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3月，正在創(chuàng)作《馬伯樂》第二部的蕭紅騰出手來寫出了《北中國》。小說連載于《星島日報》副刊《星島》，稍早時候，同為東北作家的端木蕻良的作品《北風》也刊登在這里。夫婦二人此刻的同題材創(chuàng)作并非無因，兩部小說都是回應時事之作。根據(jù)《北中國》內置的時間線索，“兒子走了不到半年中國就打日本了”，可知大少爺于1937年上半年離開東北。“兒子一去就是三年”，說明小說的敘事時間設置在1940年。而大先生在“今年陰歷十二月里”“聽到兒子大概是死了的消息”，說明兒子死于1940年陰歷十二月，即陽歷1941年1月，這剛好是皖南事變發(fā)生的時間[1]。

蕭紅《馬伯樂》重慶大時代書局1941年版

自1982年《東北現(xiàn)代文學史料》（第5輯）重刊此部作品以來，《北中國》就以“針對蔣介石發(fā)動‘皖南事變’的罪惡行為”的面貌示人，同時又“有明顯的蕭紅風格”[2]。這種將風格（形式）與主題（內容）切割開來的論述方式相當有意味。《北中國》因反映皖南事變而被認為在政治上“進步”，因其獨特的蕭紅風格而被認為在藝術上“進步”。兩種“進步”看似彼此獨立，卻預留了相互干擾的空間。比如，研究者無法避開《生死場》相較于《北中國》而言更為清晰的救亡號召與政治表達，往往將其解讀為政治上的“落伍”，或則認為這是藝術上的“成熟”。但無論是“落伍”還是“成熟”，其實都預設了對“政治”或“文學”的理解，以這種方式討論蕭紅是進步還是落后，恰恰陷入了自說自話的嫌疑。這和我們習慣將形式與內容分開討論的思維方式是脫不開干系的。

蔣暉認為“形式是以藝術手段表現(xiàn)出來的內容，是使一部作品得以自我確立的精神實體。一件作品的形式說到底就是這件作品和世界的根本關系。作品通過形式言說世界，人的意識對存在整體的把握通過形式而凝固下來”。形式“關系著作家以什么樣的方式進入和理解世界，他的藝術的政治性、倫理性都根基于此”[3]。在這個意義上，以“明顯的蕭紅風格”講述“皖南事變”正是解讀《北中國》這部作品的關鍵。

坦率來講，《生死場》確實構成了理解《北中國》的參照系。《生死場》中的“中華國”呼應了《北中國》里的“大中華民國”“北中國”等中國符碼，《生死場》和《北中國》都利用某一村莊/家庭在重大歷史轉折下的變化預示東北全境的變化與未來走向，這種帶有隱喻性質的寫法，體現(xiàn)出蕭紅面對政治事件時的某種一致性，無論是問題關切還是發(fā)言姿態(tài)。這里真正的變化在于，為何這種“明顯的蕭紅風格”在《生死場》后半部分能夠被打破，而在《北中國》里卻構成彌漫全篇的調子，甚至始終呈現(xiàn)在蕭紅40年代的諸多作品中。要理解這一點，既涉及到歷史事件的不同性質，也關乎蕭紅在抗戰(zhàn)時期的具體處境，形式在這里構成了通往外部政治世界的窗口。

1934年入關后，外部寫作環(huán)境的改變帶來了《生死場》后半寫法的調整，反抗行為意外獲得了相當明確的表達。小說前、后在風格意義上看似斷裂，在內容層面卻高度統(tǒng)一，關內日益蓬勃的民族主義熱潮所提供的歷史力量推動了“年盤”的轉動，讓蕭紅敢于突破個人風格而表達出某種集體性的遠景。相比之下，《北中國》則將時事小心翼翼地編織進作品里，對事件進行了“有意識的隱瞞”。雖然客觀的歷史現(xiàn)實在文本中仍然構成了“沉默的巖石，戲劇的游戲在那里破碎，真正的悲劇性泛起泡沫”[4]。

蕭紅《生死場》上海容光書局1935年版

施米特曾用“時代侵入戲劇”解釋英格蘭王室禁忌如何成就了莎士比亞的悲劇藝術，在這里，重要的“不是文學反映了政治，而是政治如何變成了文學”。這種講法用來理解蕭紅《北中國》也相當恰切。在《北中國》里，“罪行的問題就必須小心翼翼地回避，在劇情發(fā)展上也是不明朗的遲緩的，在舞臺上的戲劇這一面具與服裝之間，恐怖的歷史現(xiàn)實隱約閃現(xiàn)著，文獻學的、哲學的或者美學的解釋不管怎樣尖銳鋒利，都不能改變這一事實”[5]。皖南事變區(qū)別于其他抗戰(zhàn)事件的根本之處正在于它的禁忌性。就言說難度而言，皖南事變與“九·一八”事變有著根本差異。蕭紅風格在這里的延續(xù)，既代表了作家以個人經(jīng)驗努力消化現(xiàn)實的努力，也意味著此時并不存在一股歷史力量能夠幫助蕭紅突破這層禁忌，獲得新的遠景。

一、皖南事變的香港視角

某種意義上，蕭紅的《北中國》，包括端木蕻良稍后完成的《北風》，可以視為一種以文學形態(tài)呈現(xiàn)的關于皖南事變的政論文章。

40年代書寫皖南事變的作品并不多，就筆者目前所見，除蕭紅、端木蕻良兩篇外，僅茅盾的長篇小說《腐蝕》（1941）對此有所指涉。三部小說都成于香港，并不是簡單的巧合。皖南事變的爆發(fā)，是將國共雙方長期以來在“統(tǒng)一戰(zhàn)線”下的摩擦擺到了明面上。國民黨方面統(tǒng)一口徑為“中央為貫徹軍令的不得已措施”[6]，壓制國內報刊上一切異見消息。共產(chǎn)黨方面由周恩來發(fā)表在《新華日報》上“千古奇冤江南一葉 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為江南死國難者志哀”兩份題詞隱諱公開此事[7]，也可側面得窺國民黨方面的封鎖力度。相比之下，外媒成為有關事變異見聲音的突破口。日本及偽滿洲國媒體大規(guī)模報道了此次沖突[8]，安娜·斯特朗此前受周恩來的密信委托也率先將國共摩擦披露在外媒上。據(jù)林語堂在美的觀感，“日方共方新聞先發(fā)，張大其辭，及中央來電聲明，讀者已有先入之見，而聲明變?yōu)檗q誣矣。辟謠總不及造謠效力”[9]，這說明國民黨雖能控制國內輿論，對海外則鞭長莫及。

“千古奇冤江南一葉 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周恩來題詞

蕭紅此時地處南陲，香港的輿論形勢剛好處于國內與海外之間。作為信息交匯之地，香港能聽到更多海外聲音，大批文化人在事變后的南遷也帶來了不少小道消息[10]。但另一方面，國民政府通過控制《大公報》（香港版），以報道、社論、來信、電報等方式持續(xù)輸送官方口徑，又借助多種手段壓制其他異見聲音，國民黨方面仍然在香港華文輿論上占據(jù)了相當?shù)闹鲃訖?。香港《文藝青年》半月刊?月16日曾登載《新四軍解散事件討論大綱》，在國民黨的施壓下，《文藝青年》被港英當局?？?。單就內容來看，大綱其實并無偏袒共產(chǎn)黨之意[11]，國民黨方面厭惡的顯然是討論這一行為本身。相比之下，柳亞子聯(lián)合宋慶齡、柳亞子、何香凝、彭澤民等人簽發(fā)的宣言在立場上則更為鮮明。這份宣言在國民政府的壓力下同樣未能在香港的報紙上刊出[12]，柳亞子本人更是在撰寫《為皖南事變發(fā)往重慶的親筆代電》后被開除了黨籍。

在這種語境下，《時代批評》發(fā)出的聲音就尤顯獨特。這份雜志由周鯨文主持，周鯨文是張作相的外甥，曾任東北大學代理校長，是“奉系”的年輕力量，抗戰(zhàn)爆發(fā)后赴香港創(chuàng)辦此刊并以之為陣地從事民主運動?！稌r代批評》雜志第63期刊載了周鯨文《論中國目前的政治危機》和陳哲民《中國往何處去》兩篇政論文章，又特別選用了題名為《團結一致》的木刻作封面，正面回應了皖南事變話題。而接下來的第64和65期也對此話題持續(xù)跟進，刊載多篇相關政論[13]。值得強調的是，雜志第63期出版于1941年1月16日，距事變只有10天，周鯨文政論成于1月10日，距事變只4天，不得不稱其迅捷?！稌r代批評》能夠持續(xù)公開討論這一問題，自然與周鯨文作為“東北名流”的身份有關。而他之所以能做出迅速反應，首先要得益于香港迅疾的消息網(wǎng)絡，也與他對國共摩擦問題的長期關注密不可分。

周鯨文《如何解決國共的摩擦》，《時代批評》1940年第2卷第44期

早在1940年4月，周鯨文就寫過一篇題為《如何解決國共的摩擦》的文章[14]，同期還有一篇署名為文撰寫的《民族英雄趙侗究竟死在誰的手里》的時論，直言“國共摩擦由于言論，而見之于武力沖突，已是不可諱言的事實”[15]。在周鯨文看來，這是一個長期以來的現(xiàn)象，“國共兩黨在摩擦事件中，彼此都相互的擔當過肇事者的責任”[16]，新四軍與韓得勤部在1940年秋天就有過比較大的沖突，今日事變是十個月以來國共磋商失敗的結果。他因此主張：就短期情況而言，國民黨必須容許共產(chǎn)黨合理合法的存在，雙方需要盡快達成協(xié)定，火并下去既損耗國族力量，對兩黨來說都是“致命的損傷”。長遠來看，解決的根本辦法在于民主憲政的實行，這也正是他個人的政治主張。

之所以不避繁冗鋪敘和周鯨文有關的論述，是因為端木蕻良和蕭紅在這一時期與周鯨文過從甚密。三人在1940年下半年相識，周鯨文出資為二人特辟新刊《時代文學》以支持二人的文化事業(yè)，皖南事變發(fā)生時，端木蕻良正忙于此刊的籌備工作，《科爾沁前史》和《馬伯樂》（第二部），也刊載在《時代批評》上。端木蕻良更是深度參與了周鯨文的人權運動和營救張學良等事業(yè)，曾發(fā)表多篇政治論文以支持周鯨文的政治主張[17]。蕭紅生病住院后，周鯨文也提供了相當多的資金支持。根據(jù)周鯨文的回憶，他與“端木、蕭紅在香港往還一年多，見面時多談時事，很少談家?！?，在他印象里，“蕭紅對時事也不多談”[18]，這意味著即使蕭紅的具體觀點沒有為周鯨文所左右，周鯨文也一定成了她有關皖南事變的重要消息來源。某種意義上，蕭紅的《北中國》，包括端木蕻良稍后完成的《北風》，可以視為一種以文學形態(tài)呈現(xiàn)的關于皖南事變的政論文章。香港作為“‘集納’空間”[19]提供了多樣的信息，文學的含混態(tài)提供了政治表達的避風港，而與關內東北流亡群體的親近，對他們的立場也產(chǎn)生了具體而微的影響。

二、全面抗戰(zhàn)的“東北立場”

皖南事變涉及的是國、共兩黨政爭，為何在關內東北流亡群體當中引發(fā)了如此強烈的反響？

蕭紅、端木蕻良與周鯨文的交往，將抗戰(zhàn)時期關內東北籍流亡群體形成的人際網(wǎng)絡凸顯了出來。早年間秉持著左翼立場在偽滿洲國文壇開始創(chuàng)作的二蕭、羅烽、舒群、白朗等人對張氏父子保持惡感，在上海時期也與關內奉系名流交往不多。但到了全面抗戰(zhàn)時期，聲名鵲起的東北作家們與關內東北流亡群體之間的交往開始變得密切起來。蕭紅等人在武漢時經(jīng)常給《大公報》副刊《戰(zhàn)線》投稿，這是因為《戰(zhàn)線》的編者是在東北有數(shù)年生活、工作經(jīng)驗的陳紀瀅。陳紀瀅還舉辦過東北作家在武漢的集會，不同代際、立場的東北作家齊聚一堂，凸顯出地域身份在這一時期的獨特性[20]。蕭紅在武漢撤退前的最后一個居所是漢口三教街孔羅蓀處，那正是東北救亡總會的會址。1939年，于毅夫創(chuàng)辦《反攻》月刊，作為東北救亡總會的機關刊物，此前在左翼文壇聲名鵲起的一眾東北籍作家，包括舒群、羅烽、白朗、李輝英、白曉光（馬加）、宇飛、師田手、楊朔、黑丁在內，均在其編者名單中。于毅夫1940年在《反攻》上特辟了“東北園地”一欄，刊載東北著名人士的消息，蕭紅、周鯨文都曾在列。包括蕭紅和端木蕻良在內，駱賓基、孫陵都與周鯨文相熟[21]，周鯨文后來籌辦民盟與東北文化協(xié)會，對幾人之后的道路選擇均有重要影響。

這種影響也相當自然地內化在了《北中國》《北風》兩部作品里。《北中國》選擇描寫生活在東北的耿大先生一家為皖南事變消息打擊后家破人亡的慘景，以此側面表現(xiàn)事變。無獨有偶，《北風》正文前有一題記，題作“紀念那些被遺忘的人們”[22]，通讀全篇可知，“被遺忘的人們”指的正是東北淪陷區(qū)的民眾，這說明端木蕻良也選取了相同的敘事策略。二者對皖南事變的理解是從相同的角度出發(fā)的，他們都從東北解放的意義上估量了皖南事變的影響。

皖南事變涉及的是國、共兩黨政爭，為何在關內東北流亡群體當中引發(fā)了如此強烈的反響？這與“東北議題”在抗戰(zhàn)時期的位置有關。全面抗戰(zhàn)爆發(fā)后，東北問題重新變成了地方問題。戰(zhàn)爭形勢一日千里，中日和議的聲音不絕于耳，一種常見的流言便是雙方恢復到1937年“七七事變”以前的領土劃分，東北地區(qū)有作為交易籌碼被犧牲的可能性。這種聲音在1939年汪精衛(wèi)“附逆”后變得愈加強烈，以致陳誠在1939年6月15日專門邀集東北名流召開座談會，重申“抗戰(zhàn)到底”的原則，以正視聽[23]。東北救亡總會更專門策劃了“抗戰(zhàn)到底”“恢復東北政治機構”“憲政問題”等專題討論，強調“抗戰(zhàn)之目的在求中國領土主權之完整，不達此目的決不終止。故除敵軍全數(shù)退出我國領土外，別無謂東北四省問題合理解決之途徑”，要求國民政府承認“抗戰(zhàn)到底之解釋至少須恢復‘九一八’以前之狀態(tài)，以安人心而杜流言”[24]。對于關內東北流亡群體而言，確保東北問題伴隨全國問題一起解決，確保東北不作為談判籌碼被犧牲，是其核心利益所在。

借用端木蕻良的話來說，東北人的位置“就是永遠站在別人的前邊的那個位置。我們是應該第一個打開了門而是最末走進去的人”[25]。只有在這樣的前提下，才能理解皖南事變所代表的國共摩擦為何會給關內流亡東北群體帶來了尤為刺痛的感受。站在東北人士的立場上，任何摩擦都會造成對抗戰(zhàn)力量的損害，進而帶來東北無法收復的危險。周鯨文與端木蕻良等人以英文寫就的《關于日本侵華十周年之宣言》中有一段相當抒情的段落：

今天，我們還想表達我們長期受到抑制的思想感情。在過去的十年里，東北民眾不是像被遺棄的流亡者那樣，經(jīng)常在無人理睬的困苦中流浪和悲嘆，就是在我們的死敵的魔掌之中和鞭撻之下，餓著肚子作苦工。我們全都久久地盼望著見到解放之日的曙光，那時，奴隸將再一次享受到自由人的尊嚴和禮遇。困苦的流亡者將自由地返回自己的家鄉(xiāng)和故土。[26]

“遺忘”是這段引文的關鍵詞。這種感受作為當時人的普遍心態(tài)[27]，也正是端木蕻良《北風》的主題。在《北風》中，借助一句“十年了”，“人家把咱們忘了”[28]的重章復沓，“遺忘”這一主題獲得了突出的強調。

“咱們的孩子被中國人打死了”一句因此可以視作《北中國》的文眼?！爸袊痹谶@部小說里得到了突出的強調，標題《北中國》正可視為作者意愿的凝結性表達。包括“大中華民國”“民國”“中國人”“北中國”在內，多重中國符碼的應用是將“中國”作為問題凸顯了出來。大先生是民初革命黨出身，卻不曾想到，沖破百般阻攔到上?？谷盏臇|北愛國青年，居然犯了“遺害民國”的罪。母親自覺自己是“東三省”人，沒想過自己的兒子作為中國人竟也有“被中國人打死”的慘淡收場。借助人物對“民國”與“中國”符碼不同的理解，蕭紅實際上外化了皖南事變所暴露的國族認同與地方認同之間的齟齬。耿大先生此時的內心煎熬，也代表了東北人士對于皖南事變的復雜感受。耿大先生通宵讀報，仍然無法相信，以致枕著報紙入眠。而在夢中，“他的兒子并沒有死，而是做了抗日英雄，帶著千軍萬馬，從中國殺向‘滿洲國’來了”[29]。這是小說最具精神分析性質的時刻，也可看作全章的高潮。“滿洲國”在這里被打了引號，顯然，無論是大先生還是敘事者都不認同這一政權的合法性。在夢中，兒子作為“大中華民國抗日英雄”帶領千軍萬馬殺回東北，在現(xiàn)實中，國共摩擦案仍然懸而未決，東北仍然在“滿洲國”的轄制之下。夢在這里顯然帶有補償性質，耿大先生得以順暢表達自己的國族認同。但這種認同恰恰在夢里才得以實現(xiàn)，其實反證出大先生的“撕裂”在現(xiàn)實中難以解決。耿大先生始終在信封上寫的是“大中華民國”，這個“大”字不可省略?！渡缊觥分幸灿小爸腥A國”的提法。有意避開“中華民國”的稱號，其實意味著人物對于民國的認同是基于文化與歷史，而非政治層面對現(xiàn)實政權的認可。這也是蕭紅的認識。在這個意義上，端木蕻良與蕭紅的文學表達，其實充分體現(xiàn)了東北流亡人士共有的情感結構。

三、“中間地帶”的左翼表達

這正是蕭紅的“回憶詩學”——一種借助于個人經(jīng)驗“消化”現(xiàn)實的努力。

與周鯨文等東北名流交好的蕭紅熱情地參與了1941年“九·一八”九周年的紀念活動。1938年，一篇署名為蕭紅的宣言曾刊發(fā)在《大公報》（漢口版）副刊上。這篇文章在行文措辭上與蕭紅文字風格相差極大，據(jù)端木蕻良晚年回憶，是由他執(zhí)筆、以蕭紅的名義發(fā)表的。而到了1941年，這篇宣言經(jīng)過蕭紅的親自修改，在香港《時代文學》雜志上再度刊登[30]。與之同時，蕭紅給弟弟的公開信《九一八致弟弟書》也在香港《大公報》的副刊上發(fā)表[31]，從他人代筆到親自修改再到親自撰文，對于周年紀念從來不甚熱情的蕭紅在1941年發(fā)生了態(tài)度上的轉彎。這與她到香港后與東北流亡群體的接近密不可分。端木蕻良則更為熱情，參與更深。除了自己寫出《在戰(zhàn)斗中長成》《土地的誓言》兩篇紀念文章外，他還參與編輯并簽署了周鯨文主持的中、英兩份宣言[32]。

蕭紅（1911—1942）

與端木蕻良熱情投身周鯨文所領導的人權運動、營救張學良運動，后來參與“民盟”不同，蕭紅對于東北人士的民主政治運動興趣寥寥。與之相呼應的是《北風》與《北中國》兩部小說在情感色彩上的差異?！侗憋L》在描寫三角洲樂土時，有意強調這是一個“什么旗都不掛，也不掛滿洲國旗，也不掛日本國旗，也不掛俄國旗”[33]的地方，“掛的是一面三角狼牙旗”，主張“萬民平等”“男女同心”。這種帶有原始神話色彩的烏托邦表述，恰恰呈現(xiàn)出某種超克現(xiàn)今政治格局的意愿。在小說結尾，主人公一度燃起了到東北人民自己的義勇軍隊伍中“干點大事”的想法，這里的關鍵是“自己的”——周鯨文所代表的東北民主人士的道路選擇，為端木蕻良的小說遠景提供了支撐。相比之下，《北中國》的作者雖然在小說中一遍遍重復“大中華民國抗日英雄”這一題簽，試圖強化對于死在自己人手中的無名抗日烈士的旌表與追懷，但信件最終也沒有寄出，這份來自東北人的“認可”早已無處投送，這或許意味著蕭紅其實并不真正相信東北人士現(xiàn)實里的追念能起到任何實質性的效用。

蕭紅的矛盾心態(tài)折射在她對于回憶行為的辯證態(tài)度上。事實上，對蕭紅而言，回憶也是她應對時事/時勢的獨特方式。但在小說里，回憶雖然珍貴，卻充滿無力感：

因為太遠了，那大鋸的“扔扔”的聲音不很大，好像隔了不少的村莊，而聽到那最后的村莊的音響似的，似有似無的。假若在記憶里邊沒有那伐樹的事情，那就根本不知道那是伐樹的聲音了，或者根本就聽不見。“一百多棵樹。”因為他們心里想著，那地方原來有一百多棵樹。

在晴天里往那邊看是看得見那片樹的，在下雪的天里就有些看不見了，只聽得不知道什么地方“扔、扔、扔、扔”，他們一想，就定是那伐樹的聲音了。

他們聽了一會兒，他們說：

“一百多棵樹，煙消火滅了，耿大先生想兒子想瘋了?！?/span>

“一年不如一年了，完了，完了?！?/span>

櫻桃樹不結櫻桃了，玫瑰不開花了。泥大墻倒了，把櫻桃樹給軋斷了，把玫瑰樹給埋了。櫻桃軋斷了，還留著一些枝權，玫瑰竟埋得連影都看不見了。

耿大先生從前問小孩子們……[34]

有研究者曾依據(jù)引文中“假若在記憶里邊沒有那伐樹的事情，那就根本不知道那是伐樹的聲音”這句話，精彩地點出記憶在這里的重要性[35]。工人對伐木的感知恰恰是聲音和記憶一同喚起的，依托于作者對于鄉(xiāng)土的記憶，“似有若無”的伐木音響得以轉換為彌散性質的感官體驗，由此使整個空間沾染上了情感色彩。也正依靠著這個統(tǒng)一的回憶調子，整段文字才成功地拼接在一起。“櫻桃樹不結櫻桃了，玫瑰不開花了”一段是敘事者的感慨，語言風格與《呼蘭河傳》相仿佛。這段文字之前是伐木工人的直接引語，之后是耿大先生的段落，在短短幾行里，作者已經(jīng)轉換了三個敘事視角。之所以不令人感覺突兀，是因為小說從開篇起就混雜了敘事者記憶的描寫。小說第五節(jié)開頭是“但是現(xiàn)在耿大先生早已經(jīng)病了”，“現(xiàn)在”意味著作者直到這一節(jié)才開始正式描寫大先生，此前對大先生的描寫都是被敘事者以回憶的口吻帶出來的?！侗敝袊酚纱顺蔀橐黄諊詷O強的小說，故事的講述被浸透在彌散性的感官細節(jié)里，時空與虛實的界限被打破，開篇的清雪與伐木的扔扔聲仿佛一直持續(xù)。種種感官細節(jié)構成的便是蕭紅個人的經(jīng)驗世界，如果說小說中有關耿大先生的部分呈現(xiàn)的是蕭紅對于皖南事變的態(tài)度與思考，那么，蕭紅實際上是在用個人經(jīng)驗“消化”了這一事件。這正是蕭紅的“回憶詩學”——一種借助于個人經(jīng)驗“消化”現(xiàn)實的努力。

但這種努力也有其被動性。隨著小說敘事的推進，文本內部的空間也愈加偏僻與封閉，直到寂靜無人的“后花園”里的涼亭：

因為一條狗從上邊跑過了，那狗究竟是跳墻出去了呢，還是從什么地方回來的。再仔細查那腳印，那腳印只是單單的一行，有去路，而沒有回路。[36]

園中無人往來，整日看雪的只有大先生，作者其實是介入了大先生的視角來觀察這些腳印。腳印“有去路，而沒有回路”，這說明狗是跳墻出去再沒有回來，腳印有去無回再度凸顯出“后花園”的封閉，也同時呈現(xiàn)出觀察者逃逸這一空間的渴望。這既是大先生的渴望，也是作者的渴望，然而小說最終還是困在了這一方皚皚白雪的后花園里——涼亭四角鈴子的響動隱隱傳達出微風的存在，清雪將再度掩埋這些淺淺的足跡，回憶還將困于回憶。

蕭紅在香港的足跡

回憶作為一種彌漫性的情感力量，其落地需要“組織”的支撐。蕭紅在40年代與關內東北流亡群體相近，但在西安事變后解體并被吸收到國民政府各層級的“奉系”，在政黨政治的現(xiàn)實語境下，是否能夠提供政治上新的可能性？蕭紅沒有答案，端木蕻良也未必能夠提供解答。正像《北風》中那句“人家把咱們忘了”中的“人家”其實指向相當不明。在不同語境里，有時指代奉系軍閥，有時指的是國民政府，有時指的是留在關外并同偽滿洲國合作的上流士紳，“人家”指向的不確定性，其實從另一個角度說是陷入了無從指責的窘境。這意味著作者對前路的指向并不清晰，借助他自己在《在戰(zhàn)斗中長成》中的總結便是“他們面對著幾種敵人”[37]。關于“游擊隊”的想法也曾出現(xiàn)在周鯨文、端木蕻良所撰寫的宣言里：

在目前的苦境之中，我們請求并懇求政府給予我們游擊隊以某些切實的援助而不是僅僅口頭上表示支持。[38]

在宣言的中文版里，這段意思被委婉地表述為“我們希望政府為了收復失地，善自運用挺進東北的先鋒隊伍，及援助東北義民完成其‘打回老家去’的愿望”[39]。但這到底是誰的隊伍呢？東北抗日聯(lián)軍主力已于1940年撤入蘇聯(lián)，后被整編為蘇聯(lián)遠東方面軍獨立第88步兵旅。這里提到的游擊隊，更可能指冀熱遼一帶隨時準備“打回老家去”的東北游擊隊。但無論是用“我們游擊隊”，還是用“東北義民”，遮蔽的其實都是軍隊的政黨屬性，這些隊伍在現(xiàn)實中都受國、共兩黨轄制，此刻并不存在一支獨立的、只服務于東北解放的隊伍。

端木蕻良等《旅港東北人士“九一八”十周年宣言》，《時代批評》1941年第4卷第79期

統(tǒng)一戰(zhàn)線時期，中共相當注重各黨派、各群體的統(tǒng)戰(zhàn)工作。于毅夫作為中共地下黨員，曾長期從事東北人士的統(tǒng)戰(zhàn)工作。于毅夫等人在國統(tǒng)區(qū)所從事的有關東北議題的民主運動，在社會輿論界以及國民參政會上，給國民政府制造了相當大的壓力[40]。東北人士對“抗戰(zhàn)到底”“東北自治”“憲政民主”等問題的強調，重合于中共方面的利益。周鯨文或許沒意識到的是，在《宣言》中一同署名的東北人士，包括周鯨文、張廷樞、端木蕻良、何鏡華、于毅夫、韓幽桐、丁維翰、董秋水、王福時等349人[41]中，張廷樞曾被中共任命為八路軍第一游擊縱隊司令員，于毅夫、韓幽桐都是中共黨員，王卓然的長子王福時，也是作為于毅夫的部下被派到香港從事左翼運動的。這說明東北流亡群體作為“中間力量”，在統(tǒng)一戰(zhàn)線時期其實處于被兩黨滲透和爭取的狀態(tài)，很難真正自外于政黨政治，也就難以提供穩(wěn)定的“遠景”。

以左翼立場進入文壇的東北作家在抗戰(zhàn)時期與東北名流之間的逐步靠近，首先源于他們共同的收復失地訴求，也因為二者此時相似的社會文化位置。中共地下黨員于毅夫在皖南事變后來到香港的主要職責就是團結東北籍著名人士，其中包括了周鯨文、端木蕻良和蕭紅。后者與前者并列，恰恰說明左翼陣營組織的方式在抗戰(zhàn)時期發(fā)生了變化。抗戰(zhàn)爆發(fā)后，多數(shù)“左聯(lián)”解散后的盟員進入中共黨組織，充分利用各類群眾組織與統(tǒng)戰(zhàn)團體，在國統(tǒng)區(qū)做公開的“合法的秘密工作”。與此同時，非在黨盟員大部分留在文藝戰(zhàn)線，變成了“統(tǒng)戰(zhàn)對象”。無論其是否自覺，黨外人士的公開活動反而更好地協(xié)助了中共的事業(yè)[42]。國統(tǒng)區(qū)東北作家道路選擇的多樣性與偶然性，就與他們作為兩黨之間的“中間力量”游走在“中間地帶”直接相關。與早年受左翼文化網(wǎng)絡的直接、間接影響不同，“統(tǒng)一戰(zhàn)線”政策所打造的巨大的中間地帶，為左翼作家們提供了諸多轉變的可能性。這是端木蕻良、駱賓基選擇“民盟”與孫陵、李輝英后來倒向國民黨一邊的大背景。他們有了更多的生計考慮，面臨著更為糾纏的人際關系網(wǎng)絡，也經(jīng)歷著更為隱蔽的政黨間的爭奪，這都現(xiàn)實地影響了他們的政治表達與政治選擇。東北作家40年代的文學書寫與30年代相比，尤顯多元（歧）。復雜的現(xiàn)實帶來了全新的考驗，如何再度確立自己與世界新的關系，這正是政治性的根本含義，文學作品就是他們的答卷。

四、40年代國統(tǒng)區(qū)左翼文學的政治性

蕭紅40年代作品的詮釋難題其實代表了一批未能納入大后方民主運動框架的左翼文學創(chuàng)作的歷史命運。

1937年10月初，端木蕻良曾給胡風去一信，信中寫道：“今日此間有人謂我中國才一擔，東北占八斗，此語可轉寄三郎，笑破肚腸也?！盵43]三郎即是蕭軍。此時端木蕻良因風濕行走不便，暫居蒿壩（浙江上虞），胡風、蕭軍與蕭紅則先到武漢，這群在1936年初尚寂寂無名的東北青年，在短短一年多的時間里在上海迅速成長為名作家。如果說1937年這種“才高八斗”的講法還屬笑言，那么在1945年抗戰(zhàn)勝利后，這群青年大都成了名副其實的東北“名流”。蕭軍、舒群、羅烽、白朗由延安進發(fā)東北解放區(qū)，主持了北滿的文藝運動。蕭軍剛到東北就被安排了五天六次的密集演講日程[44]，舒群、羅烽、白朗則成為東北重要的高級文化干部。端木蕻良先返香港，后赴武漢主持《大剛報》。駱賓基成為東北文化協(xié)會的副秘書長，其代“民盟”考察東北青年協(xié)會被捕案更是引起全國轟動。與此同時，陳紀瀅、李輝英和孫陵，也成為國民黨方面的高級接收人員。東北青年作家此前隱伏的觀念分歧在抗戰(zhàn)時期發(fā)酵，并外化為他們的道路選擇。受到不同政治力量的影響，逐漸形成了左、中、右的分野。而相較于30年代，他們的文學面貌也發(fā)生了很大的改變。從《生死場》到《北中國》《呼蘭河傳》，從《邊陲線上》到《姜步畏家史》，從《科爾沁旗草原》到《初吻》《早春》，文學創(chuàng)作風格的巨大變化背后，是時勢對于東北作家的整體塑造?？梢哉f，抗戰(zhàn)時段奠定了東北作家的人生道路選擇，也重塑了他們的文學表達方式。

蕭紅《呼蘭河傳》上海寰星書店1947年版

區(qū)別于此前研究者或以“斷裂論”，或以“成熟論”進行的個別解釋工作，本文試圖從整體出發(fā)，以蕭紅為例，探討了東北作家在40年代“離散”現(xiàn)象背后的時勢語境及其文學癥候。這同時關聯(lián)著諸多現(xiàn)象。比如，蕭紅在抗戰(zhàn)初期對于民族主義潮流表現(xiàn)出了相當?shù)氖桦x，羅烽、舒群、白朗則投以相當?shù)臒岢溃撊绾卫斫膺@一分歧？蕭紅《呼蘭河傳》等作品政治話語相當薄弱，以至于讓讀者感受到的是一個自由主義者的形象，但同期創(chuàng)作的《北中國》政治色彩卻相當鮮明，《馬伯樂》更是一反《呼蘭河傳》的柔美，該如何理解蕭紅抗戰(zhàn)時期作品的政治性？上述現(xiàn)象并不割裂，而是相互聯(lián)系，背后隱藏著一個共同的國際共產(chǎn)主義運動“國家化”的深刻背景。40年代中國左翼文化運動的發(fā)展將在一個國家化、政黨化的國際共產(chǎn)主義運動的大背景下展開。中國左翼陣營開始匯入抗日戰(zhàn)爭的洪流，國際主義理想在“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框架內以民族救亡的形態(tài)獲得了表達，也帶來了階級話語與民族話語之間的齟齬。

抗日戰(zhàn)爭促進中共崛起[45]，也促進了國民黨對地方派系的整合[46]。中國政局沿著黨派政治的方向發(fā)展，政黨的崛起成為影響東北作家群道路選擇與文學表達的關鍵環(huán)節(jié)。一方面，國民黨方面積極影響、闡釋東北議題，部分沿左翼文化網(wǎng)絡進入文壇的東北作家，在政治立場上開始右轉。關內流亡東北人社團組成的鄉(xiāng)情網(wǎng)絡所提供的物質與組織支持，也影響了部分作家在政治道路上的選擇。另一方面，獲得合法地位的中共迅速壯大并建立了相對穩(wěn)定的根據(jù)地，大量文化人士被吸納進黨組織成為干部，非黨左翼作家則被劃歸為統(tǒng)戰(zhàn)對象對待，與中共的親疏關系將直接影響作家對于政治脈搏的把握以及政治遠景的獲得。這樣，同屬左翼的黨員工作者與外圍左翼作家之間的分野愈加明顯，解放區(qū)與國統(tǒng)區(qū)作家之間的分野也愈加明顯，以延安為中心開展的中國共產(chǎn)黨的革命，構成了戰(zhàn)時左翼文學場域的“漩渦”?！皷|北作家群”在這一過程中發(fā)生的離心與向心運動，一同形成了40年代文學東北多元且多歧的景觀。

蕭紅40年代作品的詮釋難題其實代表了一批未能納入大后方民主運動框架的左翼文學創(chuàng)作的歷史命運。同是東北作家的駱賓基，在晚年聽到日本學者盛贊《北望園的春天》《生活的意義》的“政治性”時，表現(xiàn)出了異乎尋常的興趣：“日本的中國現(xiàn)代文學評論家和我們四十年代大后方文藝評論權威者，在文學與政治關系方面的論點，是迥然不同的”[47]，大后方作品的“政治性”問題顯然讓駱賓基難以釋懷。這其實反過來提示我們在一個更寬的左翼文學光譜上重新思考40年代國統(tǒng)區(qū)左翼文學的政治性。

本文以蕭紅作品《北中國》為個案，抽繹出國際共產(chǎn)主義運動“國家化”轉向、“統(tǒng)一戰(zhàn)線”與政黨政治、全面抗戰(zhàn)與“東北立場”三條線索，解讀蕭紅作品中的政治表達及其癥候所在。這一現(xiàn)象對于大后方東北作家而言具有共性，循著相似左翼文化網(wǎng)絡進入文壇的東北青年，隨著左翼文化版圖的星移斗轉而離散。在一個整體視野中把握了這群作家的道路及創(chuàng)作選擇，也就為我們更為深入地理解戰(zhàn)時中國左翼文學提供了參考。

注釋：

[1] 蕭紅：《北中國》，《星島日報》副刊《星座》，03版，1941年4月13日-29日。經(jīng)過比對，《蕭紅全集》（黑龍江大學出版社）所錄版本與原刊僅有微小差別，下文著錄將統(tǒng)一使用黑社版《蕭紅全集》，如遇差異將同時注出原刊版本。

[2] 陸文采：《愛國主義的激情，一直在她心頭跳動——讀蕭紅在香港發(fā)表的兩篇著作札記》，遼寧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編：《東北現(xiàn)代文學史料》（第5輯），第161頁，遼寧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1982年版。

[3]蔣暉：《試論趙樹理三十年代小說創(chuàng)作的主題和形式》，《文藝爭鳴》2012年第12期。

[4] [5] 卡爾·施米特：《哈姆雷特或赫庫芭：時代侵入戲劇》，王青譯，第63-64頁，第73、21頁，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6] 1月18日，國民黨軍委會發(fā)布官方口徑，《大公報》（香港版）配以《新四軍解散短評》。1月19日，刊發(fā)國民黨某軍事長官意見。1月21日，《大公報》（重慶版）刊發(fā)社評。1月27日，周啟剛南下香港，向海外僑胞解釋此事。1月28日，蔣介石在“國府紀念周”上講話再度申明此事。中國駐美大使胡適2月6日美國講演，3月6日，商震在仰光對華僑講演時也都沿用此口吻。

[7] 周恩來：《題詞》，《新華日報》，02-03版，1941年1月18日。

[8] 《國共兩軍沖突雙方傷亡甚重》，《大同報》，01版，1941年1月9日?！吨泄蔡岢鲎詈笠箅y邀重慶承認，蔣共調整委員會必陷于混亂》，《大同報》，01版，1941年1月10日。

[9] 林語堂：《美國來信》，《大公報》（香港版），03版，1941年5月16日。

[10] 根據(jù)香港《大公報》報道，為應對這種文化人出走現(xiàn)象，張治中作為政治部長還專門招待文化人，“（張）即席演說，勸文化人聯(lián)合一致，從事抗建?！瓘埵喜窀嬗谛滤能娛录l(fā)生后前赴港滬與南洋之文化人，及早返渝，謂彼等離棄抗建崗位，實為重大的錯誤?！薄稄堉沃性谟逭写幕纭罚洞蠊珗蟆罚ㄏ愀郯妫?，03版，1941年5月6日。

[11] 《新四軍解散事件討論大綱》，《文藝青年》第10、11期合刊，1941年2月。

[12] 柳亞子等：《撤銷“剿共”部署，解決聯(lián)共方案，發(fā)展抗日實力》，《新中華報》，1941年2月9日。

[13] 包括周鯨文《再論中國目前的政治危機——新四軍事件與國共摩擦》《現(xiàn)階段中國政治的退潮》；百鵬《從新四軍事件說到遠東現(xiàn)勢》；陳哲民《怎樣制止中國內戰(zhàn)》。

[14][15] 周鯨文：《如何解決國共的摩擦》《民族英雄趙侗究竟死在誰的手里》，《時代批評》2卷第44期，1940年4月。1939年底，趙侗所率游擊隊（曾被改編為八路軍晉察冀軍區(qū)第五支隊，后反水。）被賀龍120師消滅。——他的母親就是蕭紅在小說《梧桐》中提到的趙老太太。

[16] 周鯨文：《論中國目前的政治危機》，《時代批評》3卷第63期，1941年1月。

[17] 包括《論懺悔貴族》《論人權運動》《論人權運動的行動性》《人權運動的進軍》《民主建國與附土抗戰(zhàn)》等。

[18][21] 周鯨文：《憶蕭紅》，《文教資料》1994年第2期。劉以鬯、周鯨文：《周鯨文先生談端木蕻良》，劉以鬯：《端木蕻良論》，第110頁，世界出版社1977年版。

[19] 姜濤：《“集納”空間與“馬凡陀山歌”的生成》,《華中師范大學學報》2018年第4期。

[20] 包括趙惜夢、陳紀瀅、于浣非、蕭軍、羅烽、白朗、舒群、楊朔、孫陵、黑丁、李輝英、孔羅蓀等。參見陳紀瀅《三十年代作家記》，第180頁，成文出版社1980年版。

[22][28][33] 端木蕻良：《北風》，《端木蕻良文集》第3卷1998年版，第376頁，第382頁，第388頁。小說原刊于《星島日報》副刊《星座》，06版，1941年2月6日-21日?！段募钒嫖茨軐㈩}記部分較好地體現(xiàn)出來。

[23] 毅夫（于毅夫）：《在陳誠將軍的招待會上》，《反攻》5卷6期、6卷1期合刊，1939年7月。

[24] 《本會上六中全會快郵代電》，《反攻》7卷第5期，1939年12月。張洪軍文章注釋有誤。徐仲航：《在“東總”召開的“關于恢復東北政治機構問題”座談會上的發(fā)言》，《反攻》8卷第5期，1940年7月。關于此時段的總體狀況，可參看張洪軍和戴茂林、鄧守靜的歷史描述。張洪軍：《東北籍抗日救亡人士在重慶》，《理論學刊》2008年第5期。戴茂林、鄧守靜：《八年抗戰(zhàn)中的東北救亡總會》，第95-96頁，東北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

[25] 蕭紅：《寄東北流亡者》，《大公報》（漢口版）副刊《戰(zhàn)線》，06版，1938年9月18日。此文為端木蕻良所作，理由見正文稍后部分。

[26][32][38][39][41] 端木蕻良等：《關于日本侵華十周年之宣言》（1941年），畢萬聞譯，《民國檔案》1992年第2期。這則宣言的中文版登在《時代批評》第79期上，題名為《旅港東北人士“九一八”十周年宣言》，《時代批評》4卷第79期，1941年9月。與英文版相比，在內容上與表述上均有不小的差別。從篇末署名情況來看，在一眾東北名流中，端木蕻良的位置相當靠前，甚至在何鏡華（東北軍著名將領）、于毅夫之前，這應該是因為他參與了宣言的起草工作。

[27] 《時代批評》九一八十周年紀念感言特輯中的文章如《不要使華僑失望：“九一八”在星嘉》《九一八的病根》《“九一八”十周年紀念日痛語》《十年了！》，大都表達了類似的意思。參見《九一八十周年紀念感言特輯》，《時代批評》4卷第79期，1941年9月。

[29][34][36] 蕭紅：《北中國》，《蕭紅全集》第4卷，第107頁，第99頁，第110頁，黑龍江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

[30] 蕭紅：《寄東北流亡者》，《大公報》（漢口版）副刊《戰(zhàn)線》，06版，1938年9月18日。蕭紅：《給流亡異地的東北同胞書》，《時代文學》1卷第4期，1941年9月。端木蕻良晚年回憶可參見曹革成《我的嬸嬸蕭紅》，第126頁，時代文藝出版社2005年版。二者對比，后者明顯增添了大量“蕭紅式”的感官細節(jié)。

[31] 蕭紅：《九一八致弟弟書》，《大公報》（香港版），08版，1941年9月20日。

[35] 鐘靈瑤：《體驗與記憶：有情的家園書寫——論蕭紅的〈北中國〉》，《新文學評論》2019年第2期。

[37] 端木蕻良：《在戰(zhàn)斗中長成》，第87頁，《端木蕻良文集》（第5卷）北京出版社2009年版。原載于《光明報》，1941年9月18日。

[40] 國民政府在1942年5月以“集中東北抗日力量，組成一個總的抗日工作團體”為由成立東北四省抗敵協(xié)會，也是希望將這一威脅性的力量納入管理。

[42] 郭帥：《“合法的秘密工作者”——左聯(lián)解散后多數(shù)盟員的去向問題（1936-1938）》，《現(xiàn)代中國文化與文學》2022年第3期。

[43] 袁權輯注：《端木蕻良致胡風的二十一封信》，《新文學史料》2013年第1期。

[44] 參見蕭軍《蕭軍東北日記（1946-1950）》，第99-101頁，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

[45] 參見盧毅、羅平漢、齊小林《抗日戰(zhàn)爭與中共崛起》，東方出版社2015年版。

[46] 易勞逸：《毀滅的種子：戰(zhàn)爭與革命中的國民黨中國（1937-1949）》，王建朗等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47] 駱賓基：《政治與文學——中國現(xiàn)代作家作品在日本代序》，《了解時代的窗口》，第120頁，人民日報出版社198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