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小時候我生活在一所中學里，中學的校門在一個高坡上，每天一放學，校門拉開，成百輛自行車如開閘放水般涌出。飛輪大作，車鈴脆響，常有毛頭小子“大撒把”地在車河里招搖，場景令人終生難忘。

因我家住在校園里，每天放學，步行穿過田徑場就回了家，車鈴與飛輪的聲音只在耳畔，或許是對“外面世界”過分向往之故，車鈴與飛輪的聲音是我格外留意的。那時我便發(fā)現(xiàn)，如果自行車剛剛上過油，飛輪空轉(zhuǎn)的“滋滋”聲就會近乎圓潤，而如果年久失修，轉(zhuǎn)動的聲音就十分干澀。遇到這種聲音，我便會幻想把家里的縫紉機油壺帶上，趁其不備，“嘟”上那么幾滴。

那時自行車的車鈴只有兩種，一種為半圓形，發(fā)出的聲音是“咔噠咔噠”的，另一種為圓形，能連貫發(fā)出清脆的響聲。這些圓潤的、連貫的、清脆的響聲是我少年生活的背景音樂。我曾想，有朝一日工作掙了錢，第一件事便是買一輛锃亮的自行車。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期，我還沒有上學，天天在街上與小伙伴們瞎跑。突然有一天，鄰居有個叫小易的孩子激動地拉著我回家，說你姐在胡同里騎車。我有兩個姐，大姐長我六歲，現(xiàn)在已經(jīng)五十多歲，一米六高，比我矮一頭?？蓮奈矣浭聲r，她似乎就有這么高，在我眼里完全是一個巨人。那條胡同在縣城最繁華的街道旁，五六十米長，住十來戶人家。大姐梳著兩條長辮子，穿一件綠方格的外套，正在神情肅穆地“遛車”。

當時，學習騎自行車有嚴格的流程，第一是學會“遛車”，就是一只腳站在腳蹬上，與車一起滑行。遛車后，個兒高的“上大梁”，個子不夠的，就“掏襠”。這個“掏襠”相當有難度，現(xiàn)在回想起來堪比雜技——左腿支撐身體，基本呈蹲狀，右腿“掏進襠”里，跟劃船差不多，一個勁兒地忙活。關鍵是，蹬車是圓形運動，一條腿做圓周運動，另一條腿也要跟著起伏，這條腿還支撐整個身體。一旦掌握這個技術，將來騎車就毫無問題，這約等于武將的“蹬里藏身”。在當年并不少見，幾個小孩兒一人一車，全都“掏著襠”，技術好的，車往外斜，“走”得飛快。

在報社工作時，我的領導經(jīng)常向我形容某位已經(jīng)成名的商界人士兒時的場景，他說這人小時候是個大個子，他的父親是支援“小三線”的，全家去了北鎮(zhèn)。某天，他“掏”著一輛“大金鹿”的“襠”，從北鎮(zhèn)“掏”回了青島。他也曾在一家著名企業(yè)當領導，他們年年都有合唱比賽，每年都會向我的領導借褲子——當時報社合唱團做了一套白色的演出服，許多單位搞活動都來借——他是個仔細人，每次還褲子時不僅洗得干干凈凈，連褲線都直直地立在那兒，只是有時褲腳處還殘存著別針。每次我都會暗自想象一番他從北鎮(zhèn)“掏襠”回青島的景象。

大姐在胡同遛車，其實就是初學自行車。她的速度相當快，卻也相當坎坷。我家買的是一輛“小金鹿”，它的特點是有腳上的倒閘，雖然能夠適應起伏的山路，但是遛起車來大為不便，大姐那天累得夠嗆。而我早早把我的三輪小車騎出來——其實后半程主要是我在飆車。

這輛“小金鹿”歸大姐，直到我們?nèi)野岬街袑W校園里住。大姐的教室近在咫尺，不必再騎車，而那時我與二姐還在上小學，這輛車就歸了二姐。二姐比我大兩歲，非常上學，我媽形容這場景為“蒼蠅馱著一個大螞蚱”。某天，二姐不慎騎車摔倒，我也受連累倒在路邊大哭，二姐忍住疼痛，一面安撫我，另一面還要說服我為她保密——如果此事被爸媽知道，他們就不再允許她騎車。

以二姐的智商，她一秒鐘就判斷清楚形勢。她從兜里掏出五分錢的紙幣說：“張彤，你摔跤這件事兒回家別說，說了咱就不能騎車了，只能爸爸來送我們，你就得坐大梁上，難不難受呢？”

五分錢的紙幣放著綠瑩瑩的光，我可以用它買五個乒乓球那么大的米糖，這讓我瞬間覺得屁股也不疼了。我說姐你說得對，這事兒不能說。

二

時間也是快，不久這輛“小金鹿”就不再時髦，因為它終究不是主流產(chǎn)品。一般的26車是沒有前杠的，方便穿裙子的女士上下，被稱為“坤車”，女士專用；而男人騎的自行車，大多是28加重的，有的還有兩根大梁，像裝甲車一般。相比之下，“坤車”仿佛沒必要把車閘搞這么隆重。加上這輛車騎得久了，各個零件開始松動，這讓它變成一輛迎風就嘩嘩響的破車。瓊瑤有一本小說叫《人在天涯》，里面的男主角叫志遠，他在羅馬便開了一輛“小破車”。當時瓊瑤的小說剛開始風行，我們也把這輛“小金鹿”稱為——小破車。

《人在天涯》寫于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書里的人物雖然困頓，卻已去羅馬開上汽車，所以對于瓊瑤小說里的人物，當時的我們多半是羨慕——羨慕他們的富有與精彩。我們縣城里的轎車數(shù)都數(shù)得過來，牌子也熟悉得很。那時的小城還沒有公交車，自行車是最主要的交通工具，除了代步，還用來去糧店買米面、運送體積較小的家具等。

當時許多大小城市都是差不多的情形，我記得在《讀者文摘》上看過一篇文章，是一位臺北作家寫的北京印象，其中一句至今記得，大意是北京城一到上下班時間，自行車便成了河，其場景與二十年前的臺北一模一樣。

那時我們在電視上看到的北京街頭景象也的確如此——許多人穿著中山裝，騎著自行車，前筐放著蔬菜，上班用的人造革皮包掛在車把上。我的父母都是數(shù)學教師，受他們的影響，我從小就樹立遠大理想，要當一名科學家。爸爸有時會拿著報紙與媽媽討論外面的世界。而幼年的我，在幻想自己未來的生活時，最常出現(xiàn)在腦海中的景象，就是騎一輛半新不舊的自行車，混跡于茫茫的車河中，車把上掛著人造革的包，里面裝著論文，頭發(fā)長且亂，戴著黑邊眼鏡，夏天穿半袖的襯衣，冬天穿綠色的軍大衣。其中，自行車是重要的生活道具。

1995年，我第一次去了北京。其時，長安街上已經(jīng)見不到自行車的長龍，代之以黃色的“面的”。我住在同學小葉家，小葉的父母都是清華大學的教授，父親是一個系的主任，在我眼里是科學家無疑。不過他衣著樸素，每餐都與我們一起喝幾塊錢一瓶的會稽山花雕。清華園距離天安門、故宮挺遠，但我們一起出去玩也是騎自行車。

那時我們剛剛結束畢業(yè)實習，小葉確定畢業(yè)后要到公主墳附近的科技日報社工作，其時北京的地鐵只有兩條線，坐公交車能把人擠成照片，所以他上下班的交通工具仍然是輛山地車。

科技日報社有一個門在柳林館路上，與中央電視臺的西門相對，我剛做記者時經(jīng)常到中央電視臺去采訪，尤其在春節(jié)前，每年都要去“春晚”探班。探班是個苦差事，因為晚會的彩排一排就是七八個小時，采訪后往往饑腸轆轆。

我常在探班采訪后的第二天去找小葉喝二鍋頭，吃涮羊肉。那種白色扁瓶的二鍋頭，北京人稱為“小二”，每人兩枚不在話下。喝完酒后，我打車回酒店，小葉騎著自行車就走了，我很羨慕他到哪兒都能騎車。我畢業(yè)分配到了青島，青島是座山城，老城區(qū)道路起伏大，而且沒有自行車道，騎不了自行車。那時我一個月的工資可以買好幾輛自行車，卻無法實現(xiàn)童年的理想。

或許童年的理想遲早都要破滅。我不僅沒有騎上自行車，也沒有當成科學家。大學時改學了文科，臆想中的自行車、人造革包以及里面的論文、黑邊眼鏡統(tǒng)統(tǒng)都沒有進入我的生活。生活的花園里全是岔路，現(xiàn)實中我們只能選擇一條，我們或許永遠也無法像博爾赫斯那樣，讓所有的結局都出現(xiàn)在自己的故事里。

三

關于自行車的一切猶如細沙，灌滿了我的少年時代。車鈴、車蹬、車胎、車鏈、車軸、輻條、氣門芯，凡與自行車有關的東西，差不多個個都有故事，比如自行車的外胎常被用來做鞋底。那時候許多人家會做千層底的布鞋，但布底的鞋不能防水，于是便有人將舊車胎剪成鞋底，粘在布鞋的底上。這種鞋防水耐磨還防震，我不知是誰的發(fā)明，卻總覺得智慧。某次我在教室打掃衛(wèi)生，看到地板上清清楚楚的車輪印痕，大為奇怪：誰會把自行車扛上教學樓，在教室里騎呢？過了好久我才明白，印痕原來是車胎鞋底的“杰作”。

自行車的內(nèi)胎充氣后可以做游泳圈，雖然它很細，但浮力也夠大。我還見過小孩子把車胎綰成雙層，套在身上，在水灣里撲騰，幸好孩子瘦小，否則這形象可太滑稽了——如同米其林輪胎上的那個小怪物。

大學畢業(yè)前夕，同學們曾組織過一次露天燒烤，地點在西湖邊的“曲苑風荷”。燒烤前要租爐買炭選場地，更重要的是還要提前串肉腌制。我們幾個人在東山弄的市場里轉(zhuǎn)了半天，買了許多五花肉切成小塊，又到市場附近的一個修自行車的店買了數(shù)把輻條，一行人再浩浩蕩蕩地回宿舍串肉。那是1996年的早春，距離我們畢業(yè)離校還有兩三個月，留存下來的照片里，同學們個個手持輻條，意氣風發(fā)。

輻條的末端是彎的，呈煙斗狀，而前端有螺紋，可以擰上一個螺帽，輻條的“小煙斗”鉤在車輪中間的裝置上，這個裝置有一個很好聽的名字，叫作“花鼓”，大概是因為它的形狀像花鼓戲里的那種鼓。輻條的另一端插在自行車的鋼圈里，螺帽從鋼圈的外面固定好。一個車輪總得有幾十根輻條，它們以螺帽的松緊來調(diào)節(jié)長短。如果長短不適，車輪不在一個平面上，自行車就很難騎，這種情況叫作“龍彎”，多半是因撞擊造成。“龍彎”就得去修理一下，這個修理的過程稱之“拿龍”?！褒垙潯迸c“拿龍”的“龍”，源自車輪在地上軋出的軌跡，因為此時車輪歪了，車轍就不再是一條直線，曲里拐彎像一條龍?！澳谬垺币辉~，形象而有力，很快就被引申。馬志明的相聲名段《糾紛》里，王德成的自行車軋了丁文原的腳，兩人發(fā)生口角?；ハ喙魰r，便有一句“我給你‘拿拿龍’”?！澳谬垺笔莻€手藝活兒，在修車一行里是結合力量與技術的混合工作，因此很快被人民群眾活學活用。給自行車“拿龍”是調(diào)整螺絲的緊張度，而給人“拿龍”要怎么拿？想必這更是一門手藝。

自行車的很多零件會被拿來做玩具，最不起眼的氣門芯也不例外。那時候家家都備有氣門芯，這不僅因為氣門芯用的時間長了會粘掉，必須定期更換，還因為“拔氣門芯”是最簡單的惡作劇，誰都難免被人拔過一兩次氣門芯。一根完整的氣門芯大約有一尺長，將一端打個節(jié)，另一端裝上一個用完的圓珠筆芯，就是一支“水槍”。

“水槍”需要把圓珠筆芯的小圓珠用針頂出來，然后再把筆頭裝回去。灌水的方法也很簡單，用氯霉素眼藥水的小瓶子吸滿水，對準圓珠筆芯用力壓進去，氣門芯就像香腸一樣脹起來，整條變得沉甸甸，掛在脖子上，一條“高壓水龍”一樣的水槍就制作完成了。這支水槍的射程相當可觀，可以從教室的第一排射到最后一排，戰(zhàn)況激烈時，一個組的作業(yè)都會掉顏色。

許多年后我經(jīng)?；叵脒@支水槍的構造，氣門芯、圓球筆芯、眼藥水瓶的口徑像是嚴格設計過的，嚴絲合縫，完美無瑕，這真的只是一種巧合嗎？我覺得神秘極了。

最能體現(xiàn)“自行車渾身都是寶”的，應該還是車鏈條。鏈條是一節(jié)一節(jié)的，每節(jié)像小型望遠鏡一樣，俗稱“一花”。一花一花的鏈條截開，可以制作真正的武器——“洋火槍”。我至今對這復雜的工藝記憶猶新：廢舊的自行車鏈條平放在磚地上，找一根鐵釘，對準鏈條的連接處，用錘子猛擊，鏈條應聲而解，反復幾下，就卸下了幾“花”完整的鏈條。將鏈條在鐵絲槍架上串成一串，再用皮筋勒起來，一個洋火槍的雛形便制成了，而這個皮筋，往往還是用自行車內(nèi)胎環(huán)切出來的。洋火槍最有技術含量的是所謂“機頭”。

“機頭”也是鏈條加工的，把兩節(jié)鏈條對齊后，找到一個自行車輻條的螺帽，用力敲擊，兩節(jié)鏈條便被這螺帽連接在一起。鏍帽里可以倒插進一根火柴，槍架上備有槍閂和撞針，上弦后，叩擊扳機，隨后“咣”的一聲，火柴頭便爆炸了。在這令人心動的槍聲之后，還伴隨著淡淡的硝煙味道，能夠瞬時滿足一個男孩兒的戰(zhàn)斗夢想。在我的童年里，“洋火槍”算是最復雜的手工玩具，許多家長都嚴格禁止孩子們玩這種槍，但我的伙伴們幾乎人手一把，偶有哥哥傳給弟弟的“老槍”，鐵絲磨得烏黑發(fā)亮，機頭泛著油光，看起來與《平原游擊隊》里的匣子炮差不了幾分。

四

我唯一一次擁有自己的自行車是在讀大學時，有一位朋友送了我一輛二手的自行車，這輛車當時市價是六七十元，是杭州常見的牌子。自從我有了這輛自行車，早晨就可以晚起五分鐘，去資料室也能借硬殼的厚書不必擔心重量。

那時的杭州城很小，去哪里都可以騎車，我時常騎那輛舊車去湖濱的三聯(lián)書店看書。三聯(lián)書店的另一個門寫著“湖畔詩社舊址”。當時汪靜之先生還在世，據(jù)一位老師說，汪先生就住在浙大外面的求是村附近，早幾年他還會時不時遇到汪先生。我每次去三聯(lián)書店都會想，汪先生會不會來這里看一看他的青春歲月？每當遇到穿著講究些的老先生，我都忍不住多看幾眼。

三聯(lián)書店有兩個房間，中間是一個過廳，過廳的柜臺里擺放著磁帶，許多還是打口帶。打口帶的下面都附有一張字條，用墨藍的鋼筆字寫著樂隊和曲目的介紹。我聽說這些紙片出于李杭育之手。當時，李杭育正在《南方周末》上開專欄，專門介紹古典音樂唱片。相關文章由三聯(lián)書店結集出版，名字就叫《唱片經(jīng)典》。

我曾在這家書店買過許多書與唱片，至今還記得，有一回購買了文物出版社的《美的歷程》和一本《宋元戲曲考》。這些書都是舊版，在庫房里存放多年，平整而古舊，有一種奇特的氣息。我把它們放在自行車的前筐里時，西湖上的暖風微微吹過，翻動著那些平整的書頁，也翻動著我少年的某些心事。那個瞬間在我的大腦中留下一幀畫面。此后多年，每到湖濱必想起彼時心境，自行車前筐與書頁組合在一起的畫面，在心頭難以磨滅。

騎車遠足是那時的一種風尚，我們的幾位學長曾花一個暑假的時間沿京杭大運河騎了一遍。我們沒有那么大的志向，但也計劃騎車到海寧的鹽關去看錢塘潮，可四年過去也沒能付諸行動。印象里騎車最遠的一次，是我們四位同學一起騎車去三分部。我們騎車從虎跑路一路飛馳，在蔥蘢的山林里朗聲大笑，我同自行車在潮濕而又溫熱的氣息中穿過，仿佛這樣一人一車便可以到達一切遠方——那年我還只有19歲。

浙大三分部，現(xiàn)在叫浙大之江校區(qū)，從前是之江大學。那個校園在錢塘江邊的一個山坡上，與六和塔遙相對望，校園極其幽靜，有建于百年前的鐘樓，信電系的同學在那個校區(qū)。當時信電是最熱門的專業(yè)，把這樣一個系的同學放在幽靜的山里，不知是出于何種考慮，反正我當時很羨慕他們，我想如果把我們中文系放在這個校園或許是更好的選擇吧。

這是我騎這輛自行車最遠的一次經(jīng)歷了。此后過了一個暑假，我再返回學校時就無論如何也找不到那輛車。我拿著鑰匙在車棚里挨個試，不久就招來了宿管大爺。他警惕地看著我，懷疑我要偷車，而我一輛車也沒有打開，只好搖頭嘆氣。那年月丟自行車實在太普遍，過一個暑假不知多少人的自行車就沒了，而對我來說卻是與具有“獨立產(chǎn)權”的自行車訣別——至少到今天，我再沒有過自己的自行車。

幾年前興起共享單車，青島四處開設共享單車點。我自然很高興，一有機會便掃一輛騎一程。雖然共享單車在青島市區(qū)僅曇花一現(xiàn)，但在適合自行車的城市里至今仍然活躍。2017年，我回杭州參加一個培訓，恰好前一天是母校120周年校慶，我便與兩位同學約好一起參加系里的懇談會，然后一起去看班主任童老師。

那是五月的一個下午，杭州已經(jīng)挺熱了，我走出酒店，看到花花綠綠的單車，一時難以抉擇騎哪輛，最后選了一輛藍色單車，從武林門騎到西溪校區(qū)——從前這里是杭州大學，歷經(jīng)四校合并成為浙大的西溪校區(qū)，校慶時許多文科院系的聚會都安排在這個校區(qū)。

就這樣，我們在一個陌生的校園里參加了母校的校慶。校園雖然陌生，老師卻是熟悉的，當我看到當年風華正茂的老師紛紛霜染發(fā)鬢時，不禁感慨。幾位老師回憶了中文系初創(chuàng)以及1998年合并時的情景，有位86級的師姐回憶起當時的許多場景，比如在中文系資料室觀看《日瓦戈醫(yī)生》時的景象，引起了我的共鳴。我沒有在那里看過《日瓦戈醫(yī)生》，卻看過《麗麗瑪蓮》和《天堂電影院》，那是我們本科的最后一門課。《麗麗瑪蓮》的音樂深深印在我腦海里，以至于前幾年去歐洲時，聽到一位流浪藝人用薩克斯演奏時，資料室里的場景便立即浮現(xiàn)出來。

懇談會結束后，我們?nèi)煌瑢W蹬著不同顏色的共享單車，從杭大騎到老浙大去看老師。下午的太陽亮而暖，天氣好，杭州的綠色也正好，我們邊騎車邊閑聊，就像二十多年前一樣。

說來也巧，這次與我同行的兩位同學，正是當年一起騎車去三分部的同學。一晃這么些年，好像每個人臉上都被歲月胡亂畫了幾筆。我們匯入五顏六色的單車溪流中，我覺得一切都還好。校慶的紙袋在車筐里嘩嘩地響著，這也許是我二十多年前預料的一個場景，暖陽在深綠中透出來，仿佛過去二十年的每一天都是這樣度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