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金林

1982年9月，商金林（左）拜訪葉圣陶（中）。右為葉圣陶次子葉至誠。作者供圖

1986年9月，商金林（左）拜訪沈從文。作者供圖

商金林，1949年生，江蘇靖江人。1975年畢業(yè)于北京大學中文系，留校任教。兼任葉圣陶研究會副會長、聞一多研究會副會長。著有《葉圣陶年譜長編》《葉圣陶全傳》《聞一多研究述評》《朱光潛與中國現代文學》《求真集》《中國現代作家的讀解與欣賞》等。

今年是葉圣陶誕辰130周年，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商金林從事葉圣陶研究已近50年。1976年，留校任教不久的商金林初見葉圣陶。從此以后，他常出入葉家，當面向葉圣陶請教，領略大家風范，也常穿梭于各大圖書館，搜集散見于各種報刊上的葉圣陶詩文，從文獻中感受這位文學家、教育家、編輯出版家的生命歷程。

多年以后，商金林發(fā)表了一篇題為《現代文學文本精讀重在以“獻”定“文”》的文章。他認為，“文獻”之“文”可以理解為“敘事的文字典籍”，“獻”則是“學者名流論事的言論”，從而提出，精讀文獻資料十分豐富的現當代文學文本，要以“文”求實，以“獻”考“文”之得失。也就是說，文本精讀首先要尊重作品中的事實和作者實際想要表達之意，在“文”“獻”中求實——這是商金林一直以來的學術追求，從文獻的角度探究走進文本的正確途徑。

在文獻中，商金林觸摸歷史，闡釋作品，理解作家。

在文獻中觸摸歷史

尊重歷史，讓文獻說話，展現人物在歷史中的真實樣態(tài)，是商金林治學一以貫之的路徑。他的文章以豐富的文獻資料見長，日記、書信、回憶錄、報章雜志等，全都被他細細搜羅過來，進行互文印證。

魯迅在《五猖會》中寫了一個“要看五猖會，先要背《鑒略》”的故事，文章最后，魯迅強調“我至今一想起，還詫異我的父親何以要在那時候叫我來背書”。自此，諸多魯迅研究者，乃至21世紀之后關于這篇文章的解讀，都停留在“父子隔閡”上，將之解讀為“封建家長對孩童世界的壓迫”。事實上，當我們用商金林的思路，結合文獻去深入文本，會有不一樣的發(fā)現。在《五猖會》中，魯迅一開始就交代，類似五猖會這樣的民俗賽會，“婦孺?zhèn)兪遣辉S看的”，而結合周建人的回憶，“魯迅的父親只要魯迅把功課背出了許可他去看五猖會，在那時候，已經要算比較的‘民主’了”（周建人《略講關于魯迅的事》）。父親是相對開明的，魯迅其實十分清楚，在《朝花夕拾》中，類似的記錄俯拾皆是，比如“殺死八斤”事件、父親講“墨猴”故事等。那么，此處為什么要刻意強調“父子隔閡”呢？其實是要引起人們對這個社會問題的關注。沿著商金林“文”“獻”互證的思路，我們就可以真正走進魯迅等“五四”一代知識分子的精神世界——他們有一種自覺的歷史使命，就是魯迅1919年在《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一文中說的“肩住了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商金林還注意到，葉圣陶、徐志摩、顧頡剛、郁達夫、聞一多等現代作家都創(chuàng)作了以人力車夫為題材的詩或小說，乃至后來如魯迅的《一件小事》、老舍的《駱駝祥子》等，都延續(xù)了這一題材內容。據他考索，諸多作家對人力車夫這一群體的關注，始自新文化運動初期一首題為《人力車夫》的敘事詩。由一首詩的“實”切入，我們看到了“五四”一代知識分子對底層勞苦大眾的關注與同情，對解決社會問題的期待，也感受到了他們對救國強民的渴盼。

商金林從“五四運動”和“五四精神”的命名寫起，通過細致的文獻梳理，分析了1919年5月4日的一場集會游行活動上升為“運動”“精神”的過程。正是如顧兆熊、羅家倫等的闡釋，“從此，‘五四運動’和‘五四精神’這兩個詞鐫入史冊，‘五四’兩個字成了中國現代史上最神圣、最鮮明、最響亮的名詞，標志著中國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五四’精神成了中華民族最可寶貴的民族精神，與反帝反封建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商金林《太學舉幡輝青史 后此神州日日新——幾代人的“五四”（1919—1949）》）。

朱光潛的經典著作《詩論》初稿完成于20世紀30年代，此后歷經多次修改。以往，學術界對此書研究頗多，但主要集中在對其觀點進行辨析、對其價值進行判斷。商金林則從文獻史料出發(fā)，分析50年中《詩論》五個版本的異同，由此為人們呈現了朱光潛長期琢磨、潛心研究此書的過程，讓人們感受到朱光潛嚴謹認真、殫精竭慮、精益求精的治學風范。到底應該如何做學問？朱光潛曾提出，要警惕五種非學問精神，“一是缺乏真理的精神；二是缺乏科學批評的精神；三是缺乏忠誠扎實的精神；四是缺乏獨立創(chuàng)造的精神；五是缺乏客觀實驗的精神”，在這種情況下，“大學的任務不僅在造就專門人才，還要為全國制造信仰學術的風氣”。（《朱光潛全集》第8卷）朱光潛多年前的提醒至今仍不過時。我想，這可能是商金林從史料角度考證《詩論》版本的原因之一吧！

在文獻中欣賞作家

無論是賞讀作品，還是探討具體著作，商金林都從文獻的細微言語中，看到背后苦心孤詣的一代學人，并帶著欽佩和欣賞的喜悅，展現他們孜孜不倦的治學追求。

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商金林長年累月扎進故紙堆，從搜尋佚文和考訂筆名做起，翻閱了大量舊報刊，將葉圣陶從1911年以來發(fā)表的零散文章，悉數整理出來，予以結集出版。葉圣陶的長子葉至善在一篇文章中寫道：“父親的第一本集子就是《隔膜》，1919年以前的所有文篇都沒有編入集子，散見于當時出版的各種報刊上。商金林同志為了尋找作者的少作，幾乎跑遍了收藏豐富的幾個大圖書館。一個個塵封的故紙堆都翻遍了，收獲果然不小，文言小說就找到了近20篇，還找到了作者的第一篇白話小說《春宴瑣談》。”在扎實有效的資料收集整理工作的基礎上，商金林編撰了《葉圣陶年譜長編》，看到了“一個既真實又豐富的圣陶先生”。后來，他又有感而發(fā)，花費了五年心血，完成了《葉圣陶全傳》。《葉圣陶全傳》鉤稽了葉圣陶的整個人生，也為我們展現了一個完整的時代，其中可以看見現當代文學發(fā)展、成熟的完整圖景。

葉圣陶研究是商金林用力最多的一方面。在不斷收集整理、辨識史料并形成自己見解后，商金林將葉圣陶尊為“一代師表”“萬流仰鏡”，認為葉圣陶之所以取得巨大成績，“憑借的是淵博的學識，遵從的是做人的道德”。葉圣陶把“做到極限、做到最好”作為自己為人做事的準則，而且提出“決不宜抱‘唯名主義’”“亦不宜盲從市場”“視之所及，期于盡善”。商金林十分自然地繼承了葉圣陶這種“不唯上、不唯眾、不唯風、只唯實”的治學路徑，尊重文獻和史料，追求事實和真相，在文獻史料的互證中探究作家作品研究的真諦。

葉圣陶既是作家、學者，又是教師、教育家，同時還是杰出的編輯出版家。從商金林的學術成長之路看，葉圣陶研究為他打開了一扇通往現代文學研究的大門，“圣陶先生的文章平易切實，寫作年頭長，對各種文學形式都作過嘗試，作品非常豐富；圣陶先生生活脈絡清楚，除了教書就是當編輯，在新文學陣營內部沒有介入派系之爭，聯系面很廣，受到同輩及文學史家和教育史家的敬重。研究圣陶先生可以縱觀現代文學、教育和出版事業(yè)的歷程，追尋近現代知識分子前進的足跡。把圣陶先生研究得差不多了，再研究現代文學就有了基礎?！保ㄉ探鹆帧度~圣陶全傳》）以葉圣陶研究為根基，商金林將自己的視野拓展到了整個現代作家群體，先后關注到了魯迅、朱自清、聞一多、朱光潛、俞平伯、劉半農等。

商金林曾經對70多年的聞一多研究進行過述評，從讀史料到讀人，走近聞一多，對其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地位作出公允評價。對于自己敬仰的前輩，商金林毫不吝惜溢美之詞，坦言“聞一多——這光輝的名字，在現代文學史和現代革命史上永遠放射著詩人、學者、斗士的光芒”（商金林《聞一多研究述評》）。在談到朱光潛的時候，商金林不但從著作出發(fā)，在文獻中梳理朱光潛的觀點，更重要的是，商金林還在朱光潛文藝學、美學理念的闡釋中，鉤稽了朱光潛做事的哲學，展現了朱光潛的學問和人品，特別是他“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情”的為人處世之道。（商金林《朱光潛與中國現代文學》）

經典文學作品、學術著作，不是死氣沉沉的文字，其中充滿了作家、學者的認知、情感和追求，商金林基于文獻、史料的現代作家研究給學界帶來的一股新風。文獻、史料仿佛“上帝之眼”，幫商金林打開了領略一代大師人格魅力和道德文章的大門。他在豐富的史料中追根究底、厘清事實，非但不覺枯燥乏味，反而給人有血有肉、有聲有色之感。毫不夸張地說，正是在商金林有理有據的生動敘述中，我們真正認識了現代文學史上如葉圣陶、朱自清、聞一多、朱光潛等學識膽識兼具、信仰追求兼有的一批作家和學者。

2022年，商金林將自己多年的論文結集出版，取名為《中國現代作家的讀解與欣賞》。讀完全書，我覺得這個書名十分貼切，商金林基于文獻資料和歷史事實，全面展現了葉圣陶、朱自清、俞平伯等人或真摯直率、或溫婉親切、或孜孜以求的人格魅力，讓讀者欽佩、欣賞之情油然而生。

可以說，商金林不但在字里行間展現對魯迅、葉圣陶、朱自清、俞平伯等人的欣賞，更自覺傳承著大師風范，實踐在自我言行中。商金林曾盛贊葉圣陶先生等擅長提攜后學、對青年人來者不拒、有求必應，總是希望能給得夠多——商金林又何嘗不是這樣的一個人呢？自從結識商老師，他每出新書，或者每年編撰的《葉圣陶研究年刊》都會寄給我們學習；他知道我關注語文教育，就熱心邀請我參加葉圣陶研究會，每年都不忘叮囑我寫研究文章；他雖然年逾古稀，但哪怕對于我——一個不是自己學生的后輩，都是“秒回微信”，對請教的問題一一認真作答，給出中肯意見；甚至，我有時在朋友圈轉發(fā)自己的文章，或者孩子取得的某些成績，商老師還會給我點贊……

和葉圣陶等一代學人一樣，商老師不但對后輩循循善誘，且永葆一顆赤子之心，心態(tài)平和、樂觀積極，是后輩在為人、治學之路上的點燈人。

在文獻中思考教育

我碩士學的是語文課程與教學，博士攻讀了現當代文學專業(yè)，博士論文就選擇了兩個學科的交叉領域，研究語文教育與現當代文學的互動關系。而商老師因為常年致力于研究現代作家，葉圣陶、朱自清、朱光潛、聞一多等也同時是現代語文教育的締造者和引領者，本著“顧及全人”的治學原則，商老師自然也會關注到作家們的語文教育理念和實踐。因此，這些年來，我曾在申報課題、做項目和寫論文的過程中，多次向商金林老師請教。商老師不但每問必答，且回回都給我極大的鼓勵，比如肯定我的項目“1920年代語文教育變革與五四新文學的互動研究”選題“真好”“值得做下去”。對一個學問上初出茅廬、不大自信的后輩而言，能得到學問人品俱佳的前輩老師的引領和褒獎，這真是給了我莫大的信心。

細細想來，商老師的夸獎更多的是激勵和鼓舞，就像諸多優(yōu)秀教師所做的那樣——把學生一點點的好處，放大幾十倍、上百倍，幫助學生找到自己的優(yōu)長。商老師是深諳教育真諦的。對教育的熟悉，其實還是源于商老師對現代作家的熟悉——如前文所言，葉圣陶、朱自清、朱光潛、聞一多等，基本都涉及文學創(chuàng)作研究與教育兩個領域。一方面，這些作家都有從事中小學、大學教育的經歷，這既是他們進行文學創(chuàng)作的資源，又是他們探求新教育藍圖的經驗積累；另一方面，他們又都出于責任和使命意識，不斷思考和實踐語文教育可能的發(fā)展方向，念茲在茲，對教育改革和提升教育質量鞠躬盡瘁。

商金林在做葉圣陶研究時，對葉圣陶的教育思想、教育論著，乃至其編撰的教科書都如數家珍，這不但為他的文學研究打開了教育視野，更是以文學史家的眼光審視了語文教育史上的重大事件，并對之進行價值評估。如1922年新學制改革后的教科書建設，1932年《開明國語課本》的編撰，葉圣陶和朱自清語文教育思想的理念和意義等。

在對教育現象進行分析時，商金林采用的仍然是“文”“獻”結合的方式。1922年新學制課程標準頒布之后，商務印書館出版了一套《新學制初級中學用國語教科書》，商金林結合日記、書信、報章雜志等資料，詳細考察了其成書的具體過程，認為其中的第二到六冊，具體為顧頡剛、葉圣陶所編，但改版時顧頡剛退出，葉圣陶卻找到了自己的志趣所在，樂此不疲地思索現代國語教育的宗旨，探討如何用新理念、重構教科書內容來教書育人，以實現“培養(yǎng)合格公民”的教育理想。在編書過程中，葉圣陶等不但確定了“切合現代生活”的選文標準，選入了鄭振鐸的《我是少年》、蔡元培的《勞工神圣》、魯迅的《故鄉(xiāng)》等展現時代脈搏的詩文，編排了大量新文學作家的創(chuàng)作、譯作，還初步厘定了文白兼教的國語教學內容，使得教科書內容面目一新，大大促進了國語教科書的現代化進程。時至今日，我們早已習慣文白混編的語文教科書，但今日之事實，何嘗不是昔日之功勞呢？

基于文學史家的敏感，商金林還分析了此套教科書作品的“節(jié)錄”文章——為了適應教學，諸多文學作品在進入教科書時，需要進行刪減、修改、打磨——這其實最見編者的語言文字功底。商金林將葉圣陶在這方面的具體工作，稱為“水磨功夫”，其“精雕細琢”中自有教育家葉圣陶的兢兢業(yè)業(yè)和用心良苦。為適應教學而重新打磨經典作品，將“作品”改編為“課文”，是葉圣陶等對現代國語教育規(guī)律的認知表現，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和價值。直到今天，經典作品如何以合適的面貌進入教材，仍然是教科書編寫者面臨的一個重要課題。

對于《開明國語課本》，商金林重點分析了其價值，如注重學生掌握系統學習方法，受到實實在在的教育；從兒童視角出發(fā)，彰顯童真童趣；諸種文體兼具。商金林尤其稱贊其在“童化”方面的意義，認為這套課本直到今天仍然可以成為孩子們的精美讀物。教科書建設是葉圣陶對現代語文教育最為突出的貢獻之一，商金林的相關思考，既基于史實，又關注當下，挖掘了其現實意義。

作為“顧及全人”研究的一部分，商金林既從全局視野、整體觀照葉圣陶的人生經歷，又從現代語文教育史的維度，關注葉圣陶所做的具體、切實而具有開拓性的貢獻。商金林稱葉圣陶為“我國現代語文教育的奠基人和開拓者”，認為現代語文學科的諸多命題，如“語文”“聽說讀寫”“語文是工具”等，都是由葉圣陶明確提出或嘗試著厘清相關內涵的。在對這些命題的闡釋中，商金林更秉承著“唯實”精神，實事求是地分析了葉圣陶的真實意圖，如關于“語文是工具”，葉圣陶的本意是語文的聽說讀寫能力、思想思維能力、情感欣賞能力等，都要在掌握語言這一工具的基礎上實現，而并非簡而化之的“工具論”。葉圣陶并沒有因語文是“工具”而忽視其表達情感、思想的一面，而是強調語文工具的重要性，只有掌握了語文這個工具，才能真正訓練思維、發(fā)展心靈，提升青少年的綜合素養(yǎng)。

商金林談朱自清的語文教學思想，結合朱自清的生平經歷，對照諸多學者的回憶文字，將其教師生涯與寫作、閱讀教學思想緊密結合起來，在論述朱自清教師生涯對其散文創(chuàng)作的影響的同時，還論述了其“精讀”“略讀”，提倡“記誦”“訓練文脈”“控制文字”等閱讀寫作教學思想。商金林認為，朱自清“對中學語文教育有很清晰的定位”。（商金林《朱自清語文教學經驗和思想探析》）在他看來，朱自清給我們留下的，不僅是閱讀寫作教學的思想，更重要的是為我們樹立了一個可供學習的語文教育家的典范。由此，商金林關于教育家的研究，走出了常見的史實梳理，挖掘了教育家們的精神寶藏。

縱觀商金林由文學到教育的研究，自覺的史料意識使得他的教育研究更為科學和嚴謹，他在史實梳理和探究背后對這些前輩作家、學者教育思想價值、教育精神內涵的肯定與弘揚，更應得到我們的關注?；趯κ穼嵉目陀^評述，商金林為我們今天如何做教育、如何編教材、如何大力弘揚教育家精神等問題提供了一把標尺。

翻看商金林年輕時候的照片，再對照他的研究歷程，我想，年輕時候的商金林，應該是帥氣而執(zhí)著的，天然就帶有某種定力，從來就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相比同時代的一些學者，商金林獨具一格，他踏踏實實地“走進”文獻里的文學，“欣賞”現代作家，從而真正讀懂中國現代文學史，讀懂當時中國由古老而現代、波譎云詭的歷史進程。

面對未來，我們需要照亮前程的精神之光，鼓舞我們不斷向前進。商金林用文獻、史料所揭示的老一代學者精益求精、矢志不渝的學術追求，在內憂外患、復雜多變的社會歷史中對初心和使命的堅守，執(zhí)著勇敢又嚴謹認真的學者風范，理應成為我們的前行路上不斷瞭望的精神燈塔。

（作者：韓衛(wèi)娟，系上海師范大學教育學院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