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云彬 一九三八年八月攝于武漢

 注釋，作為歷次《魯迅全集》編輯的關(guān)鍵，因所折射的思想觀念更迭，人物評價升降，時代風云變幻，不僅專家學者態(tài)度慎之又慎，連普通讀者也會以自己的方式參與熱議，使之成為現(xiàn)象級的文學事件。稍顯遺憾的是，提到宋云彬，大家熟知的是他文史學者、出版家、民主人士的身份，對他的首倡之功，迄今卻無人提及，筆者特撰小文略作梳理。

1949年10月19日，宋云彬在《光明日報》刊發(fā)《紀念魯迅的一個建議》，率先提出為魯迅作品做注。摘錄如下：

紀念魯迅，要學習魯迅。學習魯迅，總得從讀魯迅的作品入手。

魯迅的作品可真多，單是小說、雜文，細細讀一遍，讀到每篇都能夠了解，能夠體會，怕要化上一年半載的時間吧？

而且要讀到每篇都能夠了解，能夠體會，又是談何容易。這并不是說魯迅的文章不容易讀。魯迅的文章很接受口語，沒有什么語法上的錯誤，讀起來并不難。只是現(xiàn)在的青年大都不甚了解過去的中國社會的情況，讀魯迅的小說就很難真切了解，更不用說深深的體會了?！瓡r代變了，教青年人怎樣能夠一看就了解并且體會魯迅的作品呢？至于魯迅的雜文，都是所謂“攻擊時弊”的，不知道當時實際情況的人，現(xiàn)在怎么能夠看得懂。我敢武斷的說，現(xiàn)在的青年朋友都知道魯迅先生的偉大，都會說學習魯迅，可是真有興趣讀魯迅作品的人就不多，真能懂得魯迅作品的人更不多。

然而魯迅的作品現(xiàn)在的青年朋友確乎應該認真讀一讀的。讀懂了魯迅的小說和雜文，要比讀一部中國現(xiàn)代史之類受用得多，因為魯迅的全部的小說和雜文就是一部最生動的現(xiàn)代史。至于讀了魯迅的作品，可以使你懂得怎樣認識敵和友，分別愛和憎，怎樣努力不懈，奮斗到底，那更不用細說了。

根據(jù)上面所說的種種理由，我在紀念魯迅的今天提出這樣一個建議：

“請研究魯迅的專家們，把魯迅的小說和雜文，每篇加以詳細的注釋和講解?！?/span>

這些注釋和講解可以另印專冊，每篇但標篇名，不載原文。這樣，可以避免侵害版權(quán)的嫌疑，而青年們有了這一本書在手頭，就容易讀懂魯迅的作品了。

翌年10月7日，出版總署召開座談會，許廣平表示由于經(jīng)營困難，愿意結(jié)束魯迅出版社工作，將著作版權(quán)無償捐獻國家。9日，中宣部為此致函華東局宣傳部和上海市委宣傳部，提出為改善魯迅著作發(fā)行工作，由出版總署接手魯迅出版社工作，成立魯迅著作編輯部，還特別說明“魯迅著作的編校注釋工作由馮雪峰專任其事，并調(diào)集王士菁（上海）、林辰（重慶）、楊霽云（常州）、孫用（杭州）四人協(xié)助”，希望兩部門配合開展工作。

宋云彬正任職于出版總署，對其間經(jīng)過自然有所了解，他就此寫了《從注釋魯迅作品說起》，刊發(fā)于1950年10月19日的《光明日報》。文章起首就與讀者分享了此消息：“最近得到一個很好的消息：魯迅先生的小說和雜文已經(jīng)推定專人負責，進行注釋的工作，陸續(xù)出版注釋本。”除了再次申說魯迅作品需做注外，他還提出要加強《野草》研究和編撰年譜，“像《野草》那樣的作品，我以為必須有‘野草研究’或‘怎樣讀魯迅的野草’之類的專書，供青年們參考。這類書不妨由幾個人合寫，最好事先經(jīng)過詳細的討論，然后寫成文字。除注釋魯迅先生的作品以外，有一樁工作也非立刻動手做不可，那就是編《魯迅年譜》”?，F(xiàn)在看來，這兩項提議同樣體現(xiàn)了他極高的文學素養(yǎng)與史學眼光。可以說，正是宋云彬在新中國成立初發(fā)出的“把魯迅的小說和雜文，每篇加以詳細的注釋和講解”呼吁，引起了各方注意，奠定了魯迅作品需要注釋出版的基調(diào)。

有意思的是，宋云彬與魯迅的相識卻始于一場筆仗。1927年初魯迅離開廈門到達廣州，在一段時間的冷眼觀察后認為所謂的革命中心并無特別之處。而此時的宋云彬正擔任《黃埔日刊》編輯，年輕氣盛的他發(fā)表了《魯迅先生往那里躲》：

噫嘻！異哉！魯迅先生竟跑出了現(xiàn)社會躲向牛角尖里去了。舊社會死的苦痛，新社會生出的苦痛，多多少少放在他眼前，他竟熟視無睹！他把人生的鏡子藏起來了，他把自己回復到過去時代去了。噫嘻！奇哉！魯迅先生躲避了。

他在結(jié)尾高呼：

魯迅先生！廣州沒有什么“紙冠”給你戴，只希望你不愿做“旁觀者”，繼續(xù)“吶喊”，喊破了沉寂的廣州青年界的空氣。這也許便是你的使命。如此社會，如此環(huán)境，你不負擔起你的使命來，你將往那里去躲？

對宋云彬的疑問，魯迅沒有立即回答，反而是許廣平寫了《魯迅先生往那些地方躲》代為說明：“他是要找尋敵人的，他是要看見壓迫的降臨的，他是要撫摩創(chuàng)口的血痕的?！蹦甑?，魯迅發(fā)表了《在鐘樓上》正式回應，他表示理解宋云彬的出發(fā)點：“這是對于我的好意的希望和慫恿，并非惡意的笑罵的文章。這是我很明白的，記得看見時頗為感動”，并解釋自己在廣州放棄寫作的緣由，是因為深知“凡有革命以前的幻想或理想的革命詩人，很可有碰死在自己所謳歌希望的現(xiàn)實上的運命；而現(xiàn)實的革命倘不粉碎了這類詩人的幻想或理想，則這革命也還是布告上的空談”。

大革命失敗后，與黨組織失去聯(lián)系的宋云彬入職開明書店擔任編輯。從后來魯迅托開明老板章錫琛分送的五本皮脊精裝《海上述林》，其中就有宋云彬一本的情況來看，兩人未因筆仗交惡，關(guān)系不錯。

1936年10月魯迅病逝，宋云彬應約撰寫紀念文章《魯迅》。他以階級論的視野從運動變遷和隊伍分化的高度綜述了作家一生的思想歷程，文章在《中學生》刊發(fā)后，獲得了巨大反響，宋云彬自此開始了對魯迅的推廣。他接連發(fā)表《魯迅的戰(zhàn)斗精神及其戰(zhàn)略》《怎樣讀魯迅遺著》《從學術(shù)方面看魯迅》等數(shù)十篇文章；抗戰(zhàn)期間宋云彬在文協(xié)桂林分會主辦的文藝講習班專門講授《魯迅雜文研究》，這是全國最早的魯迅雜文教學專題課；他為文化供應社編輯的《魯迅語錄》發(fā)行量高達兩萬余冊；1940年他還與夏衍、聶紺弩等一道合作創(chuàng)辦《野草》，培養(yǎng)出一大批魯迅風雜文作者。除此以外，宋云彬還身體力行寫作雜文，他的文章出文入史，筆底藏鋒，聶紺弩點評“常常是用心平和、不動聲色、輕描淡寫，有的甚至是與世無涉的外衣裹著，里面卻是火與刺”。

1949年后，除大力提倡注釋本外，宋云彬還撰寫了《怎么樣讀魯迅的著作》《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我們要向魯迅先生學些什么》《從思想發(fā)展看魯迅》《魯迅作品給我的啟發(fā)》《回憶魯迅在廣州》等文章，一以貫之地推介魯迅。中華書局徐俊先生曾評價宋云彬是“點校本‘二十四史’責任編輯第一人”，我相信，在推動魯迅經(jīng)典化方面，宋云彬應獲相似贊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