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jù)說，艾瑪喜歡的維特根斯坦在劍橋大學師從羅素時，經(jīng)常到羅素那里一言不發(fā)地來回踱步，耗時漫長，有一次羅素問他:“你到底在思考什么，邏輯還是自己的罪孽?”維特根斯坦的回答是:“兩者皆有。”陳嘉映先生對此的解讀是，這是個經(jīng)典的故事，而“哲學差不多就是把我們最隱晦的靈魂和最明晰的邏輯連在一起的努力”

同樣可以將“隱晦的靈魂”和“明晰的邏輯”連在一起的另一行當應該是法學———法官或者律師必須要以后者去揭示或照亮前者，呈現(xiàn)罪與罰的癥結抑或真相。我們知道，在成為一名小說家之前，艾瑪恰恰是一名法律專業(yè)人士，并曾打算以律師為業(yè)。我不知道這是否構成她偏愛維特根斯坦的緣由，但可以確定的是，法學背景的確賦予她的小說某種特別的質地，雖然近年來，艾瑪也一直在致力轉型和突破，不過無論是她選擇的素材本身還是處理素材的方式，依然深深印刻下法的印跡。具體而言，在艾瑪?shù)男≌f中，法律是一個必要的中介，鏈接出她對中國當下社會道德與法制多元性和復雜性的思考;同時，法律也意味著一種秩序———在主旨層面，它是思考的基礎，在文本層面，它是敘事的動力。而且，我們必須注意，與既有的罪案小說不同，艾瑪探討法律的重心并不在罪行本身，更無意給讀者復述還原兇殘的罪案現(xiàn)場，她始終關注的是法的正義和相關的體制、人性的關系。因此，反過來說，文學對于她的法律之思同樣具備一種中介的意義，借用美國致力于文學與法律關聯(lián)研究的學者維斯伯格的話，寫作是“以一種倫理的方式來了解法律的鮮活而可接受的媒介”。我想，艾瑪作為“70后”作家群體中后來居上的一位，其創(chuàng)作個性的關鍵即在于此吧。

下面，將從三個角度討論她因“法”之名的小說創(chuàng)作。

一、涔水鎮(zhèn)的恒常與擾動

和很多寫作者一樣，艾瑪?shù)男≌f創(chuàng)作緣起故鄉(xiāng)，她初期一再書寫的涔水鎮(zhèn)就是以她湖南澧縣老家的小鎮(zhèn)為背景。澧縣地處湘西常德，從文學淵源上看，艾瑪筆下的小鎮(zhèn)悲歡不由得讓人想起沈從文念茲在茲的湘西，這并非是一種慣性的附會，事實上，只要讀讀《米線店》、《浮生記》、《路上的涔水鎮(zhèn)》、《一只叫德順的狗》、《小強的六月天》、《癡娘》、《萬金尋師》等小說，艾瑪那些有關湯湯河水之上的“微賤而艱難”的浮生故事，與沈從文在湘西的一脈清波中領悟到的“卑微人生的平凡喜樂”是相當神似的。

比如最直觀的，在《小強的六月天》里，艾瑪著意寫了“河灘”一節(jié):在少年崔木元看來，河灘是涔水鎮(zhèn)最有意思的地方，在河灘上，所有的生與所有的死“一樣隆重，也一樣輕微”，崔木元看到一只被蛇吞吃的田鼠在短暫掙扎后溫順地服從了命運，看到紫蘇、薄荷和魚腥草在雜草叢生的地方兀自扎根，看到因孩子溺斃河中而悲哀然后沉默的父母，看到“生命的強悍與柔弱，沒有清晰的邊界”。在哥哥小強趕上“嚴打”被法辦之后，木元和母親也正是憑靠從河灘里獲得的這“別樣滋養(yǎng)”，洞悉到生活的奧義，堅韌是艱難的背面，舊人去，新米來，小鎮(zhèn)恒常如斯。就像沈從文在《我的教育》里寫到的，那前夜殺過人的河灘，隔天再去看時，路旁居然有灰藍顏色的野花，“很凄涼地與已凝結為黑色漿塊的血跡相對照”。

又如《浮生記》，出徒的少年在第一次殺豬時，細心地合上豬的雙眼，讓它雙眼里的潮濕和驚恐消失在他的手掌之下，那一刻，師傅毛屠夫看到了少年“刀一般的剛強和觀音一樣的慈悲”。就素材來看，《浮生記》寫的其實是一個父親意外遭遇礦難，孩子小小年紀就要承擔家庭重任的艱難求生的故事，但艾瑪繞開了那些有關苦難的老套敘事，她從素樸的鄉(xiāng)情入手，從少年倔強又善良的人性入手，在人生卑微瑣屑的一瞬捕捉到鄉(xiāng)土日常里不竭的熱情和悲愴。從父親打谷到少年新米，“其生若浮，其死若休”，在死亡和成長的交疊處，“浮生”的意義于焉顯現(xiàn)，它比悲情的底層故事有著遠為深邃和慈悲的境界。

(我們在她那些文字底下不時會觸探到一種批判性的質詢，這質詢指向的是對鄉(xiāng)土的恒常構成擾動的一種異質性的力量，具體說來便是由罪與罰帶來的暴力，以及鎮(zhèn)壓暴力的暴力)

不過，涔水鎮(zhèn)系列小說盡管抒情況味濃郁，某些段落甚至氤氳著一種牧歌情調，但與沈從文一樣，我們在她那些文字底下不時會觸探到一種批判性的質詢，這質詢指向的是對鄉(xiāng)土的恒常構成擾動的一種異質性的力量，具體說來便是由罪與罰帶來的暴力，以及鎮(zhèn)壓暴力的暴力。畢竟，構成《浮生記》和《小強六月天》敘事推動力的都是死亡，暴力在鄉(xiāng)土穩(wěn)定的秩序下撕開了一個口子，它或許能被精神的堅韌縫補起來，但在根本上，其攜帶的變量來勢洶洶，到了《萬金尋師》里，“村子里原先有三十戶人家，家家戶戶人丁興旺雞鳴狗吠。如今，剩下七八家，都是老的拖個小的。有點錢的人，走了。有點本事的人，走了。年輕點的，有一把力氣可以賣的，也走了。一場大雨過后，常常能聽到某處久無人居的房子轟然倒塌的聲音———出去的人連后路也懶得給自己留一條”———擾動終于壓垮了恒常，那從湯湯流水中獲得的人生教育被延宕或變更，沈從文當年的“杞憂”再一次被坐實，于是我們發(fā)現(xiàn)，涔水鎮(zhèn)慈悲的浮生故事越引人渴慕，其在時代巨變中的零落就越引人唏噓。而艾瑪法學出身的背景在這些鄉(xiāng)情小說里也第一次展現(xiàn)出來，因為她質詢的焦點便是被樸素的鄉(xiāng)情放大的法理與情理的交纏。

李敬澤在討論《一只叫得順的狗》時指出，艾瑪在這個小說中將人的生死轉化為狗的生死，從而把“死刑的正當性”這么一個宏大的具有爭議性的法學命題化解掉了，得順的壽終正寢象征性地中和了被逼販毒的女犯田曉楠的死刑帶給人心的蒼涼。但也正像李敬澤敏銳地洞察到的，艾瑪如此處理“把她帶向了一個她沒有料到的尖刻嘲諷:我們可以如何合于人性地安排狗，卻無法如何合于人性地安排人、安排自己”

二、“訴”的兩面與作為文學的裁決

所謂狗猶如此，人何以堪?這個小說貌似溫情的結尾實際帶來的是一個兩難的情境:艾瑪固然讓派出所所長王坪達放了得順一條生路，表面上的原因是得順懷了小狗，而真實的情由是他面對田曉楠死刑心生的不忍，但作為專業(yè)人士的艾瑪又知道，這種不忍的慈悲之心并不能在制度層面構成對奉法之名的“程序暴力”的制衡。因此，她以“狗生”對人生的轉喻在閱讀的情感效果上或許是化解和彌合，但在題旨上卻正好是背反的。

《路上的涔水鎮(zhèn)》幾乎是一篇與《一只叫得順的狗》同樣的小說，這個同樣當然不是指細節(jié)層面，而是說它也采取了“好人犯罪”這種情境化的手法來呈現(xiàn)法理與情感的悖謬，梁裁縫因為“破壞軍婚”而被死刑處決所引發(fā)的憐憫之情與田曉楠的死帶給讀者的感受何其相似!田曉楠對苦難家庭的盡責和梁裁縫的善良賦予小說強烈的情緒導向，也使對生命價值的思考獲得了戲劇化的加強，但艾瑪也再一次在這個極易寫成煽情倫理故事的情節(jié)框架中表達了她克制的情感和更深一步的理性思考，她點到為止，沒有對美德展開過多的辯護，而是彰顯出對人性和法律意志的深刻關懷。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路上的涔水鎮(zhèn)》采取了后來艾瑪一再使用的一種小說結構方式，即圍繞一個中心性的法與情的故事匹配另外幾個故事，在多線的交叉中，形成具有縱深和幅度的問題之網(wǎng)，以達到將情境化的問題本質化、普遍化的效果?！堵飞系匿顾?zhèn)》的時空跨越三十年，除了梁裁縫與李蘭珍和葉紅梅當年的三角情事之外，還有現(xiàn)實時態(tài)中敘述者“我”為一個因夫妻生活不和諧而堅決離婚的下崗女工打官司的事件，以及“我”與在法學界頗有影響的丈夫之間的溝通困境。梁裁縫、下崗女工與“我”之間那微妙的情感共振提醒我們:三十年來在鄉(xiāng)土現(xiàn)代化轉型中層出不窮的法制事件從一種擾動的力量變成了涔水鎮(zhèn)新的“恒?！?，而且漸漸也成為我們這個時代無遠弗屆的一種恒常。當意識到這一點時，也是艾瑪?shù)膶懽髯叱鲣顾?zhèn)的時候，她在《路上的涔水鎮(zhèn)》的開篇著意寫了這樣一句題記:“故鄉(xiāng)，我們開始和終結的地方?！本拖裥≌f中提到敘述者的丈夫參與撰寫的那本名為《中國社會，法律與正義》的書名所點出的，法律的關懷必將逾越出鄉(xiāng)愁的界面，而有更終極的指向。在那之后，故鄉(xiāng)再次在艾瑪?shù)墓P下出現(xiàn)時，不再是抒情定向明確的涔水鎮(zhèn)，而成為昭示每個人來路的托指。

理查德·A·波斯納在《法律與文學》一書中談到“作為法律文本的文學”時，以卡夫卡的《審判》為例指出，在德語和英語里，“審判”一詞既意味著法律程序又指個人危機，它隱含著公共理性與個體幽微之人性這兩個維度的考量，而卡夫卡《審判》的復雜和多義正在這里。有意思的是，在漢語中，有一個與英德語境中的“審判”類似的詞匯，那就是“訴”?！墩f文》曰:“訴，告也?！庇纱丝梢瓿觥霸V”的兩項基本語義，即訴訟與傾訴，前者指向法律程序，而后者往往關聯(lián)個人危機———艾瑪?shù)闹衅≌f《訴與何人》可堪琢磨的命意也恰恰在這里。

(文學的詩性和法律的正義之間可以形成有效的鏈接:文學雖然是柔軟的，但它有能力測度散布在道德罅隙里的人們隱蔽的正義感，并參與對公共理性的塑造)

《訴與何人》寫的依然是“好人蒙冤”，但相比涔水鎮(zhèn)系列，它對時代有著更寬闊的呈現(xiàn)，對文學所蘊含的詩性正義的思考，對知識分子私人道德與公共理性的思辨也更為深刻。小說首先是有關傾訴的故事:一個告別公眾已久、蟄居在某海濱風景區(qū)的老作家某一天收到了一封M女士寫給他的長信，在信中M女士向他傾述了與Z的交往和Z以命抗世的悲情遭際。此外，小說還設計了另一個傾訴的故事，即按摩女麗莎對老作家的傾訴。M寫信給老作家的原因是Z的故事很像老作家筆下一個小說人物的結局，“我不再愛這世界，世界對我亦然”。而麗莎對作家的傾訴，構成了作家暮年的安慰。老作家是這兩段傾訴的交集，但是此時的作家已經(jīng)與“那個心懷天下，悲天憫人”的年輕的自己作別甚久，早已失卻向公眾發(fā)聲的能力和影響。換言之，作為“傾訴”的“訴”在小說中始終處于極為狹小的空間，它激起了心靈的內(nèi)爆，卻也凸顯了并無多少人可“訴”的孤獨情境。

在由M的講述所展開的Z的故事里，作為“訴訟”與“控訴”的“訴”構成了小說更內(nèi)在的部分。Z的死交織著跟法外之徒玉石俱焚的死磕，也有對自己迫不得已的失格之舉的苛責，總之，他雖以自殺的方式完成了對時代的指控，然而在現(xiàn)實法理中，他的畏罪自殺本身又是被法律控訴的罪行。Z從志存高遠的法律從業(yè)者到不得已而隨波逐流的官員，這是一個精神內(nèi)核不斷損耗的過程，而這個過程老作家經(jīng)歷過，他筆下的國王經(jīng)歷過。小說之所以采用這樣一種敘述結構，恰恰是為了在三者之間建立一個命運攸關的聯(lián)系。從這個層面上講，作為控訴的“訴”的對象是具有公共性的，到底“訴與何人”?我們每個人怕都概莫能外。美國另一位研究文學與法律關系的學者努斯鮑姆寫有《詩性正義》一書，她認為，文學的詩性和法律的正義之間可以形成有效的鏈接:文學雖然是柔軟的，但它有能力測度散布在道德罅隙里的人們隱蔽的正義感，并參與對公共理性的塑造。以此為基礎，努斯鮑姆提出自己對小說閱讀的期許:“小說閱讀是一種對人類價值觀的生動提醒，是一種使我們成為更完整人類的評價性能力的實踐?！苯栌眠@個說法，在《訴與何人》中，還存在第三個層面的“訴”，即小說文本作為訴狀，提供了文學的仲裁:Z以對程序正義的逾越換取了實體正義的復歸，又以死救贖自己的罪，他是一個特別的犯人，就像魯迅說過的:“凡是人的靈魂的偉大的審問者，同時也一定是偉大的犯人。審問者在堂上舉劾著他的惡，犯人在階下陳述他自己的善;審問者在靈魂中揭發(fā)污穢，犯人在所揭發(fā)的污穢中闡明那埋藏的光耀。這樣，就顯示出靈魂的深。”艾瑪在“訴”這個題旨之下，讓小說本身成為人之靈魂的審判者。

在另一部中篇《初雪》中，艾瑪塑造了一個和Z類似的偉大的審問者兼犯人的形象?！冻跹返臄⑹稣呤悄炒髮W訴訟法教研室的榮休教授，一位年輕后輩的到來引起他的回憶，小說接下來以第一人稱的傾述口吻向讀者坦陳自己隱秘的靈魂，而傾訴的過程也是法學教授控訴自我和救贖自我的過程，原來他在“文革”前傷害過一位法學前輩，而自己在“文革”中也遭到了同樣的迫害。在這樣一個類似傷痕文學的情節(jié)框架之下，小說密集出現(xiàn)各種法律知識、概念和相關爭鳴，如關于法的階級性和繼承性問題，關于前蘇聯(lián)檢察長安德烈·維辛斯基反對抽象正義的討論，關于邊區(qū)的“馬錫五審判”等等，這些法律元素的介入，除了契合人物身份之外，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即因為有“法”，法學教授對自己在“極左”歲月里荒唐做派和其后的荒誕遭際的反思才沒有被輕易地歸因于道德共名化的歷史決定論，就像小說引用的一句話:“‘法是人世和神世的學問?！チ诉@學問，人們要么成為愚民，要么成為暴民?！毙≌f中，被法學教授迫害的前輩是以法學家楊兆龍為原型塑造的，而他翻譯《人權宣言》和《聯(lián)合國憲章》的“本事”在小說里也特意被標舉出來，因為正是他憑靠道德和法的正義與荒謬時代的精神對質，才更深刻地換來敘述者也就是法學教授對踐踏法之本質的權力話語之脅迫力量的體認，這促成了他從審判者到罪人的身份轉變，也促成了其自我真正的新生。

在《訴與何人》中，M說過一句話:“法律是一個世界，而生活曲徑通幽，是另外一個世界。”對于常人而言，法理邏輯和情感邏輯的二分是一個相對外在事情，但是對法律從業(yè)者而言，法理邏輯和情感邏輯的區(qū)分要麻煩得多。我們注意到，以《初雪》為代表，艾瑪不少小說的主人公都被設置成法學專業(yè)的律師或大學教授，如《白日夢》、《在金角灣談起故鄉(xiāng)》、《萬象有痕》等等，這當然出于情節(jié)和敘事自洽的考慮，但更重要的，我以為是，艾瑪希望在法律與情感的對峙中完成一種艱難的嚙合，用更具人文關懷的立場彌合法理和情理的二分:因為對于法律事件，法學教授往往有介于旁觀者和介入者這二者間的身份游動性。努斯鮑姆在討論“詩性正義”時，認為正義的裁判者首先應該是一個“明智的旁觀者”，而“明智的旁觀者這一設計的首要目標就是，篩選以自身為中心的那部分憤怒、恐懼以及其他情感”，因為只有這樣才能提供一種類似司法中立的裁判，當然，這種中立“不是一種和冷漠的普遍性相連的中立性，而是一種和豐富的歷史具體性相連的中立性;不是和準科學的抽象性相連，而是和一種人類世界觀相連”

三、人性的“回響”：寒涼抑或體諒

艾瑪筆下的法學教授的艱難之處在于，專業(yè)素養(yǎng)讓他們知道應嚴守一個“明智的旁觀者”的立場，關注事件，而不是卷入事件，只有如此才能保證其在判別時不從自身利害出發(fā)，可現(xiàn)實往往又讓他們深陷其中，因此，他們不得不攜帶著巨量的個人的“憤怒、恐懼以及其他情感”來做一名“旁觀者”，法律世界和現(xiàn)實世界糾纏成了一個世界，這是多么的吊詭!而正是這種吊詭讓艾瑪?shù)男≌f產(chǎn)生了巨大的張力，這是她的不忍，也是她的“殘忍”。

在艾瑪目前唯一的長篇《四季錄》中，她更是以總其成的方式再次展現(xiàn)了這個巨大的悖論世界，也凸顯了她以文學思考罪案、正義和正當性的深刻關懷。最直觀地評價，《四季錄》是一部有擔當?shù)男≌f，它以呼格案和聶樹斌案為原型，以國家在制度層面廢除死囚犯的器官移植為背景，顯示出強勁的介入現(xiàn)實的寫作立場。但是《四季錄》又與常見的從社會熱點提煉素材的小說有著根本的不同，因為小說的重心并不在冤案本身，在小說中袁寶的冤死是投向湖心的那顆石頭，艾瑪所要呈現(xiàn)的則是它蕩起的難以平復的巨大漣漪。在相關的創(chuàng)作談中，艾瑪表示過，在寫作的初起，她最確定的是小說中的“兩三個主要的人物，一定是知識分子，他們對生活的思考要多于常人”，這其實已經(jīng)預設了小說的人文立場。木蓮和羅浩兩位法學教授因為背負良心之罪而婚姻解體，羅浩避走異國他鄉(xiāng)，木蓮則一人勇毅地為改變死刑犯人器官移植的問題四處奔走。二人的失義與正義、自哀與自勵，兩相對照，亦如“審判”或“訴”詞義的兩面，真是寫出了一種心靈的景深。

2017年在《收獲》發(fā)表的短篇《白耳夜鷺》是艾瑪創(chuàng)作中一部重要的作品，昭示了她近年來寫作的轉向，也給她帶來了全國性的聲譽。不過，若熟悉艾瑪?shù)膭?chuàng)作，這種轉向其實大約是從2014年開始的，她這一年發(fā)表的《歧途》、《白鴨》等與《白耳夜鷺》的構思都有類似之處，包括稍后的《四季錄》也是如此。在關于《白耳夜鷺》的創(chuàng)作談《一點題外話》中，艾瑪這樣寫道:“希羅多德在《歷史》中提到了關于導致希波戰(zhàn)爭的兩種說法，他說:‘這兩種說法，哪一種合乎事實，我不想去論述?！P心的是另外的東西，我也是。”而在2014年的一則創(chuàng)作談中，她更清楚地表達了類似的意思:“我們所知的，我們能看到，也能聽到，但是我們所見、所聞的，就代表了我們正經(jīng)歷的一切嗎?我們的觀察力是否足夠強大，強大到能洞穿現(xiàn)實生活的塵囂，去發(fā)現(xiàn)那更為珍貴的回響?”這透露出她力圖在更幽微的一個層面上觀照人心，那就是每個人都有隱衷，那些無法對外人言說的生命秘密往往關聯(lián)著一個人最根本的人性，關乎罪念和對罪念的滌除，關乎救贖和救贖的無力。艾瑪好像從一個思索者變成了觀察者，雖然她也寫了《萬象有痕》等與前期很相似的作品，但在更多的新作中，那些能對罪與罰的事實和本質作出討論的有著出色法學背景的人物消隱了，代之以生活中無數(shù)凡庸的人，尤其是她所生活的城市青島附近的漁村和小鎮(zhèn)上的眾生，他們循規(guī)蹈矩地生活在意義持續(xù)退卻的世界，他們通常消沉，甘于僻遠，盡量減少與外界的交道，對過去的一切守口如瓶。但在艾瑪?shù)挠^察之下，那些隱忍的背后俯藏著巨大的生命情感和細節(jié)，而這也表征了人們一種普遍的心靈狀態(tài)，不需要一名法官裁判，他們無時不刻都在進行自我的審判與抗辯。與之匹配的是，艾瑪在這些作品中顯示了敘事上的控制力，她一面構造懸疑，一面延宕真相，一面寫過往的寒涼，一面寫現(xiàn)世的體諒，在顯與隱的辯證里，引導讀者去思考生活的面目之后那些“另外的東西”。

(艾瑪在這些作品中顯示了敘事上的控制力，她一面構造懸疑，一面延宕真相，一面寫過往的寒涼，一面寫現(xiàn)世的體諒，在顯與隱的辯證里，引導讀者去思考生活的面目之后那些“另外的東西”)

《白鴨》包括上下兩部分:上部分寫的是與圣上交好的通判到某地赴任，發(fā)現(xiàn)當?shù)卣ㄈ撕偷谋澈髮崉t“白鴨”之事盛行。所謂“白鴨”，指的是富家子弟若犯了命案之類的重罪，可以出巨資找貧家兒女抵罪。通判將一樁事涉白鴨的案件發(fā)回重審，卻遇到空前阻力。在愛妾的提醒下，通判明白了民間隱形的“法外公平”自有它存在的因由。通判的斷案會讓我們想起吳思先生談到的，何以“當事人將正式規(guī)則的代表屏蔽于局部互動之外”而遵從潛規(guī)則，艾瑪則借此進一步思考，通判糾結于真相的所為是否真有意義，這一點結合小說的下半部分來看就更清楚不過:兩個有著“長期的孤獨生活所滋生的抑郁而冷漠的氣味”的男女走到一起，他們各自背負生命的秘密卻并不試圖追問對方前半生的遭際。男人事實上是一個當代“白鴨”，當他發(fā)現(xiàn)自己所替代的真兇生活境遇比他還要不堪時，才忽然曉悟，雇白鴨者又何嘗不是向生活做抵押的“白鴨”呢?艾瑪并非對法與真實不信———她說過:“我深信，完善的法律與公正的制度必將把我們的生活引領向更美更好的去處”———但《白鴨》確實提供了在某種意義上溢出法律理性標準的思考。

《白耳夜鷺》庶幾類似。所有讀過這篇小說的讀者，第一反應恐怕是要搞清楚那個敘述者、來自C城的男人是否就是殺害木歌的兇手，他又為何可以逃脫法網(wǎng)。但是艾瑪?shù)闹匦牟⒉辉谶@里:男人免于刑罰，卻如被傳滅絕的白耳夜鷺一般孤懸異鄉(xiāng);木歌母親對男人母親的侮辱，讓他的行動獲得一種民間式的豁免權;男人小心翼翼地逃避罪責，又深受罪感的心靈責罰。所有這一切纏繞在一則很短的小說里，艾瑪既規(guī)避了簡單的道德判斷，也規(guī)避了嚴正的法律判斷。我個人以為，也是這一點，說明艾瑪在堅持努斯鮑姆的“詩性正義”同時亦有自己的思考。努斯鮑姆指出，一個優(yōu)秀的法官除了法學的知識外，還必須有對人性的包容的能力，并且能與對審判的對象建立一種共情式的理解，否則他的公正將是僵硬的，正義也是盲目的。而艾瑪?shù)男≌f所呈現(xiàn)的則是，人性中有不可戒除的罪念，罪念未必導致真正的罪行，而真正的罪行未必一定受到法律的刑罰，但心靈對正義的訴求會讓人問訊自己、糾正自己、懺悔自己、消隱自己。所以，與法律的審判相比，心靈的自審也同樣重要。

還有，艾瑪對人的失義的理解是深刻且開闊的，人們的罪感未必來自自身，還可能來自特別的遭際。比如，她的中篇《夾叉》即將現(xiàn)實的畸變與戰(zhàn)爭的創(chuàng)傷纏繞在一起，塑造了一個善良而甘于自我施刑的女性，拷問每一個良心未泯的人如何面對生命里的殘酷。金文玲是參與過對越自衛(wèi)反擊戰(zhàn)的救護女兵，因為在裝殮組目睹了太多的死亡，復員后她一直無法擺脫深重的負罪感，認為自己不配“享受”活著的“好處”。她主動放棄傷殘補助，甘愿下崗成了一個“耳朵不好用，嘴巴也不好用，光知道干活”的鄉(xiāng)下園丁，默默忍受來自丈夫的家暴，一直到死去。題目“夾叉”是指一種炮兵射擊時逐漸逼近目標的射擊方法，在小說中，“夾叉”則意味著從戰(zhàn)場上下來的老兵要不斷逼近生命意義的真相。金文玲“這么多年來一直呆在那個炸聾她一只耳朵的彈坑里”，獨自承擔本不該她承擔的重負，小說由此透射的戰(zhàn)爭反思非常犀利，也是令人尊重的。

努斯鮑姆在闡釋文學的裁判時，引用了惠特曼評價詩人們時說過的話:“他不像法官那樣裁判，而是像陽光傾注到每一個無助者的周圍?！卑斀鼇淼淖髌芬彩侨绱恕Ｋ恢痹趪L試拓寬自己的寫作素材，甚至嘗試創(chuàng)作了《芥子客?！?、《棄園》、《秘境》這種武俠風味的小說，不過這些另辟蹊徑的作品依然有著艾瑪獨特的關懷，依然是在人生隱伏的情節(jié)里洞察內(nèi)心，在生活的一隅寫出人性深不可測的部分，并堅持用同輩作家中罕有的人文意識和法的思考對此做出照拂，努力實踐著她“像巴特那樣投入生活，像加繆那樣投入寫作”的文學觀。

(人性中有不可戒除的罪念，罪念未必導致真正的罪行，而真正的罪行未必一定受到法律的刑罰，但心靈對正義的訴求會讓人問訊自己、糾正自己、懺悔自己、消隱自己。所以，與法律的審判相比，心靈的自審也同樣重要)

注釋：

1 陳嘉映主編:《維特根斯坦讀本導言》,第2頁,新世界出版社2010年版。

2 李敬澤:《內(nèi)在性的難局——2011年短篇小說序》,《小說評論》2012年第2期。

3 瑪莎·努斯鮑姆:《詩性正義:文學想象與公共生活》,第112、120頁,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

4 艾瑪:《另外那兩個奧蘭人》,《廣州文藝》2020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