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中國讀者來說，約瑟夫·康拉德的名字與中篇小說《黑暗的心》（1899）緊緊聯(lián)系在一起，這部凝視人性之深淵的可怖作品考量著非洲與歐洲、文明與野蠻等重大主題（盡管當時幾乎沒有幾個歐洲人聽說過那種在中非地區(qū)蔓延開來的“恐怖”），1902年該書再版時竟驚動英國眾議院（旋即通過了一項議案，力爭減少在剛果的惡行），后經由意大利裔美國導演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據(jù)其改編的史詩級電影《現(xiàn)代啟示錄》（1979）而進一步擴大了世界影響力。然而，仔細考察康拉德波瀾壯闊的一生，這個名字顯然意味著更多?？道虏粌H是《黑暗的心》的作者，還是一個有著20多年航海經歷的海洋夢想家，一個從小就浸淫在“大俄羅斯帝國壓迫陰霾”中的宿命論者，一個終于背井離鄉(xiāng)而帶著濃郁悲劇色彩的天涯浪子，一個最初只懂6個英文單詞卻最終享譽英語文學界的波蘭人，一個辯稱“小說即歷史”的社會觀察家，一個將寫作的巨網灑向歐洲、非洲、南美洲和印度洋的全球化作家，一個對西方現(xiàn)代文明尤其是歐洲文明有著深深懷疑的批判者，一個最早捕捉到跨越大洲和種族的強權運作模式，并對剝削、暴政與偽善大聲疾呼的世界公民。

約瑟夫·康拉德

海洋夢想家

康拉德的首位傳記作者杰拉德·讓-奧布里在1927年完成的兩卷本傳記《康拉德：生活與信件》由于線索不清、內容混亂而慘遭失敗，痛定思痛后他決心重寫康拉德傳記，最終在整整30年后完成法文版，后由海倫·瑟伯譯成英文，名為The Sea Dreamer: A Definitive Biography of Joseph Conrad。讓·奧布里和晚年康拉德交往甚密，有機會深入了解這位經歷豐富的作家。于是，在經歷了第一次的失敗，以及將近30年的積淀后，讓-奧布里再次寫作康拉德傳記時已是信心滿滿，在標題中直接用了“Definitive Biography”（即“權威傳記”）一詞。當然，同樣吸引人的還有它的主標題“海洋夢想家”，這可比后世給康拉德貼的“海洋文學作家”的庸俗標簽強多了。

按照讓-奧布里將近半個世紀的追蹤和研究，康拉德的人生可以分為14個階段，就像一首有著固定主題和13段變奏的恢弘變奏曲，而這個影響一生的固定主題，便是那個生長在內陸國家的男孩對遙遠大海的夢想：

（1）波蘭生活時期（1857-1874），當康拉德準備離開祖國波蘭時，心中不無憂傷，但他不顧一切地做自己想做的事——成為一名水手，心中沒有一絲的疑惑。17歲生日的前夜，標志著他在波蘭生活的結束；

（2）法國生活時期（1874-1878），康拉德前往馬賽，開啟了自己的航海生涯。同時，他在法國船隊服務期間，閱讀了大量的英國和法國文學作品——尤其是莫泊桑、福樓拜、法郎士等人的經典作品，這對他后來的創(chuàng)作生涯影響深遠；

（3）青春期（1878-1883），作者用康拉德的小說《青春》來描述這一時期：“當康拉德由船長轉變?yōu)樽骷視r，他只用幾天時間就寫就了精彩的故事《青春》，因為激動人心、令人陶醉且充滿歷險的青春歲月，在記憶里仍然清新……”；

（4）登陸與分離期（1883-1886），1886年8月19日，康拉德實現(xiàn)身份的轉變，徹底擺脫俄羅斯占領下的波蘭，獲得英國國籍，成為英國公民；

（5）東南亞工作時期（1887），康拉德在“維達”號上的航行過程中遇到一個逃跑的馬來奴隸，蜷縮在一只滿是水的獨木舟里，這個人后來被康拉德寫進了《海隅逐客》和《奧邁耶的愚蠢》；

（6）擔任船長時期（1888），康拉德成為停靠在曼谷的“奧塔格”號的船長，這次航海經歷被他寫進了《陰影線》和《福克》；

（7）海上航行期（1888），以船長身份在東南亞從事航海業(yè)；

（8）剛果之行（1889-1890），康拉德后來根據(jù)這次旅行寫出了名著《黑暗的心》；

（9）航海生活末期（1891-1894），1894年，康拉德離開“愛多瓦”號，意味著他徹底結束了航海生活，開始探索向作家生涯的轉型；

（10）身份轉變期（1894-1896），1894年6月初，康拉德決定試試《奧邁耶的愚蠢》是否有機會出版，他在繼續(xù)從事航海事業(yè)和寫作之間猶豫不決，最后通過拋硬幣決定出版小說。他的手稿最終被轉給愛德華·加奈特，后者立刻被這部小說迷住并為之傾倒；

（11）人生負重期（1897-1904），這段時期是康拉德文學創(chuàng)作的黃金時期。他不僅要面對沉重的經濟壓力，還要承受巨大的工作壓力，白天寫作《諾斯特莫羅》，晚上還要和F.M.福特合寫其他作品。這一時期的部分作品后來收入文集《大海如鏡》，是對自己航海生涯的總結；

（12）審視西方世界（1905-1914），康拉德創(chuàng)作完成長篇小說《諾斯特莫羅》，這部作品以南美洲為背景，揭露了金融資本家的逐利本質。1914年，他又完成了另一部長篇小說《在西方的目光下》，通過一位語言老師的視角，審視了當時歐洲大陸的主要社會矛盾；

（13）重訪波蘭（1914），是年6月，康拉德回到闊別40年的被俄羅斯占領的故鄉(xiāng)克拉科。此后，康拉德寫了許多關于這次旅行的文章；

（14）最后歲月（1915-1924），晚年的康拉德飽受疾病的折磨，但他仍然堅持工作，從事小說《懸疑》的創(chuàng)作，后又轉為寫作題為《傳奇》的文章，作為文集《海洋回憶錄》的一部分。在這卷回憶錄中，康拉德希望再描寫一些曾經一起航海的伙伴。

如前所述，讓-奧布里撰寫的這部康拉德傳記，將他稱為“海洋夢想家”，其人生14個階段中的前9個階段幾乎都縈繞著對海洋的夢想與擁抱，長達20多年的航海生涯對康拉德的文學創(chuàng)作影響重大而深遠。即使到了晚年，康拉德仍然投入到《海洋回憶錄》的寫作與整理中。他“真誠地試圖描述海洋世界中的生活以及過了大半輩子孤獨生活的純樸的人們的內心世界的波瀾，并試圖描述似乎只有在船上才會產生的某種感情……”更令人仰望的是，康拉德總是試圖超越航船上狹窄的男性世界，在更寥廓的疆域中，在更廣大的視野里，不斷拓展他的內心和作品的精神維度，將他思想的觸角延伸到全世界的各個角落。

全球化作家

盡管“全球化”這一詞匯從20世紀80年代才開始流行，其實這一概念背后所表征的相關事物中的大部分早在19世紀后半葉就開始興起，諸如互為依托的經濟、開放的邊界、多樣化的種族、網格化的人口結構、國際化的慣例標準、共享化的文化參照點等等。正如美國詩人沃爾特·惠特曼所斷言，全球聯(lián)系的速度和廣度并不是在我們的時代發(fā)生變化，而恰恰是康拉德的青年時代。從小懷揣水手夢想的康拉德后來如愿以償，這些在大洲間來回穿梭的航船以空前絕后的規(guī)模運送著來自歐洲和亞洲的移民；而在他的下方，一根根纖細而意義深遠的海底電纜延展到相隔萬里的遠方，它們高速傳播著各種新聞和訊息，其迅捷程度有史以來首次超過人與人之間的口口相傳。

一直以來，經常有人將康拉德和吉卜林相提并論，后者作為大英帝國民間的桂冠詩人，其作品的情節(jié)均發(fā)生在地圖上那些用紅色標識以彰顯大英統(tǒng)治的地區(qū)里。然而，水手康拉德的小說卻沒有一部將地點設定在英國殖民地，即便是在英國或英國船只上，其突出描寫的主角往往并非英國人?？道鹿P下的浩瀚無際的虛構之網要將讀者帶往的，是那些“電報線和郵船航線觸及不到”的地方，那是一種真正全球化的宏闊視野。大英帝國早已消亡，再沒有多少人會去讀吉卜林筆下的帝國舊影，但康拉德的世界卻在我們的時代依然熠熠閃光。如今，互聯(lián)網光纜與老舊的電報線一起貫穿于大洋之底，新一代反全球化抗議者、自由貿易衛(wèi)道士、干涉主義擁躉、極端恐怖分子、社會平權活動家以及排外的本土主義者在全球各地此起彼伏，而康拉德筆下人物的聲音就仿佛在他們中間默默地回響著。

就像許多作家對諸如“懸疑小說家”、“傷痕文學家”等各種偏離本質的標簽嗤之以鼻，康拉德對他身上的“海洋文學作家”標簽同樣十分厭惡。他堅稱：“我屬于別的類型，或許比海洋文學作家——甚至熱帶文學作家的內涵更加深遠”。或許，這個別的類型，恰好可以用“全球化作家”來表征。在19世紀末期和20世紀的第一個十年，沒有什么比歐洲帝國主義更深刻地重塑了整個世界——它重新繪制了世界地圖。1870年，撒哈拉以南非洲約80%的地區(qū)由土著國王、酋長或其他統(tǒng)治者控制，而在之后35年里，除了少數(shù)幾個例外，幾乎整個大陸都由歐洲殖民地或被保護國組成。與此同時，美國在菲律賓發(fā)動了一場殘酷的戰(zhàn)爭，英國加強了對印度次大陸的控制，日本、俄國和另外六個歐洲國家，甚至包括搖搖欲墜的奧匈帝國，都在中國掠得飛地或租界。令人吃驚的是，這些事件卻很少出現(xiàn)在歐洲作家的作品中，這相當于19世紀的美國小說家?guī)缀鯚o人處理奴隸制或20世紀的德國人幾乎沒有寫過大屠殺，只有康拉德是一個杰出的例外。

相較于他的同時代人，如普魯斯特或喬伊斯，康拉德生活在一個更加廣闊的世界里。他生于波蘭父母家中，16歲就離開家鄉(xiāng)，在商船上航行了20年，然后在英國定居并成為一名作家。當康拉德與帝國主義、政治反叛者以及海上生活發(fā)生關系的時候，正是蒸汽機取代風帆的年代，這使他得以領略世界的各個層面，這在今天仍然具有重大意義。對此，馬婭·亞桑諾夫寫道：“康拉德的后嗣，那些技術上流離失所的水手，還能在被數(shù)字化破壞的行業(yè)中被找到。……他筆下的無政府主義者能在（今日的）網絡聊天室或關押恐怖分子的牢房里找到相似物，他筆下以美國為中心的物質利益今天同樣還在。”在那個時代，作家們常常在有限的地理舞臺上工作——比如威塞克斯，這是同時代英國作家托馬斯·哈代給英格蘭部分地區(qū)的命名，他幾乎所有的小說都發(fā)生在這里——而康拉德的舞臺跨越全球，至今仍然只有很少的主流小說家能稱得上如此。

西方文明的批判者

按照美國著名批評家哈羅德·布魯姆的說法，康拉德的崇拜者最喜歡讀的就是他五部偉大的小說：《吉姆爺》（1900）、《諾斯托羅莫》（1904）、《間諜》（1906）、《在西方的注視下》（1910）和《勝利》（1914）。然而，康拉德與歐美以外世界的遭遇，沒有比《黑暗的心》更有說服力的，這可能是他最廣為人知、最受歡迎的作品，盡管它只是一部中篇小說。這本書的力量源自康拉德1890年在剛果度過的六個月。和他的許多其他作品一樣，康拉德喜歡在回憶中追敘那并不如煙的往事。當時，他已經簽約成為一艘蒸汽船的船長，期待一份冒險的工作。但是，當他航行到工作之地，卻被眼前的貪婪和殘暴所震驚，他因痢疾和瘧疾而病倒，縮減了逗留時間，提前回到了歐洲?！逗诎档男摹防锏脑S多細節(jié)——帶著鐐銬的奴工、過勞死的腐爛尸體——都能在他停留最初幾周的日記中找到。

另一位杰出的傳記作者杰弗里·邁耶斯評價《黑暗的心》是英國文學史上第一部批判統(tǒng)治歐洲思想長達四百年的進步觀、質疑西方文明的根基的重要之作，它展示了文明和殖民的利益沖突，描繪了白人和非洲人的災難性碰撞，提出了從這場爭斗中全身而退所需的人道主義價值觀。那么，到底是什么給了康拉德這種罕見的品質，讓他能夠看到西方現(xiàn)代文明的傲慢與危險？毫無疑問，這在很大程度上乃是因為他作為一個波蘭人的自身經歷。在整個19世紀，今天的波蘭被三個相鄰的帝國瓜分：奧匈帝國、普魯士和俄國，最后一個是康拉德家族大多數(shù)人生活的地方，也是最壓抑的一個。當他三歲的時候，哥薩克沖進教堂，破壞了一個波蘭民族主義英雄的紀念儀式。這讓他從小就對以帝國為代表的歐洲文明生出一種深深的懷疑，這種懷疑在他后來漫長的航海生涯中不斷蔓延滋長。

就像加勒比作家V.S.奈保爾所觀察到的，康拉德怎么會鬼使神差般“步步搶我之先”？他如何能夠在一百年前就“思索我今日所識的世界”？是的，我們在閱讀康拉德作品時每每感慨于他先知般的視角，以及貫穿始終的對現(xiàn)代西方文明尤其是歐洲文明的深深懷疑與批判。如《間諜》中的無政府主義的失序和恐怖主義襲擊，這幾乎使人馬上想起9·11事件和伊斯蘭恐怖主義的興起；《吉姆爺》及多部其他作品中動情地描繪了航海業(yè)這一他最熟悉的行業(yè)受科技破壞的后果，而科技創(chuàng)新的代價正在成為一個顯著的世界性議題；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后，人們發(fā)現(xiàn)《諾斯托羅莫》中描寫的跨國資本主義所炮制的那些鬼把戲，跟我們在日常報紙上讀到的幾乎如出一轍。

早在1904年，先知般的康拉德在《諾斯托羅莫》中就已提出過一套看待未來世界的“理論”，預言了美國的崛起，而今現(xiàn)實業(yè)已降臨。當時，威爾遜總統(tǒng)懷揣著“十四點原則”抵達凡爾賽，盟友們將圍繞其來構筑未來的和平。“征服和擴張的日子一去不復返了?！蓖栠d宣布，從今往后民族自決將構成國際關系的基礎，而不再是帝國主義。其中，第十三點提倡建立“一個獨立的波蘭國家”。在康拉德的有生之年，他的父親科爾茨尼夫斯基的政治目標實現(xiàn)了，波蘭人終于贏回了自己的祖國。這樣的目標肯定比他在《間諜》和《在西方的目光下》摒棄的夢想更加溫和。康拉德支持波蘭的國家地位，尊重父親的記憶：在父親死去幾十年后，他去了他的墳墓，跪著祈禱，讓家人大吃一驚。

帝國主義的壓迫、流民的遷徙、民族主義所產生的魅力與危險、經濟消長和科技創(chuàng)新所帶來的強大威力，凡此種種康拉德均有深切體會。但他總是抱著一種與生俱來的懷疑主義和宿命論傾向，“我對人類所居住的這個世界抱有深深的宿命感，而在任何人的書籍和講話中我都未曾發(fā)現(xiàn)能夠挺直腰桿反對或足以令人信服的說法。”因此，他對任何主義和制度都抱有一種警惕，康拉德唯一開過的藥方是針對個人而言的——《陰影線》里的船長，手頭沒有藥品來醫(yī)治他生病的船員，轉而從其“王朝”的智慧中尋求幫助。那并不是靠血緣來遺傳，而是通過經驗、訓練、責任感和幸福簡樸的傳統(tǒng)人生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