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十年來，去福建許多次，唯獨沒有去過閩西，只因當年交通不便，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去廈門大學開會，坐火車從鷹廈鐵路轉換，須得兩天多。閩西離廈門的直線距離雖然只有一兩百公里，但山路行，難于上青天。如今交通便利，總算圓了半個世紀前的一個夢想。

青年時代有一個夢想，就是想去長汀看一下瞿秋白就義的地方。為什么呢？這個情結完全緣于大學讀書時，偷看到了這個錚錚鐵骨的“叛徒”文人政治家那本薄薄的“禁書”《多余的話》。

今天，我站在瞿秋白墓前高大的塑像下，緬懷斯人對我訴說的“多余的話”，尤其是讀到最后一段的時候，不覺潸然淚下，俄而，又不覺如他那樣，便大義凜然起來。

告別了，這世界的一切！

最后……

俄國高爾基的《四十年》《克里摩·薩摩京的生活》，屠格涅夫的《羅亭》，托爾斯泰的《安娜·卡里寧娜》，中國魯迅的《阿Q正傳》，茅盾的《動搖》，曹雪芹的《紅樓夢》，都很可以再讀一讀。

中國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東西，世界第一。

永別了！

一個政治領袖倒下了，一個現(xiàn)代知識分子的靈魂屹立起來了。這是幸，還是不幸呢？共產(chǎn)黨人“砍頭只當風吹帽”，豈止是匹夫之勇？只有具備了知識分子的良知，才有超越生死、敢于直面慘淡人生、說出真心話的勇氣。

顯然，那最后一句話，是借用他鄰縣老鄉(xiāng)蘇州人金圣嘆遺書中“豆干與花生同食，有火腿滋味”句，充分彰顯出江南文人調侃玩味人生的詭異深沉氣魄。

半個世紀前，作為中國現(xiàn)代文學這門課的課代表，我當然要把瞿秋白的作品也列入閱讀范圍之內(nèi)，因為他不僅僅做過中國共產(chǎn)黨的領袖人物，辦過《新青年》，而且也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中革命浪漫主義和寫實主義文學思潮中的“馬前卒”，他與魯迅、茅盾的私交甚篤，評價作家作品的眼光也很獨特。然而，讀了他在三十六歲的最后遺言《多余的話》后，便顛覆了我先前對現(xiàn)代文學中許許多多作家作品的看法；同時，也改變了自己對世事膚淺認知；更有甚者，他對我的人格重塑，以及人生軌跡的取向都有了重大影響。

雖然，那個時代把瞿秋白作為一個反面人物來批判，但是，圖書館里，他的《海上述林》《赤都心史》《餓鄉(xiāng)紀程》還是可以借閱的，我以為那是報告文學作品，就是今天所說的“非虛構作品”，是寫實的，但也充滿著復雜的矛盾心理，從中可以看出他敢于說出真相的勇氣。

作為《國際歌》的第一個中文譯者，可以看出年輕時的瞿秋白，對推翻舊制度、建立一個美好新世界的滿腔激情，這是一種信仰的力量。魯迅說：“瞿若不死，譯這種書（《死魂靈》）是極相宜的，即此一端，即是判殺人者為罪大惡極?！庇谑牵粋€中國現(xiàn)代俄羅斯翻譯和研究“創(chuàng)始人”的瞿秋白，便猝然倒在了中國政治絞殺的屠刀之下。

而他在倒下去的那一刻，說出了真心話，是懺悔？是反思？是對未來社會知識分子的瞭望和預判？這短短的兩萬多字文章，我讀了半個世紀，至今還沒有讀透。然而，我卻從其字縫里，讀懂了一條真諦——哪個現(xiàn)代知識分子不為任何力量左右，有敢于說出真話的勇氣，那才是“真的猛士”的魂魄！反省自己的一生，我能夠像秋白先生那樣去面對這個世界嗎？能夠在訣別這個世界時，放下自己的一切嗎？

我曾經(jīng)羨慕那個創(chuàng)造了“知識分子”單詞的法國，那里是“知識分子為王的國度”，因左拉為“德雷福斯事件”控訴，他的聲譽甚至超過了他不朽的作品；當然，他們還有伏爾泰和雨果那樣可以進入先賢祠的公共知識分子；我也贊嘆過當代美國理論家愛德華·薩義德鼓吹的那種公共知識分子永遠站在“業(yè)余立場”說出真話的勇氣。但是，一想到瞿秋白，以及百年來許許多多中國現(xiàn)代知識分子的悲慘命運，我就不太羨慕和贊嘆兩個世紀前左拉們的偉大了，盡管左拉、雨果們也會遭到流放的迫害，但其生存的語境畢竟比起瞿秋白們要寬松得多。

二十世紀以后，西方知識分子的生存環(huán)境處于一種極度的寬松狀態(tài)，“公共知識分子”的出現(xiàn)，似乎是給敢于說出真理的人戴上了一頂社會良知的桂冠。然而，不幸的是，由于動蕩的世界大變局，瞬間，“造假的知識分子”占領了世界各國的舞臺，你只需讀一讀法國學者巴斯卡爾·博尼法斯的那本《造假的知識分子——謊言專家們的媒體勝利》（商務印書館“國際文化版圖研究文庫”2013年版），你就可以看出在這個紊亂的世界語境下，又給那些無恥的知識分子創(chuàng)造了多少制造謊言的機緣和場域，博尼法斯們指控這種行徑為“文人的背叛”。所有這些，又讓我想起了近二十年前我讀到的那本《知識分子都到哪里去了》（[英]弗蘭克·富里迪著，戴從容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于是，我這些年就一直在尋找“知識分子的幽靈”，思考知識分子為什么貶值的問題。

站在瞿秋白墓前，我在想。

西方的現(xiàn)代知識分子在如此寬松的語境中，其所掌控的話語權，足以讓他們可以隨心所欲地去言說，但還是制造出了許多“垃圾知識分子”，說到底，這都是利益的驅使，讓他們成為當下“精致的利己主義者”，他們是一群懦夫，因為他們放棄了對真理的追求。

而瞿秋白，他可以為信仰犧牲肉體，但絕不為放棄真言、真情和真理而閉上自己的嘴巴。也許他是他自我反省的“叛徒”，然而，他卻是真言、真情和真理的“烈士”。他道出了自己發(fā)自肺腑的心聲：“我只不過想把我的真情，在死之前，說出來罷了。”

瞿秋白自以為自己是“一只羸弱的馬拖著幾千斤的輜重車，走上了險峻的山坡，一步步地向上爬，要往后退是不可能的”一介讀書人。他自詡是一個有紳士情結的文人，但他卻又詬病那種“寄生蟲式的隱士思想”，他就是一個既充滿著五四時期知識分子激情與活力，卻又對革命產(chǎn)生了矛盾與懷疑的“混合體”，這就是茅盾在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敗后，寫在《從牯嶺到東京》里的知識分子真實心理狀態(tài)，這個心理陰影一直影響到最后瞿秋白寫下了《多余的話》，它終結和解答了知識分子這一段心路歷程的方程式，也是對茅盾多年追求、動搖、幻滅主題的權威闡釋。

于是，它又讓我想起了當年瞿秋白曾經(jīng)在和茅盾討論《子夜》主題表現(xiàn)時，對革命和知識分子個性中雙重人格的猶疑和彷徨心態(tài)的分析。如果說這個問題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初，瞿秋白以黨的領袖身份在指導“左聯(lián)”文學創(chuàng)作時，還沒有清醒地認識到政治化的主題先行對作品的戕害的話，那么，直到他臨終前，這個問題他是想清楚了，不然，他就不會把自己定性為一個“脆弱的二元人物”，我以為，他就是茅盾《動搖》中的方羅蘭，這就是他臨死前道出喜歡《動搖》的緣故。

一九八四年，我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參加《茅盾全集》編輯工作時，看到了一些關于瞿秋白與茅盾交往的資料，我就開始思考茅盾與瞿秋白這樣的五四先驅者為什么會在革命與文學兩者之間彷徨的問題，并且想寫一篇文章，因為在《多余的話》里，瞿秋白說他想當一個文人去寫作，“是不是太遲了呢？太遲了！陡然抱著對文藝的愛好和懷念，起先是自己的頭腦，和身體被‘外物’所占領了。后來是非常的疲乏籠罩了我三四年，始終沒有在文藝方面認真地用力。書是亂七八糟地看了一些；我相信，也許走進了現(xiàn)代文藝的水平線以上的境界，不至于辨別不出興趣的高低。我曾經(jīng)發(fā)表的一些文藝方面的意見，都駁雜得很，也是一知半解的”。

正是在這個節(jié)點上，我當時就想將瞿秋白以一個無產(chǎn)階級革命家指導茅盾在《子夜》改寫中，如何把民族資本家形象吳蓀甫進行改造的細節(jié)，以及對工人運動描寫的意見為突破口，闡釋一個充滿著悖論的疑問：為什么瞿秋白最終還是念念不忘自己對文藝方面的意見呢？雖然，他在《多余的話》里，并沒有深入談下去，且沒有涉及具體作品的分析，但是，從他最后對茅盾作品的鐘情中，我猜想，在他訣別這個世界時，腦海中一定會閃現(xiàn)出當年與茅盾討論《子夜》時的場景來的，并反思自己當年的淺薄和孟浪，因為他想做一個“現(xiàn)代文藝水平線以上境界”的文人。

這篇文章的構想在我的大腦里儲存了整整四十年，一直沒有成文的原因，一是當年的環(huán)境不允許；二是當年瞿秋白的侄兒也調往“茅編室”了，我們是同事，似乎有些尷尬與不便，其實不然，瞿勃先生是一個異常開朗大度的人，只是我當時已惘然；三是后來我的主要精力放在了其他領域的研究去了。

站在瞿秋白墓前，我在想。

瞿秋白乃一介耿直書生，加上常州人“說話不轉彎”的直絡性格，顯然是不適宜從政的，尤其是不適宜做那種在政治斗爭中殺伐決斷的領袖人物。這場“歷史的誤會”，讓中國政壇多了一個“多余的人”，卻讓中國現(xiàn)代文學文壇上少了一個“不可或缺的領袖”。

“我自己忖度著，像我這樣的性格、才能、學識，當中國共產(chǎn)黨的領袖確實是一個‘歷史的誤會’。我本是一個半吊子的‘文人’而已，直到最后還是‘文人積習未除’的?！逼鋵崳裨S許多多的小資產(chǎn)階級的文人一樣，在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失敗以后，便產(chǎn)生了“幻滅”情緒。瞿秋白之所以喜歡老朋友茅盾《蝕》三部曲中的《動搖》，不正是他從靈魂深處發(fā)出的共鳴嗎？

一百多年前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前夕，這個因母親自殺，家庭離散的落魄青年，奔著文藝而去的“讀書種子”，誤打誤撞地專修了俄文，一九一八年開始形成的人生觀對他終生性格的定位是致命的，但也是最真誠的：“所形成的與其說是革命思想，毋寧說是厭世主義的理智化。”于是，他像當時許多作家一樣，成為“一個近于托爾斯泰派的無政府主義者”。

然而，一個天生就不喜歡政治的青年，卻被推舉為北大學生會誰都不愿干的“政治領袖”，從而被推上了歷史舞臺。我想，倘若那時不是去專修俄文，而由此對俄國革命的社會主義產(chǎn)生了研究的興趣，不是一九二〇年去了莫斯科，就沒有后來從政的歷史。即便是去了蘇聯(lián)，奔著研究俄國文學的初衷，也就會是另一種結局。因為一開始他“并沒有想到要加入共產(chǎn)黨，更沒有心思要自己來做中國共產(chǎn)黨的‘創(chuàng)始人’”，卻出于翻譯職務的緣故，讀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著作，被其同鄉(xiāng)張?zhí)捉榻B入了黨。

我無意為瞿秋白的革命動機做分析與回護，這一點他已經(jīng)說得非常清楚了，是不是“叛徒”已經(jīng)不重要了：“你們?nèi)ニ阗~罷，你們在斗爭中勇猛精進著，我可以羨慕你們，祝賀你們，但是已經(jīng)不能跟隨你們了。我不覺得可惜，同樣，我也不覺得后悔，雖然我枉費了一生心力在我所不感興味的政治上?！边@個“我的自白書”勇氣來自何方呢？

畢竟是書生！當一個臨刑前的共產(chǎn)黨領袖人物，竟然放棄了生前身后之節(jié)烈名聲，說出了只想當一個文人的夙愿時，真讓人大跌眼鏡，也讓許許多多革命知識分子感到惋惜和失望。

這就是一個真實的瞿秋白，《多余的話》在許多知識分子的眼里，的確是“多余的話”，是糟蹋自己的話，是褻瀆革命的話，然而在他死后的近九十年里，他的“多余的話”卻燭照出了林林總總知識分子的幽靈，我們從“多余的話”中讀出了作為現(xiàn)代知識分子的人生況味。

中國共產(chǎn)黨寬容了“多余的話”，仍然將瞿秋白追認為革命先烈。

站在瞿秋白墓前，我想起了一部叫作《絕命后衛(wèi)師》的電視劇，那是描寫紅五軍團第三十四師在第五次反“圍剿”中，為掩護中央紅軍撤退，全軍覆沒，壯烈犧牲在閩西松毛嶺的非虛構文學作品。沒有“絕命后衛(wèi)師”的掩護，就沒有紅軍后來的戰(zhàn)略大轉移，也就沒有共產(chǎn)黨和新中國。

中央紅軍決定長征之后，博古以養(yǎng)病為由，決定把瞿秋白留在敵后，不讓他隨紅軍北上，顯然，這是以他飼虎，將他置于國民黨的虎口之中。充滿著文人風骨的瞿秋白，沒有絲毫用媚骨博取生的希望意念，毅然留了下來，在根據(jù)地堅持斗爭。從這個意義上說，何嘗不是“絕命后衛(wèi)師”呢？

我招呼老朋友Z君給我在瞿秋白墓前巨大的豐碑下照一張相留作紀念，解說員立馬擺手制止，說這不吉利。而我要追尋的正是瞿秋白那種有著獨立人格的精神，隨其靈魂，融化在這藍天白云里。

站在瞿秋白墓前，我在想。

我說出的是不是另一番重復的“多余的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