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西旅人：晚清外交與信息秩序》 皇甫崢崢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4年出版

平生蒙國士之知，而今鶴翅氋氃，激賞深慚羊叔子。

惟公負獨醒之累，在昔蛾眉謠諑，離憂豈僅屈靈均。

這是嚴復給郭嵩燾的挽聯(lián)，其中“獨醒之累”幾成蓋棺之論。郭嵩燾是中國首位駐外使節(jié)，他的理性、包容與見識，至今引人激賞。由此而來的問題是：為何郭嵩燾能遠超時代？為何連曾紀澤都對他有微詞，名臣張佩綸曾彈劾他？

皇甫崢崢的這本《遠西旅人：晚清外交與信息秩序》堪稱解惑之作，它細致梳理了斌椿、志剛、張德彝、郭嵩燾、曾紀澤、薛福成眼中的西方，這是一條從旅客、到使者、到學生、到學者、到外交官、再到戰(zhàn)略家的漸進之路，每代人試圖從自己的認知框架中建立鏡像來概括對方，只是他們都沒意識到，這個鏡像已大大偏離了事實。

人只能接受“自己理解的真實”，并由此得出判斷。時間沖刷下，今天看當年那些判斷，或無比荒唐，或驚人睿智，但它們的前提高度近似。不更新舊知識體系，就不可能產生真正的遠見。郭嵩燾亦如此，他并沒完成從學者到外交官的轉型。如何突破他的認知缺陷，對今天的讀者亦有價值。

優(yōu)秀者反不如“摸魚者”

“兵家‘知己知彼’之謂何，而顧不一慮及？”1865年11月，恭親王在請求遣使出洋的奏折中寫道。理由冠冕堂皇，其實是海關總稅務司赫德回英結婚，愿帶人“一覽該國風土人情”，63歲的斌椿于是成為首位訪歐使節(jié)。斌椿是退休官員，在親戚恒祺幫助下，任赫德的中文教師，他希望因此能讓三兒子廣英進海關當差。

這是一次目的不明的“抽象出訪”，四個多月逛了11國，斌椿聰明地扮演著旅客——對異國風情贊不絕口，對思想、制度等避而不談。他堅持男尊女卑，可旅途勞累時，更愿在女士中間休息。

斌椿是“摸魚者”，因《乘槎筆記》，被算成“進步派”。其實，斌椿贊西方各國，套用的是儒家標準，如愛和平、勤儉、重禮貌等，贊西方君主，也都是勤政愛民、禮賢下士之類。目的是同時討好清帝與赫德，兩邊取利。

1867年11月，清政府任蒲安臣（美國首任駐華公使，時已卸任）為團長，率使團訪美歐，蒲安臣病逝后，使團由志剛、孫家榖負責。

志剛有“若使人能者而我亦能之，何憂乎不富，何慮乎不強”的情懷，他對西洋機器觀察甚詳，令西人稱贊?？芍緞偟慕Y論卻是“本中國古法，西人得之”。

志剛奉心學，基于“心外無物”，他試圖將科學、經濟、道德、文化等融匯貫通，形成整體解釋，找不到科技的定位，遂斥為“奇技淫巧之貨”。他頗感奇怪，西方天文學發(fā)達，為何“停留”在觀測階段，不用它預測人事？

按儒家標準，志剛是優(yōu)秀的，他怒斥腐敗，渴望國家強大，對華僑受虐待深表同情……可基于有限的信息和落后的思維方法，他提不出有價值的解決方案。

志剛因《初使泰西記》中語多荒唐，被視為“保守派”。其實，志剛與斌椿同樣糊涂，但斌椿只想“打醬油”，志剛想有所作為，可越認真，離時代越遠。志剛證明了當時開始流行的見解：辦西學應靠專業(yè)人員，而非儒家士大夫。

為何喪失了現(xiàn)實感

1877年，郭嵩燾訪英，見德國軍官以蛙跳玩耍，用前額和肘擊碎核桃，驚嘆：“彼土人才，可畏哉！”張德彝未記此事，卻記數十種西洋游戲，如彈子球游戲規(guī)則、游泳的14要點……

張德彝不乏“聰明”，法國人質問，為何中國人稱歐人為“鬼子”，他解釋道，漢代中西貿易多經龜茲，音訛為“鬼子”。其實龜茲讀如“秋詞”，張德彝是刻意誤讀。在日記中，張德彝將“鬼子”寫成“桂子”，既有善意，也是自愚訓練，似乎“鬼子”能因此變成好詞。

張德彝出身低微，八次出國，在海外度過27年，留下約200萬字記錄，可當時出使只是“差”而非“缺”，無向上發(fā)展空間，他無法成為外交家。

張德彝很少談器物外的西方，談則必稱“中國孔圣之道，聞于海外，鮮有駁其非者”“天主真經之言，多與孔子之言符也”。稱西方為儒家天下，急于求同，這或許是巨大落差下的心理建設，欺騙自己才能忘卻事實。

郭嵩燾最早意識到：“西洋立國二千年，政教修明，俱有本末，與遼、金崛起一時，倏盛倏衰，情形絕異?！彼麑痉ā⒆h會、教育、科技等制度均有較深入的理解，但“措辭過峻，不無令人難堪之處”。今人讀郭嵩燾的《使西紀程》，仍會被他的單純、誠懇、寬厚、高尚所打動。

然而，郭嵩燾還有另一面，他認為西人只是通商求利，“無覬覦中國土地之心”，一味退讓。中法戰(zhàn)爭前，他反對援越抗法；左宗棠收復新疆前，他主張承認阿古柏；對不平等條約，也認為“以通商應之”……張佩綸指責說：“其人太暗純，易于受紿（欺騙）。”

郭嵩燾看到了現(xiàn)實差距，卻向古代找方案，他戴著三代之治、文野之辨的“有色眼鏡”看近世變局，將西方附會為堯舜之世，忽視了列強的野心，幼稚地以為變中為西、化野蠻為文明即可突破困局。郭嵩燾并沒走出儒家士大夫“有道德勇氣，缺乏知識勇氣”“以情懷代替解決方案”的門限，用喪失現(xiàn)實感換取“人格甚高”，并非真正的外交家。

知之甚多，卻重回愚昧

曾紀澤自學成才，于西學無所不讀。他繼承了郭嵩燾“處置洋務，以理求勝”的原則，但更重實務。一方面，意識到不平等條約的危害，主張逐步廢約；另一方面，堅決維護國家利益，主張“備戰(zhàn)求和”，在中俄伊犁談判、中法戰(zhàn)爭談判中取得較好成績。在外交機構正規(guī)化建設上，曾紀澤也作出巨大貢獻，堪稱真正的外交家。

曾紀澤還是“醒獅論”的最早推行者，離任駐英公使時，發(fā)表《中國先睡后醒論》（實為英人馬格里據他的想法寫成），稱“中國不過似人酣睡，固非垂斃也”，被西方媒體諷刺為“在該文中所表現(xiàn)的浮夸精神，勢將使法國感到不快，也極少事實上的依據”。它可能是嚇阻法國的公關文，未必是曾紀澤的真實想法。

但曾紀澤確有狹隘的一面。郭嵩燾愛才心切，不顧年齡、地位差距，極力回護嚴復，對其“氣性太涉狂易”，善意規(guī)勸“今負氣太盛者，其終必無成”。曾紀澤則刻意打壓、羞辱嚴復，名為幫其“改掉壞毛病”，實則夾雜著個人成見。嚴復稱曾紀澤“天分極低，又復偷懦憚事”。

作為技術官僚，曾紀澤是聰明的，但放棄價值觀的聰明，豈能持久？薛福成便直指其“過于聰明之失”。

薛福成是近代著名思想家、外交家，他意識到，清朝的所有問題都歸結于政府“對一套極狹隘和短視的道德問題的關注”，抓住了從傳統(tǒng)到現(xiàn)代的肯綮。見識如此高明，卻離奇地轉向“凡茲西學，實本東來”。

薛福成從《呂氏春秋》《淮南子》中證明中國古人懂化學、電學，從《管子》中發(fā)現(xiàn)中國古人已有現(xiàn)代職業(yè)觀，從《莊子·逍遙游》中看出中國古人會用熱氣球……美國被比為虞夏，俄國是商周，英德是漢代，意荷西是唐宋，法國是明朝。

當時“中體西用”已走入死胡同，薛福成試圖用“西學中源”替代，摸索一條易行之路，卻回到了志剛式的蒙昧中。事實證明：不改變認知框架，停滯在“會通”“比附”的層面，無定義意識，知之甚多，亦只會一次次回歸愚昧。

警惕“后見之盲”

學者蕭功秦在《儒家文化的困境》中曾寫道：“導致我們這個古老民族在近代的種種挫折、失誤與由此造成的不幸的，絕不是地理屏障，而是由凝固了的傳統(tǒng)觀念筑成的屏障。這甚至是比浩茫無際的大海更嚴峻的屏障。因為它曾有效地使無數精英人物把拒絕采擷其他文化中盛開的芬芳的人類智慧之花，視為自己神圣而光榮的事業(yè)，視為自己生命意義的所在?！?/p>

郭嵩燾、曾紀澤、薛福成等在民族危亡之際，飽含愛國情懷，殫精竭慮，試圖尋找一條自強之路，他們的忠誠、才華、奮斗精神無可質疑，結果卻無一例外，均壯志難酬。

在相當長時期，人們將這段歷史簡單地解讀成“保守派”與“進步派”二分，因“保守派”太強大，吞噬了“進步派”的努力，導致近代的挫折。其實，“保守派”與“進步派”是后人貼上的標簽，時人無此分野?！氨Ｊ嘏伞迸c“進步派”共享的是同一套價值體系和思維模式，兩派之間的沖突多源于性格、氣質、黨附引發(fā)的個人恩怨，并非立場差異。

在制造“保守派”“進步派”的過程中，常以今視古——說兩句貌似“開明”的話，便算成“進步派”，而說兩句“迂腐”的話，便算成“保守派”。但當時背景下的“開明話”，含義與今不同，理路差異更大。

郭嵩燾疾呼：“雖使堯舜生于今日，必急取泰西之法，推而行之，不能一日緩也?！贝_有見識，可他與罵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的那些人無本質區(qū)別。雙方思維在同一水平線上，只是在“應對時變”的方法上有異，故始終無法說服對方。由此決定了郭嵩燾的生命悲劇。

相對于傳統(tǒng)世界，近代世界是一次革命性的躍遷，開放心態(tài)、汲取知識之外，還需思想方法、思維能力的革命，這是郭嵩燾們沒有完成的一步，他們努力理解西方，可理解來理解去，還是中國。

讀史有“后見之明”，亦有“后見之盲”，前人看不到今人信息，今人也常看不到前人信息，從而忽略了他們判斷的思想基礎、信息條件、問題意識等，陷落在“沖擊—回應”的簡單解釋中。錯解前人，必錯解將來，歷史將失去昭示未來的功能?！哆h西旅人》摘去濾鏡、還原真史的努力，尤顯難能可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