摸清文物家底，守護歷史根脈。經(jīng)國務(wù)院統(tǒng)一部署，第四次全國文物普查于2023年11月至2026年6月分三階段進行。當下，各地文博工作者正以責無旁貸的使命感，以縣域為基本單元，身臨野外一線，實地開展文物普查。

“一身詩意千尋瀑，萬古人間四月天?！苯衲晔墙ㄖW家兼詩人、工藝設(shè)計師林徽因（1904—1955）誕辰120周年?；赝鲜兰o30年代，山河破碎，戰(zhàn)火紛飛，林徽因與梁思成等中國營造學社的早期成員，踏青山，走鄉(xiāng)野，不辭辛勞，不畏艱險，致力于文物古建筑的考察、調(diào)查和研究，默默書寫著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熱愛、堅守與傳承。林徽因當年為中國古建筑研究與保護所歷經(jīng)的傳奇往事，時至今日猶讓我們無限感懷和深深欽佩。

1934年8月，林徽因在汾陽縣小相村靈巖寺仰望鐵佛。

1934年，林徽因在陜西耀縣（今銅川市耀州區(qū)）古城墻外花海中留影。

1937年，林徽因在藥王山測繪摩崖石刻造像。

1937年6月，林徽因在山西五臺山佛光寺東大殿仰望唐代佛像。

1936年6月，林徽因在滋陽（今濟寧兗州）興隆寺塔測繪調(diào)查。

不肯與千年晉祠失之交臂

山西歷史悠久，人文璀璨，素有“中國古代建筑寶庫”的美譽。1933年至1937年，林徽因曾三次赴山西，先后考察、調(diào)查大同古建筑和云岡石窟、太原晉祠、五臺山佛光寺等古跡。

1934年8月上旬，林徽因、梁思成應(yīng)美國朋友費正清、費慰梅夫婦邀請，赴山西汾陽城外的峪道河避暑，這是林徽因第二次赴山西。其間，四人以汾陽峪道河為原點，結(jié)伴考察了汾河流域太原、文水、汾陽、孝義、介休、靈石、霍縣和趙城等縣40余處古建筑。

前往汾陽縣小相村靈巖寺途中，適逢大雨，原來的土路一下子變得泥濘不堪，崎嶇難行，只能改乘騾車。林徽因在調(diào)查、測繪中，主要承擔丈量建筑和抄錄碑文，梁思成負責拍照并做記錄，費正清夫婦則協(xié)助配合。費慰梅在《林徽因與梁思成》一書中回憶：“菲莉斯（林徽因的英文名）穿著白褲子，藍襯衫，與穿著卡其布的思成相比更顯得清爽整潔。每到一座廟宇，思成便用他的萊卡照相機從各個方位把它拍攝下來，我們則幫助菲莉斯進行測量，并按比例繪圖，工作往往需要整整一天，只是中午暫停下來吃一頓野餐?！?/p>

當時，梁思成拍攝了一幀極富詩意的照片：已是遺墟的靈巖寺瓦礫土丘，滿目荒涼，但還留存明正德年間鑄造的五尊鐵佛，東首一尊低首垂注、憫惻眷顧，身形嬌小的林徽因右手執(zhí)筆，輕撫著露天盤坐的鐵佛，同時神情虔誠地仰首凝視，仿佛彼此正用心交流著什么……正如后來一位詩人所寫的：“你有低眉慈悲，我自溫婉無語，靜默好似對話，凝望已然千古?！?/p>

林徽因和梁思成久聞晉祠大名，但一開始他們并沒有探訪晉祠的計劃。因為根據(jù)經(jīng)驗，越是名勝古跡，經(jīng)后世重修、改建的可能性越大，原有的建筑不太可能保存下來，所以他們對“名勝”總是敬而遠之。然而，從太原出發(fā)去汾陽時，在顛簸的汽車上，林徽因透過車窗，遠遠望見太原城外晉祠正殿的魁偉側(cè)影，這驚鴻一瞥，讓她大為驚嘆。晉祠雖成名勝，但仍是古跡，他們決定返回時，無論如何必須考察一番。

一個月后，林徽因、梁思成告別費氏夫婦，從汾陽返回太原途經(jīng)晉祠，毅然走下擠得水泄不通的公共汽車，拖著沉重的行李，決定逗留半日，對心中揮之不去、“無論如何不肯失之交臂”的晉祠進行初步考察。

晉祠位于太原西南懸甕山東側(cè)，是我國現(xiàn)存殿堂樓閣、亭臺軒榭俱全的最古老的祠廟建筑群，最著名的建筑圣母殿，建于北宋太平興國九年（984年），崇寧元年（1102年）重修，大殿四周圍廊，前廊寬敞，是古建筑中“副階周匝”的最早實例；斗拱彩畫，與《營造法式》中“五彩遍裝”的記載高度相似；殿前8條木雕盤龍，是唐宋古建筑中僅存的實例；殿內(nèi)43尊宋代彩塑，圣母居中而坐，神態(tài)莊嚴，雍容華貴。在晉祠，林徽因和梁思成流連忘返，時而駐足觀賞，時而拍照記錄，眼前的一切讓他們深深陶醉……

此次野外調(diào)查正值仲夏，天氣炎熱，林徽因戴著西式太陽帽，踩著泥濘、坐著騾車，涉水跋山，風塵顛簸，為掌握第一手實例測繪資料，她奔走在山村鄉(xiāng)野，毫不介意山谷的野風、頂頭的烈日，以及粗劣的食物，甚至與蚊蠅跳蚤為伍，備嘗艱辛，飽受疲困。然而，每一次在人跡罕至的地方發(fā)現(xiàn)古建筑遺存，看到“藝術(shù)和人文景物的美的色彩”及精妙奇特的構(gòu)造，總是讓她疲勞頓消，有如孩子般快樂。

林徽因徜徉于古寺塔林，傾聽暮鼓晨鐘；流連于樓臺亭閣，感悟古建神韻，一如她在《山西通信》（1934年8月25日天津《大公報》文藝副刊第96期）中所寫的：山西的“天是透明的藍，白云更流動得使人可以忘記很多的事……更不用說到那山山水水，小堡壘，村落，反映著夕陽的一角廟，一座塔！景物是美得到處使人心慌心痛”。她以詩意的語言描繪晉汾之行：“我們因為探訪古跡走了許多路；在種種情形之下感慨到古今興廢。在草叢里讀碑碣，在磚堆中間偶然碰到菩薩的一只手一個微笑，都是可以激動起一些不平常的感覺來的……由北平城里來的我們，東看看，西走走，夕陽背在背上，真和掉在另一個世界里一樣！”

陜西耀縣城墻外的綽約風姿

1934年和1937年，林徽因兩次赴陜西考察文物古建筑，兩度抵達耀縣（今銅川市耀州區(qū)），調(diào)查、測繪古城墻和摩崖石刻造像，為后來藥王山“耀州碑林”的建立，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1934年夏，梁思成、林徽因完成山西汾河流域的寺廟古跡的考察后，渡過黃河直達陜西，對西安、寶雞、銅川、延安等地的古建筑展開調(diào)查，耀縣是此番考察的重點地區(qū)。

耀縣地處渭北高原南緣，周、秦、漢、唐時期，就已是關(guān)中通往陜北的天然門戶。耀縣古城規(guī)?；趾?，素有“北山鎖鑰”“關(guān)輔襟喉”之譽，城內(nèi)有四門，分別建有城門樓，城內(nèi)巷道縱橫，建筑林立。在耀縣，林徽因走遍城鄉(xiāng)，找尋有價值的古建筑，著重考察了那個年代中國遺存最古老的城墻之一——始建于隋唐時期的耀縣古城墻。

當時，耀縣城內(nèi)碑石橫街，石刻石雕或陳于腳下，或閑置門旁，散亂不堪，其中不乏北魏、西魏、北周、隋、唐遺像碑等稀有珍品，如《魏文朗造像碑》《姚伯多兄弟造像碑》《仇臣生造像碑》《青龍魏碑》等。目睹這些雕鑿精美的石刻，林徽因喜不自禁，立即著手測繪和整理。根據(jù)林徽因和梁思成的建議，1936年10月，時任國民政府耀縣保衛(wèi)團副團長雷天一發(fā)動民眾搜集造像、石碑，共征得60余通，后來將它們移往藥王山，成為陜西僅次于西安碑林的文化瑰寶。

林徽因在耀縣罕見地為自己留下了一張美麗的“風景照”。古城墻下，斜陽西照，微風徐徐，林徽因站在大片花叢的一側(cè)，容顏俊秀，身姿輕盈，右手拿著一頂帽子，左臂微微彎曲，臂下夾著測繪圖，氣質(zhì)優(yōu)雅，笑意嫣然，眼神中透露著堅定和溫柔，笑容里流露出自信和親切，與盛開的花朵相映生輝。她的身后是古老而厚重的城墻，腳下是燦爛怒放的花海。這張風姿綽約的照片，同時成為展現(xiàn)耀縣古城墻昔日雄偉景象的視覺圖像而彌足珍貴。

1937年5月，應(yīng)國民政府西安行營主任顧祝同邀請，梁思成、林徽因赴西安主持小雁塔的維修方案，同時設(shè)計西安碑林的展陳，順道考察了西安、長安、臨潼、戶縣等地的古建筑，利用這次機會，他們還去了北部的耀縣、澄城、韓城、朝邑。林徽因再次前往耀縣，復查3年前建議收集、規(guī)整碑林的情況，同時對藥王山摩崖石刻造像及其周邊人文古跡開展考察，尤其是對每一尊摩崖造像，她都親自進行了測量、拍照、斷代，并做下詳細記錄。

藥王山位于耀縣舊城東1.5公里處，海拔812米，歷史悠久，景色清幽。唐代稱磐玉山，由5個小山峰組成，故宋至明代被稱為五臺山；又因唐代醫(yī)學家、“藥王”孫思邈曾長期隱居于此而得名藥王山。藥王山摩崖石刻主要分布于山之東南隅，位于太玄洞東約150米處東西長21米、高5米的崖面之上，始鑿于北朝時期，隋唐兩代建有寶云寺，又廣開造像，其中一處隋唐石窟內(nèi)，共有40余尊造像，保存基本完好，大的高至丈余，小的矮不盈尺，雕工細膩，線條流暢，形神兼?zhèn)洹?/p>

藥王山摩崖造像西邊第七窟內(nèi)的圓雕坐佛，體量龐大，通高4.06米，法相端莊，凝目平視，項飾寶鏡蓮花紋瓔珞，衣衫飄逸，紋飾精美，雙手十指交叉，掌心向上，雙腿盤曲。在碩大的佛身映襯下，林徽因纖柔的身子正攀爬于梯子上，左手拉尺，右手握筆，凝神屏息地測繪并低頭記錄……梁思成恰到好處地捕捉下這個瞬間，將這一動人的場景定格在后人的眼前。

上世紀30年代，林徽因兩度赴耀縣，皆下榻于城內(nèi)西倉巷11號。這里原本是晚清時期的一處三進式四合院民居，主屋為硬山雙坡頂兩層樓，坐東朝西，南北四間廂房對稱而立。整個庭院磚木混合結(jié)構(gòu)，雕梁畫棟，幽靜雅致，具有濃郁的耀縣風格，目前保留下一進與三進。

歲月流淌，90個春秋過去，耀縣的古城墻已蕩然無存，所幸林徽因當年短暫居住過的民居還在。2015年，整體修繕一新的西倉巷11號，以“林徽因故居”的名稱對外開放，內(nèi)部布置“林徽因紀念館”，深情記述著耀州人民對林徽因的無盡緬懷和感恩。

齊魯大地 一路行吟

1936年6月下旬，林徽因與丈夫梁思成應(yīng)時任山東省教育廳長何思源邀請，和同是建筑學家的劉敦楨，及兩位助手麥儼增、莫宗江，專程前往山東，開展野外古建筑調(diào)查、測繪。他們沿膠濟鐵路，由濟南一路向東，對山東11個縣的百余座古建筑進行詳盡考察、調(diào)查、測繪，為后人留下了極為珍貴的研究資料。

抵達濟南后，林徽因和梁思成頂著烈日，從火車站徑往歷城柳埠鎮(zhèn)的神通寺四門塔（現(xiàn)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七八十里的路程，走了一整天。神通寺墓塔周遭荒草叢生，雜亂不堪，他們不顧旅途勞累，清理雜物，展開實地測量。

從梁思成拍攝的一張照片中可以發(fā)現(xiàn)，當年四門塔塔身已有裂紋，塔頂覆滿雜草，林徽因頭戴草帽，白色短袖衫束于腰間，腳踩塔基邊緣，手扶塔身，拿著尺子細致測繪……塔下碎石遍地，地勢凹凸不平。然而，四門塔的獨特之美，令他們贊嘆不已。四門塔通體由巨大的青石砌成，平面呈正方形，四面各開一個拱門，中立方墩，墩四面各坐一像，塔身單層，樸實無華，頂端是一個階梯形的金字塔，上面覆蓋一個縮小的印度窣堵坡樣式尖頂。四門塔是我國迄今保存最完整的單層亭閣式佛塔，也是國內(nèi)現(xiàn)存最古老的、唯一的隋代石塔，有“中國第一石塔”之譽。神通寺四門塔無疑是此次古建筑調(diào)查的最大發(fā)現(xiàn)，當時拍下的照片，為我們清晰地定格下了恒久的黑白影像。

在擁有數(shù)千年歷史的魯西南小城兗州，林徽因等還發(fā)現(xiàn)了一座千年古塔——位于興隆寺內(nèi)的興隆塔，形制奇特，平面八棱，高54米，共13層，各層皆于東南西北四正面設(shè)門，其余四面浮雕假窗，下部7層較大，繞以石欄，第8層向上塔身陡然遞縮。林徽因登上興隆塔測繪時，梁思成又為她留下了幾幀美麗的剪影，其中一張只見她側(cè)身坐在第7層的南門洞中，拱門之下，她頭戴寬檐圓帽，倚墻屈膝而坐，膝上鋪著紙張，正全神貫注地書寫著，苦累中盡顯優(yōu)雅……

20世紀30年代的中國多難、貧窮、落后，此次野外調(diào)查時值初夏，天氣炎熱，而且林徽因的肺結(jié)核病初愈，他們跋山涉水，或乘坐火車、獨輪車、木輪馬車，或騎驢、騎馬，或步行，艱苦備嘗，如同林徽因給梁思莊的信中所寫的：“每去一處都是汗流浹背的跋涉，走路工作的時候又總是早八至晚六最熱的時間里。這三天來可真真累得不亦樂乎。吃得也不好，天太熱也吃不大下。因此種種，我們比上星期的精神差多了?！薄罢毂惶橐У没牛谌然疖囍杏植缓靡馑忌焓衷谏砩细魈巵y抓，結(jié)果渾身是包！”更不要說一路還有土匪出沒、搶劫，人身安全也不能保證。助手莫宗江曾這樣描述林徽因參加測繪時的情景：“更可貴的是林先生，看上去那么弱不禁風的女子，但總是爬梁上柱，凡是男子能上去的地方，她就準能上得去?！?/p>

兩個多星期的考察，雖然路途艱辛，然而，新的發(fā)現(xiàn)總是讓他們樂此不疲，忘卻了曾經(jīng)的苦難。林徽因詩意慧心，在齊魯大地“腳下風起”，將一路的艱難與坎坷化作一行行美麗的詩句：“我卷起一個包袱走/過一個山坡子松/又走過一個小廟門/在早晨最早的一陣風中/我心里沒有埋怨，人或是神/天底下的煩惱，連我的/攏總/像已交給誰去……/前面天空/山中水那樣清/山前橋那么白凈/我不知道造物者認不認得/自己圖畫/鄉(xiāng)下人的笠帽，草鞋/鄉(xiāng)下人的性情。”

這首題為《旅途中》（初刊于1936年12月《詩刊》第3期），寫于“暑中在山東鄉(xiāng)間步行二十五年夏”的詩作，堪稱林徽因調(diào)查、測繪古建筑的真實寫照。

終于發(fā)現(xiàn)唐代木構(gòu)建筑佛光寺

1937年6月，林徽因第三次赴山西調(diào)查古建筑。這一次，她與梁思成、莫宗江、紀玉堂等人直奔五臺山，專為探尋夢牽魂縈的唐代木構(gòu)建筑。

早在此前，日本建筑學界代表人物伊東忠太狂妄地表示：中國已經(jīng)不存在唐代及其以前的木構(gòu)建筑，要看這樣的實物，只能到日本的奈良和京都去。1933年，林徽因第一次考察山西時，曾不無遺憾地感嘆：“現(xiàn)在唐代木構(gòu)在國內(nèi)還沒有找到一個！”然而，她和梁思成始終堅信，在中國的某個角落，一定有尚未被發(fā)現(xiàn)的唐代木構(gòu)建筑的存在。此后，梁思成在英國人伯希和寫的《敦煌石窟圖錄》一書中，發(fā)現(xiàn)第61窟壁畫《五臺山圖》“大佛光之寺”上面，標注著“唐代”二字；并在北平圖書館的《清涼山志》中，查閱到佛光寺建于唐代的確鑿記載。他和林徽因決定到佛光寺一探究竟。

佛光寺不在五臺山的中心區(qū)域，交通十分不便，林徽因一行先坐火車，后乘汽車，再騎毛騾，幾經(jīng)輾轉(zhuǎn)，最后拉著毛騾，步行前往五臺縣佛光寺。山路崎嶇不平，沿著山崖，他們步步心驚膽戰(zhàn)。兩天后，林徽因遠遠看到佛光寺矗立在一個叫作豆村的小山村，興奮得心怦怦直跳。佛光寺三面群山環(huán)抱，西面地勢開闊，大殿貌似尋常，亦不高大，卻沒有任何重修重建的痕跡，出檐的深遠、斗拱的碩大、柱頭的卷剎、門窗的精致，無一不吸引著他們的目光。寺廟中有一尊穿著便裝的女性坐像，僧人說那是武則天的塑像。

由于年久失修，佛光寺屋檐下寄居了成百上千只蝙蝠以及臭蟲。他們戴著口罩，爬上梁架，迎著灰塵仔細測量、記錄、拍照，一天下來，身上和背包里都是臭蟲。測繪進行到第三天，梁思成在梁架上驚喜地發(fā)現(xiàn)《營造法式》中記載的國內(nèi)孤例、從未見過的人字形“叉手”（承托脊榑）。遠視眼的林徽因則在東大殿一根梁上隱約發(fā)現(xiàn)有淡淡的墨跡，依稀可見模糊的漢字。于是找來村民，搭起腳手架，攀援而上，用布單擦拭，“佛殿主女弟子寧公遇”幾字漸漸顯露了出來。當林徽因記錄下四根主梁上的完整題字，終于確證佛光寺東大殿建于唐宣宗大中十一年（857年），而且大殿內(nèi)的那座塑像也不是武則天，正是這座寺廟的女施主寧公遇夫人。

一眼千年，豈止驚艷。被譽為“亞洲佛光”的中國最古老的木構(gòu)建筑終于重回人們的視野，林徽因和梁思成熱淚盈眶，激動相擁。梁思成興奮地為林徽因拍攝了多張照片：架梯登高，手拿尺子，全神貫注地在戶外測量唐代經(jīng)幢的高度；雙手叉腰，站在四米高的神像下仰首觀望；神情恭敬，立在豐腴圓潤、端莊慈祥的女施主寧公遇夫人的塑像邊……

那一天，夕陽西下，整個庭院在晚霞的映照下分外溫馨。梁思成后來在《中國建筑史》中感慨地寫道：“除殿本身為唐代木構(gòu)外，殿內(nèi)尚有唐塑佛菩薩像數(shù)十尊，梁下有唐代題名墨跡，栱眼壁有唐代壁畫。此四者一已稱絕，而四藝集于一殿，誠我國第一國寶也。”

在五臺山佛光寺發(fā)現(xiàn)完好保存的唐代木構(gòu)建筑，無疑是林徽因古建筑調(diào)查、測繪生涯中最大的發(fā)現(xiàn)和收獲，不僅填補了我國建筑史的缺失、空白，證明中國一直都留存著唐代木構(gòu)建筑，一舉打破了日本建筑學界的斷言和結(jié)論，而且為梁思成完成破譯《營造法式》（宋代李誡著寫的中國第一部古建筑著作）的《營造法式注釋》（上卷），提供了最重要的實證。

之后，林徽因等人又去了臺懷、繁峙、代縣，最后回到太原。這時，他們才從報紙上獲悉“盧溝橋事變”爆發(fā)，于是結(jié)束考察，匆匆返回了北平。

（本文配圖來源：中國營造學社紀念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