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慶澍:站在世界性與本土性的交叉點
今年是老舍先生誕辰125周年,也是他逝世58周年,他已確乎成為一個“古人”了。然而老舍文學并沒有“古典化”,反而以各種面貌、各種藝術形式活在當下。我們在當代文化的各個角落,在社會生活的層層疊影里,都可以發(fā)現老舍及其筆下人物的分身。老舍文學如此持久而強勁的生命力,究竟從何而來?
在世界文化的潮汐中
近年來,老舍研究逐漸走向深入。一個堅實的歷史判斷逐漸浮出水面:盡管在思想和語言方面老舍沒有直接參與新文化運動,但老舍的文學創(chuàng)作具備了和新文學相同的“世界性”特征。土生土長于北京的老舍,不像魯迅、胡適、郁達夫、徐志摩那樣,在學生時代就有留學經歷,但他同樣是東西文化碰撞交融的產兒。
老舍從一個普通城市知識分子成長為一個卓爾不群的作家,與他1924年到英國倫敦東方學院教書,受到外國文學的直接影響有關。域外文學經典的滋養(yǎng)與本土生活經驗的化學反應,使他寫出了《老張的哲學》《趙子曰》《二馬》等一系列早期長篇小說,初步形成了獨特的喜劇風格。狄更斯的《尼古拉斯·尼克爾貝》《匹克威克外傳》等作品,在政治觀念、題材選擇、人物塑造、幽默筆法等方面都對他有深刻的影響;康拉德的小說藝術教會了老舍如何講故事,以及如何豐富自己的經驗、培養(yǎng)自己的想象,并且嚴肅慎重地對待自己的作品;但丁的不朽名著《神曲》俘獲了老舍的心,使他成為一個“但丁迷”,他因《神曲》而明白了何為偉大的文藝,感嘆道:“世界上只有一本無法摹仿大書,就是《神曲》,它的氣魄之大,結構之精,永遠使文藝學徒自慚自勵。”老舍浸淫在歐洲文化的海洋中,不僅閱讀了沃德豪斯、雅各布斯、莎士比亞、笛福、斯威夫特、菲爾丁、威爾斯等英國作家的作品,而且廣泛涉獵了從古希臘、羅馬詩歌戲劇到近世歐陸小說等文藝作品,為自己的創(chuàng)作儲備了豐富的營養(yǎng),奠定了深厚的基礎。
在世界文藝領域“自學成才”的經驗,使老舍深具開闊、自由、多元的現代世界眼光。老舍回國后,面對思想文化界不時吹拂的保守主義風氣,在他的《文學概論講義》中旗幟鮮明地指出:“我們是生在‘現代’,我們治學便不許像前人那樣褊狹。我們要讀古籍古文;同時,我們要明白世界上最精確的學說,然后才能證辨出自家的價值何在?!庇终f:“藝術是普遍的,無國界的,文學既是藝術的一支,我們怎能不看看世界上最精美的學說,而反倒自甘簡陋呢?”他特別注意“現代”“今日”等時代的要求,強調在當代中國必須具備世界眼光,充分吸收世界文明的精華,所以文藝工作者“亦宜把遺產二字含意擴大,要為世界的文藝遺產之承受者,不可只抱著幾本線裝書自稱家資巨萬也?!?/p>
老舍文學所實踐的“世界性”是雙向互動的,不僅體現在主動借鑒域外文學的優(yōu)長,而且表現在積極走出國門,推動現代文學重要作品“出?!?,塑造中華文化形象,促進中外文化交流。1945年《駱駝祥子》英譯本的出版,使老舍在英語世界名聲鵲起?!睹吭乱粫銟凡啃侣劇废蜃x者著重推介了《駱駝祥子》,并集中刊發(fā)了美國著名批評家、耶魯大學教授、每月一書俱樂部編委會主席亨利·坎比、《紐約先驅論壇報》書評人路易斯·甘尼特、林語堂等人的評論,同時配發(fā)了楊剛的長文《老舍》,全面向美國讀者介紹老舍及其作品。1946年,老舍與曹禺應邀赴美訪問,在大洋彼岸刮起了一陣強勁的“老舍旋風”。美國輿論界認為,《駱駝祥子》有著鮮明的地方性和人道情懷,堪稱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坎比提出,老舍借助祥子的視角來表現北平,“18世紀偉大的英國小說曾以這種方式極為生動地描寫了倫敦,《駱駝祥子》置身其中,毫不遜色”;亞歷山大·布雷德則認為,在表現苦難方面,《駱駝祥子》“可以和《悲慘世界》這樣的小說并肩,在世界文壇上擁有一席之地”。1948年,老舍與郭鏡秋合作,翻譯出版了英譯本《離婚》,再一次獲得了英語讀書界的好評。《星期六文學評論》書評人哈里森·史密斯稱贊此書是認識中國人民性格的捷徑:“看完這部小說,讀者會發(fā)現自己對中國人性格的復雜性及其溫度的了解,比在十幾種西方作品中所能發(fā)現的還要多?!毙≌f家約翰·馬昆德則認為,《離婚》再次證明了老舍可以用東西方都能理解的方式寫作,小說描寫了典型的中國普通人生活,“任何對中國人的觀點和態(tài)度感到好奇的人,都將會在這本寫得很好的小說中,得到比他在數千頁最具智慧的闡述中所發(fā)現的要更多更好的答案?!痹诿榔陂g,老舍勤奮譯介,除上述兩種長篇小說之外,相繼完成了英譯《四世同堂》《鼓書藝人》《五虎斷魂槍》,顯著擴大了中國現代小說在歐美的影響,提升了中國現代文學在世界文壇的地位,打開了國際社會通過文學作品了解中國文化和民眾的窗口。
在本土經驗的厚壤中
老舍文學的生命力,還來自于他所立足的文化傳統(tǒng)。從地域性的北京文化,到民族性的京旗文化,都是老舍文學創(chuàng)作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源泉,這已經成為學界常識。在這里我更想強調,從社會學的視角來看,老舍本土經驗的精華是“庶民性”的形成。在一定意義上,“庶民性”既是北京文化的底色,也是老舍詩學的核心。葛蘭西在《獄中筆記》中提到的“庶民階級”包括的人群要大于無產階級,也包括其他被壓迫階級或階層。老舍文學所表現的人物涉及社會各階層,但溫情與厚愛主要集中在“庶民階級”,所贊頌的也主要是“庶民文化”。不僅如此,老舍文學還體現出濃厚的庶民美學風格,包括庶民價值觀、庶民文化主體性、地方性與世界性的共存、樸素的家國情懷、現實主義筆法、關注日常生活、重視大眾趣味、追求雅俗調和等等,可以說,正是庶民性的存在,才使老舍具備了獨特的文學風貌。
庶民性既是生活經驗的提煉,也是寫作者文化身份自覺的產物。筆者曾在文章中提到,所謂庶民性并不是一個先驗的范疇,而是創(chuàng)作者通過人生經驗、在思想和情感中體認和選擇的結果。創(chuàng)作者選擇認同庶民,庶民因此成為價值主體。庶民性就是要求創(chuàng)作者放棄體制化、貴族化、學院化、精英化的立場,還原為普通人,以庶民的、平視的角度來進行創(chuàng)作。這就能很好地解釋,老舍出身于正紅旗而能終生書寫城市中下層市民的深層動因。如果不能理解領會老舍文學的庶民性特質,則會在傳播、改編老舍文學的過程中出現“貌合神離”“形似而神不似”的問題。如在對老舍作品的話劇改編中,有些劇目如《我這一輩子》,因為有導演的生命體驗和文化積累灌注其中,充分體現了老舍文學的庶民性,就獲得了觀眾的認可支持;有些劇目則過于重視形式的翻新,追求商業(yè)化的噱頭,抽空了原作庶民性美學的社會批判內涵,或者將這種內涵鬧劇化、段子化,消解了它的嚴肅性,其改編劇作的生命力也就難以持久。
因此,庶民性應該是今天北京文學與老舍實現跨越時空、心靈呼應的本根性的內在通道。汪曾祺曾在《老舍先生》中寫道:“老舍是屬于全國人民的,首先是屬于北京人的?!比缃瘢卤本┪膶W不是要在表面上抹上一層“京味兒文化”的油彩,滿足于“天棚魚缸石榴樹、先生肥狗胖丫頭”式的點綴,而是要重返弗·杰姆遜所說的“美學上的民眾主義”,站在庶民文化的立場,繼承庶民性之精華而棄其糟粕,進而把握老舍文學真正的生命力所在,實現老舍文學傳統(tǒng)的轉化與發(fā)展。
(作者系首都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