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作為現(xiàn)代中國稱謂體系的核心概念之一,在日常社會交際中起到重要作用。頗為吊詭的是,對于這一使用頻率如此高的概念,其確切內(nèi)涵卻存在巨大爭議。一方面,大眾將“先生”概念視作“男性”專有稱謂,并認為此乃不言自明的“常識”;另一方面,在一些正式場合,“先生”成為部分杰出女性的稱謂。由此常常引起社會上的軒然大波:男性天然可稱“先生”,而女性只有杰出者才有資格稱“先生”,這豈不是性別不平等的重要例證?

其實,早在20世紀80年代,女性是否稱“先生”就曾引起討論。1986年,阿甲在《寫在〈四世同堂〉獲獎時》一文中稱老舍夫人為“胡絜青先生”,這一用法就引起部分讀者的疑惑[1](PP77-78)。21世紀,語言學界圍繞此問題展開討論。周有光指出,稱女性為“先生”存在混淆性別、重男輕女、用詞混亂三大問題[2]。李遠明的意見恰恰相反,他認為應在《現(xiàn)代漢語詞典》的“先生”義項中增加“道德文章兼?zhèn)涠陦垡迅叩闹浴盵3]。邢福義同樣對女性稱“先生”持正面意見,他認為稱女性學人為“先生”是對男性本位社會形態(tài)的沖擊[4]。陳慧通過調(diào)查統(tǒng)計指出,國人對女性稱“先生”的分歧較大,呈現(xiàn)出文化程度越高,認可程度越高的趨勢[5]。陳滿華、陳光指出稱謂背后的“性別尊卑感”,并強調(diào)稱女性為“先生”破壞了當代漢語稱謂系統(tǒng)內(nèi)部自足和自洽[6]。時至今日,對于“先生”概念在使用中的困惑日益蔓延,相關討論更是甚囂塵上,莫衷一是。既有研究多從語言學角度進行探討,但對于“女性稱先生”的歷史發(fā)展脈絡卻缺乏系統(tǒng)梳理和研究。有鑒于此,本文意欲從概念史和性別視域出發(fā),梳理“先生”概念傳統(tǒng)和近代中不同的發(fā)展路徑及其演變的內(nèi)在理路,辨析近代“先生”概念在跨語際實踐中與英文“mister”之間的復雜關聯(lián)。

一、“女子稱先生者,古已有之”

在漢語稱謂體系中,“先生”概念的產(chǎn)生和發(fā)展有著數(shù)千年的悠久歷史。早在先秦時期,《詩經(jīng)·大雅》中就有“誕彌厥月,先生如達”之句?！墩撜Z·為政》中也有“有酒食,先生饌”的表述,朱熹認為,此“先生”乃“父兄”之義[7](P51)?！睹献印じ孀印分械摹跋壬鷮⒑沃?趙岐注云:“學士年長者,故謂之先生?！盵8](P340)《禮記·曲禮上》中的“從于先生,不越路而與人言”,鄭玄注曰:“先生,老人教學者?！盵9](P11)從以上案例可知,“先生”概念在先秦時期就已產(chǎn)生“首生”“父兄”“學士年長者”“老人教學者”等核心含義。自漢迄今,在實際使用過程中,“先生”概念以核心含義為中心,不斷輻射性地向外延展,由此衍生出了更豐富的含義。俞理明指出,六朝之前,“先生”含義較為穩(wěn)定,“唐宋以下,它指稱的人物范圍擴大,在一些環(huán)境中,可以稱某些職業(yè)或類型的人”[10](PP189-205)。根據(jù)《漢語大詞典》統(tǒng)計,到目前為止,“先生”概念的主要含義有:“1.始生子;2.稱父兄;3.稱年長有學問的人;4.稱老師;5.稱先祖;6.稱致仕者;7.文人學者的通稱;8.稱道士;9.舊時稱相面、卜卦、賣唱、行醫(yī)、看風水等為職業(yè)的人;10.稱妓女;11.舊時稱擔任文書或管理職事的人;12.妻稱丈夫;13.一般人之間的通稱;14.用以稱地區(qū)或行業(yè)中具有代表性的男子。”[11](P238)

顯然,隨著時代遞嬗,不同的衍生含義紛紛附著在“先生”概念譜系之中。與此同時,因社會使用頻率的日益下降,部分含義逐步消解,最終消失在歷史長河中。例如,原本屬于核心內(nèi)涵的“首生”“父兄”等含義,在當代社會的實踐過程中已然銷聲匿跡。這一“附著”與“消解”的過程,也貫穿了“先生”概念譜系發(fā)展和衍變的整個歷史。

若從性別的視角出發(fā)則可發(fā)現(xiàn),“先生”概念最初的“首生”含義,主要指時間上的先后,而非性別層面的區(qū)隔。這也是民國之際部分女性知識分子傾向于將“先生”作為自己稱謂的重要原因,“先生兩字最好,就那字義上講,就沒有什么男女分別”[12]。此外,除“父兄”“丈夫”之外,“先生”概念的其他含義往往也與性別無涉。

那么,在傳統(tǒng)中國的語境中,是否存在女性稱“先生”的案例?其實早在民國時期,國人就開始密切關注到“女子稱先生”這一問題?！疤斓匚釓]”在《申報》發(fā)表文章,以秦檜妻稱“沖真先生”和女冠耿先生為例,強調(diào)“女子稱先生者,古已有之”[13]。也有人強調(diào),“先生兩字,男女可以通用”,并指出“廣東戲班,稱女性則用女先生三字”[14]。當代學者也關注到古代社會在稱女性教師、女性道士和妓女等職業(yè)時使用“先生”[10](PP189-205)。但是,這些案例是否僅是個例?它們是否能夠代表當時社會的普遍狀態(tài)?要梳理并探討上述問題,就不得不以“先生”概念下列含義為中心,系統(tǒng)梳理中國女性稱“先生”的案例及其產(chǎn)生的歷史情境。

(1)老師

傳統(tǒng)“先生”概念的主要含義之一為“老師”。稱男性老師為“先生”的例子茲不贅述。而稱女性老師為“先生”存在諸多史例。如《新唐書》記載宋若昭事跡:

穆宗以若昭尤通練,拜尚宮,嗣若莘所職。歷憲、穆、敬三朝,皆呼先生,后妃與諸王、主率以師禮見。[15](P3508)

宋若昭乃唐代宋廷芬之女,唐憲宗、穆宗、敬宗皆稱之為“先生”。顯然,女性是否可被稱為“先生”,在此案例中與性別身份并無關聯(lián)。

在明清時期的鄉(xiāng)村還存在一些女塾師,人們往往以“女先生”稱之?！秾O貞節(jié)婦傳》中曰:

余少時見里中有一老婦,冬夏一蠶絲舊衫,俛然似有道氣者,人皆呼之曰女先生。詢其故,知其通于句讀,貧家子弟多從之受業(yè)者。[16](P250)

從此例可知,稱女性教師為“先生”并非上層社會的個例,在鄉(xiāng)土社會的人際交往實踐中也是廣泛存在的。

晚清之際,這種稱謂方式并未消亡。晚清士人徐潤在《徐愚齋自敘年譜》中稱:

五兒超侯二月二十五日隨女先生戴娘娘由滬赴英肄業(yè)。戴先生年近六十,來滬已三四十年。[17](PP198-199)

“戴娘娘”為徐潤為其子聘請的西文女教師,徐潤也稱之為“戴娘娘”“女先生”“戴先生”,此處的“先生”也是指“老師”。

另外,1916年京師學務局發(fā)表一則悼文,追悼的對象是一位名叫繼識一的女校長,悼文中對死亡者稱呼為“繼女士識一先生”。這一稱呼的結構為“姓+女士+名+先生”,巧妙地將“女士”和“先生”同時納入其中[18]。繼識一乃清末民初的著名女性,甚至有傳教士稱其為“20世紀初北京著名的女性改革家”。京師學務局于1912年成立,乃北洋政府管理北京地區(qū)學務的重要政治機構。京師學務局的這種用法,反映了將女性稱作“先生”受到當時的官方機構的認可。

綜上可見,性別并非稱“先生”的核心因素,人們往往使用“先生”“女先生”“姓氏+先生”稱呼女性教師。

(2)醫(yī)生

“先生”在部分方言中是醫(yī)生的稱呼。宋人周守忠在《歷代名醫(yī)蒙求》中記錄了一位被鄉(xiāng)人稱為“女先生”的女醫(yī)生:

相妻方氏,明識人也,亦精幼科?！嬎?歲不下千人,遂致道路嘖嘖,有“女先生勝男先生”之稱。[19](P393)

這一則史料中稱男醫(yī)生為“男先生”,稱女醫(yī)生為“女先生”。它主要反映兩個層面的問題:其一,“先生”作為醫(yī)生稱謂,在實際使用過程中并未考慮性別因素;其二,“性別+先生”的稱謂模式男女皆可使用。

同樣,在明代戲曲《燕子箋》中,也存在請“女先生”診病的段落:

(小旦):是一位女先生,奴家請來看霍郎病的。[20](P532)

《燕子箋》乃晚明傳奇的經(jīng)典之作,在當時社會風靡一時,幾近狂熱(3)。其中稱女醫(yī)生為“女先生”,也折射出晚明都市社會中的一般狀態(tài)。

另外,在清季《申報》上刊登有一則“女先生”張椿英的廣告:

啟者:余貿(mào)易申江,悮入煙花,忽患楊梅結毒,屢醫(yī)無效。幸遇世醫(yī)張椿英女先生,專治一切外癥,余之毒往醫(yī)不日痊效。先生設局在陳家木橋北堍。特此揚名。[21]

這則廣告稱張椿英為“女先生”“先生”,與前幾則史料一脈相承。由此可見,自宋至近代,中國社會一直存在稱呼女性醫(yī)生為“女先生”“先生”的情況。

(3)道士

以“先生”稱道士,早在東晉之際就已存在。道教典籍稱:“先生位重,不可妄稱,鬼神不承奉,以天考考人。夫先生者,道士也?！盵22](P107)而道士稱“先生”者,同樣無性別之分。史籍中曾記載多名被稱為“先生”的女性道士。例如,五代十國時期的女道士“耿先生”:“女冠耿先生,鳥爪玉貌,甚有道術,獲寵于元宗。”[23](P19)“女冠”即是指女道士,這里使用的是“姓氏+先生”的用法。

有宋一代,君主賜女性“××先生”道號者不乏其人。例如,宋高宗時期的秦檜之妻王氏“乞改賜一道號,詔特封沖真先生”[24](P2274)。根據(jù)《朝野遺記》記載,在宋寧宗時期,婕妤曹氏受皇帝寵幸,“曹有姊妹通籍禁中,皆為女冠,賜號虛無自然先生”[25](P136)。

即使在近代社會,依然存在會道門組織中的女性稱“先生”的案例。例如,在一貫道中,“未敬禮前,不算正式入道,直稱其名。敬禮后,不論男女均稱先生”[26](P33)。正式加入一貫道后的信徒“不論男女均稱先生”,這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古代道士無論男女皆稱“先生”的遺風。

(4)算命先生、占卜先生

稱呼以算命、占卜為業(yè)者為“先生”,源流甚久。漢代《史記·淮陰侯列傳》中有“先生相人何如”之句[27](P2623)。其中“先生”即指相面者、占卜者。女性占卜者稱“先生”的案例也并不少。例如,《西游記》中描繪孫悟空占算的場景:“你看他手里不住的搖,口里不住的念道:‘周易文王、孔子圣人、桃花女先生、鬼谷子先生。’”[28](P166)其中的“桃花女先生”即指桃花女。桃花女是中國古代民間傳說中的經(jīng)典女性角色,她擅長占卜、解禳,與周公斗法的故事在民間廣為流傳?！段饔斡洝分蟹Q“桃花女”為“先生”,也是明代社會以“先生”稱呼女性占卜者的真實反映。

清代小說《忠烈全傳》中也有稱女性占卜者為“女先生”的文本:

大姐不要哭,女先生算你該做妾,雖不是顧家,也是本府太爺一個黃堂的公子,到不如一個窮酸嗎?都是一樣做妾,哭做什么。[29](P60)

女性算命、占卜者稱“先生”或“女先生”在明清社會中并不少見,且在民間社會頗為根深蒂固。據(jù)筆者所見,直至改革開放后,還存在以“女先生”指代女性算命、占卜者的情況。例如,新華社在1999年的新聞報道《算命透視》中有:

另一位“女先生”指著自己招牌上“抽簽、算命、看手相”幾個歪歪扭扭的字說:“這也是請人寫的。沒文化就不行?剛才你不是看見我把那個小伙說入了迷?”[30](P294)

顯然,此例中的“女先生”與明清小說中的情況無異,稱占卜者為“先生”同樣不存在性別區(qū)分。

(5)女說書、女彈詞

舊時對于評彈藝人,俗稱“說書先生”,對于女說書、女彈詞,亦稱“先生”或“女先生”。《紅樓夢》中有:“女先兒回說:‘倒有一段新書,是殘?zhí)莆宕墓适?。’”[31](P746)其中的“女先兒”即是“女先生”。此類稱謂在晚清之際更為普遍。持平叟在《接女彈詞小志》中指出:“上海風俗,稱女彈詞為先生,稱彈唱處為書場。”[32]王韜在《海陬冶游錄》中稱:“滬上女子之說平話者,稱為先生,大抵即昔之彈詞,從前北方女先兒之流?！盵33](P28)

(6)妓女

稱妓女為“先生”的用法常見于晚清民國時期的文獻?！蹲至譁麍蟆吩?893年有報道稱:

至于歌妓則公然稱之曰先生,而狎客之媚妓者,又不第以先生目之,而竟稱之曰某翁。

直至民國之際,此風依然存續(xù)。據(jù)民國報人包天笑稱:“堂子里他們決不以稱女人先生為特異。因為他們的制度,也是稱女人為先生的,又分出什么大先生、小先生、尖先生之類?！盵12]至于稱妓女為“先生”之原因,有研究者認為“也許源自附庸文人風雅”,并猜測此用法與“以賣唱等為職業(yè)的人”有關聯(lián)[4]。此說可謂精到,但并未舉出具體證據(jù)。據(jù)民國時人觀察:“上海在同光之間,盛行女彈詞,亦有許多女書場,因為說書者,都呼作先生,所以女彈詞家,亦都呼為先生。后來女彈詞,即蛻變而為妓女,故其所居之處,則曰‘書寓’,招之侑酒,則曰‘堂唱’,都留有女說書先生的殘痕。”[34]由此可見,妓女稱“先生”肇始于女彈詞、女說書之說,并非無根之言。

上述“先生”概念的諸多含義,除“妓女”這一含義外,無論是老師、道士、醫(yī)生、占卜先生、說書先生等,皆男女通用。那么,是否存在將“先生”視作男性專屬物的例證?答案是肯定的。筆者耳目所及,有下列兩例較為典型。

其一,南宋時期秦檜之妻王氏自稱“沖真先生”,王佐駁之曰:“妾婦安得此稱!”[35](P285)王佐因秦檜之妻的性別身份,對她是否有資格稱“先生”表示強烈質(zhì)疑。但關鍵問題是,王氏的“沖真先生”乃皇帝親自頒賜的“道冠師號”[36](P288)。如前文所述,宋代政府還有賜予女道士“虛無自然先生”道號的記載。質(zhì)而言之,性別并非政府賜予“××先生”稱號最核心因素。王氏最終被剝奪“沖真先生”之號,南宋初年的高層政治斗爭或許比性別身份更為關鍵。

其二,晚清之際,“湖上稚云”在《書說書女先生合傳后》一文中稱:“蓋先之云者,長老之稱也;生之云者,男子之謂也?！盵37]此處強調(diào)“先生”之“生”,乃男性之義,由此視“先生”概念為男性獨有的稱謂。不過,此文敘述的主體就是被稱作“女先生”的女性說書人!

以上兩例皆反映了一個核心問題:盡管部分士人強調(diào)女性不能稱“先生”,但這恰恰又證實了古代社會存在女性稱“先生”的具體實踐。

綜上可知,傳統(tǒng)中國的語言實踐中,“先生”概念并非男性獨享的話語空間,它在性別層面具有廣泛的包容性。特別是在老師、醫(yī)生、道士、占卜者、說書人等職業(yè)中,無論男女,皆可使用“先生”之稱。其使用方法包括“先生”“性別+先生”“姓氏+先生”“××先生”之類,與男性并無本質(zhì)區(qū)別。毋需否認,由于古代社會中老師、醫(yī)生、道士等職業(yè),男性從業(yè)比例高,在浩瀚無垠的古代文獻中,留存下大量男性稱“先生”的案例,部分士人或由此產(chǎn)生“妾婦安得此稱”的錯覺,試圖強行將“先生”和“男性”之間建立起關聯(lián)。不過,這一認知并不符合歷史實際,更未受到社會的普遍認同并付諸具體的語言實踐。進而言之,在古代中國,男女兩性身處不同的公私空間,也相應存在不同的社會規(guī)范和話語場域,女性稱“先生”或許在部分職業(yè)領域或私人空間廣泛使用,不過一旦進入公共話語空間,它在某種程度上給“約定俗成”的語言慣習帶來沖擊與威脅,這或許正是女性稱“先生”引起部分士人不滿的原因之一。

二、民國之際女性稱“先生”的進一步發(fā)展

在民國建立之前,女性稱“先生”存在一定的職業(yè)局限,一般只有作為醫(yī)生、教師、道士、占卜者、說書人、妓女等含義時,“先生”概念才會出現(xiàn)在女性稱謂中。而男性可使用“先生”作為日常交際過程中的一般尊稱,這種使用方法一般較少覆蓋到女性群體。1912年之后這一情況出現(xiàn)了根本性的變化,“先生”作為對女性的一般尊稱逐漸走入國人的日常交際之中。

推動這一變化的關鍵性制度文件是1912年南京臨時政府頒布的《臨時大總統(tǒng)令內(nèi)政部通知各官署革除前清官廳稱呼文》。在該法令中,孫中山要求革除前清官廳中的“大人”“老爺”等稱謂,以“先生”和“君”兩種稱謂取而代之:

查前清官廳,視官等之高下,有大人、老爺?shù)让Q,受之者增慚,施之者失體,義無取焉。光復以后,聞中央地方各官廳,漫不加察,仍沿舊稱,殊為共和政治之玷,嗣后各官廳人員相稱,咸以官職,民間普通稱呼則曰先生,曰君,不得再沿前清官廳惡稱。[38](P6)

當國家政體從“君國”向“民國”躍進之際,稱謂革命也被納入新政權關注的重心。國家權力強行進入私人場域,利用語言、稱謂等日用而不知的慣習,試圖將君權制下的“臣民”改造為共和制下的“公民”?！袄蠣敗薄按笕恕钡确Q謂因“盛行于官僚社會,顯然分著尊卑的階級”而被政府摒棄[39]?！跋壬焙汀熬眱纱蠓Q謂因其內(nèi)在的相對平等性,被南京臨時政府賦予了合法地位。袁世凱當政之際,曾短暫恢復清代官場稱謂,禁止互稱“先生”。焦菊隱曾譏之曰:這與孫中山下令以“先生”和“君”作為社會通稱“恰恰成為尖銳的對比”[40](P25)。在這一歷史背景下,“先生”和“共和”深度綁定,社會上甚至有“共和先生”和“專制老爺”的戲稱[41]。這反映了民初國人在“先生”概念上賦予了政治平等的時代含義。

不過,南京臨時政府的相關法令并未指明“先生”和“君”所使用的性別范圍,而是將兩者視作“民間普通稱呼”。那么,“先生”作為通稱可以涵蓋女性還是僅僅指代男性群體呢?

1918年,劉哲廬觀察到:“惟近日女界每多以先生相稱者,此系共和告成一種普通之詞,亦頗通用?！盵42]在這里,女性稱“先生”的含義,已經(jīng)不再僅局限于過去的教師、醫(yī)生、道士、占卜者、說書人、妓女等,而變成可以指代包括全體女性和男性在內(nèi)的社會通稱。劉哲廬稱此乃“共和告成一種普通之詞”,顯然“共和告成”在“先生”概念變化中發(fā)揮著關鍵性作用?！跋壬备拍钪兴N含的性別平等,在民國初年的共和潮流中日益滋長,與共和體制背后的政治平等同頻共振,政府在通過稱謂革命改造國民的同時,也從性別層面不斷拓寬“先生”概念的性別所指。

如果說辛亥革命之后“女界每多以先生相稱”乃共和政體下政治平等之風激蕩的新生事物,那么新文化運動以及由此產(chǎn)生的性別平等社會風潮,則進一步推動了女性稱“先生”在社會中廣泛傳播。沃邱仲子在其小說《新官場家庭繁華史》中的下列描述,集中反映了“先生”概念在使用過程中不分性別:

女士謂鄒曰:“余與子夫婦之關系業(yè)已斷絕,他日相遇,我呼子以鄒先生,子亦當稱我以某先生,毋作女兒態(tài)也?！编u唯唯。女既從余時,或相遇,二人必互以先生相稱謂。[43](P111)

離婚夫婦互稱“先生”,凸顯了新文化運動之后性別平等觀念深入人心。在此社會風氣的席卷之下,人們將女性稱“先生”賦予了男女平權和女性獨立的時代含義:“在現(xiàn)代中國,抹煞丈夫的姓名,正足以表示她的獨立性,再在她處女姓名之后,殿上一個先生的字樣,于是乎她在社會上,便完全與男子平等了?！盵44]由此,不同性別在稱謂層面的統(tǒng)一,被視作性別平等的關鍵標志。還有人認為:“民國以前,‘先生’一詞是男士的專利品,婦女是‘無福享受’的,民國成立以后,女同胞跟男同胞爭‘平權’,部份得到‘成功’,從此‘先生’之尊稱,女同胞也可以‘分享’了。”[45]顯然,她們將“先生”概念視作男性的特權或“專利品”,而女性稱“先生”正是女同胞爭取自身權力的一種成果。還有人認為:“現(xiàn)在的新思潮,婦女不是要解放嗎?婦女既要解放,和男子平等,那么文字上的界限,不要打破嗎?”因此,“改‘先生’為通性名詞,豈不便利?而平等的形式,也很合于新思潮呀!”[46]民國小說家包天笑就描繪了一位提倡“男女平權”的女性任佩真,“不喜歡人家呼伊女士”,更愿意別人稱呼她為“先生”[12]。稱謂作為社會日常交際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社會權力結構外化的自然表征,故而稱謂的變化往往意味著既有權力結構的松動、崩解或重組。在此基礎上,人們往往賦予稱謂變革超越其本身的社會性、政治性意義。強調(diào)女性擁有“先生”概念的使用權,是性別平等這一文化口號在稱謂上的標志性呈現(xiàn)。

不過,盡管民國時期政府高唱以“先生”取代“大人”“老爺”,但實際效用則并不理想。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民國建立已越十余年之久,而“老爺”“大人”“太太”等稱謂依然大行其道。時人指出:“不特縉紳閥閱之家沿用而不改,就是黨治下的官吏和民眾,也都照舊的稱用而不廢,甚至于自命為革命救國的而在黨部里邊充當委員或者工作人員的,他們的家庭之間,也和縉紳閥閱之家一樣地沿用這種稱呼?！盵47]1929年,有人提議廢除“老爺”“太太”,無分性別“一律稱之為先生,以符男女平等之旨”[48]。有鑒于此,1934年南京國民政府內(nèi)政部頒布一則通令,要求取締腐化稱謂:

嗣后有官職稱其官職,無官職者,一律稱先生,不準再用舊日老爺、太太、少爺、小姐腐化之稱謂。

這則通令反映了南京國民政府高層對于社會稱謂的認知。從“先生”概念變遷的角度而言,這則通令雖與1912年南京臨時政府的政令一脈相承,但也具有其獨特的關鍵意義。首先,這則通令不再提及“君”這一稱謂,由此可見,在與“君”的較量中,“先生”占據(jù)上風,并成為政府指定的唯一合法稱謂。其次,這則通令取締“老爺、太太、少爺、小姐”而一律改為“先生”?！袄蠣敗薄吧贍敗蹦四行苑Q謂,“太太”“小姐”乃女性稱謂,政府卻不分性別一律改為“先生”。由此可知,政府首次官方確定了作為全體公民通稱“先生”概念,并無性別之分。

此后,社會上使用不分男女皆稱“先生”的情況愈發(fā)普遍。1934年就有人稱:“‘先生’之稱,習慣上本不分‘男’‘女’‘老’‘幼’‘童男’‘處女’的。”[49]1939年,一位署名“畫虎生”的作者觀察到,女性稱“先生”一事“頻接于耳目”[50]。1949年,張亦芳給《亦報》編輯“白荷小姐”寫信,詢問如何稱呼女性,“白荷小姐”回復道:“寫信時為省麻煩起見,在性別上不分男女老少一律寫‘先生’為最佳。”這也反映了“先生”作為一種全體公民的通稱,日益受到社會的認可。

不過,將“先生”視作不分男女老少的通性稱謂僅僅是理想狀態(tài),在實際使用過程中,以“先生”稱呼女性往往還存在一定限制。其限定性主要集中在以下兩點:

第一,“先生”主要用來稱呼未婚或無丈夫的女性。蘆焚在小說《鳥的歸來》中描繪了女性被人稱作“先生”后的復雜的心理:

“先生到什么地方?出門久了罷。”

老人雖然上了幾歲年紀,眼光還不差,他看得出女人是應該稱先生的。然而這簡單的問話使易瑾發(fā)慌?！鸪跛Q“先生”似乎看準易瑾沒有丈夫。“難道我就不準有一個合意的丈夫嗎?”她這樣想,還非常難過。[51]

“先生”在此主要是指“沒有丈夫”的女性。相似的用法在其他文本中也有體現(xiàn):“有的女人,她已結了婚,你如果仍稱呼她‘小姐’‘先生’,她又會勃然大怒,認為你不把她和丈夫的夫婦關系當做正式的?！盵52]稱呼已經(jīng)結婚的女性為“先生”會引起被稱呼者的勃然大怒,這也可以反證,在部分場合中,“先生”主要是針對未結婚或未有丈夫的女性。

第二,主要稱呼知識階層或新式女性。當代學者也關注到,民國之際存在女性讀書人、女性學人稱作“先生”的用法。對此民國時人也有所論述。他們指出,“先生”稱謂局限在知識階層女性的原因在于這一稱謂本身的特殊性:“對新式女子呼‘先生’,本來很冠冕,但對鄉(xiāng)下女子也這樣稱呼,就要叫他惶惑起來而不敢答應了?！盵49]還有人強調(diào)知識分子女性稱“先生”是常態(tài):“現(xiàn)在婦女雖亦可稱為先生,但大抵都系對知識份子而發(fā),如果對一個毫無智識的婦女,或智能比較低級的‘老粗’,仍一律稱以先生或老先生等名稱,有時不但不很相宜,而且還似乎有點不倫不類。”[53]

無須諱言,民國時期也廣泛存在著反對女性稱“先生”的輿論,其反對理由如下。

其一,女性本已存在“小姐”“太太”“夫人”等稱謂,無須再增加新的稱謂。錢歌川指出:“我的主張,是以先生稱呼女子的辦法,非到萬不得已時頂好不用。對于未婚的女子,稱為女士或小姐,對于已婚的女子,稱為夫人或太太,似屬正道。”[44]無論是未婚還是已婚,皆有相對適合的稱謂,增加“先生”稱謂反而造成冗余。

其二,妓女稱“先生”,故而稱女性為“先生”是不尊重。時人認為:“若男子亦呼女子為先生,頗不雅聽,且滬俗對于妓女稱先生,似未便以先生加一般普通之女子?！盵54]顯然,“先生”概念衍生出來的“妓女”含義,影響了時人對此稱謂的觀感。

其三,日常使用中存在不便,特別是親子關系中。署名“塞外”的作者稱:“管她媽叫先生,管她女兒也叫先生。譬如姓張,母親女兒都叫張先生嗎?他父親是稱先生,哥哥兄弟也都是先生,一家子老老少少都是稱先生,一家子先生,未免滑稽!”[55]一家之內(nèi),人人皆為“先生”,往往給日常交際帶來困難。

其四,“先生”為男性之通稱,不宜用于女性。黃希聲曾指出,“先生”二字“久已習用為男子之通稱,今女子亦襲之,由以男子之衣衣于女子之體,雖童子亦知其不稱”[56]。強調(diào)“先生”為男性之通稱,并非黃希聲一人所持有的觀點。也有人稱“先生”在民國誕生之前乃男性之“專利品”[45]。因此,“先生”已經(jīng)久為男性通稱,如今女性再使用它,無異于“以男子之衣衣于女子之體”[56]。

三、“先生”概念譜系危機及其性別含義

在前近代時期,“先生”概念譜系已經(jīng)隱然存在“男女皆可用”和“僅男性可用”兩種含義的矛盾,但前者完全占主導地位,稱女性為“先生”在日常交際中廣泛存在。在20世紀,情況發(fā)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特別是在民國之際,部分國人已將“先生”概念視作男性“專利品”[45]。類似表述連篇累牘,不勝枚舉。不僅如此,當代學者也存在類似的觀念:“在當代廣大老百姓的心目中,‘先生’就是男子。你可以抱怨他(她)文化不高或孤陋寡聞,但你絕對不能改變他(她)的這一母語者的語感?！盵6]那么將“先生”視作男性“專利品”的“母語者的語感”又是如何產(chǎn)生的呢?

系統(tǒng)梳理民國時期國人關于這一問題的論述,“先生”與“mister”之間的對譯關系被反復強調(diào)。有人稱:“密司忒Mr是先生的代名詞。”[57]還有研究者指出:“Mr一字,既為男性名詞,那么‘先生’兩字,也就是男性名詞了?！盵46]也就是說,“mister”中包含的性別因素,也“必然性”地呈現(xiàn)在“先生”概念中。那么,為何“先生”的性別指向無法通過其自身的發(fā)展歷史來解釋,反而需要借用“mister”才能推演?顯然,這一論斷的基本邏輯起點在于,堅信“先生”和“mister”之間存在對譯關系。不過,兩者來自完全不同的語言體系,也有著截然不同的歷史發(fā)展路徑,其內(nèi)涵雖有相似、契合之處,但也并非完全吻合。那么,“先生”與“mister”對譯這一觀念究竟是如何產(chǎn)生的?它又是如何進入國人的思想世界并成為人們“日用而不知”的常識的?要解決這一系列問題,就有必要系統(tǒng)梳理“mister”概念在跨語境旅行過程中對中國傳統(tǒng)稱謂體系的挑戰(zhàn)與改造。

1911年出版的《不列顛百科全書》(The Encyclopedia Britannica)指出,“mister”源自“master”,“master”作為男性名字的常用前綴,最初限于有一定社會地位的人。受“mistress”的影響,它在發(fā)音上變?yōu)椤癿ister”。其中還舉兩例“Mr Justice”和“Mr Speaker”,前者稱高等法院法官,后者指下議院議長[58](P872)。在《巴恩哈特詞源詞典》(The Barnhart Dictionary of Etymology)中稱“mister(Mr.)”為男性尊稱[59](P668)。在《牛津高階英漢雙解詞典》中,“mister”義項下有兩條:“1.Mr的全寫,書寫時不常用;2.兒童常用,稱呼不知姓名的男子。”在“Mr”義項下有兩條:“1.用于男子的姓氏或姓名前;2.稱呼要員?！盵60](P1287,P1313)綜上可見,在英文語境中,“mister”作為男子之稱,性別含義頗為明顯。

英文“mister”在中國的跨語際“旅行”,與18世紀末19世紀初中英兩國之間的政治、經(jīng)濟交往存在密切關聯(lián)。1816年阿美士德使團訪華之際,英文“mister”便通過音譯方式開始出現(xiàn)在中文典籍中。在《英貢使等進表聽戲筵宴瞻仰陛辭人數(shù)擬單》中,將“mister”“mesrs”翻譯為“米斯”,蘇楞額特別解釋:“米斯是贊美之詞?！盵61]作為“mister”的翻譯,“米斯”在1884年的《申報》中還在使用。在《申報》廣告欄申隆洋行產(chǎn)業(yè)招租的廣告中有“申隆洋行米斯格勞司啟”。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在《粵語中文文選》(A Chinese Chrestomathy in the Canton Dialect)中還提到“mister”的另一種音譯——“美士”[62](P2)。此音譯至少在19世紀三四十年代受到中英雙方的部分使用。例如,衛(wèi)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在1842年出版的《拾級大成》中以“美士哋”來翻譯“Mr.T”[63](P92)。廣東行商伍紹榮等在致英人函中也有“上美士滑文、美士顛地、美士查典、美士拜、美士化林治暨列位真地文”的文本[64](P287)。其中,“美士滑文”即“Mr.Whiteman”,“美士顛地”即“Mr.Dent”,“美士查典”即“Mr.Jardine”,“美士拜”即“Mr.Boyd”,“美士化林治”即“Mr.Framjee”。除此之外,“mister”還有“未士打”“未氏”“未士”等音譯。例如,行商伍浩官在致英國大班的信中稱其為“大班未士哈”或“未氏哈”,即為“Mr.Hall”的音譯[65](P336)。唐廷樞在《英語集全》中以“未士”“未士打”翻譯“mister”[66](P38b)。鄺其照在《英華字典集成》中也使用音譯“未士打”[67](P642)。

以上諸多音譯,固然保留了英文“mister”的特殊內(nèi)涵,但在具體跨語境實踐過程中不免有佶屈聱牙之感。那么究竟如何借用漢文體系中的固有概念作為“mister”的對譯呢?表1為19世紀初至20世紀初西方漢學家編纂的中英辭典和教科書中對“mister”的中譯。

表1 19世紀初至20世紀初中英辭典和教科書中對“mister”的中譯

表1中的13種中英辭典與教材在清末民初具有一定代表性。其中關于“mister”的中譯共計15種,其使用頻次如下:先生(13)、公(4)、相公(3)、老爺(2)、老師(1)、官(1)、師爺(1)、君(1)、大人(1)、事頭(1)、司務(1)、頭家(1)、老將(1)、家長(1)、美士(1)。從統(tǒng)計中可以看出,上列各辭典的作者無一例外皆將“先生”視作英文“mister”的中文譯名之一,遠遠高于“相公”和“老爺”及其他譯名。

正如前文所述,“先生”概念在傳統(tǒng)中國的語境下男女皆可使用,而“mister”乃男性稱謂,兩種概念在性別指代層面存在無法忽視的割裂式差異。那么,為何西方漢學家“異口同聲”地選擇使用“先生”來翻譯“mister”呢?是西方漢學家們不了解“先生”與“mister”之間的不一致性嗎?

答案顯然是否定的。1866年羅存德(Wilhelm Lobscheid)在《英華字典》(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中將英文詞匯“mistress”翻譯為“女先生”[70](P1185);波乃耶(J.Dyer Ball)在其著作《粵語速成》(Cantonese Made Easy)中特別強調(diào)中文“先生”概念適用于所有性別[80](P139)。他在另一部著作中對英文“teacher(a femal)”詞條的翻譯也是“先生”和“女先生”[77](P235)。艾約瑟(Joseph Edkins)在《上海方言詞匯集》(A Vocabulary of the Shanghai Dialect)中將“schoolmistress”翻譯為“女先生”[71](P106)。啟爾德(Omar L.Kilborn)在《華西初級漢語課程》(Chinese lessons for First Year Students in West China)中同樣指出在中國“先生”概念可以指“女性教師”[81](P1)。以上種種表明,早期的西方漢學家并非沒有關注到這批被賦予“先生”或“女先生”稱謂的中國女性教師群體。

既然西方漢學家了解到中文“先生”概念并不存在性別層面的特指,為何普遍采用它來翻譯“mister”呢?其原因在于,首先,“先生”概念在晚清之際開始逐步呈現(xiàn)出超越階層的普適性特征。其使用范圍日趨泛濫,“至若捕房之包探,戲館之伶人,洋行之侍者,沿街之巡捕,亦稱之先生、老爺”,時人將此視作“稱謂之濫”“名器掃地”。這一現(xiàn)象一方面反映了稱謂“代際性貶值”的歷史趨勢,另一方面也折射出“先生”突破了知識階層的局限,進一步輻射到“包探”“伶人”“侍者”“巡捕”等平民階層。這一平民化趨勢自然為民國時期“先生”作為全體公民通稱奠定了基礎。其次,與“相公”“公”相比,“先生”概念在中國社會的實踐層面更具有廣泛性。啟爾德(Omar L.Kilborn)特別指出,這一概念“幾乎是全中國通用的名稱,它可以用來稱呼生活中任何地位的人”[81](P9)。顯然,在普適性和廣泛性上,“先生”與“mister”具有異曲同工之妙。正因如此,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eer)強調(diào)“先生”是漢語所能提供的最接近于mister的語言[75](P3)。博良(Robert Thomas Bryan)也將“先生”視作“mister”的對應詞[82](P27)。顯然,在西方漢學家筆下,“先生”與“mister”因擁有相似的內(nèi)涵而建立起了互譯的關系。

“先生”與“mister”的互譯關系,畢竟是來自西方漢學家在跨語際實踐中的集體性建構。那么,它究竟是如何“植入”國人思想世界之中,并成為一種“不言自明”的常識呢?

據(jù)筆者所見,在19世紀60年代中期之前,國人較少將“先生”與“mister”互譯。以唐廷樞1862年出版的《英語集全》為例,該書將“先生”翻譯為“teacher”和“doctor”,又將“mister”音譯為“未士”“未士打”[66](P31b,P62a,P38b)。全書中皆未出現(xiàn)用“先生”翻譯“mister”的情況。據(jù)周振鶴考釋,大英圖書館所藏《紅毛番話》中“先生”的英文翻譯為“school master”[83](P349)。馮澤夫的《英話注解》中“先生”同樣翻譯為“teacher”[84](P12)。從以上種種可以看出,“先生”和“mister”此時在國人的思想中還未建立起互譯關系,人們在使用“mister”及其音譯時,往往將它視作對西方男性的稱謂,而在使用“先生”時,則視作對教師、醫(yī)生等職業(yè)人士的尊稱。當然也有例外的情況。例如,1855年初版、1860年重版的《華英通語》一方面在詞匯條目中將“先生”譯為“teacher”,另一方面在會話中將“mister”譯為“先生”[85](P52b,P154b,P167b)。《華英通語》的相關用法,很可能與作者“從學于英人書塾者歷有年”[86](何紫庭序)、深受西方漢學家熏陶有關。

質(zhì)而言之,“先生”是否與“mister”互譯,反映了中西方話語權力在中國語言體系場域的角逐和競爭。從西方語言的角度來說,它亟需在中國語言體系內(nèi)找尋西方語言的中文對譯,從而降低和減少中西交流中的溝通成本和語言障礙?！跋壬北灰曌鳌皾h語所能提供的最接近于mister的語言”而受到西方漢學家的青睞。從中國語言自身的發(fā)展脈絡而言,“先生”并無與“mister”建立互譯關系的必要,兩者固有相通之處,但皆存在獨特的內(nèi)涵和外延,在性別層面的尖銳矛盾更是難以調(diào)和。與其深度捆綁,不如各行其是,采用音譯方式翻譯“mister”,可以避免兩者建立互譯關系后產(chǎn)生的后續(xù)糾紛。這或許正是唐廷樞在《英語集全》中僅采用“未士”“未士打”而非“先生”來翻譯“mister”的深意所在。

從19世紀60年代中后期開始,情勢逐步發(fā)生變化。處于“船堅炮利”威懾下的中國在東西方話語權力角逐中日益弱勢。而這種權力關系的變遷也相應地反映在東西方語言之中。由此,漢學家建構起來的“先生”與“mister”互譯觀念堂而皇之進入國人編纂的字典和日常使用之中。1868年,鄺其照在《字典集成》中已將“先生”作為“mister”的中文翻譯之一[87](P70)。1879年,中國首任駐英公使郭嵩燾在日記中留下了關于“mister”的記載:“始跪時猶稱密思得,一加寶劍其肩,起則名色克。密思得,譯言先生,官人通詞也。”郭嵩燾還強調(diào):“密斯得,猶中國尊稱曰先生。官及有學問者名之曰密斯得。”[88](P147,P170)此處的“密思得”“密斯得”皆為“mister”的音譯。1908年,顏惠慶在《英華大辭典》將“mister”作為“先生之渾稱”[89](P1457)。1913年《商務書館英華新字典》中“mister”的中文翻譯為“先生”和“老師”[90](P329)。1915年甘永龍等編纂的《英華日用字典》將“先生”作為“mister”的唯一翻譯[91](P587)。在各種辭典的引導下,“先生”與“mister”互譯開始在部分國人的思想世界生根發(fā)芽。

與此同時,“mister”的音譯詞——包括“未士”“密四”“密司忒”“密司特”“密斯特”“密司脫”等——也逐步在上海、北京等地擴散,并逐步滲透至都市社會的日常語言實踐中。1973年,楊少坪在《申報》發(fā)表的《別琴竹枝詞》中有“如何密四叫先生”之句[92]。所謂“別琴”即洋涇浜(pidgin),“密四”即“mister”的音譯?！敖馓摗痹凇堵短焱ㄊ律庵嚷洹分幸灿小拔仓鹧笕撕裘芩摹敝Z,并注釋“密四”即“先生之稱”[93](P367)。1900年在《申報》的一則廣告中,同時使用“括打先生”和“未士括打”兩種稱謂(11)。由此可見,“未士”作為“mister”的音譯依然在清末存在影響力。到了民國之際,部分趨于時髦者甚至不再使用“先生”,而是改用“mister”的音譯詞作為對方的稱謂。據(jù)當時國人的觀察:“現(xiàn)在中國的人凡是認識幾個英文字的,與人談起話來,總要把他所認識的幾個英文字嵌入話去,譬如稱呼男子必曰密司脫某某?！盵94]顯然,使用“mister”的音譯詞作為日常交際的稱謂儼然成為一種社會潮流,甚至在上海還出現(xiàn)乞丐以英文“密司脫”乞討的案例。

當“先生”與“mister”互譯這一觀念被部分國人接受之后,英文“mister”的含義也逐步滲透到“先生”概念譜系之中,并形成一個新的義項——“對一般男性的通稱”。這種滲透看似悄無聲息,實則波濤暗涌:畢竟傳統(tǒng)“先生”概念男女皆可使用,但“mister”僅男性使用,兩個在性別層面截然對立的含義如何共處于一個概念譜系之下呢?

這種尖銳的矛盾沖突,可從新文化運動爆發(fā)前陳衡哲與胡適二人關于“先生”稱謂的詩文往來中窺見一斑。陳衡哲在回復胡適的信中稱其為“先生”,這不禁引起胡適的注意。關于“先生”稱謂,胡適寄送一首打油詩給陳衡哲:

你若“先生”我,我也“先生”你;不如兩免了,省得多少事。

而陳衡哲回復稱:

所謂“先生”者,“密斯忒”云也。不稱你“先生”,又稱你什么?不過若照了,名從主人理,我亦不應該,勉強“先生”你。但我亦不該,就呼你大名。還請寄信人,下次寄信時,申明要何稱。

對此,胡適答之曰:

先生好辯才,駁我使我有口不能開。仔細想起來,呼牛呼馬,阿貓阿狗,有何分別哉?我戲言,本不該。下次寫信,請你不用再疑猜:隨你稱什么,我一一答應響如雷,決不再駁回。[95](PP81-82)

胡適與陳衡哲之間關于“先生”的詩文往來,從近代中國稱謂體系轉(zhuǎn)型的角度而言具有重要的典型意義。此案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方漢學家建構起來的“先生”與“mister”互譯關系,導致“先生”概念譜系滋生出性別層面的尖銳矛盾,并已經(jīng)給國人之間的日常交際帶來事實上的困惑。胡適所理解的是傳統(tǒng)意義上的“先生”含義,并無性別指涉,而存在被呼者為尊、呼者為卑的習慣。故而當陳衡哲以“先生”稱呼自己時,胡適表示極力推辭。與此相對,陳衡哲使用的“先生”概念則截然相反,其本質(zhì)是英文“mister”的中文翻譯。正如陳衡哲所言,“所謂‘先生’者,‘密斯忒’云也”?！懊芩惯奔础癿ister”的音譯詞,其本身即是指男性而言。從這一角度而言,胡適稱陳衡哲為“先生(mister)”并不恰當。顯然,胡、陳二人觀點互相對立,但皆有所本,關鍵問題在于現(xiàn)代“先生”概念已經(jīng)雜糅了兩種截然不同的性別含義,由此這番造成“驢頭不對馬嘴”的詩文對話,其背后折射出是近代以來強勢入侵的“mister”與傳統(tǒng)“先生”含義之間的激烈交鋒。

胡、陳二人關于“先生”的詩文交鋒,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國初年“先生”概念譜系內(nèi)在傳統(tǒng)含義與“mister”之間的纏斗正處于白熱化階段。不過,在東西方交流碰撞的近代中國,在不可譯的語言之間究竟選擇如何翻譯,本質(zhì)上是由強勢語言決定的。

如果說,傳統(tǒng)“先生”含義此時還具有與“mister”纏斗的資本,那么,新文化運動爆發(fā)及其彰顯的激進反傳統(tǒng)主義,成為壓垮傳統(tǒng)“先生”含義的最后一根稻草。當時,“先生”與“mister”互譯觀念得到更廣泛的傳播。例如,1924年由教育部審定出版的《新法英語教科書》中在英文“mister”詞條下唯一的翻譯為“先生”[96](P57,P90)。林語堂的《開明英文講義》也將“先生”作為“mister”的主要翻譯之一[97](P334)。陳平編訂的《日用常識·英語無師自通》也稱:“英文名稱,“mister”,中文譯義,先生,中文讀音,密司脫?！盵98](P20)“先生”與“mister”互譯觀念在社會中不斷強化,并日益成為國人知識世界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也是為何龔登朝強調(diào):“Mr一字既為男性名詞,那么‘先生’兩字也就是男性名詞了?！盵46]“先生”概念源自中國傳統(tǒng),但其內(nèi)涵竟然需要用“mister”的含義來推斷!由此可以進一步看出,在現(xiàn)代“先生”概念譜系中,傳統(tǒng)“先生”的含義淪落邊緣,“mister”的含義日益強勢并占據(jù)主導地位。

這一趨勢在魯迅1933年的一則書信中更展現(xiàn)得淋漓盡致。在此信中,魯迅尖銳地指出:

其實,“先生”之稱,現(xiàn)已失其本誼,不過是英語“密斯偷”之神韻譯而已。[99](P2157)

“密斯偷”即“mister”的音譯詞。在魯迅的認知中,“先生”概念丟失了“本誼”,淪為“mister”的附屬物。質(zhì)而言之,“先生”和“mister”的權力關系發(fā)生天翻地覆的變化,在中文體系內(nèi),“mister”本需依附“先生”概念而存在,而如今“先生”反而成為“mister”的“神韻譯”了!

誠然,魯迅認為“先生”已成“mister”的“神韻譯”這一說法不無夸張之處。傳統(tǒng)“先生”概念固然遭遇到“mister”及其音譯詞的不斷侵蝕,但并非完全處于劣勢狀態(tài)。一方面,國民政府賦予“先生”概念“民間普通稱呼”的政治地位,從官方層面確定傳統(tǒng)“先生”概念的合法性地位。另一方面,20世紀二三十年代,隨著民族主義情緒的高漲,國人對帝國主義、殖民主義認知日益深入,社會逐漸開始出現(xiàn)對西方概念音譯詞在中國大行其道的批評。人們觀察到“社會中無不滿口英文稱呼”,不禁感慨系之:“中國固有語言文字早已先國而亡矣!”[100](P481)劉半農(nóng)極力呼吁取締“密司特(mister)”“密司(miss)”等音譯稱謂,強調(diào)“我們都是中國人,何必用不中不西的稱號來混淆”。在殖民主義帶來的民族觸痛之下,部分國人開始反思:中國需要“歐化”的語言、語法體系嗎?顯然,此類對西方語言在中文體系中過度擴張的警惕也給傳統(tǒng)“先生”概念提供了一定的喘息空間。但在“先生”概念譜系內(nèi),“mister”日漸從邊緣走向中心,傳統(tǒng)的“先生”含義雖背靠政府賦予的合法性勉強與“mister”抗衡,但逐步走向式微也是無法否認的事實。

四、余論

綜上可知,傳統(tǒng)“先生”概念在歷史衍變過程中呈現(xiàn)出“男女皆可用”和“僅男性可用”兩種含義的矛盾。至少在明清之際,前一種含義在社會上居于主流地位。到了近代中國,由于概念的自身衍變趨勢和西學東漸的時代大變局,以上兩種含義的沖突日益加劇。一方面,西方“mister”的翻譯和傳播,給“先生”概念帶來全新內(nèi)涵,性別因素完整滲入“先生”概念譜系中;另一方面,國民政府在性別平等和政治平等的訴求之下,賦予“先生”概念“民間普通稱呼”的政治地位,官方承認這一概念“男女皆可用”。由此,兩種含義的“先生”概念產(chǎn)生競逐,前者挾西方話語霸權而被社會廣泛認知,后者因政府“欽定”而具有合法性,在兩者之間白熱化的角力中,前者占據(jù)一定的優(yōu)勢地位。

1949年,新中國“革掉了先生、夫人、太太、小姐的稱謂”,論者將此視作“中國百姓的自由、解放、平等和主人公地位”建立的標志之一[101]。新中國摒棄“先生”的關鍵原因就在于它內(nèi)在的階級意識。民國之際有人指出:“這稱謂含作極濃重的階級意識,貧窮的人對一個比他有錢的人,以前叫做老爺,現(xiàn)在改稱先生,反之,有錢人對一個貧窮的人呢,則可直呼其名,不用與之客氣,不必稱什么先生與不先生。”[102]中國共產(chǎn)黨人甚至將它視作“國民黨的氣味與舊社會的習慣”,強調(diào)在私人來往信件中取締包括“先生”在內(nèi)的一系列稱謂,代之以職務或“同志”[103](P496)。隨著“先生”概念的失勢,“同志”這一具有政治平等性和無性別區(qū)隔的稱謂開始占據(jù)社會主流。

由此,“先生”概念的含義大幅度萎縮。在官方表述中,這一概念主要用來指代黨外人士、無黨派人士或海外華僑等。此風氣實則在新中國成立之前就已存在。例如,謝覺哉在1944年的日記中記錄了黨外人士座談會中“凡黨外人士皆稱先生”[104](P692)。到1957年統(tǒng)戰(zhàn)部召開的民主人士座談會中,部分民主黨派人士對稱其為“先生”提出異議。葛劍雄也在回憶中指出:“在報紙上偶然見到有人被稱為‘先生’,除了像享受殊榮的魯迅外,其他肯定屬于統(tǒng)戰(zhàn)對象,是不能稱為同志的人?！盵105](PP176-178)從這一點可以看出,“先生”概念譜系中“男女皆可用”這一含義在這一時期還在延續(xù),不過指代對象被大幅度壓縮至黨外人士、無黨派人士或海外華僑這一群體,不再成為社會的通稱。

與此同時,晚清時期由西方漢學家建構起來的“miser”與“先生”的互譯聯(lián)系,在1949年之后雖在我國內(nèi)地一度消亡,但在我國港澳臺地區(qū)依舊盛行。20世紀80年代,作為“mister”對譯的“先生”概念再次從我國港澳臺地區(qū)回流。據(jù)時人觀察:“先生的稱呼像是翻了個身,逐漸吃香起來?？陬^上、請柬上、文章上,先生二字越來越多。”[106](P380)受時代慣習影響,國人一開始主要使用這一“洋味”語言來稱呼我國港澳臺同胞和西方游客。隨后,“先生”概念指涉范圍日益膨脹,逐步瓦解“同志”“師傅”在男性稱謂上的統(tǒng)攝地位,“成了對男性公民的第一位的稱呼語了”[107]?！跋壬毕碇袊㈦[然成為社會主流和共識,既是改革開放后多元化社會對新稱謂的訴求,也“是新政治的春風催發(fā)的一粒詞匯的芽?！盵108]。需要指出的是,僅男性可用的“先生”稱謂,本質(zhì)是英文“mister”的翻譯,西方語言的話語權力與“先生”稱謂的風行并非毫無關聯(lián)。

除此之外,“先生”還有兩重含義也在不斷發(fā)展與傳播。其一,用“先生”稱黨外人士、無黨派人士等,從歷史的角度而言,這是1949年之后“先生”概念衍生含義的時代性延續(xù);其二,用“先生”稱年長而有威望者,這與自先秦以來用“先生”尊稱“學士年長者”相關。目前以上兩種用法皆不強調(diào)性別因素,并且在政界、學界的部分特殊場合得到廣泛使用。不過在現(xiàn)代“先生”概念譜系中,以上兩重含義僅居于支流地位。

從歷史的角度而言,當代社會關于“先生”的爭議與討論,凸顯的是自清末以來“先生”概念在演變過程中一直潛藏的價值危機。傳統(tǒng)“先生”概念譜系中,“男女皆可用”占據(jù)主導地位。自19世紀中期西方漢學家強行將“mister”和“先生”建構起互譯關系開始,“mister”作為一種特殊含義開始悄然“寄生”在“先生”概念的軀殼之中。最初它僅位于邊緣位置,無法對“先生”概念的核心含義造成威脅。但在近現(xiàn)代社會,西方語言、文字、觀念、文化等被渲染上了一層“天然的合法性”,“mister”藉此“合法性”的庇佑不斷擠壓其他含義的生存空間。久而久之,“男女皆可用”的含義逐步邊緣化,“mister”及其背后的性別因素在不知不覺間從“寄生”轉(zhuǎn)為“主宰”,一躍而成“先生”概念譜系中最核心的含義。

魯迅提出“先生”已成“mister”的“神韻譯”,在民國之際看似有所夸大,但對當代“先生”概念不啻為一則精準預言。如今廣泛使用的“先生”,早已與前近代時期的“先生”無甚關聯(lián),兩者雖使用同一個“皮囊”,卻擁有著截然不同的實質(zhì)與內(nèi)核。從這一點而言,女性之所以不宜稱“先生”,其根源在于近代以來西方語言“侵入”后對中國稱謂體系的改造與重構。如今,被晚清西方漢學家建構起來的觀念,早已根深蒂固地滲透到國人的思想世界之中,“先生”在未來究竟應如何演變和發(fā)展?這或許值得當代國人在新時代的背景下展開更深層次的思考與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