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應镠先生曾任中國魏晉南北朝史學會顧問、中國宋史研究會副會長兼秘書長，向來以史學名世。隨著歲月的磨洗，他的作家那一面影已鮮為人知。最近問世的《程應镠文學文存》，為他的這一身份留下了雪泥鴻爪。

程應镠出身于江西新建號稱“一門兩督撫”的官宦世家。七歲入家塾習學《詩經(jīng)》、“四書”與《左傳》，而后進讀《古文辭類纂》，自憶“一些經(jīng)史子集的知識，都是從這部書得來的”。十四歲，赴南昌改受新式教育，課余沉迷俄國小說、古典詩詞與《世說新語》《論衡》等古籍。高中階段熱衷“五四”以來的新文學作品，先迷上郁達夫的小說與散文，最終為沈從文所吸引，做一個像《邊城》作者那樣的作家，縈繞著他的夢思。

一、想得燕京讀書日

1935年秋，程應镠考入燕京大學，民族危亡已迫在眉睫，不久，“一二·九”運動爆發(fā)。由美國主辦的燕京大學，校園氛圍相對寬松，學生文學社團與藝文刊物蓬勃多元。他既憂心時局，又醉心文學，同時投身于學生運動與文壇活動。正如他在《略論燕園文壇》里說：“跟著偉大的一二·九運動，燕園作家堅強地踏上了民族抗戰(zhàn)的路?！?/p>

程應镠的文學創(chuàng)作始于1936年，作品不時登上燕園與平津的文學報刊。他先后用過徐芳、流金、沈思、旒珍、仲思、況自等筆名，流金用得最多，也最為人知。每個文學青年都做過詩人的夢，他也最先以新詩而知名燕園。

1936年初，程應镠加入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在參與救亡活動同時，也參加了北方左翼作家聯(lián)盟。燕園近五十名文藝青年成立“一二·九文藝社”，他作為負責人主持社刊《青年作家》。為爭取名作家加持，他作為代表往謁仰慕已久的沈從文，從此維持了終生的友誼?！肚嗄曜骷摇菲刚埳驈奈?、蕭乾、林徽因、陸志韋、陳夢家、聞一多、曹靖華、孫席珍、楊剛、齊同（高滔）、謝冰心、郭紹虞等三十人為特邀撰述人，沈從文為創(chuàng)刊號撰寫了《對于這新刊誕生的頌詞》。

這年春夏之際，程應镠與同學王名衡（筆名天藍）籌建“大學藝文社”，社員均為燕京大學等北平諸高校與浙江大學的學生。5月1日創(chuàng)刊《大學藝文》，僅出一卷二期即因經(jīng)費而終刊。

這年夏天，清華大學創(chuàng)建北方文學社，程應镠代表燕京大學“一二·九文藝社”與“大學藝文社”參加了成立大會。他在燕大訂交而后來知名的作家有宋奇（即宋淇）與天藍等。1937年2月，他邀集宋奇、夏得齊（即周游）與葛力在《燕京新聞》上創(chuàng)辦《四人行》專欄，每月一期，由四位加盟者輪值編輯。專欄共出四期，另出三期增刊，因抗戰(zhàn)爆發(fā)而中斷；他編了第二期與5月的散文增刊。

程應镠有《略論燕園文壇》，對燕園文學作鳥瞰性評論，最后疾呼：“把眼睛看一看。世界，人物，自己的前途，民族的命運，從事文學的人，絕不難找出自己所應走的路。我們需要真實的作品。”他在《對作家間新的運動的一種看法》里揭出自己的文學主張：“以真實的事作骨干，而寄以作者自己的理想，心匠獨運，成而為文，這類作品，我們似嫌太少，而我們所需要的卻是這一類?！?/p>

燕園時期是程應镠文學生涯的發(fā)軔期。他懷揣著作家夢，嘗試各種文體，以故鄉(xiāng)舊事與個人感懷為中心，以散文與小說為主打。小說《秋收》《荷姑》《吃新》《掃墓》都取材于故鄉(xiāng)見聞，頗有沈從文鄉(xiāng)土小說的韻味；其中《玉石井的風波》傳奇而凄美，初具自己的特色。他感悟到文學應該關(guān)心民族的命運，也有類似《從北平到百靈廟》那樣報道察綏抗戰(zhàn)將士的成功之作。但燕園文學畢竟只是他的啼聲初試，可借其詩句“尚余春夢足清談”作為概括。

二、南北此心系烽火

1937年的盧溝橋炮聲，讓程應镠深切感受到自己的前途與民族的命運從此徹底改變。這年，他顛沛流離，在武漢大學借讀期間與趙榮聲、劉毓衡（即陳其五）創(chuàng)辦了名為《活報》的刊物，將文學活動與抗戰(zhàn)烽火自覺聯(lián)系起來。12月，他北上山西，進入八路軍115師343旅686團任宣傳員，負責編印戰(zhàn)地油印報，同時在漢口《大公報》副刊上發(fā)表關(guān)于八路軍的報道、散文與小說。1938年夏初，他前往延安，隨即奉命南赴武漢，辦理火線通訊社登記事宜。待命期間，他結(jié)識了臧克家。

南下流亡，山西抗敵，延安行歷，閭里聞見，程應镠的文學創(chuàng)作刻畫了國難當頭時的社會眾生相。他寫了《流亡之一頁》《陜行雜記》與敵后抗日、故鄉(xiāng)蒙難等系列作品，以《汾水的西岸》《夜行》《黑夜的游龍》《姑射山中的風雪》等報道最具社會影響。1938年3月13日，《大公報》記者陳紀瀅有《寄文藝戰(zhàn)友——流金》，對他的戰(zhàn)地報道大為推許：“姑射山中行軍的一段很雄壯，這也是你個人歷史創(chuàng)造的首頁，我盼望從這頁起，一頁比一頁好，不再寫姑射山，汾水，風陵渡！而重寫呂梁山，平型關(guān)！”

創(chuàng)辦火線通訊社受阻，程應镠間關(guān)赴滇，繼續(xù)入讀西南聯(lián)大。聯(lián)大學習之余，他與徐高阮、丁則良等創(chuàng)辦了壁報《大學論壇》，作為論政論學論文的公共陣地，成為聯(lián)大壁報的靚麗風景線。沈從文時正執(zhí)教于聯(lián)大，師生過從遠較燕大時頻密。程應镠課余堅持寫作，昆明、重慶、香港等報刊文藝副刊頻頻可見他的散文與小說。因沈從文推薦，他從1939年5月起為昆明《中央日報·平明》副刊撰稿，其《澄江小記》頗受鳳子的贊賞。與此同時，他受沈從文之命編輯《平明》副刊，組稿對象包括汪曾祺與袁可嘉等。1940年6月1日，畢業(yè)在即，他在《平明》上刊載《告別》，交代了投稿與編輯的經(jīng)過：

去年五月十八日，《平明》創(chuàng)刊后一期，我即為《平明》寫稿。十月底，幫忙鳳子先生編幾個特刊。十一月底鳳子先生去渝，至今年四月，我又幫孫毓棠先生看稿，四月以后，我始正式負編輯之責，至本月底，為時不過兩月。此外，《星期綜合》自二月創(chuàng)刊，是一直由我編著的?？傆?，我和《平明》的關(guān)系，共一年又十三日，先后編過散文、翻譯、批評與介紹共三期，《星期綜合》十四期，《平明》兩月。

聯(lián)大時期，他的散文創(chuàng)作與紀實報道依舊圍繞著抗戰(zhàn)主題。散文《鄉(xiāng)思》仍以故鄉(xiāng)為題材，刻畫了異鄉(xiāng)游子與故里老人遙隔數(shù)千里的互相思念，雙方異地的情景切換，行文清雋而凄美，情感細膩而真切，被選入《中國新文學大系》（1937—1945）《散文卷》?！兑剐小访鑼懓寺奋娨剐熊姡{(diào)動了他在山西親歷的素材，經(jīng)沈從文筆削，先刊于其主編的《今日評論》文藝欄，后英譯轉(zhuǎn)載于《大西洋雜志》傳播海外。

1940年夏，因沈從文之介，程應镠編選了近作《一年集》，列入章靳以主編的“烽火叢書”，1942年由烽火社在重慶出版；其后又由巴金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編入“文季叢書”，1949年初在上海再版?！兑荒昙肥丈⑽氖鴮懥诉@場戰(zhàn)爭給人們帶來的悲歡離合。姜德明在《流金的〈一年集〉》里說：“書為戰(zhàn)時流離之作，甚至是一氣呵成，讀來很有感染力。”他還指出：“《一年集》是一本抒情意味濃郁的書，也是一本文筆質(zhì)樸，充滿了抗戰(zhàn)氣息的散文集，盡管書內(nèi)沒有一篇是直接寫戰(zhàn)爭的?！逼渲袑懝枢l(xiāng)的篇什，“乍看這一組散文，不過是寫靜止的故鄉(xiāng)和親子之情，實際籠罩在人們心頭的仍是那場偉大的民族自衛(wèi)戰(zhàn)爭。這不是一般的傷離別情”。他的結(jié)論說：“在我們的抗戰(zhàn)文藝史中不應任它湮滅掉?！痹凇冻虘H的散文集》里，倪墨炎從文學角度評說：“作者的文字優(yōu)美而不艷麗，清秀而不平淡；不論寫景還是敘事，都富于抒情色彩。”他還點明了程應镠散文個性的來歷：“沈從文始終是他敬重和追慕的老師，幾十年間一直保持著密切的聯(lián)系。他的散文，總覺得和《湘行散記》《湘西》在血脈上有相通之處。要說他的散文的個性，恐怕也要從這里說起?！?/p>

聯(lián)大時期，程應镠依然耽讀舊體詩，對中國古典詩歌獨具體悟，發(fā)表了《門外談詩》。針對西洋將詩兩分為敘事與抒情的說法，他提出中國詩應該劃分為說理的、言情的與寫景的三類，力主說理詩同為中國詩最寶貴的部分。針對聚訟紛紜的唐宋詩分野，他認為，唐詩“充滿了音樂的快感”，宋詩則“給我們一種圖畫的鮮明”，唐宋詩區(qū)別“一個是身在其中，一個是身在其外；一個令人近乎沉醉，一個令人近乎清醒”。他強調(diào)，詩的藝術(shù)，“一為言語的藝術(shù)，一為文字的藝術(shù)”，而“從《詩經(jīng)》以至唐詩，是從運用言語入詩到運用文字作詩的階段”。對這篇詩論，詩歌翻譯家許淵沖在《續(xù)憶逝水年華》里大為推重：“其中有不少獨到的見解。從中可以看出流金的綜合能力和分析能力，他也像唐人一樣對人生和世界能看其全了?！?/p>

抗戰(zhàn)前期是程應镠文學生涯的成熟期。南北烽火，勇赴國難，所見所聞，刻骨錐心，為文學寫作積儲了感人的素材；燕園時期覺悟的文學創(chuàng)作與民族命運之關(guān)系，這時才有筆與火的實踐；重返西南聯(lián)大的復讀歲月，讓他既有反芻咀嚼這些經(jīng)歷與題材的余暇，也獲得了文學活動的人脈與平臺。這些正是他在紀實報道與小說、散文等領(lǐng)域?qū)懗鲎詈米髌返脑颍热粲盟脑娋渥魈釤挼脑?，那就是“哀時俱作不平鳴”，這也契合文學創(chuàng)作的基本規(guī)律。

三、血寫文章論本原

1940年夏秋之際，剛從聯(lián)大畢業(yè)的程應镠就應原燕大同學、中共地下黨員趙榮聲的召約，前往河南正面戰(zhàn)場，在駐軍洛陽的第一戰(zhàn)區(qū)長官司令部任職。他對抗戰(zhàn)前線的國民黨軍隊深致不滿，一方面以舊詩抒寫家國之感，一方面寫小說、散文與時論投寄前線與后方的報刊。

1941年3月前后，程應镠為第一戰(zhàn)區(qū)干訓團開設(shè)文學講座，講俄國文學，著重討論屠格涅夫小說中的女主人公。約略同時，他刊發(fā)了《論目前文學五事》與《展開北戰(zhàn)場的文藝運動》。前文討論了新文學與抗日戰(zhàn)爭及民族精神的關(guān)系。后文立足抗戰(zhàn)的地域性差異，強調(diào)現(xiàn)實題材的真實關(guān)鍵在于：“有愛憎，便有真實。題材之真實與否，便看有沒有真實的愛憎。”

1941年5月起，程應镠創(chuàng)作長篇小說《京兒與小慶》，部分章節(jié)交《北戰(zhàn)場》先期揭載，成為幸存的部分。他致友人短箋說：“此小說已述及未述之事與人物，與余均有深厚愛情”，并自許“作書者之真摯情感或可掩文字之未及”。

1942年10月，他移職第一戰(zhàn)區(qū)政治部秘書，組織《北京人》劇團，主持排練與演出曹禺的《北京人》，歲末年初在洛陽連演二十天。次年2月，他在《陣中日報》刊出了《〈北京人〉的悲劇精神》，可視為他的《北京人》導演手記。他比較《北京人》與《雷雨》《日出》《原野》后指出：“曹禺先生的作品，都是悲劇，而只《北京人》里的人物，充滿著悲劇的精神”，并與眾不同地認定：“《北京人》在這一意義上，就超過了作者其他三個作品?！薄侗本┤恕返臒嵫菡衼砹塑娭蟹磩臃肿拥臄骋?，當準備排演《蛻變》時，就造謠說他是共產(chǎn)黨。眼見陷害將至，他被迫重返西南。

1943年8月，程應镠輾轉(zhuǎn)貴陽，擔任清華中學國文教師。他一邊為大后方的報章副刊續(xù)寫散文與時論，同時倡導成立了清華文學會，確定“愛與創(chuàng)造”為會訓，籌劃了文學系列講座，親作關(guān)于屈原的學術(shù)講演，其他人講詩人歌德、童話與雜文等專題。次年9月，他移居昆明，仍寄望于清華文學會的發(fā)展，捐資千元作為會費。

寓居昆明期間，程應镠任教于云南大學，接續(xù)與沈從文的交往，與聞一多、吳晗的關(guān)系也趨于密切。他與聞一多論詩，借閱其《楚辭校補》手稿。聞一多告誡他要讀《說文》：“不論治史，或是研究古代文學，都要一字一字地認真讀一遍。”程應镠寫的《“一二·九”回憶》等都交由聞一多刊于云南民盟刊物《民主周刊》。他在昆明時期，小說銳減而時評激增。散文除紀實性的《北方五篇》取材于河南軍旅，在《心聲》《新生》《我說》等系列散文中議論性與思考性明顯加強，鼓吹政治民主與思想自由成為主導性傾向。這與抗戰(zhàn)后期大后方民主浪潮的高漲固然有關(guān)，但聞一多的作用也不應忽視。

1945年，沈從文主編《觀察報》副刊《新希望》，日常編務委托給程應镠，直至抗戰(zhàn)勝利。他邀約鐘開萊、丁則良、王遜、馮至等師友為撰稿人。聞一多認為這一副刊脫離政治，不太贊成他參與編務。他在政治上偏向聞一多，在文學上追隨沈從文，一度試圖調(diào)和他倆的關(guān)系。1946年7月，聞一多慘遭暗殺，他前往吊唁，傳聞自己也上了黑名單，便倉皇離滇，返鄉(xiāng)避難。

1947年2月，程應镠抵滬，執(zhí)教海上高校，結(jié)識了孫大雨與戴望舒，與詩人臧克家、散文家碧野也有交往。他的小說創(chuàng)作完全中輟，紀事或抒情的散文也急遽減少，更多改用雜文、時論等體裁，激烈抨擊與辛辣諷刺國民黨的和平陰謀與專制統(tǒng)治，呼吁民主與法治，表明“和人民共在”的政治立場?！稁兔εc扯淡》《癡人說夢》《論持久和平》《停戰(zhàn)乎？和平乎？》，僅從篇名就不難領(lǐng)略其匕首與投槍的戰(zhàn)斗風格。1949年5月末，《展望》特刊上的《歡迎人民解放軍》成為其時論的終篇。

整個四十年代，是程應镠文學生涯的延續(xù)期，其中又分河南、西南與上海三個時期。河南時期，他身處正面戰(zhàn)場，苦悶于難有作為，小說突破了故鄉(xiāng)題材的局限，紀實仍取自前線見聞，但都貫穿著憂心家國的主題，可用其詩句“憂國情懷總未休”來論定。西南時期與上海時期雖然跨越抗戰(zhàn)與內(nèi)戰(zhàn)，作品卻呈露出共同的主旨，即抗議當局鎮(zhèn)壓民主運動，希望迎來一個全新的世界。“斗爭文字疾風雷”是對這兩個時期文學生涯的自我鑒定。

四、敢話平生說故吾

鼎革以后，除偶作懷人憶舊的散文外，未見程應镠創(chuàng)作或刊布過純文學作品，這與他主動轉(zhuǎn)向?qū)W者的角色大有關(guān)系。然而，其現(xiàn)存舊體詩創(chuàng)作最早作年是1935年，最晚是1988年，前后逾半個世紀，大多數(shù)年份都有作品。他題贈詩友說：“老去崢嶸尚有詩”，不啻夫子自道：舊體詩詞才是伴隨其一生的文學體裁。

程應镠曾追憶齠齡以來的學詩經(jīng)過：發(fā)蒙就學對對子，從小就歡喜中國詩；十幾歲在一位堂叔祖指導下讀《劍南詩稿》，很多七言律詩都背得出來；在燕園時對陶潛、杜甫發(fā)生興趣。對他深有影響的詩人還有屈原、阮籍、李白與黃庭堅等。從二十歲起，他就耽于舊體詩創(chuàng)作，興之所發(fā)，情之所感，見諸吟哦，發(fā)為詩詞，已構(gòu)成其生活的一部分。他的舊詩總體上學宋詩，風格清麗雋永；諸體中最擅七律，對偶熨帖，好用疊字，工穩(wěn)中見流動。

程應镠很珍視自己的舊體詩，很少刊出，一般都抄示師友。據(jù)1977年徐中玉來函說：“兄詩清切有味，娓娓動人。十余年來，屢蒙抄寄，雖經(jīng)巨變，篋底幸略有存者?！笨勺C早在上世紀六十年代，乃至巨變期間，他仍將詩作抄贈摯友。私下傳抄與友朋唱酬正是舊體詩流播的習見方式。

程應镠的舊體詩創(chuàng)作，有兩個時期尤其值得關(guān)注。第一個時期是上世紀四十年代中前期，不僅數(shù)量可觀，藝術(shù)水準也臻于上乘。其中尤以七律最多佳作，句法詩風頗似陸放翁的平易清雋，家國情懷更近杜工部的悲壯沉郁，《出蜀有感》《西京病后聞歌》《北邙》《三年》《歲末懷舊游兼呈高阮悌芬》《書憤》《到漢口吊一多師并念滇中師友》《寄高阮宗瀛上?！返?，都堪諷誦而足以傳世。古風也有不俗之作，《寄弟渝州》在去國懷鄉(xiāng)之際思親憶弟，結(jié)合經(jīng)行的山川形勝與難忘的軍旅生涯，有感于時事乖舛而浩氣郁勃，長歌不絕，一瀉幽憤。全詩流宕轉(zhuǎn)圜而一氣呵成，風格類似李太白；表達的壯志難酬與忠憤憂世，感慨追步杜少陵。

第二個時期是1976年以后的晚年。飽經(jīng)滄桑，閱盡人世，漸入人生的晚景，但隨著改革開放，他老驥伏櫪，壯心未已，在遲暮之年迸發(fā)出璀璨之光，舊體詩詞也進入詞章老成、健筆縱橫的境界。其中《聞一多先生殉國三十周年》《莫干山歸來贈徐中玉》《友人問疾詩以答之》《示兒》《劉春退居二線》《七十書感》《答問近狀》《雪后初晴》等，都是詩中上品。反思往事時，既有對早年“移山事業(yè)成諸夏”與“白頭爭說少年游”的豪情與慰藉，也有對壯歲“艱難歲月天難問”與“七十無成劇可哀”的感憤與遺恨。面對當下時，既有“十年動亂思初治”與“夢中猶喜問前程”的喜悅與祝禱，也有“好書可得時時讀”與“文章又見流傳日”的珍惜與快慰，更有“報國誰知白首心”與“欲為神州贊禹謨”的雄心與奮發(fā)。矚望將來時，既有“半世艱辛念太平”與“昇平歌舞幾人醒”的期盼與警覺，又有“憂余七十猶心悸，夢里仍驚下坂車”的擔憂與心悸?？傮w說來，雖有感嘆，但樂觀昂揚，“寂寞秋花晚照明”，“日色穿窗照眼明”，貌似即景抒情，實為寫景述志。

對程應镠晚期詩作，作為終生的學友與詩侶，熊德基的評斷值得重視。他致函稱贊說“近年詩越來越好，真是詩到晚年工”；激賞《友人問疾詩以答之》“含蘊深刻”，而“中間兩聯(lián)都極好極好！‘得失久諳關(guān)世運，榮枯每懼損天真’，非我們這個時代的人是不可能有此名句的！”

程應镠繼承了傳統(tǒng)學者兼文人的流風余韻，以舊體詩抒發(fā)幽獨的性情，書寫生活的感興，記錄親身的遭際，反映時勢的變動，維系真摯的友誼，遙寄思念的親情。陳寅恪認為：“中國詩與外國詩不同之處，是它多具備時、地、人等特點，有很大的史料價值，可以用來研究歷史并補歷史書籍之缺?！边@一論斷也適用程應镠的詩詞。他的詩詞在思想內(nèi)容上具有雙層價值。一是個人史的價值。他通過詩詞真實記述了自己思想、生活和心路歷程，讀其詩想見其為人，可藉以了解其一生的坎坷曲折與喜怒哀樂；二是時代史的價值。即如其在《自錄詩草后記》里所說，“其中頗有與時事有關(guān)者，即友朋答贈的篇什，也可見交游”，某種程度上也是他走過時代的投影與折光。

1949年以后，程應镠把重心從文學轉(zhuǎn)向?qū)W術(shù)，但此前的熏陶潛移默化地滲入他的研究。首先，在他的斷代史研究中，文學成為重要的內(nèi)容。他治魏晉南北朝史有《玄學與詩》，對兩者互動與滲透自有獨見；在宋史領(lǐng)域有《論林逋》與《書王荊公〈明妃曲〉后》，從歷史人物的詩歌切入，揭示其幽微的內(nèi)心世界，與舊體詩詞的創(chuàng)作實踐也有割不斷的關(guān)聯(lián)。其次，文學創(chuàng)作中形成的敘事風格直接影響了他的歷史寫作。他的《南北朝史話》，從剪裁安排來看，靈活多變地使用了順敘、倒敘、插敘和錯出、互見、呼應等方法，這與他從事過小說寫作顯然有關(guān)。他的《范仲淹新傳》堪稱詩人寫史的典范之作，筆端常帶感情，行文雋麗凝練，既有歷史的理性與深刻，又有文學的激情與技巧，融史學論著的嚴謹與傳記文學的優(yōu)美于一爐。熊德基評價為“用文學筆墨，寫生平交游”；周一良推贊他“文字清新活潑，引人入勝。尤其穿插大量詩句，而敘友朋關(guān)系，烘托傳主，更覺形象豐滿”；這些也都得益于他的散文與舊體詩創(chuàng)作。最后，他的文學生涯貫穿了報國憂民的淑世情懷，這種情懷照樣浸潤在他的《范仲淹新傳》與《司馬光新傳》中，他自稱“對這些人，我總有點偏愛”，與文學生涯的寄托一脈相承。當然，這不能純粹歸于文學生涯的感召，還與他一以貫之的精神崇仰有關(guān)。

在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的大潮里，程應镠的文學活動不過是一朵浪花；然而，任何浩蕩巨流不都是一朵朵浪花匯成的嗎？惟其如此，結(jié)集他的文學作品，回顧他的文學生涯，對立體還原他的多姿人生，對深入認識他的文化勞績，乃至對全面研究現(xiàn)代文學史與知識分子史，都是富有意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