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寫差異的生活——川觀文學獎(2023年度)小說獎綜述
讀川觀文學獎(2023年度)小說獎獲獎作品,忽然想起“裝置”這個詞。不知從何時起,“裝置”成為理論界的一個熱詞。從生產裝置到藝術裝置,再到理論裝置,“裝置”的理論化,或理論的“裝置化”,都揭示了一種真相,生活本身也是“裝置”。
生活的“裝置感”,來自它日益暴露出來的組裝痕跡:科技進步改變了人際交往的方式和習慣,經濟發(fā)展重組了社群分布和構成,個性獨立重塑了家庭關系和結構……每一種改變,都讓生活在真實與虛假、日常與暫時、確定與不確定之間來回穿梭。
這給了小說家很大的機遇,也增添了難度:在日益“裝置化”的生活面前,如何潤澤深陷其中的人群,找到屬于他們的生活真諦和歸宿?
鐘求是的《宇宙里的昆城》(中篇小說)是一篇奇崛的小說。主人公張午界是一個普通的科研工作者,說他普通,是因為這個職業(yè)并不神秘,他也沒有做出驚天動地的成就,也要面臨生存的焦慮和緊張。他的奇崛之處,是在他遇見接近世界真相的“M理論”后,便開始叛離正常生活軌道,結束奮斗半生換來的穩(wěn)定生活,甚至不惜在生前將身體交給前途未卜的人體冷凍項目。
“宇宙里的昆城”是一個隱喻,也可以理解為一種質詢。如果說“昆城”代表了我們熟悉的日常生活,那么這個“昆城”中,是否應該包含類似張午界這樣對世界真相的執(zhí)著者和冒險者,究竟屬不屬于“日常生活”的一個部分?這個疑問,會讓日常生活脫離平庸,也奇崛起來。
張者的《芳鄰》(中篇小說)描寫了當代重新組裝后的生活景觀。小說通過別墅區(qū)養(yǎng)雞養(yǎng)狗的爭論,發(fā)掘出在這個獨特生活空間中,城市與鄉(xiāng)村、知識階層與市民大眾、現(xiàn)代生活方式與傳統(tǒng)生活方式的差異與戲劇性,生動可感的現(xiàn)實性與生活氣息撲面而來。在中國,別墅是有錢人的象征,但“有錢人”又是一個混雜的群體,這讓別墅區(qū)成為一個現(xiàn)代大雜院。
《芳鄰》的過人之處,在于寫出別墅區(qū)的“雜”感。它不僅是一個具象的現(xiàn)實,也可以視為當代中國的縮影。“雜”是中國城鎮(zhèn)化后的必然產物,不僅是別墅區(qū),一般小區(qū)、鄉(xiāng)鎮(zhèn)定居點,也是人口重新組合后的產物,“雜”感也由此產生。在傳統(tǒng)雜院文學中,“雜”是一種市井氣息。而當“雜”成為當代社會變遷的日常,它又是需要直面的生活本身。
宋尾的《彈弓》(短篇小說)剖析了一對青年夫妻的情感史。一個朋友的婚禮,打開了一對夫妻情感逃逸的大門?;槎Y帶來的,是男主人公結婚前自由瀟灑的生活記憶,也是朋友步入婚姻大門時的猶豫和躊躇,還有妻子在網(wǎng)絡上與人戀愛的現(xiàn)實。這讓他對一地雞毛的婚姻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就是小說所說的“第三種結局”:離開過,又回來了。
小說的精彩之處,是“彈弓”的隱喻。彈弓獵殺行為,可以理解為個人對自由和幸福的追求,也可以理解為生活中意外的沖擊和傷害。實際上,兩者是一體兩面的關系,追求個人自由和幸福的捕殺,必然會帶來意外的沖擊和傷害,只是在這場活動中所處的角色不同。小說結尾處,主人公與妻子的和解,讓小說有了暖意,但似乎并沒有消解曾經的情感震顫。
黃詠梅的《曇花現(xiàn)》(短篇小說)是一個關于尋找的故事,也是一個關于時間的故事。曇花,是林姨媽種下的若干鮮花的一種,盛開時為花,風干后是藥。這是一群女人對花的處理方式,也是她們對人生的態(tài)度和理解。不難看出,小說有著鮮明的女性意識。
黃詠梅以女性的溫情和敏感,勾勒出一幅幅關于時間、愛情與人生的畫卷,尤其是一個時代女性的情感幽微之處。小說有味道之處,是彌漫在字里行間的淡雅之氣。時代創(chuàng)傷與情感悲劇沒有被表現(xiàn)為濃烈的情感,而是一種釋然后的云淡風輕,這讓小說和主人公都更有魅力。
宥予的《塞里史龍洞》(中篇小說)彰顯出新生代小說家的個性。小說講述了一對父女之間的對抗,外在文本是女兒常青的內心世界,內在文本則是父親常川所寫的塞里史龍洞的故事。雙重文本的結構,讓小說中的現(xiàn)實與夢境模糊不定,隱喻著人性和世界的復雜,以及人與人理解的艱難。
小說對粵語的大段使用,讓閱讀過程充滿挑戰(zhàn),也讓小說更加撲朔迷離,進而爆發(fā)出能擊穿巨石的力量。正是這種不安于現(xiàn)狀的寫作姿態(tài),小說彰顯出青春寫作的別樣可能。
5部獲獎作品題材不一、個性迥異,如果要尋找它們的共通之處,那便是對差異的尊重。生活日益暴露出“裝置”的面相,背后是差異的力量使然。人對個性的追求,自然要追求差異化的生活;科技進步、社會發(fā)展帶給人更多元的生活場景,也帶給人差異化的生存體驗。它們讓日常生活出現(xiàn)更多的沖突和張力,也增添了生活的不確定性,“裝置感”油然而生。
面對這些問題,讓生活的不確定變成確定,唯有尊重差異,這對小說家來說,便是展示每一種差異的合理性,擴大生活的容量和密度。在5部小說中,我們欣喜地看到了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