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批評的歷史化與當代性
摘要:20世紀90年代特別是21世紀以來,當代文學批評出現了歷史化的潮流。文學批評的歷史化是追求知識化和科學化的表現,在其影響下,知識批評、“周邊”批評和史料批評這三種批評形態(tài)引人注目。面對文學批評歷史化實踐中存在的問題,批評主體需增強歷史意識,凸顯立足文本、面向未來的現實感,具備主動介入當下現實生活的能力和素質,目的在于提升文學批評的當代性。
關鍵詞:文學批評 歷史化 歷史意識 當代性
文學批評是對文學作品或文學現象所作的具體分析、闡釋和評價。無論采取什么樣的方法,文學批評都會遇到一個相同的問題:如何保持理論批評和歷史語境之間的互動,怎樣回應時代的文學境遇和現實關切。在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文學批評中,“歷史化”不僅僅是為了回應文學和歷史的關系,同時,也是為了建立一套新的文學價值評判話語體系。當代文學批評的歷史化更應增強批評主體的歷史意識,聚焦批評對象的文學性、現實感,從而提升文學批評的當代性品質。
PART.01
文學批評歷史化的內涵及其問題
在實際的學術實踐中,廣義的文學批評往往包括文學研究甚至文學史研究,文學批評和文學研究之間缺乏清晰的界線。而狹義的文學批評主要指作家作品分析、文學現象的評論,本文主要從這個意義上進行論述。20世紀90年代特別是21世紀以來,當代文學研究歷史化潮流越來越明顯,往往借助“歷史”或“歷史學”的方法來解決現當代文學研究面臨的一些實際問題。這種歷史化潮流自然影響到文學批評,我們不妨這樣理解當代文學批評的歷史化,即批評主體借鑒知識考古學、文學社會學的方法,將當代文學作家作品植入具體歷史語境,通過文本細讀的方式,鉤沉文學生產的歷史場域,評價具體作家作品的歷史價值,幫助人們建立起日常世界和價值世界的真實聯系。在當代文學批評歷史化的影響下,三種批評形態(tài)引人注目:知識批評、“周邊”批評和史料批評。
知識批評是相對于中國傳統(tǒng)文論的感性審美批評而言的。20世紀90年代以來,由于種種現實原因,學者們轉而固守書齋,從事更為專業(yè)化的學術研究,強調在學術規(guī)范或各種復雜的理論基礎上進行知識生產,隨之而來的是知識批評的崛起。為了凸顯文學批評的知識化、科學化、學理性,文學批評的歷史化成為一條重要路徑。通過對歷史的考古和理論透視,文學批評的知識含量不斷提升。這類批評注重學術史脈絡的呈現和歷史場域的還原,往往借鑒一些新的域外理論,對當下作家、作品及文學現象進行“合目的性”的歷史化“總體評價”,目的在于知識生產和理論增值?!芭u的理論化是這個時期出現的重要征象”,文學批評的“注意力已不完全,或主要不在作品的評價上,尋求理論自身的完整性和理論的‘繁殖’,即在文本闡釋基礎上的理論‘創(chuàng)作’,成為更具吸引力的目標”。這與我國傳統(tǒng)文學批評重視整體感和審美直覺不同。這類歷史化主要應用于即時性文學批評。
“周邊”批評則是因為20世紀90年代以來,霍克海默、阿多諾、詹姆遜、格林布拉特、??隆⒌吕镞_、巴赫金、薩義德、德勒茲等人的各種文化理論被譯介到中國,新的視域拓寬了文學批評的視野,也為文學批評提供了新的可能,文學批評逐漸“向外轉”。與文學有關的制度、組織、生產方式、消費狀況、社會背景等文學“周邊”內容成為文學批評歷史化的研究熱點,再解讀、社會史轉向等研究潮流中的不少成果屬于“周邊”批評的重要形式。這類文學批評歷史化采取知識考古的方式,進行“‘有距離’的批評和研究”,主要應用于歷史性文學批評。
史料批評也就是史料化批評,“指它在立足或側重史料研究的同時,又借鑒與吸納了批評的元素,有效地豐富與充實了史料研究的內涵”。史料批評是文學批評向文學歷史求真的學術探討,涉及版本變遷、選本編撰、原型本事、文本生產、行游查考之類的歷史學、文獻學、版本學、目錄學等傳統(tǒng)學科內容。當然,史料批評的目的不是材料的挖掘,而是通過材料來豐富、充實和提高批評主體的批評鑒賞能力,拓展批評對象的審美意蘊,通過批評和史料的對話,探究研究對象包含的藝術邏輯。如張均的本事考釋、金宏宇的版本批評。
中國當代文學批評歷史化潮流的興起,是中國當代文學學科發(fā)展知識化的必然要求,增強了文學研究的歷史基礎,拓展了研究視野。但是,中國當代文學批評歷史化實踐所帶來的一些問題也值得我們深思,主要表現在概念理論先行、文學屬性虛化、學科邊界模糊等方面。
第一,概念先行、理論過剩。這使得一些批評在知識生產旗幟的召喚下,掩飾批評主體與現實生活對話的能力不足和創(chuàng)新知識能力的缺乏。這些文學批評往往不是從作家、作品出發(fā),而是以某一種西方理論作為邏輯框架解讀文學作品,或者是為某種新潮理論作腳注式的強制闡釋,從而忽視批評的整體感知和審美體驗。畢竟審美感知才是文學批評的邏輯起點,并且貫徹文學批評活動的始終,知識只是文學或文學批評的伴生物而已。理論的建構只有和文本的分析相互補充、彼此對照,才能提升和改善批評活動的審美意向、文化價值和精神體驗。
第二,懸置文學性。文學批評逐漸被思想研究、文化研究所取代,掏空了文學的本質,大量龐雜卻沒有實際意義的西方理論和社會文化信息充盈其間。“文學科學的對象不是文學,而是‘文學性’,也就是說使一部作品成為文學作品的東西?!蔽膶W作為一門科學,它的批評對象是“文學性”,是讓文學成為文學的藝術技巧和構造原則,而不是文學體制與文學生產等“文學的周邊”。韋勒克、沃倫雖然將文學研究分為“外部研究”和“內部研究”兩個方面,同時也主張把“文學性”問題看成美學的中心問題。“文學研究的合情合理的出發(fā)點是解釋和分析作品本身”。這里的文學研究顯然是包括文學批評的文學研究。沒有文學性的文學批評只是緣木求魚。其實,洪子誠對于這一問題也有深刻的反思,警惕自我成為“制度拜物教”的信徒,而重申文學的精神性、神秘性的重要。這也是為何當下“文學性”研究又能引起學術界積極回應的原因。
第三,史料堆砌。一些批評忽視文學現場、沉迷于故紙堆中尋章摘句,造成理論和文本之間日漸疏離。批評主體缺乏針砭時弊的勇氣,放逐文學批評的當代性和責任感,最終也被文學所放逐。郜元寶在《“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的“史學化”趨勢》一文中表達了對文學研究歷史化傾向的不滿,“歷史問題的考索既不清楚,原本要解決的文學問題也被擱置一邊”。但是從具體的論述來看,郜元寶的例證主要討論的還是文學批評歷史化的問題。他進而提出,“與其推崇陳寅恪的‘詩史互證’,不如重新審視魯迅對中國古代文學和新文學的論述……牢牢抓住作家主體為中介來考察社會政治、思想文化與文學演變的關系”,寫出有血有淚有哭有笑的文學史,如《中國小說史略》《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上海文藝之一瞥》《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序》。郜元寶批評了當代文學批評歷史化普遍存在的不容忽視的問題:脫離或疏離當下中國文學現場,放逐當代文學的學科屬性,拋棄“文學性”研究傳統(tǒng)。郜元寶的擔憂并不是杞人憂天,提出的建議也值得人們深思。當代文學批評歷史化帶來的學科邊界模糊問題確實是一種應該警惕的研究傾向。
以上只是簡單地描述當代文學批評歷史化存在的理論簡單套用、文學性放逐、學科邊界模糊等問題。中國當代文學批評的歷史化說到底就是借古鑒今,從文學經驗的歷史考究中尋找相關的文學譜系,以此來考察文學批評的對象。正如李楊所說:歷史化“是指任何理論都應當在特定的歷史語境中加以理解才是有效的”。歷史化“不僅僅意味著將對象‘歷史化’,更重要的還應當將自我‘歷史化’”。面對文學批評歷史化實踐中存在的問題,我們應當增強文學批評的歷史意識,提高批評的歷史素養(yǎng),使歷史化真正與文學性探究緊密結合。
PART.02
增強文學批評的歷史意識
文學批評的歷史化,或者說知識批評、“周邊”批評和史料批評本身是行之有效的批評方法。之所以在批評實踐中出現上述問題,其實還是源于批評主體的歷史意識弱化。所謂歷史意識或歷史素養(yǎng),“就文學而言,簡言之,從事文學研究的人,需要對產生文學的歷史背景和時代氛圍有長時期的觀察、體驗和感受,不僅要了解作家生平和作品本身,而且要有能力把握文學與時代錯綜復雜的關系,敏銳感知文學作品所揭示的歷史命運”。也就是說,批評主體必須具備將當下文學現象置于歷史縱深的維度,去考察它的源起、流變以及與復雜歷史進行理論對話的能力和素養(yǎng)。真正的文學批評,是一個歷史與文學之間復雜的動態(tài)對話過程,是一個過去、現在和未來相互貫通、彼此融會的學術實踐過程。
首先,增強批評主體的歷史意識是克服簡單套用西方理論弊端的需要。中國文學批評的對象是中國的文學,總結的也是中國文學的經驗和規(guī)律,所有西方有意義的理論都只能轉換為批評主體的觀念和方法。中國文學批評沒有必要證明西方理論的普適性。當代文學批評的“源”不是西方理論,而是中國文學創(chuàng)作實踐和社會生活實踐。西方各種文學或文化理論只是“流”。正是因為“源”與“流”的區(qū)別,西方各種理論都只能作為批評主體的觀念和立場,而不能成為圖解作家作品、文學現象的理論依據。假如文學批評甘于成為西方各種理論的試驗場,一副自我陶醉的“理論腔”,缺乏應有的立場,忽視文學的審美和詩意,抹殺文學批評的本體特征,必然喪失文學批評應有的思想光芒和獨特的理論見解,無法從這些鮮活的文學現象中與歷史建構起必然的邏輯聯系,無法確定批評對象合適的歷史位置。
陳曉明認為:“重新書寫歷史與現實,就是一種‘歷史化’過程?!畾v史化’說到底是一種現代性現象,它是在對人類已經完成的和正在進行的實踐活動,進行總體性的認識,并且是在明確的現實意圖和未來期待的指導下,對人類的生活狀況進行總體評價和合目的性的表現。”陳曉明以卓越的文學批評成就對當代文學版圖進行了個人化的重構,積極回應時代關切的中國問題。這種歷史化說到底就是一種對話關系,是文學藝術和時代、社會、自我的對話,是處理真實性和敘事性之間的關系,將當下最為切近的作家論、作品論、現象論、思潮論納入既有的知識框架和文學史秩序之中。面對紛紜復雜的文學現象、層出不窮的新人新作,只有具備必要的歷史意識或歷史素養(yǎng),批評主體才能依照歷史常識及時進行準確判斷,知識生產才具有科學性、及物性。
在談到當代文學的歷史化實踐時,陳曉明提出,“根本方法是回到對文學作品文本的解釋,‘歷史化’還是要還原到文學文本可理解的具體的美學層面?!蔽膶W批評的歷史化實踐少不了理論指導,這是不爭的事實。但是,批評實踐活動要把握好審美鑒賞、批評創(chuàng)造與學理性、規(guī)范性互補的原則,緊密依靠生活現實、緊貼文本,在審美鑒賞、生命體悟的基礎上生產知識,將古今中外各種理論本土化、時代化,進行有效的創(chuàng)造性轉化和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
其次,增強批評主體的歷史意識是中國現當代文學學科建設的需要。文學批評的歷史化從來都不是大量歷史知識碎片的堆積,而是依靠這些材料,通過甄別、選擇、整理、概括構建清晰的文學史圖景。這就需要依靠批評主體的歷史判斷能力,取決于批評主體的歷史立場?!爸苓叀迸u是借助知識考古學、知識社會學或歷史學等學科的方法進行當代文學經典化的批評實踐工作。這種批評實踐也是站在現實的土地上回望歷史,對各種文學事件的理解判斷,也是以現實為基礎、為現實服務的。
洪子誠曾以《中國當代文學史》引領了中國當代文學研究與批評的歷史化潮流。近年來,他先后出版了《我的閱讀史》《讀作品記》《材料與注釋》《當代文學中的世界文學》等著作,進一步推進研究的歷史化。有學者分析這幾類著作分別帶來了當代文學研究與批評的三種“歷史化”:文本解讀的歷史化、史料解讀的歷史化和文學關系的歷史化。實際上,文本解讀、史料歷史和文學關系只是洪子誠歷史化研究掘進的不同側面。他的研究目的在于排除各種現實干擾,將各類文學現象置于當時的文學現場,通過歷史情境的重現來解決現實問題,通過對各種錯綜復雜材料的鉤沉,追蹤文學事件的來龍去脈,尋找文學縫隙的蛛絲馬跡,讓人們能通過“知識考古學”“知識社會學”的方法直抵文學事件的歷史現場。此外,程光煒及其學術團隊將當代文學研究和批評的歷史化進一步學科化、體系化,先后推動了“重返80年代”“重返90年代”等一系列學術實踐,在學術史料運用和綜合研究方面取得了豐碩的成果。
實際上,文學史研究是以文學批評為基礎的,作家作品、文學現象、文學思潮的批評是中國現當代文學學科歷史化的第一步。只有增強批評主體的歷史意識,才能將各種文本解讀、現象批評納入總體性的文學史視野進行比較,才能在文學史譜系上找到相應的位置,發(fā)現這些批評對象的歷史進步性和局限性。文學批評的闡釋范式、批評實踐的優(yōu)秀成果自然而然成為當代文學批評學科建設的基礎。
再次,增強批評主體的歷史意識是“守望剩余的文學性”的需要。有些文學批評引經據典,注釋豐富規(guī)范,言必稱諸子典籍,陶醉于各種材料的穿針引線,必然導致思路呆板、行文枯澀、言不及物,喪失了應有的靈氣和活力。特別是在文學批評史料化的學術潮流的推動下,文學批評的文心逐漸被放逐。所謂文學史料,就是指“研究和編纂文學時所用的資料”,“主要包括目錄學、版本學、校勘學、考據學、輯佚學等”以及“注釋學、文體學、圖書情報學、信息管理學”等,是“兼及古今、融會傳統(tǒng)與現代的一種‘全信息’的綜合”。有學者將當代文學研究和批評的歷史化潮流概括為“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的‘乾嘉學派’”。實際上文學批評歷史感的獲得是相當困難的,這需要批評主體具有鮮明的歷史意識,具有敏銳的文學感受能力。作家生平、寫作緣起和歷史背景的考索,歷史資料的選擇、判斷需要和人物形象的鑒賞、語言敘述的分析有效結合,“文學周邊”與“文學本身”有效結合,出乎其外、入乎其內,重點還是文學批評的審美感知和價值判斷。如張均提倡在進行文學批評的時候需要“在人物原型、事件原型與情境原型及其改寫過程的史料考訂上做足功夫”,同時更需要對“故事策略、敘述機制等內在邏輯進行深入分析”。他在本事考釋《三里灣》的人物、事件原型時,最終還是落實到“敘述的難題”。
最后,增強批評主體的歷史意識是為了適應文學批評發(fā)展新形勢的需要。當下文學批評的場域已然發(fā)生了巨大變化,以前由報刊、書籍為主要陣地的文學批評逐漸向知乎、豆瓣、微信讀書、B站彈幕、ChatGPT等網絡領域延伸,網絡、媒體和人工智能已成為文藝批評的新平臺。艾布拉姆斯在《鏡與燈:浪漫主義文論及批評傳統(tǒng)》中,提出了著名的文學活動“四要素”說,將世界、作品、作家、讀者(批評家)當作各類文學活動的四要素,從文學內部活動的構成來看,這是一個相對封閉、各個環(huán)節(jié)依次開展的過程。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學,同樣,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批評理論。任何理論都有一個適用范圍、適用時效問題。在互聯網時代,文學活動要素構成發(fā)生巨大變化,媒介要素越來越成為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環(huán)。文學活動“由文本、世界、作家、媒介、讀者五個基本要素形成的整體結構和它們之間的動態(tài)關系構成”的“五要素”說逐漸被人們接受。媒介要素的深度介入,使文學活動不再是各個環(huán)節(jié)漸次開展,而是全環(huán)節(jié)、整體性聯動。面對各種層出不窮的文學新形態(tài),需要批評家對時代氛圍有長時間的觀察、體驗和感受,更需要對產生新形態(tài)文學的歷史背景了然于心。批評家不僅應當了解作品本身,同時應當了解各類文學形態(tài)與時代錯綜復雜的關系,敏銳地感知新形態(tài)文學所揭示的歷史命運。
陳思和主張“批評與創(chuàng)作同構”,與時代同行。他將自己的批評方法稱為“史的批評”,就是將文學作品或文學現象這一批評對象置于文學史的框架內來確認它的價值,折射新文學發(fā)展的歷史流變,整體把握新文學的精神。整體觀系列論文就是這種批評觀念的主要成果。實際上,陳思和早期階段的學術訓練,就是跟隨賈植芳進行史料的收集和整理工作,協助編撰“外來文學思潮、流派、理論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影響”的理論資料。顯然,史料化的工作同樣有利于文學批評的歷史化。陳思和只是將歷史化當作一種方法和手段,而他反復強調的是確立批評主體的歷史意識這一常識問題。這里的歷史意識是一種歷史存在的當代在場,主要是從批評主體的維度來討論“作為觀念,即作為看問題的方式”。只有確立了堅定的歷史意識,才能立足文本,在整體觀的視野中介入文學現場,在各種眼花繚亂的文學現象中保持清醒的頭腦,作出獨立的判斷?!拔膶W批評實踐作為民間崗位成為陳思和有意識繼承新文化傳統(tǒng),承擔現代知識分子社會責任的重要方式”。
優(yōu)秀的文學批評應該具有一種藝術美學上的歷史縱深感,具有鮮明的歷史意識,這是批評家基本的藝術素養(yǎng)。這里所說的文學批評的歷史意識,并不是提倡一種狹隘的歷史主義批評方法,更不等于以時間長度來區(qū)別和組合文學現象,而是將當下文學現象置于歷史深處進行全方位的考察。只有具備了歷史深度的文學史知識,才能認識到批評對象有哪些創(chuàng)新和承繼,避免文學批評實踐中出現偏頗的結論。在具體的批評實踐中,歷史意識不僅可以通過各種方法和角度提升批評家的理性分析能力,同時可以增強批評家對文學現象深度解析的感性色彩。
PART.03
提升文學批評的當代性
歷史化是當代文學批評知識化和科學化的表現。無論是知識批評、“周邊”批評還是史料批評,都只是文學批評歷史化的方法和路徑而已,只是文學批評的某個維度,而不是文學批評歷史化的目的。批評主體增強歷史意識,凸顯立足文本、面向未來的現實感,具備主動介入當下現實生活的能力和素質,目的在于提升文學批評的當代性。作為當代文學批評的當代性是指批評家“與現實的一種關系,對現實采取何種態(tài)度,作品中的現實呈現何種特點”,以及采取何種方法技巧來反映現實?,F實感是文學批評當代性的主要內容和特征。
歷史意識不僅僅是掌握史料的問題,更重要的是對歷史的判斷及立場問題,其關鍵在于現實感的構建。在以賽亞·伯林的觀念中,世界是由可言說且內在連貫的框架與規(guī)律,以及填充其中的轉瞬即逝的所謂“黏稠的物質”組成的,其中蘊含著“日常經驗、看法、直覺、信念”以及我們身處的最普遍、最宏大范疇的觀念。歷史只能提煉記敘前者,后者離我們如此之近而不可察覺?,F實感,恰恰是對這些晦暗之物的感知、一種政治家擁有的超越時代的洞察天賦。以賽亞·伯林自始至終強調“現實感是無可取代的”,并且認為由于屠格涅夫“生平大部分歲月里,他都痛切關心俄國教育階層在道德與政治、社會與個人方面的爭論”,而不是“以己見束縛讀者”,“不急于說教、不切切使人改變信念”,不是事先預設某種思想偏見,從而使得他的小說具有豐富的現實感。
由此可見,“現實感”不僅是創(chuàng)作方法和現實題材的選擇,這只是表層方面的向度,更是指根植于與“同代人”所置身的社會結構、所深陷的人生處境之間的相關性與對話性之上?!艾F實感”是和“同代人”命運呼吸與共,這種命運并不是神秘莫測、無法感知的東西,而是我們時代的“黏稠的物質”,是“日常經驗,看法,直覺,信念”,攜帶著時代的基本信息與生命能量。對于我們來說,現實感體現在對中國問題進行有力的藝術指認和歷史概括。也就是說,文學研究和文學批評要服務于當下現實。一些文學批評歷史化的踐行者,往往以古為新,不愿意做同時代的批評家,認為這些同代作家的創(chuàng)作生涯尚未結束,創(chuàng)作風格還沒定型,文學成就也無法作出準確的定位。其實,這是批評家缺乏洞察力和內心膽怯的緣故,特別是缺乏文學批評的創(chuàng)造性,最后淪為鸚鵡學舌、人云亦云。
意大利學者阿甘本在《何謂同時代人?》中說:“同時代人不僅僅是指那些感知當下黑暗、領會那注定無法抵達之光的人,同時也是劃分和植入時間、有能力改變時間并把它與其他時間聯系起來的人”。作為同代人的批評家就是要關注當下時代的斷裂,感受時代的脈動,關切時代的基本能量和生命能量,在空間上拉近自我和時代的距離。同時,他還要在時間上不斷地援引過去的歷史,從歷史進入當下,賦予歷史化的批評實踐以現實感。如《創(chuàng)業(yè)史》出版以后好評如潮,小說以陜西渭南地區(qū)下堡鄉(xiāng)蛤蟆灘作為故事背景,主要敘述了梁生寶領導的互助組的鞏固和發(fā)展,以及走上合作化道路的過程,展現了兩條道路、兩種思想之間錯綜復雜的斗爭。除了小說內容具有史詩性,很多批評家對梁生寶的形象進行了深入解讀。當時,嚴家炎對《創(chuàng)業(yè)史》進行系統(tǒng)研究之后,對小說中的梁三老漢這一形象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以中國農民的精神傳統(tǒng)為依據,從農民的生活和文本的現實出發(fā),認為小說真實地表達了時代變革時期普通農民內心的矛盾、猶疑和惶恐,梁三老漢豐滿的藝術形象賡續(xù)了中國農民的精神傳統(tǒng)。嚴家炎的批評具有濃郁的歷史意識,具有立足文本、面向未來的現實感,是主動介入現實生活的文藝批評。當然,文學批評的成熟不僅要看主體與批評對象之間的認知距離,更要看批評與對象之間的匹配度和實現程度,看歷史與現實對話的深刻性和普遍性。
正如陳平原所說,失去介入現實的愿望與能力的中國現代文學,其功用與魅力將大為減少。因此,文學批評的歷史化不僅僅是簡單地回應文學和歷史的關系,更應增強批評主體的歷史意識,聚焦批評對象的文學性、現實感,從而提升文學批評的當代性品質,建立適應時代發(fā)展的新的文學價值評判話語體系,幫助人們建立起日常世界和價值世界的真實聯系。
〔本文注釋內容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