。盡管日本軍中不少人同情這場叛亂，但在天皇明確表態(tài)后叛亂的部隊開始瓦解。4天后，大多數(shù)叛亂官兵返回 軍營，一部分叛亂軍官自殺，其余全部投降。   

　　不管是“皇道派”還是“統(tǒng)制派”，日本軍人企圖通過非常手段建立法西斯獨裁統(tǒng)治的目標是一致的。天皇對這次陸軍的叛亂采取了姑息的態(tài)度，認為“有必要在一定程度上答應軍部的要求”，因“皇道派”的失勢而乘機控制了軍部的“統(tǒng)制派”自此成為日本法西斯獨裁體制的主角。

　　控制了內閣的“統(tǒng)制派”軍人和廣田弘毅的閣員們修改制定了《帝國國防方針》和《國策基準》，其核心策略是：在遏制蘇聯(lián)并盡量避免與之發(fā)生軍事沖 突的前提下，集中所能動員的全部財力、物力和軍力擴大中國占領區(qū)，最終目標是“南方”——日本軍人所謂的“南方”，指的是全中國和處于南太平洋的整個東南 亞地區(qū)——直到1945年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中戰(zhàn)敗投降，這一“南進”策略始終是日本軍部的既定軍事方針，依此可以解釋日本軍人在整個戰(zhàn)爭進程中所有瘋 狂舉動的由來。

　　軍人奪取政權，使得法西斯勢力在推動戰(zhàn)爭上得到了制度保證。

　　日本軍人擺脫了羈絆，可以毫無顧忌地走向全面戰(zhàn)爭了。

　　此時，在焦灼情緒的籠罩下，中國猶如一只隨時要爆炸的火藥桶。城市里，街頭的抗日演講吸引著成千上萬忐忑不安的民眾；流浪的東北難民和學生在悲 慘境地中的苦悶歌聲在廣袤田野上回蕩；上海成立的“全國各界救國聯(lián)合會”領導人宋慶齡，甚至來到監(jiān)獄里要求與抗日愛國人士一起坐牢；國民黨廣東實力人物陳 濟棠和廣西實力人物李宗仁聯(lián)合向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發(fā)電，痛指“今日已屆生死關頭，惟抵抗足以圖存，除全國一致奮起與敵作殊死戰(zhàn)外，則民族別無出路”。 接著，國民黨中央委員會西南執(zhí)行部和西南政務委員會舉行聯(lián)席會議，決定把第一、第四集團軍改稱為“中華民國國民革命抗日救國軍”，北上抗日�；浌饍绍娫诤� 南境內與蔣介石的中央軍發(fā)生軍事沖突，“兩廣事變”的爆發(fā)震動全國。而此時的中國共產黨決意在國難當頭之際聯(lián)合中國可以聯(lián)合的所有力量進行抗日作戰(zhàn)，為此 可以放棄多年來用無數(shù)共產黨人的鮮血和生命頑強堅持的政治主張——自此，中國共產黨完成了從“反蔣抗日”到“聯(lián)蔣抗日”的政策轉變。毛澤東頻繁地給國民黨 軍將領寫信，最多的時候一天寫下9封之多。

　　在中國共產黨人的呼吁下，國共雙方開始了政治接觸，牽制中國軍力甚大的內戰(zhàn)有了停止的希望。

　　突然，中國的西北部傳來捷報：綏遠省政府主席、中國第三十五軍軍長傅作義不但與日軍打了一仗，而且打贏了！

　　1936年夏天的時候，關東軍參謀長板垣征四郎曾去綏遠，企圖勸說傅作義歸順日本。傅作義嚴厲地回復道：“華北是中國的領土，絕不許任何人出來 搞一個獨立局面。內蒙和綏遠都是中國領土，不許任何人來分割獨立，也不許任何人來侵占蹂躪。”板垣征四郎見勸降不成，決定攻擊綏遠。11月15日，日偽軍 5000余人在大炮、飛機和坦克的配合下，向紅格爾圖中國守軍猛烈攻擊，傅作義親往前線指揮反擊，在中國軍隊三個步兵團、一個騎兵團和一個炮兵營的反攻 下，日偽軍的指揮所被摧毀。傅作義得知日偽軍準備再次進犯之時，集中了三個騎兵團、三個步兵團和炮兵、裝甲車分隊各一部，由騎兵第二師師長孫長勝、步兵第 二一一旅旅長孫蘭峰擔任前敵指揮，在零下20多度的低溫中踏著深過膝蓋的積雪向日偽軍奔襲而去，戰(zhàn)斗進行了一天一夜，英勇異常的中國官兵痛殲了日偽軍大 部，收復了被日軍占領的重要軍事?lián)�點百靈廟。

　　百靈廟的收復，是中國軍隊第一次堅決的對日作戰(zhàn)，第一次通過作戰(zhàn)從日軍手中收復失地。消息傳遍全國，引發(fā)萬眾歡騰。北平、上海、天津、西安、武 漢等大城市的民眾團體代表，攜帶著慰問品和捐款到綏遠前線慰問，學生們奔赴綏遠前線為傷員服務，著名電影演員陳波兒前往綏遠為部隊演出《放下你的鞭子》， 音樂家呂驥為第三十五軍寫出了《三十五軍軍歌》。不足一個月，傅作義收到的捐款達到20多萬元，他用這些錢買了200多輛汽車發(fā)給部隊，準備打更大的勝 仗。毛澤東和朱德派人前往慰問并向傅作義發(fā)出賀電。

　　對于大多數(shù)中國人來講，多少人知曉綏遠在何方？多少人知曉百靈廟為何處？但是，只要知道那里是中國的領土，那里的一群血性十足的中國軍人不但打 敗了日本人，而且把失去的國土奪了回來，這就足以讓屈辱苦難中的中國人奔走相告，而傅作義將軍的那句“人心不死”令全中國人淚如泉涌。

　　綏遠抗戰(zhàn)的勝利，極大地提升了中國軍隊對日作戰(zhàn)的自信。距綏遠戰(zhàn)場并不遠的東北軍官兵情緒激蕩，這些由于丟失了東三省而飽受國人指責的官兵大多 數(shù)是東北人，個個思鄉(xiāng)心切滿懷內疚，而他們之所以駐扎在陜西，也正是國民政府按照日本人意愿調防的結果。而張學良自東三省丟失后，一直戴著“不抵抗將軍” 的帽子，傅作義綏遠一戰(zhàn)便成為全國英雄，這深深地刺痛了張學良的愛國之心。此時，蔣介石身在西安，他的目的是指揮30萬大軍對共產黨中央紅軍進行第六次 “圍剿”，他認為這是對共產黨軍隊的最后一擊，30萬大軍對付3萬人的紅軍，不出一個月就能解決問題。因此，當張學良向他表示要率部支援綏遠抗日時，受到 了蔣介石的嚴厲訓斥。張學良無從選擇，與蔣介石爭辯也沒有結果。于是，1936年12月12日，東北軍的將士們扣押了蔣介石，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爆發(fā)。

　　無論是起因、過程還是結局，西安事變都是在中國歷史上影響最為深遠、評議最為激烈的歷史事件之一。從中國對日關系的角度講，西安事變與其說是一次兵變，不如說是中國東北軍官兵壓抑甚久甚深的情緒總爆發(fā)。

　　就在歷史的這個重要時刻，一首歌傳遍了全中國——這是青年作曲家聶耳為電影《風云兒女》寫的主題曲，名為《義勇軍進行曲》：

　　起來，不愿做奴隸的人們！

　　把我們的血肉，筑成我們新的長城！

　　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每個人被迫著發(fā)出最后的吼聲：

　　起來！起來！起來！

　　我們萬眾一心，冒著敵人的炮火，

　　前進！前進！前進！進！

　　1937年到來了。中國人保衛(wèi)國家尊嚴和生存權利的渴求達到了頂點。對入侵中國急不可耐的日本軍人的焦躁也達到了頂點。

　　無論如何，日本面對的是一個國土遼闊人口眾多的巨大國家，他們要對中國發(fā)動全面戰(zhàn)爭，可他們真的了解中國嗎？

　　1936年，日本駐北平特務機關長松室孝良在關東軍長春特務會議上作了秘密報告。報告對當時中國的現(xiàn)狀進行了詳細分析，其內容值得所有的中國人一讀：

　　“九一八”迄今之帝國對華歷次作戰(zhàn)及對中國軍之作戰(zhàn)，中國軍因依賴國聯(lián)而行無抵抗主義者，故皇軍得以順獲勝利。及后華軍昧于知己知彼之認識，受帝國皇軍威脅，而竟疑神疑鬼，轉成普遍的恐日病，帝國相煎愈烈，中國之惶惑亦愈甚，則一般當局的恐日愈益趨加重。

　　在松室孝良看來，中國人只關心自我不關心國家，只想獲得利益不愿承擔責任，為了滿足一己之權欲或物欲甚至能夠“甘心禍國”，而中國軍隊“變兵為匪”擾亂甚深，作為軍人“正式作戰(zhàn)反多敗”。此種種劣質，足以讓日本軍隊“不戰(zhàn)而勝”：

　　中國官吏普遍的懾于恐日病而不敢稍行違抗帝國也�，F(xiàn)在全華北約十分之七，不能精誠團結聯(lián)合應付，大都采自保主義維護自身之存在；在不違反帝國之 原則下，茍延圖存。此等各個獨立的小勢力，其所關切者只此小集團之目前利益，當然難抗帝國之攻擊。故彼等自私的心理，實予帝國以非常的便利，竟可不戰(zhàn)而 勝，一言而獲……中國實力派大部采個人或小集團的繁榮主義，缺乏為國為民的觀念，因此形成獨霸一方獨裁私兵狀況，國家之存亡，民眾之疾苦，彼等不負任何責 任。彼等政治欲物質欲非常旺盛，彼等除維持現(xiàn)狀以解決其欲望外，殊不愿粉碎其勢力也，真能愛國為民者為數(shù)極少，大都為顧己而不顧人之輩，其實力維持現(xiàn)狀、 鎮(zhèn)壓反動，尚感不足，遑論抗日？彼等因欲望極高，志氣多趨于薄弱，而不堪利誘與威脅……

　　那么，日本人就沒有什么畏懼的嗎？日本人對中國共產黨軍隊表示出擔憂：

　　共產軍之主力，現(xiàn)雖返還陜北，然有襲入察(察哈爾)綏(綏遠)向滿洲聯(lián)蘇抗日之危虞，此帝國不可忽視者也。此種紅軍，實力雄厚，戰(zhàn)斗力偉大，其 苦干精神，為近代軍隊所難能。其思想極能浸澈民心，以中國無大資本階級，僅有小的農工階級，即被煽惑，竟由江西老巢繞華南華中華西趨華北，轉戰(zhàn)數(shù)萬里，備 歷艱辛，物質上感受非常壓迫，精神上反極度旺盛……彼等善能利用時勢，抓著華人心理，鼓吹抗日，故其將來實力，不容忽視。

　　最終，日本人擔心的是“中國的官民能一致合心而抵抗”：倘彼時中國的官民能一致合心而抵抗，則帝國之在滿勢力，行將陷于重圍，一切原料能否供給 帝國，一切市場能否消費日貨，所有交通要塞、資源工廠，能否由帝國保持，偌大地區(qū)、偌大人口能否為帝國所統(tǒng)轄，均無切實之把握……

　　基于此，松室孝良強烈主張，趁著中國人的“恐日病”正在流行，日本軍隊要趕緊行動，“乘勢進攻，奪取特殊之權益”。

　　這就是1936年的時候日本人對中國人的認識。

　　這就是日本對中國所持邏輯的根基。

　　這樣的邏輯操縱著日本的戰(zhàn)爭機器全面啟動了。

　　政客的狂躁、軍人的狂熱以及對豐饒生活的全民性蠱惑——中國肥沃的土地、富饒的物產和順從的百姓，能使一個普通的日本農民在那里過上貴族的生活 ——所有引發(fā)戰(zhàn)爭的條件，在歷史的這一時刻似乎都具備了。日本政客和軍人從來沒有徹底解讀中國和中國人的意愿，沒有正確地看待中國，他們只有“文明人”對 “野蠻人”的狂妄、傲慢以及殘忍，他們所秉持的邏輯令其自我膨脹異常瘋狂又極度頑強。

　　秉承“知己知彼，百戰(zhàn)百勝”哲學的中國人，近代以來百戰(zhàn)百敗。那么，將再次面對戰(zhàn)爭的中國人是否讀懂了日本人的邏輯？

　　兩個近在咫尺而心隔萬里的國家之間一旦爆發(fā)戰(zhàn)爭，便無人知曉：戰(zhàn)爭將持續(xù)多久？戰(zhàn)爭將索取何等代價？戰(zhàn)爭的結局到底會怎樣？

　　只有一點可以肯定：中國必須對日作戰(zhàn)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