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中共南方局在國統(tǒng)區(qū)組織策劃了聲勢浩大的“壽郭”活動，其目的正如周恩來所言：“為你做壽是一場意義重大的政治斗爭；為你舉行從事創(chuàng)作二十五周年紀念又是一場重大的文化斗爭。通過這次斗爭，我們可以發(fā)動一切民主進步力量來沖破敵人的政治上和文化上的法西斯統(tǒng)治?！盵1]隨后為諸多進步文化人次第舉行的公開祝壽強化了類似意義，文史學者的研究均在此框架內(nèi)加以推進。[2]不過，在充盈政治意涵的同時，壽慶的傳統(tǒng)習俗面相依然活躍，日常生活與宏大話語的相互滲透中存在著張力關系。此外，國統(tǒng)區(qū)不同地域間的政治生態(tài)差異，以及祝壽對象自身的政治敏感度，必然導致祝壽話語派生差異，無法簡單化約。本文圍繞1943年葉圣陶的五十初度，通過“私”與“公”的對照，一方面，聚焦成都、上海、桂林三地開明書店同人的壽慶宴飲，并復原葉圣陶以此為契機居中調(diào)停的出版社矛盾，以呈現(xiàn)戰(zhàn)時狀態(tài)下的微觀生活日常；另一方面，解碼政治內(nèi)蘊豐富的補壽之舉，以及成都、重慶兩地報刊的分殊異同，闡釋葉圣陶態(tài)度依違遷變的脈絡，勾畫進步文化人斑駁的抗戰(zhàn)心史，為深描1940年代中后期的文化政治圖景提供新的觀察路徑。

一

中國祝壽習俗源遠流長?！对娊?jīng)·七月》中已有“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的詩句，不過一直到漢代均系酒宴中晚輩向長輩“獻酒上壽”的禮儀。生日之禮始自魏晉南北朝，歷經(jīng)唐宋的發(fā)展，明代以后，隨著商品經(jīng)濟的繁榮，壽慶更從皇家與官紳下滲到普通百姓之家，成為一時風氣。在江南地區(qū)，五十歲的天命之年，作為稱壽的最低年齡，尤為重視，據(jù)明代歸有光所記：

自五十以往始為壽，每歲之生辰而行事，其于及旬也，則以為大事。親朋相戒畢致慶賀，玉帛交錯，獻酬宴會之盛，若其禮然者，不能者以為恥。富貴之家往往傾四方之人，又有文字以稱道其盛?？贾坝洠d吳中風俗未嘗及此，不知始于何時。長老云：行之數(shù)百年，蓋至于今而益侈矣。[3]

抗戰(zhàn)爆發(fā)葉圣陶毅然偕家內(nèi)遷后，在與留守上海的同人音訊往來中，除出版社情況外，群體間的慶壽事宜最為多見，這在以江浙人士居多的開明書店中自是風氣使然。至交王伯祥五十壽，他特意致信“回思卅年交情幾如兄弟，不可不做詩為壽，俟其成篇，即當飛寄”[4]。他所撰四十韻，細述二人之間“新交親亦疏，故交獨拳拳”的誠摯友情，結(jié)尾由壽起興，希冀早日取得抗戰(zhàn)勝利“佳氣向中原，重逢喜欲顛”。[5]王伯祥深為感動，“語語征實，絕無頌禱之詞，讀罷令人感泣，非我二人交斯之深，安得有此”[6]。作為蘇州人的葉圣陶，對“自五十以往始為壽”的地方風俗之重視可得側(cè)證。

對1943年10月28日的五十之壽，葉圣陶固然看重，但他并未宣揚，賀壽作為上海、成都、桂林三地開明人的內(nèi)部活動，倡議來自上海。這年6月19日，滬上同人集資九百元由王伯祥匯寄葉圣陶，“專祝其五十大慶，丏尊送二百元，余與雪村、予同、西諦、均正、調(diào)孚、恂如各送百元，俱老幣合成九成之數(shù)，適藉九十號之信以遙申九老之會，亦甚巧合也”，王伯祥同時致信桂林辦事處負責人范洗人“告圣陶五十生辰，此間醵金祝賀狀”。[7]葉圣陶收到來信，對滬友的匯款為壽“殊為感愧”，回信請王伯祥在生日當天代辦壽面酬謝。成都編譯所率先在9月14日的中秋節(jié)為葉圣陶慶生，據(jù)葉圣陶日記：“晨，全家入城，至陜西街。點紅燭一對，供面與饅頭，算是做生日。……午刻聚餐，凡余一家，雪舟一家，孟姓一家，文銓一家及開明全體同人，共三席。菜皆墨與雪舟夫人及文銓所為，而文銓為總提調(diào)，頗不惡?！?月27日，桂林方面寄來與上海同等數(shù)目的九百元祝壽款，葉圣陶再次表示“受之有愧”。[8]從上述細節(jié)可見，葉圣陶的五十壽慶聯(lián)動了上海、成都、桂林三地，匯款祝壽與聚飲同慶等出版社范圍的活動使彼時戰(zhàn)爭背景下的日常生活有了一抹別樣的亮色。面對同時段萌發(fā)的出版社增資矛盾，葉圣陶則以壽星身份居中調(diào)和，妥切把握公司事務處理尺度，極力避免激化。

1937年“八·一三”事件后，為應對新的抗戰(zhàn)局勢，開明書店歷經(jīng)艱辛內(nèi)遷運營，于1941年在桂林設立駐外總辦事處，次年又在成都設立編譯所。隨著上海從“孤島”變成淪陷區(qū)，總店日益艱難，五年來營收僅為1587000元，內(nèi)地分店營收則高達14745000元，兩地收入有近十倍懸殊，出版社已全靠內(nèi)地支撐維系。在提議為葉圣陶祝壽的1943年6月19日當天，總店一并決定單方面增資，其后股東會正式通過的增資議案，分發(fā)股息紅利、舊股折新股、舊股贈新股、新股認購等諸多事項全然為總店服務，董監(jiān)亦一律從留滬股東中選出。[9]偏頗之處甚至讓王伯祥都感嘆“一般逐利者競出此途，所聞所涉無非股者，亦一奇也”[10]。

開明書店股東分戶簿

雖然王伯祥致信告知增資緣由及進展情況，但出版社內(nèi)地高層對上海犧牲大后方利益的做法極為不滿。范洗人態(tài)度尤為激烈，擬直接登報拒絕承認上海增資，葉圣陶認為此系內(nèi)部事務，如若矛盾公開，“設想不周，或且多生枝節(jié)”，他連續(xù)函電敦請后者慎重考慮，切勿貿(mào)然行動。[11]在葉圣陶的勸阻下，范洗人于1943年9月16日到達成都，到10月2日返重慶為止，他與葉圣陶多次聚談，商議對策，共同決定以出版社大局為重，加強溝通，同時為避免股權被無形稀釋，內(nèi)地同樣增資。

10月28日兩地同時舉行的壽宴成了和解的橋梁。是日，葉家遵循舊俗，在外讀書的子女“俱請假在家”，全家吃面慶生。[12]上海股東則依約聚飲之際獲悉了內(nèi)地的反對態(tài)度：

（1943年10月28日——引者注）西諦來，雪村告以今日為圣陶五十生辰，乃共謀聚飲，遙祝日強，參加者兩人外有予同、紹虞、丏尊、調(diào)孚、乃乾、濟之、仲鹽并余十人，叫一家春菜五百元?！影嗽仑ニ娜障从逡惶柤鞍嗽仑ゾ湃帐ヌ帐駵偈惶枺阌跍显鲑Y有所疑詰。

上海方面隨即召開董事會，對于意料之外的內(nèi)地增資，決定低調(diào)處理“僉主聽其發(fā)展，俟后再圖補救”。[13]12月21日王伯祥又接到葉圣陶寫于11月1日的信函，內(nèi)中詳告內(nèi)地增資本意，雙方的對立情緒得到進一步緩和。

翌年1月4日，葉圣陶分別致信上海與桂林，再度從中斡旋：“寫信復伯、村、調(diào)三人（百二十三號）。伯、村皆以為洗公與彼等有誤會，囑為解釋。余言一店而分立，全緣彼此處境不同之故，實亦無所謂誤會。書在二千字以上，猶覺言之未暢。作書致洗公（七十號），即告以此意。亦寫千馀言?！?日，在桂林召開的開明書店大后方股東會議上，正式?jīng)Q定增資六百萬元。[14]3月9日，上海召開董事會，通過了內(nèi)地增資的議案；11日，王伯祥致信葉圣陶，“詳陳此間近況，對內(nèi)地增資無間言”[15]；此后上海方面派出朱達君，后者輾轉(zhuǎn)來到內(nèi)地，先后與葉圣陶、范洗人等溝通交流，內(nèi)地與上海達成和解。

1944年4月開明書店業(yè)務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前排左三為范洗人，左四為朱達君

葉圣陶將五十之壽視為私事，因此只在開明書店同人間舉辦壽宴；增資作為出版社私務，他反對公之于眾，不遺余力地促成此事順利解決。在兩地來往的信函中，同人祝壽與內(nèi)部增資的并置交匯，既折射了戰(zhàn)爭對中國的破壞創(chuàng)巨痛深，更立體化了傳統(tǒng)禮俗的情感紐帶所召喚的共同體圖景。另外，隨著葉圣陶的五十壽為成都地方文藝界知悉，此事從私人領域向公共領域的敞開過程顯影著他的政治意識覺醒軌跡。

二

自1941年為郭沫若祝壽以后，南方局在重慶頻繁舉行同類活動，葉圣陶均未與事其中。這種超然尤其表現(xiàn)在1943年11月他獲悉成都文藝界將為自己補壽所持的消極態(tài)度：“（1943年11月10日）知朝相（呂朝相——引者注）來過，云友人約于十五日聚餐，為余作壽，于報紙作紀念文字。此殊無聊，然無法卻之也?！盵16]作壽實質(zhì)是成都進步文化人自發(fā)組織，由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xié)會成都分會承辦的活動。文協(xié)成都分會成立于1939年1月14日，葉圣陶1941年自樂山遷居成都后于次年當選理事，1943年又獲選連任，與李劼人、陶雄、王余杞、王冰洋、陳翔鶴、羅念生、蘇子涵、謝文炳一道組成第五屆理事成員。雖然在中統(tǒng)川調(diào)室的專報中文協(xié)成都分會被列為“共產(chǎn)黨操縱的左傾文藝團體”，[17]不過葉圣陶作為分會核心成員，更是抗戰(zhàn)時期四川文壇領袖，因此地方當局對活動并未橫加管制。

“壽葉”由陶雄和陳白塵具體籌劃。陶雄作為分會理事，主要負責總務部，處理分會對內(nèi)對外的一切工作，包括安排分會活動、對外聯(lián)絡等事項。[18]陳白塵在1943年因中華劇藝社演出進步劇目遭遇當局彈壓處境惡化，隨劇團一道離渝至蓉，他不僅加入文協(xié)分會，還擔任了數(shù)家報紙副刊編輯。[19]因二人關系，參與者以成都文藝人士與中藝主要成員為主。11月15日的活動據(jù)葉氏日記載：

偕墨及二官三官入城，在陜西街小坐，然后驅(qū)車出新南門，至江上村竟成園。堂中陳講臺，掛壽字，桌上有紅燭壽糕，為余始料所弗及。皆由陶雄、陳白塵二君籌備，并號召文藝界參加。

十一時許，客到齊，約七十人，余所不識者約半數(shù)，王畹薌、雪舟、謝冰瑩、陳翔鶴、應云衛(wèi)夫婦、盧劍波、張逸生夫婦等均在其中。開會，五六人做頌語，語多夸飾，實與余不相當。張逸生讀余《倪煥之》中一節(jié)文字，張為演員，讀文頗能中肯。末后余致簡短謝詞。于是奏樂（細樂），放鞭炮，此宛如一幕戲劇也。

會畢聚餐，共五席，每席皆勸余夫婦飲酒，所飲白酒較多。食后，劉開渠夫人及李旭生唱京戲助興。全體拍照，始散。

今日所費，殆需萬元，每人參加納費一百五十元也。諸君又備一題語冊子，人各書數(shù)語，因尚未寫齊，將緩日送來。

此事就意義言，實亦無多，而人皆與余頗親熱，實為可感，余將何以報答諸友及社會乎！[20]

活動別開生面，既有壽字紅燭壽糕，又有奏樂放炮、聚餐唱戲等傳統(tǒng)助興節(jié)目，還有開會發(fā)言、朗誦致謝、拍照題冊等現(xiàn)代文娛內(nèi)容。不過，從葉圣陶日記“此宛如一幕戲劇也”的觀感，到“此事就意義言，實亦無多”的評價，以及“余將何以報答諸友及社會乎”的慨嘆，字里行間傳達出的是隔膜，甚至還有些許的不自然與尷尬。

1943年11月15日文協(xié)成都分會壽葉活動合影

葉圣陶對成都各報刊的祝壽文章同樣評價不高，“（成都地方報紙）副刊皆為余生日出特刊，文字類無可觀。諸友以余為題目，儼然當為一件事矣”[21]，體現(xiàn)了他態(tài)度的一貫性，然而“文字類無可觀”只是其個人的看法，“壽葉”文字由何種身份的人撰寫，在何種政治立場的報紙刊登，其間存在著微妙卻深刻的關聯(lián)。

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創(chuàng)辦的成都版《中央日報》，在15日“蓉市拾零”中以“本市文藝界定今午在競成園慶祝葉圣陶壽辰，預定參加者甚多”作了簡報。第4版的《中央副刊》以大篇幅刊登了祝壽詩文兩則?！皷|方丹”的《一位“扛鼎”者——祝葉圣陶先生五十壽辰》借用茅盾形容《倪煥之》的“扛鼎之作”來命題，該文先細述自己閱讀葉圣陶作品的感受，隨后談與葉圣陶在文協(xié)分會共事時自己所獲教益?！氨蟆钡摹东I詩：壽葉圣陶先生》是賀壽七律。兩位作者，應分別是牧野（厲歌行）和王冰洋，他們在文協(xié)分會有任事，詩文以文學后輩身份撰寫，內(nèi)容無鮮明政治色彩，是以能在國民黨中央政府直接掌控的報紙刊發(fā)。[22]

《華西晚報》對公共祝壽報道最為投入。一方面，文協(xié)常務理事陶雄此時正主持該報副刊“文藝”。另一方面，《華西晚報》作為中共秘密領導的報紙，依托地方勢力，以至于四川省圖書雜志審查處認定“《華西晚報》是地方力量的私生子”，1943年冬起它又以民盟機關報的身份作為掩護。[23]得益于多重保護色，相較《中央日報（成都）》文章的平直寡淡，《華西晚報》的祝壽文字多有引申發(fā)揮。

15日的《華西晚報》的“文藝”整版改為“葉圣陶先生五秩大慶紀念特刊”，刊登了洪鐘的《并替新文學祝壽》、李束絲的《祝葉圣陶先生五秩大慶》、楊槐的《管自己生活：為圣陶先生五十壽慶寫》三篇文章。[24]

洪鐘系文協(xié)工作人員呂朝相所用筆名，正是他告知葉圣陶補壽安排?！恫⑻嫘挛膶W祝壽》代表文協(xié)分會，置于版首。文章開篇對知命作了題解：

照中國人的習俗說起來，五十算是“知命”之年，照原義，那是“知天命”，□說要與神意相合的道；如今世易時異，這“知命”大概要□成懂得世態(tài)人情，就是說要深察出人生的真相，而非淺薄的市儈之流的“世故”可堪比擬的。

圣陶先生今是五十之年了，他的創(chuàng)作生活恰是替“知命”作了最正確的新的注解。

隨后一一歷數(shù)葉圣陶在文學創(chuàng)作、期刊編輯、提攜后人等方面的工作，倒數(shù)第二段作出總結(jié)：

作為灰色人物映真畫的小說，作為“扛鼎”之作的長篇《倪煥之》，在當時放著異彩，今后也一定要永遠放著異彩：那抒情詩樣的風格，那質(zhì)樸的熱情和崇高的理想，不能算是沙中的黃金么？創(chuàng)辦《中學生》雜志，特重語文的研究，不是替新文學打下堅實的基礎么？對后學諄諄的教誨，一字一句的修改，不是在培養(yǎng)文藝新軍么？

行將結(jié)束時口吻陡轉(zhuǎn)：“然而社會對他的報酬是怎樣的呢？窮，窮，這窮說明葉圣陶先生的氣節(jié)，也說明了‘知命’是什么東西”，對時局的態(tài)度躍然紙上。尾段直接將葉圣陶與新文學合二為一：“圣陶先生致力創(chuàng)作正值新文學運動開始，先生的氣節(jié)恰好代表新文藝的氣節(jié)。我們?yōu)橄壬摹曜郏瑧⑻嫘挛膶W的‘知命’和前途祝壽”，再次點題之余對文學社會使命提出了新的期望。

與洪鐘直抒胸臆的批評不同，楊槐的《管自己生活：為圣陶先生五十壽慶寫》語帶譏諷。他既總結(jié)“我們今天祝賀他五十壽慶的意義：一方面是□□他‘教學不倦，誨人不倦’的精神，一方面向他學習樸實謹嚴的治學態(tài)度”，又以“值此文化□殺，文人交華蓋運的倒楣時候，我們自己掏腰包，謹以白乾一盃，向圣陶先生祝賀道：‘來，乾一盃’”的話戲謔結(jié)尾，借祝壽以表達對社會不滿，與洪鐘文章恰成呼應。

“葉圣陶先生五秩大慶紀念特刊”，《華西晚報》1943年11月15日

不同于成都地方報刊各有側(cè)重的集體祝壽，陪都重慶的聲音更為集中。國民黨對文化工作的重視程度向來不如中共南方局，因此以重慶《中央日報》為首的官方媒體對此事未有報道，《新華日報》則積極得多。14日的《新華日報》第4版“新華副刊”登載了潘孑農(nóng)的《壽葉圣陶先生》與胡繩的《感激與祝賀》兩篇文章。[25]潘孑農(nóng)任職中央電影攝影場，從事戲劇與電影方面的工作，兼任中華全國戲劇界抗敵委員會常務委員，胡繩公開身份是《新華日報》編委，兩人分別代表文藝界與報社。

潘孑農(nóng)在文章中坦陳：“我個人對于圣陶先生，恐怕是心儀較久而識荊較遲的一個。直到眼前為止，也不過寥寥數(shù)次的交往?！辈槿~圣陶1949年前的日記，僅有三處提及，足見兩人并不熟稔。潘孑農(nóng)所談的與葉圣陶的數(shù)次交往經(jīng)過，內(nèi)容零散，敘述平淡，難以給讀者留下印象。胡繩此時雖然擔任了南方局文委委員，不過《感激與祝賀》是以文學后輩的身份，談從葉圣陶細心修改來稿所學習到的“認真、切實、不茍且、不馬虎”的寫作與做人態(tài)度。此外，對《新華日報》而言，社論承擔著在國統(tǒng)區(qū)宣傳黨的政策和方針的政治職能，在編輯排版方面有特殊規(guī)定。[26]周恩來“壽郭”的《我要說的話》就以社論的形式發(fā)表在頭版頭條，為1941年的活動定調(diào)，而《新華日報》刊發(fā)的“壽葉”文既不是社論，談的又是個人交往之事，且發(fā)表在第4版副刊，補壽確系成都文藝界的自發(fā)之舉，南方局事先并未參與。但潘孑農(nóng)和胡繩的文章刊載日期比成都“壽葉”活動提早一天的安排，證明了南方局文化統(tǒng)戰(zhàn)工作的靈活與誠意。

《新華日報》1943年11月14日

對比吳奚如回憶抗戰(zhàn)之初黨中央對郭沫若的相關決定：“1938年夏，黨中央根據(jù)周恩來同志的建議，作出黨內(nèi)決定：以郭沫若同志為魯迅的繼承者，中國革命文化界的領袖，并由全國各地黨組織向黨內(nèi)外傳達，以奠定郭沫若同志的文化界領袖地位?！盵27]1941年的“壽郭”，從周恩來到胡喬木再到茅盾的祝壽文章，均是圍繞此指向性明確的命題來貫穿文學與政治?！皦廴~”作為地方進步文化人士的自主行動，其時南方局對葉圣陶并未作出具有政治高度的論述定位，因此不僅成都各報的“壽葉”文章之間缺乏核心主題，重慶《新華日報》的祝壽文字同樣有所體現(xiàn)。

茅盾發(fā)表在12月5日《華西日報》的文章彌補了立論不高的缺憾。此報系地方軍閥劉湘創(chuàng)辦的四川省政府機關報，劉湘病逝后由其部隊組織武德學友會接管。作為地方勢力的文化力量，加之有中國地下黨員與民盟成員在報社任職，該報與國民黨中央政府保持了一定距離，政治色彩介乎成都版《中央日報》與《華西晚報》之間，因而讀者面廣，在川內(nèi)影響最大。[28]陳白塵入川后擔任了該報副刊《每周文藝》主編，茅盾的《祝圣陶五十壽》一文就是應其所邀而作。[29]茅盾文章給予了葉圣陶清晰的定位，他贊譽葉圣陶為“文藝界老戰(zhàn)士”，他堅信：“文藝界二十多年的老戰(zhàn)士，在這民族解放戰(zhàn)爭的大時代，動心忍性，其積養(yǎng)之豐之厚，將必回蕩而凝結(jié)，放射異彩，我們今天為圣陶五十歲的紀念而慶祝，我更預祝不久的將來再為圣陶的光輝的新作而共盡一杯！”文章最后以“中華民族的獨立解放萬歲！中國新文學萬歲！葉圣陶萬歲！”的排比作結(jié)，中華民族、中國新文學、葉圣陶三者并列，氣勢逼人，既重新激活了讀者對葉圣陶五四領袖作家的身份記憶，還為形塑葉圣陶在抗戰(zhàn)中后期的引領角色做足鋪墊，茅盾的身份更護持了論斷的力度。

茅盾：《祝圣陶五十壽》，《華西日報》1943年12月5日

進步文化人士以及中國共產(chǎn)黨方面言論的說服力與親近感，讓葉圣陶深有感觸，他很快寫就短文《答復朋友們》致謝。他真誠檢討“我為人平庸……指我在我所遭遇的生活之內(nèi)，沒有深入它的底里，只在浮面的部分立腳”，他表露自己立志改變的決心：

一個人本當深入生活的底里，懂得好惡，辨得是非，堅持著有所為有所不為，實踐著如何盡職如何盡倫，不然就是白活一場：對于這一層，我現(xiàn)在似乎認識得更明白，愿意在往后的小半截路上，加緊補習，補習有沒有成效，看我的努力如何。如有成效，應該可以再寫些，或者說，應該可以開頭寫。不過寫不寫沒有大關系，重要的是加緊補習。[30]

此段話中的“有所為有所不為”甚為關鍵，對葉圣陶，既是古典，也是今典。前者而言，此語出自《論語》“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孟子》中有“人有不為也，而后可以有為”，《后漢書》進一步闡釋“然則有所不為，亦將有所必為者矣；既云進取，亦將有所不取者矣”?？梢?，“有所為有所不為”背后是中國傳統(tǒng)文人進退出處的行事原則。后者而言，顧頡剛在1943年曾致信葉圣陶以此區(qū)分二人性格：“頡剛書中言渠與余之別，彼狂而余狷，彼近伊尹，余近伯夷，彼什么事都肯為，余什么事都不肯做。雖未免言之過甚，亦有味也?！盵31]因關聯(lián)好友對自己品藻的本事，具有了私密性。要而言之，著文感謝的行動本身，以及與廣大讀者分享摯友對自己的評價，顯露葉圣陶已經(jīng)不再堅持關于公共祝壽的觀點，他意識到此類活動的價值，因之表示要“加緊補習”。另作補充的是，葉圣陶將文章交予陳白塵，由后者決定刊發(fā)于《華西日報》，使之與茅盾《祝圣陶五十壽》形成互文，他的態(tài)度可見一斑。

三

通過對以祝壽為代表的日常習俗的政治化，中國共產(chǎn)黨在文化領導權的爭奪中獲得了主動。如果說郭沫若的配合是統(tǒng)一戰(zhàn)線建立的基礎，那么對以葉圣陶為代表的同路人的聯(lián)合則是成功與否的根本。政治學者大衛(wèi)·科澤認為“儀式是一種將社會現(xiàn)實的象征和儀式操演所能激起的強烈情感凝合一起的有力方式”[32]，從葉圣陶“此殊無聊”、“就意義言，實亦無多”到“加緊學習”的漸進轉(zhuǎn)變，證明公共儀式試圖構建的政治認同與價值肯定并不是線性的單向運動，個體接受需要復雜曲折的心理過程?！皦廴~”，最終催生了葉圣陶立場轉(zhuǎn)變，與之相應，他開始珍視壽慶的社會意義。

1945年6月，中共南方局組織“壽茅”，葉圣陶一反早前的消極，參與感極強。他在致茅盾的信中特意說道：“祝壽之事，弟近覺亦有意義，其意義不在于個人而在于社會。二十四日之會，其給與相識不相識之友朋之振奮，實未可計量也。”[33]葉圣陶在公開發(fā)表的祝壽文章中，明確表示相比于《霜葉紅似二月花》的續(xù)作，他期待的是茅盾呼應時代的“紀念碑性的作品”：

最近問起他《霜葉紅似二月花》后文如何，他告訴我還沒有寫下去。我心里想，《霜葉紅似二月花》緩些也無妨，按照他以前作三部曲的先例，在這個時日，他有更急于要寫的題目，大家在等待寫那種題目的作品，而他正是適于寫那種題目的作者。可是我沒有把這種意思說出來，我知道說了出來他怎樣回答我。然而，那種昏悶的天氣會長久嗎？“爭自由的波浪”終將掀動整個的海洋。今年雁冰兄已是五十歲，算他［它］十年，到他六十歲的時候，他的紀念碑性的作品必然寫了起來而且完篇了。我們等著吧。[34]

在成都文協(xié)舉辦的“壽茅”茶話會上葉圣陶更是慷慨致辭。據(jù)《華西晚報》所記：

今天他□說的是：我們在黑夜里走路，不管前面有什么，有什么阻礙，我們終要走過去，茅盾先生五十壽慶，他好比舉了一個燈籠在黑夜里正在努力地走去，我們呢，去祝賀他，也拿了一個燈籠，朝向他，無論在成都重慶昆明其他的地方，燈籠在今天匯集了，光明□愈之大，盡管仍是黑夜，但光明終將黑暗照明，大家都在走，不管離天亮多久，終□在不斷的走啊。圣陶先生說時，大聲吶喊，甚至站在了凳子上去了。當他講完時，全場鼓掌，掌聲代替了燈籠，好比忿怒的雷電，要把邪惡的黑暗打退。[35]

在葉圣陶的發(fā)言中，祝壽與民主運動直接關聯(lián)，此致辭數(shù)日后由《新華日報》轉(zhuǎn)載，在國統(tǒng)區(qū)引起了極大反響。

葉圣陶的政治態(tài)度還體現(xiàn)于日記對國共兩黨領袖人物壽慶的臧否。1946年10月31日為蔣介石六十壽辰，對于無行文人的頌詞，他憤慨有加：“今日為蔣氏之六十壽辰，各報一片祝壽聲，有用‘萬壽無疆’之語者。前此數(shù)日，見章行嚴撰一壽序，全以蔣擬帝王。又見戴季陶所作《天下歸順歌》，舉古圣賢所標德義之目悉數(shù)歸之。士之無恥，有如是者。”翌月，葉圣陶應邀參加上海中共辦事處的朱德壽慶，則真情流露：“余乃大醉。醉時自己失去統(tǒng)制，一時悲從中來，出聲而哭，所語為何，不自省記。乘車返店中，眾人扶上樓，又發(fā)言哭泣?！盵36]作為旁觀者的王伯祥明白好友的失態(tài)是“傷時憂國”之故：“圣陶、彬然午應朱壽宴，狂飲煙臺張裕白蘭地。傷時憂國，未免棖觸，遂致大醉，三時許送歸公司，由彬然扶掖上樓，設榻經(jīng)理室就臥，直至八時許始能起坐，猶扶醉不成語。卅余年來，余未見其醉至如此也，可見憂憤之中人烈矣?！盵37]

1949年2月與葉圣陶一道應邀北上參加建國大業(yè)的民主人士合影

公開言論與私密文字而外，更重要的是葉圣陶真切的行動。他在致茅盾的信中坦言：“關于個人方面，實已無所希冀。其所以執(zhí)著者，唯欲見民生康樂，庶業(yè)繁盛之一日耳。他日共屆六十七十之年，斯愿獲償，老友共敘，則其為歡將無可言喻?！盵38]葉圣陶的“執(zhí)著”體現(xiàn)在他走出編輯室，頻頻參加各種民主斗爭，領導開明書店成長為中國共產(chǎn)黨的同路人書店，乃至于他本人1949年初冒險輾轉(zhuǎn)北上，投入新國家的教育與出版等事業(yè)的草創(chuàng)建設之中，這一切均可視作其對“唯欲見民生康樂，庶業(yè)繁盛之一日耳”心愿的踐行，葉圣陶的“君子豹變”成為1940年代中后期大批中間立場文化人政治抉擇的縮影。

注釋：

[1]陽翰笙：《回憶郭老創(chuàng)作二十五周年紀念和五十壽辰的慶祝活動》，《新文學史料》1980年第2期。

[2]段從學的《政黨政治文化與中國現(xiàn)代文學——中共南方局的“壽郭”活動論析》［載《郭沫若與文化中國——紀念郭沫若誕辰120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2012年］是此類研究的代表。

[3]歸有光：《默齋先生六十壽序》，《歸震川全集》，世界書局1936年版，第149頁。

[4]葉圣陶：《嘉滬通信》，《葉圣陶集》第24卷，江蘇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99頁。下引不再另行標注版本信息。

[5]葉圣陶：《伯祥五十初度》，《葉圣陶集》第8卷，第159頁。

[6]《王伯祥日記》第6冊，中華書局2020年版，第2746頁。下引不再另行標注版本信息。

[7]《王伯祥日記》第8冊，第3435頁。

[8]葉圣陶：《西行日記》（下），《葉圣陶集》第20卷，第152、163～164、167頁。

[9]《各公司股東會紀錄》，《華股研究周報》第4卷第10期，1943年7月26日。

[10][13]《王伯祥日記》第8冊，第3448，3474～3475、3482頁。

[11][12][14]《葉圣陶集》第20卷，第161，172，189、194頁。

[15]《王伯祥日記》第8冊，第3516頁。

[16]《葉圣陶集》第20卷，第175頁。

[17]李英：《成都新聞文化界的中統(tǒng)特務活動》，《成都文史資料選編·蓉城雜俎卷》，四川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22頁。

[18]參見王開明《“文協(xié)”成都分會和它的會刊》，《抗戰(zhàn)文藝研究》1983年第1期；段從學《“文協(xié)”與抗戰(zhàn)時期文藝運動》，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258～264頁。

[19]陳白塵：《記〈華西晚報〉的副刊》，《對人世的告別》，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1997年版，第794～805頁。

[20][21]《葉圣陶集》第20卷，第175～176頁。

[22]《中央日報（成都）》1943年11月15日。本文所引《中央日報（成都）》《華西晚報》《華西日報》均由四川省圖書館孫晶瑩與賀雪晴兩位研究館員制作提供，特此說明致謝。

[23]參見高成祥、雷興敏《田一平談〈華西晚報〉的七個春秋》，《新聞研究資料》1987年第4期。

[24]《華西晚報》1943年11月15日。

[25]《新華日報》1943年11月14日。

[26]《中共中央關于黨報問題給地方黨的指示（1938年4月2日）》，南方局黨史資料征集小組編：《南方局黨史資料·文化工作》，重慶出版社1990年版，第3頁。

[27]吳奚如：《郭沫若同志和黨的關系》，《新文學史料》1980年第2期。

[28]趙星洲：《回憶〈華西日報〉》，四川省政協(xié)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四川文史資料選輯》第40輯，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5～29頁。

[29]茅盾：《祝圣陶五十壽》，《華西日報》1943年12月5日。此文在《茅盾全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版）、《茅盾全集》（黃山書社2012年版）、查國華《茅盾年譜》（長江文藝出版社1985年版）、李標晶《茅盾年譜》（浙江大學出版社2021年版）中均誤作發(fā)表于1944年，特此說明訂正。

[30]葉圣陶：《答復朋友們》，《西川集》，文光書店1945年版，第2～3頁。

[31]《葉圣陶集》第20卷，第129頁。

[32]大衛(wèi)·科澤：《儀式、政治與權力》，王海洲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60頁。

[33]葉圣陶：《致沈雁冰》，《葉圣陶集》第24卷，第245頁。

[34]葉圣陶：《略談雁冰兄的文學工作》，《華西晚報》1945年6月23日。

[35]《茅盾壽辰慶祝會》，《華西晚報》1945年6月25日。

[36]葉圣陶：《東歸日記》，《葉圣陶集》第21卷，第133、144頁。

[37]《王伯祥日記》第9冊，第3867頁。據(jù)葉至善在《父親長長的一生》中回憶：“在酒會上說了什么，我不知道；讓人扶著送回來的時候，他一遍又一遍地喊：‘我們大家為朱德將軍干杯，祝他健康！絕不給老蔣干杯！’……父親那天醉成這樣，沒忘記懷里揣著的一個大蘋果，看見三午在身邊，掏出來給了他，還說明：‘煙臺來的呢！’三午可不知道煙臺在山東，這個港口已掌握在共產(chǎn)黨手里了。”見《葉圣陶集》第26卷，第294～295頁。

[38]《葉圣陶集》第24卷，第24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