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是傳統(tǒng)社會生活的百科全書，也是傳統(tǒng)言情的集大成之作，其作品蘊涵著極為飽滿的情感因子，即所謂的“大旨談情”，在小說第一回，借由作者虛擬的小說傳抄者空空道人明確提示了出來。[1]對于這種“大旨談情”，有人從《紅樓夢》的抒情傳統(tǒng)（周汝昌），有人從《紅樓夢》的色、情、空辯證關系及文化精神（孫遜），有人從“有情之天下”（葉朗）等不同角度加以總結。[2]但是，從所謂的“禮出大家”角度，從中國傳統(tǒng)的禮儀文化及社會現(xiàn)實與“情”的相生相克而顯示的整體獨特意義，因其本身的不言而喻而被熟視無睹，沒能得到很好剖析。

“大旨談情”給小說帶來的總體上的情感飽滿，其所謂的“情天情?！?，有其更廣闊的文化意義。簡單地說，明清之際，當沿襲甚久的儒家禮儀文化發(fā)生認同危機時，當維系人與人關系的禮儀變得日益脆弱或者虛偽時，當以理釋禮的理學家在理論和實踐的不同方面都受到質疑時（比如晚明李贄指責讀書人的“陽為道學，陰為富貴”、清初紀曉嵐在《閱微草堂筆記》中書寫的一系列迂腐、教條的“講學家”形象），提出“大旨談情”的問題，就成為作者對維系人的良好關系可能性的重新思考，也是對人的情感狀態(tài)的各種可能性的重新想象，對人的心靈世界的深入開掘。這樣，小說呈現(xiàn)的人物多樣、情節(jié)特殊以及蘊含的思想深刻等方面，都在“大旨談情”的滲透中，得到了重新建構和理解。而這種“大旨談情”，又是以其情感的豐富性、語境的制約性和變通性在小說中得到體現(xiàn)的。

一、情感的豐富性

據(jù)脂批透露的信息，曹雪芹原打算在小說結尾，以一張“警幻情榜”給出的情感方面的評語來對各類女性人物加以分類概括（當然也包括唯一的男性賈寶玉）。[3]這樣，人物的多樣化問題，在很大程度上成為對人的情感類型的細致劃分，體現(xiàn)出作者對人的心靈世界有關情感問題的豐富認識。盡管“情榜”中的女性人物數(shù)，究竟是以第五回賈寶玉神游太虛幻境中，看到的“金陵十二釵”冊子的三十六人為準，還是可以增補為六十人或一百零八人，學術界尚有爭議；同時，我們也并不知曉，“情榜”中分在各個類別中的所有人物的確切評語。但即以脂批透露的賈寶玉和林黛玉評語來看，寶玉是“情不情”，黛玉是“情情”，前者指對不情之物也傾注情感，后者則以情感來對待有情之物，這樣，前者側重于情感的廣度，后者主要體現(xiàn)情感的深度。這種區(qū)別，在一定程度上是把傳統(tǒng)社會的男女不同的情感特質予以提示。我們還可以借助“金陵十二釵”冊子的序列，來發(fā)現(xiàn)賈寶玉與周邊女性交往的情感差異體現(xiàn)的豐富性。小說第五回，借助賈寶玉的翻閱，我們讀者也看到了列入“金陵十二釵”正冊的十二位女性，依次為：

林黛玉、薛寶釵、賈元春、賈探春、史湘云、妙玉、賈迎春、賈惜春、王熙鳳、巧姐、李紈、秦可卿。

各女子前后序列是依據(jù)與賈寶玉的情感的親疏關系展開，這樣，本來跟賈家沒有任何親屬關系的妙玉，因為與賈寶玉之間有著特殊的情愫，也得以排在第六位。有學者也曾經(jīng)以親情、愛情和友情等類別來加以歸納，這當然也是一種思路。但如果進一步細分，把不同女子依托的文化修養(yǎng)及其言行舉止來重新思考，那么，除開同胞姐妹外，就以賈寶玉身邊最親近的四位女子論，黛玉的熱烈、寶釵的含蓄、湘云的一派自然、妙玉的矯揉造作，諸如此類，可以讓我們驚訝地發(fā)現(xiàn)，男女之間的情感交流，在《紅樓夢》中展開了如此多姿多彩的風貌。

同樣，當作為“大旨”的小說情感充溢于情節(jié)時，傳統(tǒng)小說側重于故事、傳奇的動作性沖突悄悄退后了，帶來心靈震蕩的情感之流裹挾著瑣碎的細節(jié)，成為與故事性的情節(jié)并立的另類敘事。于是，在這樣的意義中，看似平淡無奇、毫無沖突可言的黛玉葬花舉動，比如第二十七回寫到的“飛燕泣殘紅”，因為情感的宣泄形成了高潮，成了幾乎可以與第三十三回“寶玉挨打”這一相當重要的情節(jié)高潮分庭抗禮的又一個高潮。也因為這個原因，后來有些戲劇改編的《紅樓夢》，把黛玉葬花內容移到寶玉挨打之后，讓它成為人物命運發(fā)生最終逆轉前的一個情感高潮。盡管這一改動受到有些紅學家的批評，但其把抒情和劇情糅合在一起的改編思路，也有一定的合理性。[4]而在思想深刻方面，作者在直面家族衰敗的真相、尊重女性、同情女性不幸的悲劇命運方面，也因情感的真誠和飽滿獲得了巨大的內驅力。關于《紅樓夢》描寫人物情感的豐富性，這里只想舉一點來說明，《紅樓夢》在表現(xiàn)女性的醋意或者說嫉妒之情時，同樣體現(xiàn)出作者獨到的思考和有關人物情感的豐富想象。

傳統(tǒng)的男子中心主義、不合理的妻妾制度以及出于家庭內部穩(wěn)定的需要，嫉妒的女性成為歷代被嘲笑的對象，不但有《妒記》一類的筆記小說，還有如《醒世姻緣傳》那樣把妒婦塑造成惡魔般的可怕形象。但像清代俞正燮《癸巳類稿》中提出的“妒非女人惡德論”那樣的話題，還是比較少見的。而《紅樓夢》對女性的嫉妒表現(xiàn)，給出了不少具體描寫。雖然作者也描寫了嫉妒的男性如賈環(huán)等，但遠不及描寫的嫉妒女性那樣生動而多樣，其蘊含的獨特價值判斷，也足以令人深思。

清代的蔡家琬（別號二知道人）在《紅樓夢說夢》隨筆中，曾把大觀園視為是一個醋海。他寫道：

大觀園，醋海也。醋中之尖刻者，黛玉也。醋中之渾含者，寶釵也。醋中之活潑者，湘云也。醋中之爽利者，晴雯也。醋中之乖覺者，襲人也。迎春、探春、惜春，醋中之隱逸者也。至于王熙鳳，詭譎以行其毒計，醋化鴆湯矣。曾幾何時，死者長眠，生者適成短夢，亦徒播其酸風耳。噫！[5]

其對各人的概括是否正確暫且不說，而且用大觀園來代指賈府，可能更合適。但其分出的不同類別，可以提醒我們，小說在多樣化刻畫女性人物情感時，嫉妒也是其中不可或缺的因子。作者的獨特性在于，小說一方面沿襲了傳統(tǒng)習慣，塑造了奇妒女子夏金桂，表現(xiàn)出對此類女子的厭惡。但與此相對照，小說還塑造了似乎大度無私、一心為丈夫張羅小妾的賈赦之妻邢夫人，同樣令人反感。這樣，究竟如何判斷女性的嫉妒或者大度，就不再像傳統(tǒng)那樣，出于男子中心主義的價值觀，能夠給出一個絕對的判斷。因為，在曹雪芹筆下，女性的嫉妒問題，既跟不合理的妻妾制度相關，也跟不合理的奴婢等級制度有關，當然，還跟男性自身用情不專一，甚至淫欲無度有關。這樣，嫉妒，往往成了女性鞏固自己地位的武器。如鳳姐，既有對鮑二媳婦的大打出手，也有針對尤二姐的設計毒害；而奇妒的夏金桂對于先她而在的香菱，不但在肉體上予以打擊，也對其詩意生活的向往極盡嘲弄之能事，其要求“香菱”更名為“秋菱”，視“香菱”名字為不通，固然顯示了她不理解只有在靜心狀態(tài)下能聞到菱角之香的雅趣，更重要的是，因為香菱名字是寶釵所起，那種面對才女寶釵滋生的文化自卑感，才讓嫉妒心極重的金桂，非要以自己的命名來取代寶釵在眾人心目中的文化地位，更改香菱之名，成了文化霸權的一場小小的爭奪戰(zhàn)；而一向好脾氣的襲人，面對寶玉看到海棠花枯死部分認為是應驗在晴雯被逐的不幸時，卻堅決予以了否認，認為在怡紅院中，也只有她襲人，才有資格跟“怡紅院”所以得名的海棠花相匹配。

不過有時候，嫉妒也可以對男子用情不專一加以情感校正，比如黛玉不時流露的醋意，就提純了賈寶玉的情感，在很大程度上，讓“見了姐姐忘了妹妹”的寶玉變得用情專一起來。我們不難想象，如果黛玉也像邢夫人對賈赦那樣對待寶玉，其結果，寶玉的用情不專發(fā)展為對女性的普遍占有，大概也不是不可能的。就這樣，小說在充分展示這種復雜性時，使得僅僅是表現(xiàn)人物嫉妒這一類情感時，也顯得相當豐富和辯證。

也有學者認為，邢夫人貌似寬容大度不同于鳳姐的嫉妒強悍，是因為邢夫人娘家已經(jīng)敗落，無法跟當時仍然顯赫的王家相比。這種力圖揭示人情背后的權勢因素，也是在努力理解小說展示情感的一種依附性，這正是情感書寫所折射出的社會性一面，值得我們進一步討論。

二、情感的語境性

《紅樓夢》雖然“大旨談情”，但這種情感不是在真空中進入人物內心世界的，政治、經(jīng)濟、社會習俗、禮儀制度等作為維系人們日常行為的基礎和規(guī)范依然存在，于是情感的抒發(fā)和交流，就常常是在各種有形和無形的禮儀制約中相生相克，一旦呈現(xiàn)到眾人面前，就折射出社會風貌的深廣度，體現(xiàn)出它所依存的語境性。盡管以往的才子佳人小說涉及人物情感時，也都是在語境中產(chǎn)生的，但其千人一面、千部一腔的敘事模式，在語境的呈現(xiàn)方面基本是把特定社會風貌抽離出去。如果說這也是一種語境的話，那么這樣的語境是抽象的，是較少能夠反映特定社會環(huán)境和人物復雜關系的，而《紅樓夢》則不然。下面舉例來分析。

第五十四回寫賈府過元宵，寶玉要來一壺熱酒，給老祖宗等眾長輩敬酒，老祖宗帶頭先干了，再讓寶玉也給眾姐妹斟酒，讓大家一起干。想不到黛玉偏不，還把酒杯放到寶玉唇邊，寶玉一氣飲干，黛玉笑說：“多謝。”接下來寫鳳姐也笑說：“寶玉，別喝冷酒，仔細手顫，明兒寫不得字，拉不得弓?！睂氂衩Φ溃骸皼]有吃冷酒?！兵P姐兒笑道：“我知道沒有，不過白囑咐你?！盵6]

對此，有學者在點評中比較了黛玉和鳳姐的笑，認為“黛玉對寶玉的‘笑’是知心，一個動作，對方就心知肚明。王熙鳳對寶玉的‘笑’是關愛，姐弟深情”[7]。也有紅學家認為：“寶玉已知其體質不宜酒，故代飲。兩心默契，寫來出色?！盵8]前一點評，認為是體現(xiàn)鳳姐對寶玉的姐弟情感，后一說法，強調了寶黛間已成默契的情感。細推敲，似乎都不夠精準和全面，因為都忽視了人物依托具體語境顯示的特殊意義。

不可忘記的是，前文已經(jīng)交代，寶玉是拿熱酒敬大家，他代黛玉喝下的，正是同一壺中的酒。鳳姐居然叮囑他別喝冷酒，還把喝冷酒的后果帶著夸張的口吻說出來。更離奇的在于，當賈寶玉聲明自己并沒喝冷酒時，鳳姐又馬上說她也知道，不過是想囑咐他一下。這里，白囑咐的“白”，有著“只、只是”的意思，就像第三十四回寫的：王夫人道：“也沒甚話，白問問，他這會子疼的怎么樣?！蹦敲矗谶@樣的語境中，鳳姐說了一句無的放矢的廢話，似乎與她為人的一貫聰明并不協(xié)調，這是為什么？無論說是體現(xiàn)“姐弟情深”，還是寶黛間的默契，都沒有把語境的完整意義概括出來。

如果換一種角度看，當大家都在順著老祖宗的要求喝完寶玉斟上的酒時，只有黛玉例外，反要寶玉替自己喝，雖然就寶黛他們兩人自身言，當然可理解為是關系融洽，但對于在場的眾人，未必會認同這一幕，更何況這是在跟老祖宗唱反調。所以，清代評點家姚夑認為：“當大庭廣眾之間偏作此形景，其賣弄自己耶？抑示傲他人耶？”對黛玉此舉頗有微詞，而洪秋藩則將黛玉與寶釵比，認為黛玉“大庭廣眾之中，獨抗賈母之命，且舉杯送放寶玉唇邊，如此脫略，寶釵決不肯為”[9]。所以，王希廉認為：“鳳姐說莫吃冷酒，尖刺殊妙?！币暾f：“鳳姐冷眼，遂有冷言，故曰別吃冷酒”，諸如此類的判斷，都是較為精當?shù)?。[10]這樣，讓寶玉別吃冷酒，指向的并不是酒，因為酒確實不冷。倒是容易讓人產(chǎn)生一種聯(lián)想，就是黛玉與寶玉間看似情深的親熱行為，不但有抗命賈母的嫌疑（盡管寶玉和黛玉都是賈母的心頭肉，她似乎不便也不愿意當眾指責他們），而且如此大庭廣眾下“秀恩愛”，在傳統(tǒng)社會也涉嫌非禮。于是，鳳姐的言說恰是在針對寶玉的表面熱切關心的無意義，似乎說了也白說，才顯示了轉向黛玉的冷嘲意義。

把王熙鳳此處的冷嘲，與第二十五回一段王熙鳳直接打趣黛玉對照起來看，就更清楚了。那段打趣，是因為黛玉吃了王熙鳳送來的茶所引發(fā)：

林黛玉聽了笑道：“你們聽聽，這是吃了他們家一點子茶葉，就來使喚人了?！兵P姐笑道：“倒求你，你倒說這些閑話，吃茶吃水的。你既吃了我們家的茶，怎么還不給我們家作媳婦兒？”眾人聽了一齊都笑起來。林黛玉紅了臉，一聲兒不言語，便回過頭去了。[11]

這里，王熙鳳拿黛玉的婚姻大事打趣，也許并不合適，但因為是泛泛之語，而且這種打趣，多少揣摩了賈母喜愛黛玉的心思，所以也不算太失禮，甚至這種打趣，還有示好的意味。只是如果寶玉和黛玉要把這種泛指落實為具體的“秀恩愛”行動，甚至違背了賈母讓大家都自己喝光酒的要求時，這才引發(fā)了鳳姐的冷嘲，以收敲打黛玉的效果。這樣，作者寫人物的情感表達和交流，跟他們是否合乎禮儀的規(guī)范以及能否體貼長輩的孝心結合在一起了。如果剝離開這種語境，認為僅僅是體現(xiàn)鳳姐對寶玉的關愛，或者寶玉和黛玉的默契，只盯住情感來討論問題，都是流于表面了。

如果說，情感的交流都有其具體的語境，那么這種語境，一方面固然受到人際禮儀關系的制約，另一方面，也會借助于言語，讓這種制約與情感互動，構擬出一種需要安放情感的新語境。如何來理解這一點，我們也舉一例來說明。第七回寫王熙鳳在睡前向王夫人匯報她白天處理的三件“事務”，原文是：

至掌燈時分，鳳姐已卸了妝，來見王夫人回話：“今兒甄家送了來的東西，我已收了。咱們送他的，趁著他家有年下進鮮的船回去，一并都交給他們帶了去罷？”王夫人點頭。鳳姐又道：“臨安伯老太太生日的禮已經(jīng)打點了，派誰送去呢？”王夫人道：“你瞧誰閑著，就叫他們去四個女人就是了，又來當什么正經(jīng)事問我?！兵P姐又笑道：“今日珍大嫂子來，請我明日過去逛逛，明日倒沒有什么事情?！蓖醴蛉说溃骸坝惺聸]事都害不著什么。每常他來請，有我們，你自然不便意，他既不請我們，單請你，可知是他誠心叫你散淡散淡，別辜負了他的心，便是有事也該過去才是。”鳳姐答應了。[12]

這里，王熙鳳一共匯報三事，但前兩事都是按常規(guī)來處理，其實沒必要匯報，王夫人也聽得有些不耐煩，認為她不該“當什么正經(jīng)事問我”。而當王熙鳳說到第三件事時，又好像不是在向王夫人請示，只不過是在當輕松的閑話用陳述句來告訴她，而且是笑著來陳述。這里的關鍵是，王熙鳳雖受賈珍夫人尤氏邀請第二天去寧國府玩，她很想去，也許她更想去見她好閨蜜秦可卿，兩人非同一般的情誼，在小說的前后文都有交代。但因為尤氏單請了王熙鳳而沒有像通常那樣，也請榮國府的其他人，她該不該去就讓她很是忐忑、糾結了，如果她不該單獨去玩，那么連向王夫人請示本身，也變得不應該了。這樣，王熙鳳把本來無需請示的事先提出來，用脂硯齋耐人尋味的評點說，這兩件都是“虛描”的，關鍵是要為匯報第三件事做鋪墊。為了顯示沒把這事當回事，所以她是笑著來陳述，這樣才稍稍讓自己忐忑的心，變得似乎是自然起來。而聰明者如王夫人，也是從人情關系來著眼，一下子說到問題的根本，使得王熙鳳那種匯報使用的小技巧，那種自擬語境的“虛描”，都變得多余了。但由此更讓人看到了，人際交往的情感微妙，揭示的是多么深廣的心靈世界。

三、情感的變通性

提出情感的變通問題，可能會讓人驚訝。情感難道不是不變才有價值和意義嗎？文學作品不是一直在謳歌這種“江流石不轉”的情感的永恒性嗎？但如果我們進入《紅樓夢》具體人物關系時，發(fā)現(xiàn)作者恰恰對這種變通有自己獨到的理解和描寫。這種理解和描寫，主要體現(xiàn)在對承載著人際情感的“一”與“多”的現(xiàn)實關系中。

如前所述，賈寶玉剛上場，其所具有的“好色”“怡紅”特征，表現(xiàn)在喜歡林黛玉的同時，也對許多年輕女子魂牽夢繞，黛玉所謂“見了姐姐就把妹妹忘了”，雖是一句吃醋的話，但也不能說是空穴來風，一點沒道理。事實上，第十九回，寶玉希望襲人的表妹也到他身邊來，第三十六回，當寶玉向襲人講自己的人生追求是要一群姑娘的眼淚來埋葬他時，其內心深處，還是有那種傳統(tǒng)社會根深蒂固的男子中心主義在盤旋，對女子還是有一種普遍占有欲的情結在作怪。不過，賈寶玉并沒有止步于此。他是在跟演戲的齡官交往碰壁中，在看到齡官與賈薔癡情交流的一幕后，反思了自己的情感定位，從而讓他從男子中心主義的幻覺中走了出來，于是就有了這樣一段對賈寶玉情感調整來說極為重要的描寫：

寶玉一進來，就和襲人長嘆，說道：“我昨晚上的話竟說錯了。怪道老爺說我是‘管窺蠡測’。昨夜說你們眼淚單葬我，這就錯了。我竟不能全得了。從此后只是各人各得眼淚罷了?！币u人昨夜不過是些頑話，已經(jīng)忘了，不想寶玉今又提起來，便笑道：“你可真真有些瘋了?！睂氂衲粚?。自此深悟人生情緣，各有分定，只是每每暗傷，不知將來葬我灑淚者為誰。[13]

對于寶玉這樣的情感覺悟，又不能簡單理解為他認同了從一而終。盡管他是情種，但對情人間的關系相處，又持有較為通達的看法。第五十八回，寫十二戲官中演小生的藕官和扮演旦角的菂官假戲真做，旦角去世后，哭得死去活來，不忘祭奠，但是對于后來頂替的蕊官又是一往情深，引得周邊同伴嘲笑她喜新厭舊。她回答是：

這又有個大道理：比如男子喪了妻，或有必當續(xù)弦者，也必要續(xù)弦為是。但只是不把死的丟過不提，便是情深意重了。若一味因死的不續(xù)，孤守一世，妨了大節(jié)，也不是理，死者反不安了。[14]

雖然這番議論被作者稱為是“呆話”，但又說恰恰是合了寶玉的“呆性”，讓其又喜歡，又感嘆。我們固然可以認為作者并不認同“從一而終”的情感關系，但畢竟，藕官是以男子身份來談續(xù)弦問題的，而“從一而終”又常常是對女子的要求，那么，這樣的變通要求，是否也只是一種男子普遍占有欲下的變通處理呢？也許未必?？梢耘e兩個正好相反的實例來說明。

第一，小說似乎對寶玉大嫂李紈青年守寡的生活方式，未必認同。雖然我們找不到直接的文字可以證明，但相關的一些描寫卻耐人尋味。第十七回寫賈寶玉在大觀園落成題匾額時，對后來是李紈的住所稻香村進行了嚴厲批評，認為這處所的整個設計違背了自然的原則。這段批評是這樣的：

此處置一田莊，分明見得人力穿鑿扭捏而成。遠無鄰村，近不負郭，背山山無脈，臨水水無源，高無隱寺之塔，下無通市之橋，峭然孤出，似非大觀。爭似先處有自然之理，得自然之氣，雖種竹引泉，亦不傷于穿鑿。古人云“天然圖畫”四字，正畏非其地而強為其地，非其山而強為其山，雖百般精而終不相宜……[15]

考慮到大觀園中各處院落，與居住的主人趣味品格等有一定關聯(lián)性，那么，稻香村院落設計的反自然，是不是跟后來入駐的李紈違背自然人性的守寡生活，有一定的契合度呢？作者是想這么來暗示讀者嗎？雖然從李紈本身來說，她后來以抽到的花簽“竹籬茅舍自甘心”，讓讀者聯(lián)想到她的定力和志向，但畢竟，第五回涉及她的判詞和曲詞，流蕩的一種悲劇氣息，可能也有作者的立場在。

第二，小說中后來寫到的尤三姐是以一個淫奔女的惡名立志改過自新，打算與柳湘蓮廝守一生的。但柳湘蓮基于男人的自私和虛榮，以不做“剩王八”的所謂尊嚴，徹底拒絕了尤三姐自新的機會，導致尤三姐絕望自殺，柳湘蓮醒悟過來后出家了事。在這件事中，作者站在所謂“不干凈”的尤三姐的立場上是明確的，不含糊的。這樣的一種情感變通立場，不是以教條式的貞潔來要求一個弱女子的思想，出現(xiàn)在《紅樓夢》中，是難能可貴的。

總之，《紅樓夢》作為“大旨談情”之作，雖然在很大程度上，延續(xù)了中國傳統(tǒng)社會的抒情傳統(tǒng)，尤其是晚明以后“尊情”思潮。但其創(chuàng)造性的思想藝術成就，構建起一個宏闊的富有情懷的人物世界，為世界范圍的“情感”理論，提供了中國式的實踐經(jīng)驗和文學想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