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現(xiàn)代文學史上，作家與作家、流派與流派之間經(jīng)常出現(xiàn)或大或小的爭論。從“文學革命”開始，新舊文學之爭、“海派”與“京派”之爭、“兩個口號”之爭、“魯迅風”論爭、關(guān)于“寫作與批評問題”的論爭等大大小小的幾十次爭論使現(xiàn)代文學呈現(xiàn)異彩紛呈的景象，也能使我們更加全面梳理作家個人的思想軌跡和現(xiàn)代文學發(fā)展的脈絡(luò)。

下面提及的兩位小說家及他們之間的文學之爭，在現(xiàn)代文學史上并沒有引起多大矚目，涉及的也不是文學發(fā)展史上關(guān)鍵的總體性論爭，但是可以窺見新文學作家內(nèi)部對文學理念與創(chuàng)作方法的不同理解和認識。

二

蘆焚后來主要用的筆名是師陀，本名王長簡。1932年1月，他首次使用“蘆焚”筆名，在丁玲主編的《北斗》雜志上發(fā)表短篇小說《請愿正篇》。從1932年發(fā)表作品至1937年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前，在《文學》《文學月刊》《文學季刊》等刊物和《大公報·文藝》《申報·自由談》等報紙副刊上，他發(fā)表了一批以鄉(xiāng)土文學為主、藝術(shù)風格較為獨特的短篇小說和散文，出版了小說集《谷》《里門拾記》《落日光》和散文集《黃花苔》。

巴人是王任叔最常用的筆名，另有屈軼、趙冷等多個筆名，1922年10月加入文學研究會。巴人是以詩集《情詩》登上文壇的，但文學創(chuàng)作最有成就的是小說和雜文。從1922年8月發(fā)表第一篇小說《母親》開始，到1926年6月，他發(fā)表了16篇小說，其中《疲憊者》《殉》等小說被茅盾收入《小說月報》雜志編輯出版的《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一集》。在上世紀三十年代，他被魯迅稱為“左翼短篇小說家”，以鄉(xiāng)土小說站立文壇。從1926年至1940年，他出版了多部鄉(xiāng)土小說集，如《監(jiān)獄》《破屋》《殉》等。此外，他還創(chuàng)作了許多諷刺小說，有《證章》《姜尚公老爺列傳》《阿貴流浪記》等。

兩位小說家的文字論爭是這樣開始的。1937年8月1日，《文學》雜志第九卷第二期出版，上面刊登了署名王任叔的《評〈谷〉及其他》。王任叔認為：“蘆焚先生曾一度徘徊過人生的鬧市，也看到過若干時代的風貌，聽過悲泣與哀號，碰過陰險與狡詐，在他淺灰色的衣衫上，也留下過小小的血跡。這里是《谷》《金子》《鳥》《頭》《雨落篇》。”但“他生就一副潔癖”，“他要找片靈魂的安寧土，向渺茫的去處長征；他在這征程中，又時時碰到那些勞役的牛羊和受傷的兔子，他無意的瞧著，心里略有感動；也就無意的寫下。但又震懾于原始的自然力，將素樸的懷念與現(xiàn)實的低微的酸楚，釀成了自醉的美酒，自己吮飲著?！薄芭腔策^人生的鬧市”“聽過悲泣與哀號”的蘆焚，寫了那么多的優(yōu)秀小說，居然遠離社會，漠視人生。他的作品描寫的居然是遙遠的時代。這是王任叔的總體印象：“使人沉醉了——我忘卻了我所處的艱苦的時代?！边@種創(chuàng)作與巴人對鄉(xiāng)土作品的認識有極大地差異，于是乎才有了上面的話語。

在接下來的文字里，王任叔繼續(xù)批評蘆焚的“獲獎大作”?！霸娨鈱r代的風貌模糊了?！薄皩r代一一變成化石，任他跌翻著過去，他與時代無關(guān)，時代更不能影響他，出去時是那么一顆感傷的心，回來時卻還是一顆感傷的心。十年挨過了如此，二十年挨過了也還如此?！薄白髡甙褧r代的界限，劃在太過古舊的年月上，把社會的機構(gòu)，設(shè)想的太過單純了。”

那么，蘆焚作品里究竟承載著怎樣的內(nèi)容呢？

“在這社會里充塞得滿滿的，是山與水，云霞與陽光，繁星與明月，花草和蟲鳴；人只同蟲鳥平分一個位子；不，有時還要渺小，渺小得如一個不可分割的微菌，而人類能力的薄弱，卻連一粒微菌都不如。”這還是王任叔的說法，“我們的作者，是詩人，是名士，較多的是想象；唯自然地色彩，能點綴他想象的美麗?！?/span>

王任叔還認為“人物飄出了現(xiàn)實的世界，歸結(jié)到良心的苛責。若說這人物是真的，那也是‘詩的’，且屬于老遠的年代?！边@樣的評論，還是沒離開社會時代的意義?！俺聊缬谙胂蟮难捕Y，熱愛著原始的反抗，有他純樸可愛的心，卻大意地拋撇了時代——時代如同一顆渾圓的珠，任意在手里玩弄，任意拋了出去——沒有階級的仇恨，只有冷眼不著邊際的嗤笑。……”

因為文學立場的不同，文學創(chuàng)作立足點的差異，審美認知與審美價值的喜好，王任叔的評價或許有一定的偏見。但是結(jié)合1937年8月前后的社會情形，王任叔的評價確有一定的現(xiàn)實意義。

其實，在王任叔的文章發(fā)表之前，朱光潛主編的《文學雜志》第一卷第二期（1937.06.01）上刊登了李健吾的《讀〈里門拾記〉》（署名“劉西渭”），文中指出：“詩意是他的第一個特征”、“諷刺是蘆焚先生的第二個特征”?！霸娛撬囊嘛?，諷刺是他的皮肉。而人類的同情者，這基本的基本，才是他的心?！弊鳛椤熬┡伞迸u家的李健吾指出了蘆焚筆下的鄉(xiāng)村世界是“一灘灘的大小坑，里面烏爛一團的不是泥，不是水，而是血，肉，無數(shù)苦男苦女的汗淚”，“這是活脫脫的現(xiàn)實，那樣真實”。這種著眼于現(xiàn)實社會與人生思考的評論，當年的蘆焚看來也不滿意。在同年8月6日的《〈野鳥集〉前言》中，蘆焚說：“近來有一位批評家，忽然注意我，說是我的小說的特質(zhì)之一是諷刺了。對于這種看法，我不大明白，那大概是因為其中帶的有刺罷。然而這種看法，我以為也只是一種看法，不能作定論的，因為我并不善于諷刺，也不特別喜歡，只是有時的確忍耐不住?！苯又终f：“我不清楚中國的批評家怎樣，中國的批評家的胃口，的確是很窄的，一看見自己不順眼的東西就覺得不舒服，因為有刺，教訓也就跟著來了，說是以后能夠心平氣和為好。”“雖然并不特別喜歡諷刺，然而也惹出麻煩來了?！薄霸掚m如此，我的小說可依舊寫的不好……從生活中既沒有新的發(fā)現(xiàn)，說到思想，也沒有獨創(chuàng)的見解……也并非存心要揖讓謙遜，實際是對于自己的手藝，從來就不覺得有什么地方能夠滿意起來”。這種自謙文字，即使只是發(fā)一下牢騷，表達一下自己的文學觀，也是蘆焚心底的有意之語。蘆焚所說的“一位批評家”就是李健吾。

另外，在王任叔發(fā)表《評〈谷〉及其他》的同一天，《文學雜志》第一卷第四期上刊登了朱光潛的《〈谷〉和〈落日光〉》（署名“孟實”）。朱文指出：“每個作者都有他自己的一條路”?！八睦硐霐巢贿^冷酷無情的事實，于是他的同情轉(zhuǎn)為忿恨與諷刺。他并不是一位善于諷刺者，他離不開那股鄉(xiāng)下人的老實本分。”

可以看到的是，蘆焚之文與李健吾的評論相差兩個月之久。

三

在 《〈江湖集〉編后記》（1938.07.25）中，蘆焚故意提到巴人?！皩⒏遄泳幫曛螅约河X得已無話可說，并不覺得’已經(jīng)對得起讀者’，能如曾發(fā)過《告親友書》的小說家兼批評家的王任叔先生似的自豪，而且連要寫這后記的心思也沒有了?！边@時，距離巴人的評論文章已經(jīng)近一年，蘆焚還是記憶猶新。

1947年7月24日，蘆焚在寫作《致“蘆焚”先生們》時提到，“我要改筆名的第一個原因是蘆焚兩個字怪，我則是平凡而又平凡的人，兩面拉在一塊不合適?！薄疤J焚”二字是英語“ruffian”（暴徒）的音譯，蘆焚先生覺得這“兩個字怪”，改名為“師陀”無妨，這并不是主要原因。還是在《致“蘆焚”先生們》中，蘆焚說：“從民國二十年起，至去年為止，十五年間我曾用蘆焚二字作為筆名，寫了不少壞稿子，老朋友們至今還這樣稱呼我?！钡歉鞯赜幸恍┤嗣坝谩疤J焚”之名發(fā)表了一些“壞稿子”，“到底是漢奸的‘蘆焚’，抗戰(zhàn)的‘蘆焚’，或ⅩⅩ的‘蘆焚’”，不得而知?！笆掳颂栆院螅以鴮⑦@塊招牌收起”。在《 〈 蘆焚散文選集 〉 序言》（1980.05.20）中，師陀說：“改用現(xiàn)在的筆名主要原因是有幾個人曾冒用‘蘆焚’這個筆名發(fā)表文章”。甚至“有人冒充蘆焚，在某地火車站——可能就是上?；疖囌荆匆弦粋€青年婦女，并蹂躪了她?！薄拔覠o從斷定這個流氓‘蘆焚’是漢奸的‘蘆焚’，還是‘可能是’特務(wù)的‘蘆焚’，或者是另外的‘蘆焚’，因為當時的社會是很復雜的?！痹瓉?，這才是蘆焚改名的最重要的原因。

至于說巴人的批評也是改名的原因，蘆焚確實有點借“改”發(fā)揮了。王任叔并沒有把蘆焚歸入“某‘派’某‘派’”，也沒有“不把人當人”，只是指出蘆焚與沈從文先生的文風很相似。

“我有時，卻還在這里見到我們的沈從文先生，然而，少一點單純和素樸，多一份穩(wěn)重和老成?！薄拔覀兊淖髡撸谶@里，正同沈從文先生一樣，這般地處理他筆下的人物。”“然而，我們卻仍舊不能不嘆息！ 是沈從文先生的手臂，長在作者的身上了?！?/p>

這種把蘆焚看成沈從文翻版的說法，李健吾在《讀〈里門拾記〉》里也說過。

“這一點共同的命運，這種永生的人類的同情，把《南行記》、《湘行散記》和《里門拾記》挽在一起，證明我們的作家有一個相同的光榮起點：無論遠在云南，鄙在湘西，或者在破了產(chǎn)的內(nèi)地?！?/span>

蘆焚之所以如此發(fā)表心中的怨憤，是想澄清自己與“京派”無任何關(guān)系，作自己的文章，不讓他人去說。但是，在“京派”與“海派”的論爭中，蘆焚陷身其中，大作《“京派”與“海派”》刊登在1934年2月10日的《大公報》上。文中有一句，“據(jù)歷次的經(jīng)驗，這筆戰(zhàn)開不了的，因為絕沒有人自居’海派’。自稱‘京派’的也許有人。”即使有小說被收入到林徽因編輯的《大公報小說選》，蘆焚真不想和什么“京派”有關(guān)聯(lián)，難怪對李健吾、王任叔多次聲明。

從海外返回國內(nèi)的巴人應(yīng)該讀了蘆焚的《致“蘆焚”先生們》這篇文章，在1949年9月2日“識于北京”的《〈文學初步〉再版后記》中，他說了說“寫作這一小冊子時的工作環(huán)境”，并說：“我在《文學讀本》（由《常識以下》修改補充而來）上曾批評過那時抗日文藝之逃逸階級立場，……上海文藝界是比較更注意繼承魯迅的革命文藝的傳統(tǒng)，所以在其反漢奸的斗爭中，同時也和國民黨‘民族至上’主義文學展開了斗爭。我自己著實也被后來終于做特務(wù)漢奸作家的張ⅩⅩ、周ⅩⅩ狠狠地刺了不少槍，更還有蘆焚其人，大搖大擺向我括了不少次耳光。我是默默地受下，不很公開回嘴的?！贿^，那時上海之為孤島也明矣?！薄澳厥芟隆钡陌腿?，當時是“魯迅風”雜文的堅決捍衛(wèi)者。

時隔十二年之久，又經(jīng)歷了海外的波折與磨難，巴人提及的必定是深記于心的。不過，這是巴人文字中最后一次提到蘆焚。在以“師陀”為筆名撰寫的《〈蘆焚散文選集〉序言》（江蘇人民出版社1981年1月版《蘆焚散文選集》）一文中說：“我改用現(xiàn)在的筆名……其中有涉及王任叔同志的部分，因為是次要的，非原則的，他本人又……遭到迫害，對于他的死，我很惋惜，也很同情，所以全部刪去了?！睆倪@幾句話中可見，年青的蘆焚改名提及王任叔的部分真有意氣之爭的嫌疑。經(jīng)歷了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師陀也看淡了名利得失，看清了是非美丑，才有了這些誠懇的流露。

四

師陀曾說：“在文學上我反對遵從任何流派（我所以要說出來，因為這大概是我說這種話的第一次也是最末一次），我認為一個人如果從事文學工作，他的人物不在能否增長完成一種流派或方法，而是利用各種方法完成自己，或者說達成寫作目的?！易灾且粋€淺薄人，不配談什么文學。很久以前我知道有浪漫派，寫實派，古典派……這些派別使我越想越不懂——古典派要制造方面包，寫實派要制造圓的，象征派要制造加香料的，未來派要制造放了胡椒的，在他們的時候，除了方法還有一種思想，但是他們的方法在我們這時候有什么意思？ 如果單單是一種方法，我們要它何用，文學并不是小玩藝，我們這時候是要應(yīng)用一切適合我們的，一如過去一切時代的前人。”（《〈馬蘭〉成書后錄》，《文藝雜志》1943年3月15日）這是師陀的肺腑之言。他的確是從來都沒想到融入任何流派的，即使他寫過《“京派”與“海派”》，他還是認為他是“自我派”的。

1980年6月5日，應(yīng)香港劉以鬯先生的邀約，師陀寫了《〈噩夢集〉序言》，這篇文章距《〈蘆焚散文選集〉序言》補充稿僅僅半月，是為《噩夢集》（1980年9月香港文學研究社出版）一書出版而寫的。在此文中，師陀先生又一次提及改名的原因時就沒有提及王任叔的批評文字，反而像是在反思自己的文學創(chuàng)作?！拔覐?931年開始學習寫作，至今學習50年，自認是魯迅所說的‘空頭文學家’，文壇上的混混。50年中寫的東西，寫的時候自己是滿意的，等一變成鉛字，就只見毛病百出，無一是處。過去有個口頭禪，叫做‘文章是自己的好’什么的?！沂乔『孟喾?，‘文章是人家的好’。或者以為我故作矯飾，我認為人貴在誠實，作家更應(yīng)該如此?！焙髞硭终f“我沒有自己的風格。很想建立自己的風格，摸索了五十年，直到今天不曾摸索出來?！保ā丁刺J焚散文選集〉序言》）

隔著近半個世紀的時光往回看，1937年的文學爭論又算得了什么?！百F在誠實”的師陀說出了“誠實”的話。即使是被巴人稱為“最完美的一篇杰作”的《牧歌》，師陀說：“說它是象征主義的可能勉強，說它是浪漫主義的也許比較恰當，其實它倒是現(xiàn)實主義的，至少它反映了當時的現(xiàn)實。”（《〈噩夢集〉序言》）“《牧歌》采用了浪漫派手法，但總的來說，它們是現(xiàn)實主義的，同情被壓迫者和革命者?！保ā稁熗诱勛约旱纳脚c創(chuàng)作》1982.05.24）這與巴人《評論〈谷〉及其他》的出發(fā)點完全一致。作家要立足于現(xiàn)實，才能記住并理解“一件作品的好壞決定于它反映的那個社會的深度”（《談〈結(jié)婚〉的寫作過程》）。這成為了蘆焚與巴人的共同認識。

兩位年輕小說家的文字論爭，折射出那個時代作家之間文學理念的不同。如果巴人能夠活到上世紀八十年代，面對師陀老人“誠實”的文字，會有怎樣更為“誠實”的話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