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從文《文學者的態(tài)度》一文被視為點燃“京海之爭”的導火索，長期以來，對其文學史意義的關注或多或少遮蔽了對其文學價值的還原。沈從文在同一時期的多篇文章、序言中反復提及“誠實”“虛心”“忍耐”“刻苦”等文學創(chuàng)作的態(tài)度與品質(zhì)，從不同角度構成對“文學者態(tài)度”的補充及強化。而沈從文與青年的關系為我們重新審視“文學者態(tài)度”提供了一個有效視角——“青年”的崛起包含著“代際”傳承的意味。沈從文是在“五四”影響下成長起來的青年一代，在走向成熟后又影響到新一代青年。他與青年間的師承關系緣起于前輩作家對他無微不至的關心和不遺余力的扶持，熟稔于編輯、創(chuàng)作、生活和教學等主體經(jīng)驗的不斷累積，最終融入“文學者態(tài)度”的倡導與傳承。

一、“情感”的接續(xù)

沈從文在教學和編刊過程中多與青年互動交往，形成了頗為親密的關系。卞之琳曾在回憶中說：“從文晚年仍關心和寄希望于文藝青年”，“從30年代初就開始一貫熱心扶植文藝青年，不論在分內(nèi)(例如在教室內(nèi))在分外(例如在編輯外)，一樣認真。在他直接間接嚴格要求的扶植下茁壯成長了不少有成就的作家”1。這種交往既源于工作需要，也離不開他自身的成長經(jīng)歷和情感體驗。

沈從文的“從文”之路頗多坎坷，自1923年來到北京，先是求學未果，又因陳渠珍在湘西失勢，失去了經(jīng)濟來源，而比生活無依更讓人痛苦的，是在創(chuàng)作上無人賞識。從四處投稿不得刊用，到逐步在文壇站穩(wěn)腳跟，沈從文得以成名，離不開前輩作家學者的提攜與扶持，而他與青年之間的交往就是將自己收獲的師友情誼傳遞下去，因此更像對自我成長之路的一種復現(xiàn)。

1936年，沈從文在出版《從文小說習作選》時寫了一篇序言，當中提到了幾個值得記憶和感謝的人，即徐志摩、胡適、林宰平、郁達夫、陳源和楊振聲。他說“這十年來沒有他們對我種種的幫助和鼓勵，這集子里的作品不會產(chǎn)生，不會存在”，并特別感謝徐志摩，“你們看完了這本書，如果能夠從這些作品里得到一點力量，或一點喜悅，把書掩上時，盼望對那不幸早死的詩人表示敬意和感謝，從他那兒我接了一個火你得到的溫暖原是他的” 2。這部文集、這篇序言是沈從文對自己從事文學創(chuàng)作第一個十年的總結(jié)和紀念?；厥走^往，沈從文褪去了初至北京和初登文壇的青澀，無驕傲也無自卑地剖析著自己“鄉(xiāng)下人”的性情，滿懷感激地追念著從亦師亦友的諸多前輩那里收獲的幫助和鼓勵。這些幫助和鼓勵包括很多方面：

首先是經(jīng)濟上的援助。在失去陳渠珍的資助后，沈從文面臨的緊要難題便是生計問題。1925 年，沈從文在《晨報副刊》上發(fā)表《遙夜》一文，引起學者林宰平的關注。林宰平誤以為他是一名頹喪憤世的大學生，由此指責北京大學生自命不凡而忘卻了對社會的責任，放任自己沉迷于飲食、戀愛等不良風氣——“《遙夜》全文俱佳實在能夠感動人。然而凄清，頹喪，無聊，失望，煩惱，這是人類什么生活呢" 3，對《遙夜》消極的生活態(tài)度表示不解，并進一步表達了對大學教育的批評與大學生頹廢生活的痛惜。面對這樣的誤解和指責，沈從文在《致唯剛先生》一文中予以回應。他說，自己不是大學生，甚至連中學生都不是，“至于我這種求生不得，在生活磨石齒輪下掙扎著的人呢？除了狂歌痛哭之余，做一點夢，說幾句囈語來安置自己空虛渺茫的心外，實在找不出人類夸大幸福美滿的夢來了！” 4 沈從文只身一人漂泊在北京，每日撰文投稿最直接的目的是換取生存的錢糧，故而態(tài)度頹喪，頗多負氣與抱怨。林宰平讀后主動找到沈從文， 并托梁啟超出面，請熊希齡為沈從文找一份工作5。在林宰平和梁啟超的努力下，沈從文到香山慈幼院擔任圖書館辦事員， 生計問題得以解決。

此外是對文學創(chuàng)作的賞識。在傳媒日益發(fā)達的現(xiàn)代社會，報紙雜志逐漸成為文化權力的象征，籍籍無名的青年作家很難得到發(fā)表文章的機會，若在此時能夠獲得知名作家的賞識，不僅是一種巨大的鼓舞，而且更容易在今后的創(chuàng)作中收獲認同與發(fā)展的機會。沈從文多次表示自己的作品是經(jīng)由徐志摩推薦，才有機會不斷發(fā)表。但徐志摩對沈從文的幫助并不僅僅停留在推薦作品的層面，他很賞識沈從文， 并將他提到一個很高的位置上。1925年， 徐志摩在接編《晨報副刊》時曾寫作《我為什么來辦 我想怎么辦》來聲明自己的辦刊原則，文中羅列了約請撰稿的各路朋友，包括趙元任、梁任公、張奚若、金龍蓀、傅孟真、聞一多、郭沫若、郁達夫等等，皆是鼎鼎大名的學者、教授、作家，而沈從文也名列其中，這對一個初出茅廬的作家而言是莫大的榮譽，足以表明徐志摩對其非同一般的賞識和重視。1925年11月11日，徐志摩在《晨報副刊》登載了沈從文的散文《市集》（署名沈從文），并在文后寫作《志摩的欣賞》，對沈從文自然、生動、樸實的鄉(xiāng)村文風大加贊揚 ——“作者的筆真像是夢里的一只小艇，在波紋瘦鳒鳒的夢河里蕩著，處處有著落， 卻又處處不留痕跡。這般作品不是寫成的，是‘想成’的”6。盡管后來發(fā)現(xiàn)這篇散文已是第三次見報，沈從文惴惴不安地向徐志摩解釋，但徐并不在意，反而寬慰沈從文，說這篇散文是值得反復閱讀的好作品，再轉(zhuǎn)載一次也未嘗不可。

更深層次的還有在互動交往中建立起來的信任。1929年8月，胡適正式聘任沈從文為中國公學國文系的講師。沈從文僅有小學學歷，雖是成名作家，但聘任其為大學講師，不能不說是一種“破格”。當然，胡適此舉并不完全出于與沈從文的私誼或是徐志摩的推薦，他有自己的辦學思路。根據(jù)胡適1934年2月14日日記所載，“偶撿北歸路上所記紙片，有中公學生丘良任談的中公學生近年常作文藝的人，……此風氣皆是陸侃如、馮沅君、沈從文、白薇諸人所開。北大國文系偏重考古，我在南方見侃如夫婦皆不看重。學生試作文藝，始覺此風氣之偏。從文在中公最受學生愛戴，久而不衰。大學之中國文學系當兼顧到三方面：歷史的；欣賞與批評的；創(chuàng)作的”7。胡適想要糾正當時大學國文系普遍存在的偏重歷史、偏重古代文學的辦學風氣，主張 “歷史的”、“欣賞與批評的”、“創(chuàng)作的”三者并重。請沈從文到中國公學教書，正是對國文系教學中創(chuàng)作和批評力量的補充，所以即便沈初上講臺鬧了笑話、引起不滿，胡適仍堅持留其任教，而就其日記中的評價來看，聘任沈從文的效果是令人滿意的。除了“謀教書事” ，沈從文還有諸多麻煩瑣碎的事請胡適幫忙，例如為《大公報文藝副刊》以及《文學雜志》約稿，為學生、朋友的事情求胡適幫忙，甚至經(jīng)濟上的拮據(jù)、請求預支薪水、想讓妹妹到中國公學旁聽等諸多生活上的難題等等。此外，沈從文會主動向胡適匯報思想及生活上的變動，或是隨信寄上自己的成果，也會就生活、工作中的一些情緒進行交流，例如教書時缺乏自信、代課壓力太大等。由此足見這種深度的互動所建構起來的信任和依賴。

正是在諸多前輩作家、學者的指導和扶持下，沈從文才得以發(fā)表作品、走上文壇，進而不斷在創(chuàng)作實踐中積累豐富的經(jīng)驗。沈從文不只是將這份溫情和感謝傳遞給青年，同樣也模仿著收獲師友情誼的方式——在經(jīng)濟上援助、 在創(chuàng)作中扶持、在交往中信任，特別是在態(tài)度上引領。他一直強調(diào)“鄉(xiāng)下人”的寫作態(tài)度，告誡青年作家不要相信天才，“養(yǎng)成擔負失敗的忍耐，在忍耐中產(chǎn)生他更完全的作品”8。沈從文與青年之間的種種互動，正像他給胡適的信中所說的，“我想我當好好振作做一點事，來作為感謝對于我?guī)椭嗟南壬?。

二、“經(jīng)驗”的積累

沈從文與青年的廣泛接觸和交往，始于中國公學。沈從文僅高小畢業(yè)，大學于他而言，是尚未實現(xiàn)的夢想，而他作為知名作家被胡適引入大學教書，最被看重的教學資源也是他最大的優(yōu)勢所在，就是自己的經(jīng)驗，是過往生活經(jīng)歷和寫作實踐的積累與沉淀。沈從文在中國公學任教期間，時常與美國的王際真通信。沈從文不懂英文，每次寄信用的信封都是王際真在美國寫好寄過來的，即便如此，他每有新書出版都會給王際真寄去一本?；蛟S正因為相距較遠又性情相投，更易吐露真心，沈從文在這些信件中有著非常濃郁的情緒表達和對生活感受的點滴書寫，尤其談到了很多與青年學生交往的細節(jié)以及對他們的評價。

大多數(shù)時候，沈從文都在用自己成長的經(jīng)歷和經(jīng)驗引導學生。他告訴學生“要成天苦寫，苦思索，求對于事物與文字的理解，寫三年也莫以為成功，再看成績”，但學生往往難以理解， 也不愿接受他的觀點，“因為他們都相信天才，我卻告他們沒有天才，只是忍耐，大約具這耐心去工作的是不會多的”10。這其中對 “苦寫”、“苦思索”的倡導，對 “忍耐”、“耐心” 的強調(diào)，顯然源于他自身的寫作經(jīng)驗，而在勸告學生時他又經(jīng)常聯(lián)想到自己的人生遭際，認為 “學生一個也不知道我是這樣情形活到世界上的”。如何活到這世界上、如何做學問寫文章，在沈從文的講述中時常并舉，似乎二者就是同一個問題。這或許正是因為沈從文會把過往寫作和生活的經(jīng)驗打通。

此時沈從文尚不足30歲，與青年學生的年歲相差不遠。他既是施教者，也是觀察者，對學生多有一種平等的審視和批評，偶爾也會委屈抱怨。他曾提及學校有學生自殺，周圍看熱鬧的有數(shù)百人，便批評大學生“毫無人性” ，“把看死人為天朗氣清消遣事”11。他又說“大學生全是怪可憐的一種東西”，如何“可憐”？他卻是指責他們買書只聽信廣告，依樣買來的書若不成功，就認定中國作家糟糕，從此便不再買書。沈從文的委屈抱怨則常常指向?qū)W生思想單純、經(jīng)歷不多，無法理解他的處境和心情?！皩W生天真爛漫的聽我講我的牢騷，這些有福氣的人！他們仿佛都覺得我活得痛快，女人看到我有趣味似的玩……她們大膽的在我面前走來走去，就似乎很放心以為我不會損害她們，也不怕我會愛她們。這些天保佑的愚蠢女子！” 他接著又坦誠地告白：“我是單為了怕見一個女人犧牲了兩點鐘不上課就回了家的?！薄巴砩祥_系會，拍掌要我演說，她們笑，我卻在回家車上哭，看出自己可憐?！?2 一個自憐自哀、手足無措的年輕教師形象躍然紙上。沈從文此時似乎并未開始追求張兆和，但書信之中多有提及女學生的態(tài)度，很是顧忌圍繞在身邊的那些天真爛漫的青年女性，她們越是歡快，沈從文越是苦悶。

只是這些批評或抱怨更有些愛之深、 責之切的意味，沈從文并非真的對青年學生有意見，反而滿含著呵護，甚至是羨慕。沈從文在中國公學教書時住在校園之中，雖然有不便之處，“不過因為從不曾經(jīng)過學校生活，到此來看看胡鬧的年輕人怎么胡鬧，努力的又怎么努力，也未嘗不是難得的”13。言語中不乏對缺失大學校園生活的悵惘和對青年學生能夠在學校安心讀書的歆羨。每當學生興沖沖地來與他交流讀書做學問的方法，沈從文看著這些青年“春天來發(fā)紅的臉”，總會“告訴他們應當好好的玩，譬如戀愛，就去太陽下談，去發(fā)現(xiàn)，試驗，做一點荒唐事情”。盡管學生總是不相信他，逼著他開列書單，沈從文仍是不無憐愛地指責他們“真是一批蠢東西，不曉得自己好處，只羨慕做文章”14。

信中提及的種種經(jīng)歷想必都不止一次地發(fā)生過。我們可以想象沈從文與學生的相處：在一群朝氣蓬勃的青年之中，沈從文感覺到格格不入?yún)s又真誠努力地試圖融入。他知道，青年總是有著這樣那樣的不成熟，但這些不成熟恰恰是他們最富吸引力的資本。沈從文曾說：“我身體太壞了，一上學校，見學生太年青就不受用，打主意班上凡是標致學生全令其退課，則上課神清氣爽矣。”15這種想法當然僅停留在“打主意”的階段，但身體和精神的強健、年輕又頑強的生命、原始而蠻性的力量，正是青年所獨有的寶貴財富，也是沈從文在創(chuàng)作和生活中不斷追求的律動。

隨著沈從文創(chuàng)作的逐漸成熟，教學、辦刊等諸多經(jīng)驗不斷累積，沈從文與青年的交往更加走向深入：

首先，不遺余力，促成青年作家作品的發(fā)表和出版。蕭乾的第一個短篇小說集《籬下集》的出版是他促成的，王西彥的第一本小說集《夜宿集》從選編到接洽出版都是他一手操辦，卞之琳的第一本詩集《三秋草》也是他資助出版的。蕭乾曾回憶道：“住在文藝刊物如林、文藝朋友如林的大都市里，有那么多師友指導誘進，又遇到肯為你摳著字看，挨著行改的一個‘好朋友’（算算你有多少別字訛字，就知道人家用了幾份的耐性）?！?6 這個“摳著字看、挨著行改”的好朋友正是沈從文。1933年，卞之琳曾至青島拜訪沈從文，因《群鴉集》出版無期17，沈從文贈其30元，囑他回北平后自印一本新作詩集。彼時沈從文自己手頭也不寬裕，卞之琳就曾看到沈抽屜中還放著當票，但他還是把30元錢贈予卞之琳。卞之琳4月游歷青島，5月即以此款印成了《三秋草》300本，交由新月書店代售。

其次，聯(lián)絡感情，組織青年作家見面聚談。沈從文接編《大公報·文藝副刊》之后，時常邀請一些在京的青年作家出席聚會，同時也會邀請朱自清、凌叔華等前輩作家共同參加。這是沈從文有意扶植年輕人的一種方式。除在達子營28號接待來訪青年外，中山公園的來今雨軒，北海公園的漪瀾堂、仿膳、五龍亭，都是他和青年聚在一起隨意交談的地點。在這樣的交談和交往中，沈從文時常接濟年輕人的生活，并熱切地為他們謀求發(fā)展的機會。據(jù)王西彥回憶，他第一次參加沈從文的聚會時，坐中青年有楊剛、蘆焚、劉祖春、嚴文井、李威深、屈曲夫、田濤等人，唯一一位長者便是沈從文。這是王西彥第一次接觸到沈從文本人，此后便開始多次登門拜訪、見面聚談。當時沈從文經(jīng)常邀約一些青年作家聚會談話，“我們常去的地方，是中山公園的來今雨軒，還有北海公園的漪瀾堂和五龍亭。大概是每隔一兩個月就聚會一次，所約的人也并不完全相同，但每次都是從文先生親自寫簡短的通知信，且無例外地歸他付錢作東”18。這樣的聚談既沒有主持人，也沒有固定議題，談話多是你一句我一句，以文學和寫作為主，也會兼及時局和人生的內(nèi)容，“完全是一種漫談式的聚會，目的似乎只在聯(lián)絡聯(lián)絡感情，喝喝茶，吃吃點心，看看樹木和潮水，呼吸呼吸新鮮空氣”19。

此外，“沙里淘金”，致力于培養(yǎng)無名的青年作家。依托《大公報·文藝副刊》等平臺，沈從文迅速扶植了一批青年作家。以《〈大公報文藝選刊〉小說選》的編輯出版為例。1936年，《大公報》創(chuàng)刊十周年，蕭乾策劃編一本在文藝副刊上已刊小說的選集，請林徽因做主編。這本小說集一共選了30篇作品，入選的楊振聲、沈從文、李健吾、凌叔華、林徽因都是京派的骨干。左翼成員中只用了張?zhí)煲怼⑸惩扇说淖髌?，當時兩人作品的左翼色彩還不是那么明顯。除此以外，還有一批名不見經(jīng)傳的年輕作家。如嶄露頭角的李同愈曾說：“無論如何，沈從文的短篇小說到底引誘了許許多多年青的讀者，照亮了通到文學之園的途徑。至少我就是其中的一個?！?0劉祖春是沈從文的湘西同鄉(xiāng)，由沈從文資助于1934年來到北京求學，受沈從文的影響走上了文學之路。李輝英是沈從文在上海中國公學中文系的學生，沈從文一度對他贊賞有加。程萬孚是北大中文系的學生，他和弟弟程朱溪與沈從文書信交往頗多，友誼深厚。雋聞（王林）在青島大學外文系讀書期間，旁聽了沈從文小說習作課，1932年在《現(xiàn)代》雜志第2卷第2期上發(fā)表處女作短篇小說《歲暮》，得到了沈從文的熱情鼓勵。徐轉(zhuǎn)蓬是20世紀30年代崛起的青年作家，雖在上海讀書，但他常把文章寄給沈從文，很多稿子是經(jīng)沈從文仔細修改過的。

沈從文初為人師，逐步養(yǎng)成了育人的心態(tài)和姿態(tài)。在師承關系的場域中，他能夠更加清楚地認識到青年學生、青年作家的問題或缺陷，也愿意真誠且有針對性地把自己的經(jīng)驗分享給青年，關注并在意他們的反饋，進而以這些反饋構筑起新的經(jīng)驗，不斷調(diào)整自己對青年的認知以及與青年相處的態(tài)度。在這種經(jīng)驗的積累、傳遞和互動更新中，沈從文表現(xiàn)出鮮明的務實風格，從學生的實際問題出發(fā)，從自身的實際經(jīng)驗出發(fā)，以實際行動培養(yǎng)青年作家的寫作態(tài)度。

三、“態(tài)度”的傳承

接續(xù)著前輩作家的溫暖，沈從文對青年作家的關懷也是無微不至的，從解決生計到未來規(guī)劃，從默默扶持到熱情鼓勵，從修改文章到推薦作品，情感與經(jīng)驗的融合推動沈從文更加深人地認識青年、對話青年，也更加深人地理解文學、理解創(chuàng)作。在此基礎之上，沈從文提出“文學者態(tài)度”的主張，指向當時文學創(chuàng)作的弊病和對作家的期許，并在與青年的交往中不斷重提、深化?！段膶W者的態(tài)度》一文被視為引發(fā)“京海之爭”的開端，長期以來學界多從京海對立的視域下進行探討，而對其關涉的文學本質(zhì)則重視不足。實際上，此文針對當時普遍存在的隨意、游戲的文學態(tài)度，不僅限于南北對立。沈從文指出，自古以來中國文學就有 “玩票白相的神氣”21 ，魏晉以后，除了向帝王上書陳述政治得失時將文章看得比較重，其他時候大多不夠嚴肅。文人只有在做官不如意時才會轉(zhuǎn)向文學，如晉人、唐人的小說等，因而文學只能是一種隨性而發(fā)的副業(yè)。沈從文在此強調(diào)“文學者的態(tài)度”即是指作家要“誠實”，保持寫作的獨立性和嚴肅態(tài)度。《文學者的態(tài)度》發(fā)表于1933年10月，但此前沈從文已有多篇文章流露出這一觀點，尤其集中體現(xiàn)在沈從文為青年作家文集所寫的序言中。

作序言也是沈從文扶持青年作家的一種方式，以知名作家的序言推薦無名作家的作品，以期吸引更多讀者的目光。在這些推薦小文中，“誠實” 是他評價作品的重要標準。他認為，凡是以“誠實”的態(tài)度去做的作品總有可取之處。如在《連萃創(chuàng)作一集序》 中指出，“戴南冠，高植，謝冰季，王墳，李同念，程一戎，李明核……莫不以最誠實的幾乎也是嚴肅的態(tài)度，使整個的生命放在創(chuàng)作上，那種帶著一點兒傻樣子的努力，是我極其佩服的”22。《高植小說集序》稱贊高植“用的是最傻的也正是最誠實可愛的方法來寫作小說”23 ，是把文學當作事業(yè)，用誠實、嚴肅的態(tài)度創(chuàng)作的代表?！丁磩⒂钤娺x〉序》多次提到劉宇的“誠實” —— “誠實的寫，虛心的看，任勞耐苦的去生活，抱殘守缺的固持到自己一點信仰”，“十分誠實，同時也十分謙遜”24。《〈群鴉集〉附記》中講到年輕人的憂郁，認為詩人“一定得喊出那難受的苦處，吐出那悶在心上的一團，讓我們明白，給我們領會，使我們動搖，要我們莫忘記，他用的手段，沒有比用誠實為更好的手段了”25。

在這些為青年作家撰寫的序言當中，“誠實”并未形成條分縷析的固定規(guī)則，但大致指向了作家的創(chuàng)作態(tài)度，強調(diào)文學的獨立性、創(chuàng)作態(tài)度的嚴肅性和創(chuàng)作方法的寫實性。這種觀念首先來自他的實踐經(jīng)驗。沈從文是不大相信“天才”和“靈感”的。他認為天才和靈感容易讓人失去理性，陷入懶惰，所寫的文字要么異常奢侈，要么異常平凡，因而他“不希望自己比誰聰明，只希望自己比別人勤快一點，耐煩一點”26。此外，他不僅對自己心懷著這樣的希望，對青年作家也飽含著這樣的期待。他在《蕭乾小說集題記》中寫道：“我希望他永遠是鄉(xiāng)下人，不要相信天才，狂妄造作，急于自見。應當養(yǎng)成擔負失敗的忍耐，在忍耐中產(chǎn)生他更完全的作品?！?7 除了以序言的方式強調(diào)“誠實”的重要性，沈從文在與青年的日常交流中也不斷滲透著這一觀念。王西彥曾回憶與沈從文談話的場景，時隔50多年仍能清晰地描繪沈從文的話語和神情，可見印象極為深刻?！罢劦綄懽鲉栴}，他原來總是浮現(xiàn)著微笑的臉色變得稍稍嚴重了，很動情地說，一個人既然決心當作家，就應該忠心耿耿，矢志不移，不能朝三暮四，左顧右盼，一定得把畢生精力集中在自己的筆墨上：‘你化上一輩子的力量也不一定能寫出好作品，不專心能行嗎？’”28 沈從文強調(diào)對嚴肅態(tài)度的堅持，要專心寫作，要將全部精力集中于文字之上。王西彥還提到沈從文的文學功用觀，即文學的本質(zhì)和首要職能應該是為藝術的?！?一個作家所追求的目標只能是藝術，不能是別的，這是你的工作性質(zhì)決定的：‘藝術總必先是藝術！’ 他說這句話時，還翹起一個大拇指來加強語氣?！?此外，沈從文還會從寫作的具體技巧層面指點青年作家——“寫作學習其實就是文字鍛煉，就是試驗駕馭文字的能力：‘使用文字時要有選擇，有節(jié)制，做到恰到好處！’”29在這樣一種純粹嚴肅而又細致務實的文學交流中，王西彥也不知不覺地接受并傳承著沈從文的文藝觀。

王西彥是左聯(lián)作家，曾多次提及受到魯迅和契訶夫等人的影響。他按照生活的本來面目描寫生活，同時向讀者傳達生活應該是怎樣的。其現(xiàn)實主義原則正是來自這些作家的文學風格。但他同時也會思考：“怎樣在‘按照生活的本來面目描寫生活’的原則下反映當代人民生活的真實圖景同時，能使自己的作品稍稍經(jīng)得起時間的考驗。”30 他認為，真正能經(jīng)得起時間考驗的東西，“就是藝術的美，就是包含在作品中可以導向永恒的詩的美”31。這一觀點是與沈從文的文學觀相吻合的。王西彥還進一步表示“詩的美就是無掩飾的真實，就是對歷史和人生的最純真無偽的理解，而且出之于一種最平易樸素的形式”、“作家最可貴的品質(zhì)就是無所保留的真誠”32。這是王西彥20世紀80年代寫下的文字，與沈從文20世紀30年代在《文學者的態(tài)度》一文中強調(diào)的“誠實”如出一轍。

此外，沈從文在西南聯(lián)大教授習作課時，曾多次重復一個原則，頗能體現(xiàn)他嚴肅誠實的“文學者態(tài)度” ，那就是“要貼到人物來寫”。這一原則后來曾被汪曾祺反復提及。他認為，沈從文的意思應該是“作者的心里要和人物貼近，富同情，共哀樂。什么時候作者的筆貼不住人物，就會虛假。寫景，是制造人物生活的環(huán)境。寫景處即是寫人，景和人不能游離。常見有的小說寫景極美，但只是作者眼中之景，與人物無關。這樣有時甚至會使人物疏遠。即作者的敘述語言也須和人物相協(xié)調(diào)，不能用知識分子的語言去寫農(nóng)民。我相信我的理解是對的。這也許不是寫小說唯一的原則（有的小說可以不著重寫人，也可以有的小說只是作者在那里發(fā)議論），但是是重要的原則。至少在現(xiàn)實主義的小說里，這是重要原則”33。汪曾祺的小說創(chuàng)作深受這一原則的影響。他在《〈大淖記事〉是怎樣寫出來的》一文中談及寫作習慣，說自己不是一邊想一邊寫的那種風格，而是想得相當成熟之后，一氣呵成，但在寫的過程中也會涌出一些原本并未想到的細節(jié)。“所謂‘神來之筆’，比如我寫到‘十一子微微聽見一點聲音，他睜了睜眼。巧云把一碗尿堿湯灌進了十一子的喉嚨’之后，忽然寫了一句：不知道為什么，她自己也嘗了一口。這是我原來沒有想到的。只是寫到那里，出于感情的需要，我迫切地要寫出這一句（寫這一句時，我流了眼淚）。”34回憶至此，汪曾祺再次提到了沈從文。他認為自己對這個細節(jié)的補充恰能為“要貼到人物來寫”這一創(chuàng)作原則作一注腳?！罢\實”不是一句空話或是口號，而是能夠具體落實為用心用情地貼近人物、感受人物，如此刻畫的形象才足夠真實、具體、令人信服。

沈從文回憶他在青島大學教小說習作課時，往往最開始有很多人聽講，后來學生越來越少，到一學年結(jié)束后便只剩下5個學生，其中有兩個還是旁聽的。沈從文猜想，選課的學生想要獲得的是寫作的知識或“秘訣”，或“簡要方法”35，而他無法傳授這樣的內(nèi)容，因為寫作對于沈從文而言，沒有秘訣也沒有捷徑，只有真實的感知、誠實的書寫和勤奮的苦練、耐心的等待。綜合來看，沈從文在與青年交往中反復提及“文學者態(tài)度”，至少包含了這樣三個層面的深意：就文學的本質(zhì)而言，文學應該是美的、純粹的，因而也應該是獨立的、不受外界事物干擾的；就作家的態(tài)度而言，作家應該是誠實的、嚴肅的、忍耐的，誠實地面對自我，嚴肅地對待文學，忍耐著逼近成功；而溝通作家與文學之間的恰恰是“文學者態(tài)度”，作家應該如何寫作？如何能夠?qū)懗龈巴耆钡淖髌?？通過在不同場合、不同語境中不斷引導青年樹立“文學者態(tài)度”，沈從文意在為中國文學的未來建構新的希望。他以自身經(jīng)驗引導青年創(chuàng)作，并在與青年的交往、交流中不斷總結(jié)，強調(diào)誠實、嚴肅的創(chuàng)作原則，傳承“文學者態(tài)度”，在師承場域中凝聚起青年力量。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京津冀文脈譜系與‘大京派’文學建構研究” （18ZDA281）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1 卞之琳：《還是且講一點他：追念沈從文》，《卞之琳文集》（中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年版，第164頁。

2 沈從文：《習作選集代序》，《沈從文全集》（第９卷），北岳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第７頁。

3 唯剛：《大學與學生》，劉洪濤、楊瑞仁編：《沈從文研究資料》（上），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60頁。

4 沈從文：《致唯剛先生》，《沈從文全集》（第11 卷），北岳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第40-41頁。

5 1925年6月27曰梁啟超致林宰平的信中說：“沈君事竟久忘卻，愧甚，頃已致書秉三，并屬直接向公處打聽沈君住所矣。” 這里提到的沈君就是沈從文。

6 徐志摩：《〈市集〉志摩的欣賞》》，《 徐志摩全集》 （散文卷），浙江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558頁。

7 曹伯言整理：《胡適曰記全集》（第7冊），臺灣聯(lián)經(jīng)出版社2004年版，第61 頁。

8 沈從文：《蕭乾小說集題記》，《沈從文全集》（第16卷），北岳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 第326頁。

9 沈從文：《19300918 致胡適》，《沈從文全集》（第 18卷），北岳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 第105頁 。

10 沈從文：《19291019復王際真》 ，《沈從文全集》 （第18卷），北岳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第 21頁。

11 沈從文：《19291019復王際真》 ，《沈從文全集》 （第18卷），北岳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第29頁。

12 沈從文：《19291019復王際真》 ，《沈從文全集》 （第18卷），北岳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第22頁。

13 沈從文：《19291019復王際真》 ，《沈從文全集》 （第18卷），北岳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第27頁。

14 沈從文：《19291019復王際真》 ，《沈從文全集》 （第18卷），北岳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第55頁。

15 沈從文：《19291019復王際真》 ，《沈從文全集》 （第18卷），北岳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第21頁。

16 蕭乾：《給自己的信》，《蕭乾全集》（第五卷），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23頁。

17 這本詩集原是1931年徐志摩在北大任教時，向卞之琳索要的部分詩稿，帶回上海與沈從文共賞之后選出《群鴉》、《噩夢》、《魔鬼的小夜曲》和《寒夜》四首刊登在《詩刊》第二期，并代為決定編成詩集，取名《群鴉集》，準備出版。沈從文還為該集寫了一篇《附記》，發(fā)表在南京《創(chuàng)作月刊》上。后因徐志摩飛機失事遇難，詩集并未出版。

18 王西彥：《寬厚的人，并非孤寂的作家——關于沈從文的為人和作品》，《長河不盡流 懷念沈從文先生》，湖南文藝出版社1989年版，第86頁。

19 王西彥：《寬厚的人，并非孤寂的作家——關于沈從文的為人和作品》，《長河不盡流 懷念沈從文先生》，湖南文藝出版社1989年版，第86頁。

20 李同愈：《沈從文的短小說》，《新中華》第3卷第7期，1935年4月10日。

21 沈從文：《文學者的態(tài)度》，《沈從文全集》（第17卷），北岳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第48頁。

22 沈從文：《連萃創(chuàng)作一集序》，《沈從文全集》（第16卷），北岳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第314頁。

23 沈從文：《高植小說集序》，《沈從文全集》（第16卷），北岳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第319頁。

24 沈從文：《〈劉宇詩選〉序》，《沈從文全集》（第16卷），北岳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第323頁。

25 沈從文：《〈群鴉集〉附記》，《沈從文全集》（第16卷），北岳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第309頁。

26 沈從文：《談創(chuàng)作》，《沈從文全集》（第16卷，北岳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第198頁。

27 沈從文：《蕭乾小說題記》，《沈從文全集》（第16卷），北岳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第326頁。

28 王西彥：《寬厚的人，并非孤寂的作家——關于沈從文的為人和作品》，《長河不盡流 懷念沈從文先生》，湖南文藝出版社1989年版，第86-87頁。

29 王西彥：《寬厚的人，并非孤寂的作家——關于沈從文的為人和作品》，《長河不盡流 懷念沈從文先生》，湖南文藝出版社1989年版，第87頁。

30 王西彥：《自序》，《悲涼的鄉(xiāng)土 王西彥早期作品選》，花城出版社1982年版，第12頁。

31 王西彥：《自序》，《悲涼的鄉(xiāng)土 王西彥早期作品選》，花城出版社1982年版，第12頁。

32 王西彥：《自序》，《悲涼的鄉(xiāng)土 王西彥早期作品選》，花城出版社1982年版，第12頁。

33 汪曾祺：《自報家門——為熊貓叢書〈汪曾祺小說選〉作》，《汪曾祺全集》（第5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19年版，第107頁。

34 汪曾祺：《〈大淖記事〉是怎樣寫出來的》，《汪曾棋全集》（第9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19年版，第185頁。

35 沈從文：《〈幽僻的陳莊〉題記》，《沈從文全集》（第16卷），北岳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第33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