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圣陶先生是我國著名的作家、教育家、編輯出版家和社會活動家，而他自己則說他“我不是什么家”，“只是個普普通通的語文工作者”。今年是他老人家誕辰130周年（1894年10月28日），為了了解他的語文教育思想，我拜讀了很多評介他的文章，印象最深的是張中行的《學而不厭 誨人不倦——記葉老重視語言和文風的二三事》（劉國正 畢養(yǎng)賽主編：《葉圣陶語文教育思想研究》，江蘇教育出版社1990年）。談“語言和文風”，當然離不開“人”。張中行稱贊葉圣陶“既是躬行君子，又能學而不厭，誨人不倦，所以確是人之師表”，進而說到葉圣陶“謙虛而懇切”，“一以貫之”的“寬厚待人”，文中寫道：

葉圣陶先生待人厚，還有一次表現(xiàn)得更為突出，是在某一小型會上發(fā)言。大概是“討論”批評和自我批評之類的大題目吧，他說，這，他只能做到一半，是自我批評；至于批評，別人的是非長短，他不是看不出來，可是當面指摘人的短處，他總是說不出來。這只能做到一半的作風，是對是錯，自然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事。這里我只能說說自己的感覺，那是：至少是某些時候，或從某個角度看，德的力量會比力大，因為它可以使人自重，努力爭取不愧于屋漏。

張中行比葉圣陶年輕十五歲，原本在北京貝滿中學任教，葉圣陶十分欣賞他在史學、哲學、文學上的知識和見識，就在1951年年初將他從貝滿中學調(diào)到人民教育出版社編語文教科書。從1951年到1966年“文革”前夕的十多年間，葉圣陶處處信任張中行，常常把很重要的工作交給他做，請他為自己的童話集《稻草人》修潤文字，平時注意請張中行幫助校正他的“吳儂軟語”。他們彼此欣賞，彼此成就。張中行對葉圣陶的贊譽都是“知人之論”。

葉圣陶對自己要求很嚴，處處反求諸己，審視并糾正自己的不足，認認真真地開展“自我批評”，有一種“言為士則、行為世范”的自覺，朋友們都說他是近乎“完人”的“人”（張志公《圣陶先生永遠督促我上進》，《紀念葉圣陶文集》，蘇州吳縣文史資料委員會編，1988年）。至于“當面指摘人的短處”，“他總是說不出來”，這其實是對“人”的一種寬容、尊重和信任，張中行將這種寬容、尊重和信任稱之為“德”。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葉圣陶在公開場合勇于“自我批評”，這本身就有一種示范效應，周圍的同事和朋友們受到感染，也會見賢思齊，懂得如何學會自處和自重，“努力爭取不愧于屋漏”。

然而，葉圣陶對人的寬容、尊重和信任，也容易讓人誤解，就連學者孫郁也說葉圣陶“在種種運動里能躲過劫運”是他“太忠厚，不愿意和人發(fā)生沖突”；葉圣陶這“善”，“是生存的策略”；說是“世故”，“也不能說沒有道理”；葉圣陶的朋友圈“乃中國讀書界少有的群落”“是保留了舊文人儒風最多的一族。（《平生一片心 還待故人來——張中行和他的同時友人》，《北京青年報》2008年9月6日）葉圣陶廣交朋友，僅從《白釆》《玉諾的詩》《胡愈之先生的長處》《回憶瞿秋白先生》《紀念楊賢江先生》《紀念侯紹裘先生》《悼丁玲》《紀念雁冰兄》等散文中，就可以看到他能和各種各樣的人和諧相處，即便是個性比較怪異的詩人白采和徐玉諾，也能親密無間，他的朋友并非只是“舊文人儒風最多的一族”。說葉圣陶“太忠厚”和“很善”，肯定沒有錯；可說他“在種種運動里能躲過劫運”，是靠了“世故”和“生存的策略”，就難以認同了。

葉圣陶在1949年1月寫的《自香港北上呈同舟諸公》中說：“簣土為山寧肯后，涓泉歸海復何求？ 不賢識小原其分，言志奚須故自羞?！彼呀ㄔO新中國的工作比喻為像“背一筐土去堆山”，說自己決不肯“落在別人后頭”；雖說自己沒有才能，但也不怕難為情，敢于說明自己的志向。事實也正是如此。葉圣陶光明磊落，敢于“言志”，因而在1957年“反右”斗爭、1958年“插紅旗，拔白旗”運動，以及1966年“文革”初期，也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沖擊。之所以能“躲過劫運”，原因大致有三點：一是他名義上是“大官”，當過出版總署副署長和教育部副部長，但沒有“實權”，從未負責主管過某“司”某“處”，他管的只是“教科書”，等同于只是一個“編輯”，夠不上“走資派”；二是主編教科書的工作確實離不開他。教科書“眾口難調(diào)”，無論編得有多用心，結果總還是批評多于表揚，尤其是《語文》課本，常常受到“左”的浪潮的沖擊，使得很多名家“急流勇退”，要找出人來頂替葉圣陶還真難；三是“人緣好”。葉圣陶“善”待人，相信“德的力量”“可以使人自重”，因而很少“當面指摘人的短處”，“民怨”少，在歷次“運動”中也就會比較容易過“關”。

而對于工作和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事”，葉圣陶則堅持原則，涇渭分明，敢說真話，從不沉默，憨厚剛直得連他自己也覺得是“發(fā)戇之舉”。

1951年6月22日，《人民日報》以增出一張四版的方式發(fā)表了胡喬木的《中國共產(chǎn)黨的三十年》。胡喬木運用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觀點，敘述和總結中國共產(chǎn)黨的發(fā)展史，這是我黨三十年歷史的第一本簡明黨史。新華社和中央人民廣播電臺也于當天全文播發(fā)，各地的報刊相繼全文轉載。

稍有常識的人都會知道，《中國共產(chǎn)黨的三十年》是一份很重要的文獻。雖說署名是胡喬木，但如此隆重地推出，明顯是來自最高領導層的決策，應該誠心擁護。此時的葉圣陶與胡喬木在工作上也已經(jīng)有過很多往來，對胡喬木的為人和才華贊許有加，可在讀報時覺得《中國共產(chǎn)黨的三十年》的語言不夠純潔，語法上也有很多疏漏的地方，就寫信告訴胡喬木，并帶領人民教育出版社語文編輯室的編輯同人邊“讀報”邊“檢謬”，把病語病句抄錄下來，條分縷析，匯總后謄抄成一本送請胡喬木過目，這有葉圣陶的日記為證：

1951年6月25日 胡喬木作《中共的三十年》，于上星期五刊布于《人民日報》，紀念中共之卅周年。此文剖析情勢，自與吾人以種種識見，而造語遣詞，疏漏頗多。在號召群眾留意語文之今日，且為文者為喬木，實不宜有此。因作一書寄之，徑達此意，并謂我社同人方將一一舉出，由文叔加以整理，送請采納。此亦發(fā)戇之舉也。（《葉圣陶集》第22卷，第203至204頁）

1951年7月8日 （晨）啜茗于雙虹榭，觀文叔所匯集諸同人校出喬木《共產(chǎn)黨的三十年》語文謬誤之本子，因明日即將送與喬木，供渠作修改時之參考。（《葉圣陶集》第22卷，第207至208頁）

葉圣陶晚年告訴筆者，說給該文檢查“謬誤”的“本子”寫了五萬多字。他老人家對“語言文字”就是這樣嚴肅認真。為了促使新中國語言的純潔和規(guī)范化，類似這樣的“發(fā)戇之舉”，還有很多。葉圣陶把語文教育看作是自己的職責所在和日常工作的“必修課”，心里裝的是“語文”，看書看報，聽廣播看電視，發(fā)現(xiàn)病語病句都會記下來，認認真真地寫信予以更正或?qū)懗晌恼屡c作者共商，在他身上有一種難能可貴的“奈煩”的精神，“不請自來”“見錯必糾”；對于單位或個人請他審閱的書稿或文稿，他會看得更耐心，意見也提得很具體。

1959年春夏之交，有關部門遵照毛澤東的指示，將編選《不怕鬼的故事》的任務交給了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編選工作由所長何其芳主持，他帶領文學研究所一批專家，從我國歷代典籍中選出七十則不怕鬼的故事，匯編成書，取書名為《不怕鬼的故事》，由人民文學出版社于1961年2月出版，初版印了53000冊。何其芳撰寫的《序》分別在《人民日報》和《紅旗》雜志發(fā)表。《序》中說：我國過去的筆記小說的一些作者，“他們雖然認為有鬼，卻對這種大家以為可怕的鬼表示不敬，認為沒有什么可怕，并且描寫了一些敢于罵鬼、驅(qū)鬼、打鬼、捉鬼的人物。這類故事是很有意義的。它們機智地反映了我國古代人民的大無畏精神。這就是我們編選的這種‘不怕鬼的故事’”。又說，編選《不怕鬼的故事》的目的，是要“徹底掃除這種落后的‘怕鬼’思想”，“提倡不怕鬼的精神”，“做一個天不怕地不怕的硬漢，做一個既有沖天干勁又有科學分析精神的智勇雙全的人！”書出版后，何其芳請葉圣陶給提提意見。葉圣陶1961年3月18日的日記中寫道：

……仍看《不怕鬼的故事》。此書蓋文學研究所所編，取筆記小說中言鬼之篇，匯而刊之，由何其芳作長序，各篇皆作注釋，為不習文言者助。前在文聯(lián)禮堂看川劇，遇何其芳，囑為提意見，尤望注意于注釋。前數(shù)日已略看十數(shù)頁，并批注意見，今日則續(xù)看之。所作注釋相當粗疏，于原文作句讀亦有未盡善處，余為之批出，不能周詳也。

此書之輯，聞系出毛主席之意。所謂鬼者，蓋以喻敵人，亦以喻困難。傳播不怕鬼之故事，欲以勵人民，期其藐視、鄙視敵人與困難耳。何之序文中竭力發(fā)揮此意。然余以為讀者茍不能善讀此書，或且致弊。各篇所敘，固明言鬼怪為實有，且能為厲作祟，則是導于迷信矣。此書出版未久，而影響速于置郵。報章雜志之文章，已有以鬼為敵人與困難之同義語矣。（抄自葉圣陶日記原件?！度~圣陶日記全集》即將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書中匯集的故事以表現(xiàn)“不怕鬼思想”為主，“對于神怪妖物表示不怕和藐視”（《〈不怕鬼的故事〉編輯說明》）。葉圣陶覺得這么說，那“思想上的勇敢，見解上的卓越”就得以有“鬼”為前提；假如不信“鬼”，則“故事”極力贊頌的“敢于罵鬼、驅(qū)鬼、打鬼、捉鬼的人物”也就失去了意義；假如信了“鬼”，反倒助長迷信。葉圣陶早在1911年發(fā)表的《兒童之觀念》中就提出了反對“封建迷信”的思想，認為“世界上沒有鬼”，因而對“不怕鬼”之類的“故事”抱有警惕。

《不怕鬼的故事》開頭一篇《宋定伯捉鬼》，寫河南南陽人宋定伯“謹慎”而又有“智謀”，有一回夜晚出門在路上遇著鬼，就欺騙鬼說自己也是鬼，把鬼騙到集市后，宋定伯使勁地把鬼摔倒在地。鬼急于脫身，變成一只羊；宋定伯趕忙朝“羊”啐了一頓唾沫，這“羊”就不能再變。宋定伯把“羊”賣了，賺了“一千五百錢”。

這“故事”應是虛構的，可何其芳在《序》中卻用將近600字的篇幅贊揚《宋定伯捉鬼》“寫得很有興味，也很有意義”?？梢?，葉圣陶所說的“或且致弊”，并非杞人之憂。葉圣陶從學術和技術層面提出的問題也很尖銳，他的《書面意見》中寫道：

觀所作注，似為不甚習文言者著想。若所料不誤，則頗嫌不夠。我有如是印象，一篇之中往往難者失注，而注其較易者。亦有全句不易曉，而僅注句中之一詞一語者。全句解釋處，多用串講辦法。串講之法，僅能使讀者知此句相當于今語如何說法，而不能使讀者明曉原句之組織結構，如是理解，第含糊之理解耳。來示云將修改注釋，敢希設身處地為讀者著想，凡料知讀者將感覺其難通者，悉為注釋，其道不一，因文而施，簡明扼要，務求其諦。如是則讀者稱便矣。

所選皆筆記文，作者選語遣詞比較隨便，未必盡合法度。亦有簡略朦朧，須為補充點明乃可通曉者。注釋似宜注意此等處，庶于讀者之理解本書各篇與增進文言知能，兩有裨益。

建議請王伯祥先生看一過有關典章制度與地理沿革之注釋。王伯祥先生于此方面頗熟，或?qū)⒂兴a益。（《葉圣陶集》第17卷，江蘇教育出版社2004年）

“所作注釋相當粗疏，于原文作句讀亦有未盡善處”，注釋存在的問題有四個：（一）當注不注。有的注釋卻避難就易，難解之處卻偏偏沒有注，造成古籍注釋中的缺陷。（二）注得含糊，不準確。注釋者用串講的方法來解釋，把自己不夠清楚或者根本就不明白的地方一帶而過，只講個大概意思，原文的深層含義好像是解釋通了，其實并沒有觸及到，甚至完全解釋錯了。（三）原文中不合“法度”及“簡略朦朧”之處未加補充說明。一個負責任的古籍注釋者，還應在注釋中對原文加以補充說明，以便讓讀者更好地吃透原文。（四）“有關典章制度與地理沿革之注釋”需要再斟酌，“建議請王伯祥先生”幫助審訂。

何其芳及文學研究所同人很看重葉圣陶的《書面意見》。王伯祥1961年3月29日、3月31日的日記中都寫到何其芳會同文學研究所同人“共同討論句讀、注釋諸問題。除本所同人意見外，兼采圣陶、叔湘、從文三人所提者，仔細斟酌”（《王伯祥日記》第16冊，中華書局2020年，第6742、6743-6744頁）。除了“本所同人”，給初版《不怕鬼的故事》提意見的有葉圣陶、呂叔湘和沈從文三人。這“三人”中，呂叔湘當時是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研究員，沈從文當時在中國歷史博物館和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工作，雖說不是“本所同人”，但同屬“中國科學院”，是“本院同人”，“院外”專家僅葉圣陶一人。《不怕鬼的故事》出版后，向“院外”專家“征求意見”的或許還有其他人，可提交《書面意見》或者說《書面意見》值得鄭重討論的，僅葉圣陶一份，這個推測應該沒有錯。

經(jīng)過仔細斟酌，篇目作了調(diào)整，《序》和注釋也作了修訂，《不怕鬼的故事》于1961年12月再版，并計劃翻譯成英文、法文、德文、世界語、越南文、俄文、日文、阿拉伯文、朝鮮文、蒙文、西班牙文等十一種外文出版。11月15日，何其芳在四川飯店設宴，酬謝參與選編與審閱工作的全體成員，葉圣陶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

（晚）六點到四川飯店，文學研究所請客，為酬謝對于《不怕鬼的故事》之審讀與提意見。到者有從文、叔湘、鄭奠、平伯、伯祥、吳曉鈴、余冠英、陳友琴、何其芳、唐棣華及一不相識者。其芳謂《不怕鬼的故事》已修訂重排，將于下月出版。譯成外文本有十一種，蓋此亦宣傳毛主席思想之一途，故宜特別重視。飲啖甚適，餐罷復閑談，至八點半乃散。（抄自葉圣陶日記原件?！度~圣陶日記全集》即將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從王伯祥日記中可以得知葉圣陶說的“一不相識者”，是文學研究所研究員范寧。宴席上只有葉圣陶一人是“院外”專家，這再次說明“審讀與提意見”的“院外”專家僅葉圣陶一人。葉圣陶為人就是這樣的認真，有求必應，對出版的書刊始終懷有敬畏之心和人文情懷，“樂于用心相助”“質(zhì)量第一”“讀者第一”是他堅定不移的信念。

以上所說的“檢謬”和寫《書面意見》，對于葉圣陶來說都是“份外”的工作。對于“份內(nèi)”的工作，葉圣陶更是一絲不茍，期于盡善，不允許有瑕疵。就他主持選編大中小學語文教科書而言，對選定的課文總要和編輯同人一起逐字逐句推敲加工，務必做到“文質(zhì)兼美”，成了“語文掛帥”的“始作俑者”，在1958年的“教育革命”以及隨之而來的“插紅旗，拔白旗”運動中受到批判。自1960年起，葉圣陶只擔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長，總編輯由戴伯韜接任。書稿不經(jīng)葉圣陶“終審”就可以發(fā)排了，《語文》課文的質(zhì)量有所下降，1962年版高中《語文》第三冊中的七篇“新課文”的問題尤為突出。這七篇“新課文”是：

潘梓年：《談學邏輯》（選自《新觀察》1958年第9期）；

季米特洛夫：《在萊比錫審訊的最后發(fā)言》（選自中央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翻譯的《季米特洛夫選集》）；

高爾基：《在法庭上》（節(jié)錄于夏衍翻譯的高爾基長篇小說《母親》）；

聶榮臻：《工廠技術革命的新氣象》（選自《紅旗》1960年第8期）；

峻青：《火光》（選自《收獲》1959年第5期）；

楊沫：《在獄中》（選自《青春之歌》）；

茅盾：《怎樣評價〈青春之歌〉》（選自《中國青年》1959年第4期）。

葉圣陶看了極為不滿，當面提意見恐不能暢達，就寫了一封長信《課文的選編——致人教社中學語文編輯室》（《葉圣陶集》第16卷，江蘇教育出版社2004年），印發(fā)給中學和小學語文編輯室同人討論。針對當時所謂的“思想掛帥”，必須把“內(nèi)容”和“思想”放在“第一位”的導向，葉圣陶語重心長地指出：選課文絕對不能“拉在籃里就是菜”，必須認真挑選，精心加工，真正做到文質(zhì)兼美，“教師好之而樂教之，學生好之而樂誦之”。而這七篇“新課文”，“僅為粗坯，尚待加工，如其原樣，實未具語文教材之資格。我人決不宜抱‘唯名主義’，以為如潘梓年茅盾二位之文，尚有何話說。我人亦不宜盲從市場情況，以為《季米特洛夫選集》《母親》《青春之歌》行銷至廣，讀者至眾，何妨采錄其一章一節(jié)為教材?！痹俅螐娬{(diào)“所選為語文教材，務求其文質(zhì)兼美，堪為模式，于學生閱讀能力寫作能力之增長確有助益”。作品的“內(nèi)容”和“思想”再好，要是語言不規(guī)范，“不勝其加工”，這樣的作品就不能稱作“精英”，并鄭重指出《青春之歌》《林海雪原》和《紅巖》“未臻于文質(zhì)兼美”，“可供瀏覽而不宜為語文教材”。當年對《青春之歌》《林海雪原》和《紅巖》的宣傳可謂“排山倒海”，葉圣陶力排眾議。在他的要求下，這七篇“新課文”從高中語文課本中撤了下來。

“文革”結束后，葉圣陶對教材的把關把得更嚴。1976年10月，郭沫若寫了一首《水調(diào)歌頭·粉碎“四人幫”》，報紙紛紛刊載，電視臺和廣播電臺廣為傳播，有關部門決定編入初中語文課本，葉圣陶審閱時堅決不同意，在《評審意見》中寫道：郭沫若之《水調(diào)歌頭·粉碎“四人幫”》“不宜用。一則此題目不宜為如此隨意雜湊之語，二則不合詞之格律，何能謂之詞”。人民教育出版社副總編輯劉國正在《先生之風 山高水長——在人教社極嚴格地做教材工作》中回憶說：

粉碎“四人幫”之后，葉老雖然不直接領導我們，但是他對于語文教材的編輯工作仍熱心予以指導，從大綱的起草到課文的選定，他都指出過重要意見。初選篇目中，我們曾列入當時傳誦頗廣的反映粉碎“四人幫”的一首詞，葉老對此提出意見，他在給我的信中寫道：“粉碎‘四人幫’是莊嚴的題目，此作卻是隨便湊合，不甚得體。不能因這首詞在電臺廣播和集會歌唱的時候經(jīng)常聽見，不能因作者的名氏是人所共仰，就把它選在課本里?！苯又?，葉老指出這首詞不合詞律的語句有八處之多。我們體會，葉老所談不只是這一首詞的取舍問題，而是針對多年來在“左”的影響下形成的選材的弊端，提出了正確的選材標準。葉老的指導，對我們后來的選材工作產(chǎn)生了重要的影響。（劉國正 畢養(yǎng)賽主編：《葉圣陶語文教育思想研究》，江蘇教育出版社1990年）

這些都足以說明葉圣陶是不懂“世故”和“生存的策略”的“躬行君子”。他思想清晰，感覺敏銳，敬業(yè)精神高于一切，努力追求完美，為我們樹立了“語文工作”的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