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的安東尼奧尼

攝制組用敞篷車拍攝街景

攝制組用敞篷車拍攝街景

“中國的誘惑”

“您想回中國嗎？”2004年，在意大利費拉拉的安東尼奧尼家中，中國紀錄片導演劉海平、侯宇靖夫婦這樣問道。

“ANDIAMO，SUBITO?。ㄎ覀円黄鹱?，趕快！）”92歲的安東尼奧尼只回答了兩個意大利單詞。1985年，中風破壞了他大腦的文字組織和拼寫中樞，此后，他只能說一些簡單的詞語。

語言從來不是情感交流的障礙，一張張畫作中的東方韻味，書架上散落的研究《周易》和針灸的草稿，初次見面時安東尼奧尼眼中噙滿的淚水，無不在告訴劉海平：“中國已成為安東尼奧尼靈魂的一部分。”

去遼闊的中國看一眼，曾是安東尼奧尼的一個夢。

20世紀60年代，革命熱潮席卷全球，非洲掀起獨立浪潮，美國民眾高呼反對越戰(zhàn)，歐洲各國因經(jīng)濟增長速度緩慢出現(xiàn)了一系列社會問題，終于引發(fā)1968年的法國“五月風暴”。風起云涌的學生運動中，哲學界、電影界的歐洲左翼知識分子都站在了學生一邊，而遙遠的東方則成為左翼知識分子中流行的“中國的誘惑”。

談論中國在當時的歐洲是一件時髦事。然而，紅色中國究竟是什么樣的？“他們只能通過我們輸出的少量影像來了解，因為‘文革’開始后中國對西方完全封閉，就連過去與中國友好的人士也沒有被邀請訪問，這就造成了西方社會——特別是左翼知識界對中國的一種渴望?！北本煼洞髮W藝術與傳媒學院教授、紀錄片學者張同道說。

轉機發(fā)生在1971年，美國乒乓球選手科恩“上錯車”，小小乒乓球發(fā)出“乒”的一聲，全世界都聽到了，中美之間關閉22年之久的大門即將打開。美國乒乓球代表團訪華后一個月，1971年5月21日，意大利外貿部代表團訪問中國，代表團成員中包括時任意大利國家電視臺（RAI）文化節(jié)目負責人的弗利奧·科隆布。

與周恩來總理握手后，科隆布提議拍攝一部電影。深諳國際局勢的周恩來總理對此很感興趣。“我提名了著名導演安東尼奧尼，周恩來立刻介紹我認識文化部的一位專員，這位專員與我同回酒店商討此事。這是一個正式合作的項目，來拍攝一部關于中國的電影?！睅资旰螅坡〔枷騽⒑Ｆ椒驄D回憶了當初的細節(jié)。

西方人渴望了解中國，中國也希望通過外國導演的攝影機，把中國形象傳播到世界。20世紀70年代，中國掀起了一個西方人來華拍攝紀錄片的小高潮：除了經(jīng)常與安東尼奧尼對比的伊文思拍攝的《愚公移山》，還有1971年比利時記者亨利·華納和杰拉爾·瓦萊拍攝的《中國1971》、1974年美國記者歐文·德拉寧拍攝的《上?！贰晌幻绹鴮а葜x莉·瑪克萊娜和克羅迪亞·維爾記錄一個美國婦女團體中國之旅的《半邊天》、唐納德·麥克威廉姆斯記錄1972年加拿大中學生訪華的《中國印象》等。而在眾多的紀錄片中，影響廣泛且爭議最大的，便是安東尼奧尼的《中國》。

1972年2月，安東尼奧尼接到意大利國家電視臺的邀請，他興奮地同意了。按科隆布的說法，他和安東尼奧尼是好兄弟，非常好的朋友。更重要的是，“在職業(yè)領域，他是一位偉大的導演，全世界都知道他”。

1960年，自編自導的懸疑片《奇遇》獲第13屆戛納電影節(jié)評審團獎；1961年，《夜》獲第11屆柏林電影節(jié)金熊獎；1964年，《紅色沙漠》獲第29屆威尼斯電影節(jié)金獅獎；1967年，《放大》獲第20屆戛納電影節(jié)金棕櫚獎。而在紀錄片領域，早在1948年，紀錄短片《城市清潔工》已經(jīng)摘得當年意大利電影新聞記者協(xié)會銀絲帶獎。

今天，即便是不熟悉世界電影史的讀者，應該也明白這串獎項的分量。不過，在1972年的中國，安東尼奧尼只是一個陌生的名字。直到20世紀八九十年代，他的那些經(jīng)典藝術電影才以錄像帶和盜版VCD的形式，在文藝青年中流傳。

在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原臺長楊正泉的回憶中，意大利國家電視臺向我國外交部新聞司發(fā)函時，特意說明將由著名導演安東尼奧尼執(zhí)導。為此，外交部讓我國駐意大利大使館了解情況，提出意見，后經(jīng)廣播局軍管小組分管宣傳與外事的副組長戴征遠和外交部的姬鵬飛、喬冠華同意批準。

“請安東尼奧尼執(zhí)導，因為他是意大利共產(chǎn)黨，在政治上是可靠的?！迸c意大利人科隆布相比，張同道顯然更懂得1972年的中國。

其實，不僅是安東尼奧尼，就連擔任《中國》助理導演的恩麗卡，中學時學的也是共產(chǎn)主義思想、毛澤東思想，在河南拍攝時，她胸前還佩戴著意大利共產(chǎn)黨的徽章。恩麗卡當時年僅20歲，正與60歲的安東尼奧尼沉浸在“忘年戀”中，從中國回到意大利后，兩人結為連理。

“你們讓我自己看”

安東尼奧尼花費了三個月時間，同中國官方和意大利國家電視臺討論行程。在寄往北京的“意向書”中，他寫道：“我計劃關注人的關系和舉止，把人、家庭和群體生活作為記錄的目標。”

關注人的關系和舉止，在安東尼奧尼早期的紀錄片中就有跡可循。1912年9月29日，安東尼奧尼出生在一個叫費拉拉的小城。費拉拉位于意大利北部的波河平原，在不遠處的波河岸上，意大利著名電影導演維斯康蒂拍攝了新現(xiàn)實主義電影的開山之作《沉淪》。兩年后，同樣在波河，安東尼奧尼拍攝了他獨立執(zhí)導的第一部電影《波河上的人們》。這部9分鐘長的紀錄片，記錄了波河上漁民的粗糲生活。曬被子的男人望向波河，暴雨欲來，抱著孩子的女人回到屋棚……這些影像處處顯露著新現(xiàn)實主義的風格。談及《波河上的人們》，安東尼奧尼曾說：“之前的紀錄片從不關注普通的人?！彼牡诙孔髌贰o錄短片《城市清潔工》，同樣將鏡頭對準普通人，記錄了羅馬清潔工的一天。

安東尼奧尼的攝影機從意大利進入中國前，他選擇了一個出人意料的攝影師——盧奇亞諾。盧奇亞諾得到邀約，是在出發(fā)前一星期。他從電影院回家時，家里人告訴他，安東尼奧尼打來了電話。盧奇亞諾不敢相信，在他眼中，“安東尼奧尼在當時的電影界就像個上帝”，而自己雖然已經(jīng)拍了15部電影，但都是小制作，比他有名的攝影師有很多。盧奇亞諾唯一的名氣，大概是他拍攝的一部關于羅馬郊區(qū)一所學校的影片。在這部影片中，他沒有像通常那樣把攝影機固定在腳架上，而是全程手持機器拍攝，為的是像布列松那樣，出門總帶著萊卡小相機，以拍到現(xiàn)實。

不知安東尼奧尼是否聽說了這部“手持機器拍攝”的影片，但《中國》呈現(xiàn)的“現(xiàn)實”顯然與那個時代的中國紀錄片大相徑庭。“我們當時的紀錄片叫‘形象化政論’，紀錄片被看作是報紙的兄弟，就像報紙的社論一樣，只不過它是用影像?！睆埻勒f，這與安東尼奧尼他們在一旁冷靜觀察的創(chuàng)作手法完全不同。

安東尼奧尼也許沒有意識到雙方認知的錯位。1972年5月13日，安東尼奧尼一行到達中國。和那個年代的很多國際友人一樣，他們先飛到香港，然后改乘小火車抵達羅湖。在火車上，攝影師盧奇亞諾看到了短途旅行的中國人，“有雞籠、雞、大包小包，人們很單純”?？吹轿逍羌t旗時，他扛起機器，裝上膠片，準備開拍，安東尼奧尼阻止了他：“我們先理解，然后再拍?！?/p>

從廣州飛到北京的攝制組只有5個人，除了導演、助理導演和攝影師，還有一位負責充電池和錄音的攝影助理、一位意大利隨行記者。數(shù)量更多的是攝影器材，電池、燈之類的，從飛機上運下來，足足裝滿了一卡車。這些跨越千山萬水而來的攝影器材，很多都沒用上，因為攝制組原打算拍攝半年，實際只拍攝了22天。

來中國前，安東尼奧尼對中國的想象帶著浪漫的童話色彩：“黃河，有很多鹽，家和路都是用鹽做成的，一片雪白的藍色沙漠，還有其他沙漠，動物形狀的山峰，穿著童話般服裝的農民?！币恍腥嗽谑锥紮C場降落時，安東尼奧尼看到舷窗外出現(xiàn)了想象中的中國：停機坪上正在舉行一個盛大的歡迎儀式，男孩女孩們穿著鮮艷的服裝，又唱又跳，有飄帶，有紅旗……后來，他們才意識到，這個儀式并非為了攝制組，而是在歡迎索馬里元首西亞德。

童話色彩僅僅出現(xiàn)在飛機抵達北京的那一刻。隨后，攝制組住進新僑飯店，負責接待他們的是中央廣播事業(yè)局國際聯(lián)絡部的幾位工作人員。雙方在房間內討論拍攝計劃，三天的討論中，安東尼奧尼一直坐在房間靠墻的沙發(fā)上。面對茶幾和一個女孩不斷加水的茶杯，他覺得“房間中央空蕩蕩的，大得讓我們感到不適，仿佛分隔中國和意大利的那一萬公里全都集中在那里?！贝蜷_一張中國地圖，上面標注了安東尼奧尼理想的旅行線路，這個方案毫無疑問被否決。最終定下的路線被“嚴格規(guī)定”，五個拍攝地點分別是北京、上海、蘇州、南京和林縣，其中林縣還是安東尼奧尼爭取到的。

討論拍攝計劃的每一天，安東尼奧尼只想從賓館里出去，親自看一看，到處走一走。時任意大利駐華大使孟凱蒂曾回憶，在北京，他想向安東尼奧尼介紹中國，大師馬上制止：“每個人都有他自己的中國，加注了個人色彩，不是歷史。歷史，我已讀過，但要理解需要很多年。我沒有興趣聽別人闡述中國，你們讓我自己看而不加任何人的色彩?！?/p>

“我們只是看了它一眼”

安東尼奧尼在中國待了一個多月，正式拍攝只有22天。根據(jù)張同道拍攝紀錄片的經(jīng)驗，“22天連前期調研都沒做完，何況還是個陌生的國家”。

回憶在中國的拍攝，安東尼奧尼也坦承，“我們只是看了它一眼”，時間“只允許我快速地一瞥，像游客一樣，我看到的東西是以旅行者的眼光”。但他又什么都想拍，因此，不得不打破平時的工作習慣，一天拍八十個鏡頭。正常情況下，他每天只拍兩三個鏡頭。

匆匆一瞥，安東尼奧尼卻如同發(fā)現(xiàn)了“另一個世界”。在北京，人們下班后，并不是跑回家，而是留在工廠的院子中，圍成一圈坐下來，討論工作中的問題。安東尼奧尼判斷，“這不是經(jīng)過安排的場面”，“任何看電影的人都會注意到，那些討論和閱讀報紙的姑娘們臉上不是完成任務的表情，而是真正的、誠懇的、混合著樂趣的表情”。

他還注意到，每個人都接受分配給他們的工作，即使這份工作很辛苦，他們仍平靜地接受，認為是在做對集體有益的事情，這是在今日中國人身上扎了根的感情。“中國人所具有的那種社會團體感，是我在世界其他任何地方都沒有遇到過的?！?/p>

在大街小巷中穿行，安東尼奧尼驚訝地發(fā)現(xiàn)，人們“生活上的平等，跟我們那邊很不一樣，這里看上去既不焦慮，又不著急”。他說，“人民是讓我最為感動的”，“他們的單純、他們的誠實和他們之間的互相尊重打動了我”。

初到北京，安東尼奧尼和攝影師盧奇亞諾就發(fā)現(xiàn)：“這個城市有嚴謹?shù)牧晳T，它蘇醒得很早，北京和中國人都非常勤勞”。通常，攝制組的工作從上午九十點鐘開始，但一大早，盧奇亞諾透過賓館的窗戶，看到外面有一群人在跳舞、運動，實際是練太極拳、做廣播體操，他覺得太美了。于是，一天早上5點，正式開拍前，盧奇亞諾帶著攝影助理出門，在一個小廣場旁開始拍攝。拍到八點半，廣場上的人群散去，盧奇亞諾突然看見一輛自行車正飛奔著去上班。騎車的人一邊騎得飛快，一邊打著太極拳，他拎起機器就拍。回到羅馬整理素材時，安東尼奧尼驚訝地發(fā)現(xiàn)了這部分內容，這才有了《中國》里那個長達17秒的精彩長鏡頭。

“影像有些晃動，因為我沒時間考慮，看到就馬上拍，就是用這種方式，我們拍攝了中國。”在盧奇亞諾的回憶中，拍攝有時很自由，并沒有被完全限制，他們得到的也有破格支持和優(yōu)待。

平時，供攝制組使用的是一輛面包車，但有時他們需要用移動鏡頭拍攝街景，面包車不適用。攝制組請求能否使用一輛敞篷車，于是，周恩來總理將自己的紅旗敞篷車借給他們當攝影車。

盧奇亞諾將好吃的中國菜稱為“偉大的發(fā)明”和“一個重大的發(fā)現(xiàn)”，他的另一個重大發(fā)現(xiàn)是中藥和中醫(yī)。在一個小村莊，他看到醫(yī)生正在給一位老太太拔火罐，盧奇亞諾好奇地問藥在哪兒，醫(yī)生推開門，后面有一片菜園，種了很多植物，都帶著小卡片，醫(yī)生指著植物一一介紹：“這是阿司匹林，這是……”

看過《中國》的觀眾更容易記得的，是在北京一家醫(yī)院拍攝的針刺麻醉剖宮產(chǎn)手術。特寫鏡頭貼近產(chǎn)婦的大肚子，拍下了細針插入皮肉的場景。盧奇亞諾拍攝時感覺不可思議，剛開始，他閉著一只眼睛，拍著拍著，嚇得兩只眼睛都閉上了，以至于鏡頭長時間地一動不動，拍出的畫面仿佛科教片。

雖然害怕，盧奇亞諾仍注意到，產(chǎn)婦還在交談，很平靜。在《中國》的成片中，旁白這樣解釋針刺麻醉：“這種方法很簡單，無需昂貴儀器。它建立的是種更直接的富有人性的醫(yī)患關系。誰都能學針灸，能用它，就是在偏遠的地區(qū)，就是那些赤腳醫(yī)生都會針灸，而他們是農業(yè)中國的醫(yī)學脊梁。今天盡管西方科學家持懷疑態(tài)度，但是在中國做的75％的手術，在對病人進行初級麻醉時用的就是這些細針?！?/p>

“不想改變什么，我們想做見證”

中國傳統(tǒng)醫(yī)學所蘊含的東方力量，征服了安東尼奧尼和盧奇亞諾。然而，更多的時候，安東尼奧尼的拍攝方式令那個年代的中國人費解：從天安門廣場到紅旗渠，從南京長江大橋到上海外灘，他總是把鏡頭對準人們的面孔、衣著和言談舉止，而那些展現(xiàn)成就的地標建筑和風景，僅僅作為人的背景出現(xiàn)。

作為受邀訪華的左翼國際名人，被中國領導人接見似乎是“程式化”流程，但安東尼奧尼是個例外。盧奇亞諾說：“他對大街上生活著的人感興趣。”

把中國人作為影片的主角，是安東尼奧尼到達中國后馬上做出的選擇。他對中國的第一印象就是“十幾個穿藍衣服的工人”，他們頭上戴著紅帽子，在羅湖口岸，正從一節(jié)車廂卸貨。抵達北京后，他詢問工作人員，什么最顯著地體現(xiàn)了解放后中國的變化？ 工作人員的回答是“人”。他以為這與自己的想法不謀而合。

5月18日，正式拍攝的第一天，安東尼奧尼把鏡頭對準了天安門廣場上排隊等待拍照留念的人群，長距變焦鏡頭把人們好奇而害羞的面孔和表情捕捉成特寫，占滿大半個銀幕。

在王府井儲蓄所，他們匆匆爬上頂樓，又到二樓的北窗口，觀察一番后都不滿意，最后選擇了一間辦公室的東窗，拍攝街景。劉海平說，安東尼奧尼把東窗窗簾拉上，掏出小剪刀，把窗簾剪了兩個三十厘米長的口子，然后把攝影機鏡頭從口子伸出去，拍攝到了坐在路邊吃冰棍的婦女和男人、扒著賣冰棍的車子專注“研究”的孩子，整整拍攝了三個小時。安東尼奧尼躲在窗簾后面，一邊拍一邊自言自語：“中國人萬萬想不到我在這里給他們拍影片?！薄吨袊返呐园椎莱隽怂@樣拍攝的目的：“為了能捕捉到它的日常生活，我們得把攝影機藏起來?！?/p>

安東尼奧尼喜歡用突擊訪問的方式獲得想要的鏡頭。在北京西城區(qū)大乘胡同，本來說要來拍，后來又說不來了，不一會兒又出其不意地闖進胡同的一個院子進行拍攝，把一家小廚房攝入他的鏡頭。

在國棉三廠參觀工廠的家屬宿舍時，安東尼奧尼走進一戶人家，發(fā)現(xiàn)“太干凈了”，不拍；換了另一家，看到“有沙發(fā)”，也不拍；走進第三家，廚房的案板上放著一個空醬油瓶和一小塊肉，他立刻告訴攝影師：“趕緊拍，一會兒他們就收起來了?！?/p>

這種“突襲式”的拍攝，與伊文思和羅麗丹拍攝《愚公移山》恰恰相反，后者習慣先與拍攝對象熟悉，交朋友，消除他們面對鏡頭的緊張感。

1973年1月，三個半小時的紀錄片《中國》在 美國廣播公司（ABC）電視臺首播。為了購進該片的首播權，美國廣播公司花了25萬美元。該片被評為1973年在美播出的“十佳紀錄片”之一。與此同時，在意大利羅馬舉行的《中國》首映式也產(chǎn)生轟動，受到熱烈追捧。安東尼奧尼在首映式上發(fā)言：“對于中國，我尊重，然后熱愛?！?/p>

然而，這部“安東尼奧尼式”的紀錄片在中國卻命途多舛，習慣觀看“形象化政論”的中國觀眾并不欣賞《中國》，安東尼奧尼一下子成為眾矢之的。1973年年底，影片《中國》已經(jīng)引起了國內的注意。12月13日，中國外交部向安東尼奧尼提出抗議，表示“遺憾”。不巧，趕上“批林批孔”，安東尼奧尼的名字同孔子、貝多芬放在一起，《中國》被卷入了政治旋渦。

影片在國外收獲的也并非只有掌聲。劉海平介紹道：“毛澤東思想的崇拜者認為安東尼奧尼在丑化中國，詆毀社會主義；另一部分西方人則認為他在美化中國，粉飾社會主義?！?974年的威尼斯雙年展期間，兩種觀點的交鋒達到高峰。

“他總是懷念中國的山”

1984年，為拍攝電影《末代皇帝》，意大利導演貝托魯奇來到北京。來中國前，他重看了安東尼奧尼的《中國》，他說，“這部描繪中國城鄉(xiāng)詩篇的紀錄片是真正關于中國人的電影”：“那是第一次我們西方人能看的一部紀錄片?！?/p>

從1984年到1986年，在中國的三年，貝托魯奇看到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起初他覺得中國人很嚴肅，著裝統(tǒng)一，當《末代皇帝》的拍攝結束時，改變悄然發(fā)生，路上的行人笑顏如花。

中國的紀錄片也在悄然變化。在中央電視臺對外部門工作的電視人陳真，正在籌拍一部對外宣傳中國的紀錄片《中國人》，他想?yún)⒖家恍┩鈬伺闹袊钠?，就去電影資料館看了安東尼奧尼的《中國》。影片冷靜旁觀的氣質打動了他，“簡直就是革命性的影響”。后來創(chuàng)辦《東方時空》的電視人時間也談到《中國》對他的影響，《中國》把鏡頭對準了普通中國人。

而在劉海平看來，“沒有《中國》，我們就會失去尋找過去中國人民氣質的一次寶貴機會”。正是被這一點觸動，他和愛人侯宇靖一遍遍地觀看《中國》，結果驚奇地發(fā)現(xiàn)：安東尼奧尼拍攝過的河南林縣，正是侯宇靖出生的地方。她是北京女孩，但她的父親曾是中央醫(yī)療隊的醫(yī)生，被派往林縣進行食道癌腫瘤防治。侯宇靖在林縣長到了八歲，在家里的一張老照片中，母親抱著一歲多的她，站在林縣的一間紅瓦房前。更巧的是，侯宇靖曾留學意大利，能講一口流利的意大利語。

冥冥之中，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2004年，兩人決定籌拍一系列關于意大利著名導演的紀錄片，安東尼奧尼成為他們第一個拜訪的拍攝對象。

在威尼斯第一次見到安東尼奧尼和夫人恩麗卡時，侯宇靖將自己兒時的照片遞給安東尼奧尼，92歲的老人情緒突然激動起來，開始哭泣。這是第一次，來自中國的導演請他講述《中國》的故事。

恩麗卡說：“他愛中國，從未改變?！笔チ舜蟛糠终Z言和書寫能力后，安東尼奧尼每天都在家畫畫，他的畫作叫作“夢幻山巒”。他的好友、傳記作者卡羅評價這些畫作“帶有東方韻味”。他說，有一次，看到撒丁島的山巒，安東尼奧尼說這些景色讓人想起中國，“他總是懷念中國的山”。

2004年11月25日，“安東尼奧尼電影回顧展”在北京電影學院舉行，《中國》在中國第一次公映。

盡管每次被問到“您想回中國嗎？”，安東尼奧尼的回答總是“我們一起走，趕快！”，但他的身體狀況已經(jīng)不允許他再看中國一眼。代表安東尼奧尼出席的是卡羅，此行之后，卡羅終于明白了安東尼奧尼懷念的中國的山。

2007年7月30日，安東尼奧尼在家中安然去世，享年94歲。

在《中國》首映50年后的今天，我們可以在網(wǎng)上看到三個半小時的完整影片。人們能輕易地區(qū)分其中“安排”和“未經(jīng)安排”的場景，有人說：“在安排好的場景里中國人總是微笑著，而那些出于本能的則比較嚴肅，有時惱怒?！边@樣的說法并不新鮮，安東尼奧尼很早就回應過：“是的，但不總是。如果沒有‘擺拍’的場景，我不相信一部紀錄片更接近于現(xiàn)實?！彼嘈?，人們展示五斗柜上的毛主席像和著作時，“是宣傳，但不是一個謊言”。

無論如何，《中國》成了記錄那個年代日常生活的珍貴歷史影像。1972年在上海拍攝外灘時，安東尼奧尼沒有拍萬國建筑群，而是由西向東，拍了當年差不多和地平線一般高的浦東，如今，很多反映浦東滄桑巨變的影片都會用到安東尼奧尼的浦東大全景。

從拍攝記錄安東尼奧尼的那一天開始，劉海平和侯宇靖記錄了與中國結緣的幾代意大利電影名導的中國情緣，包括1957年拍攝紀錄片《中國長城》的李查尼、電視劇《馬可·波羅》導演蒙塔爾多、《末代皇帝》導演貝托魯奇以及為北京奧運會拍攝短片《重聚》的托納多雷。但劉海平還有一個愿望，安東尼奧尼為《中國》拍攝了3萬米膠片的素材，最后剪輯成的影片只用了其中的1萬多米，其余的素材至今仍靜靜地留在意大利，“如果能把這些擱置半個世紀的素材利用起來就好了”。

（本文作者楊麗娟，摘自《北京三萬里：重大時刻來華的那些人，那些事》，北京日報特別報道部著，北京聯(lián)合出版公司2024年4月第一版，定價：78.00元）

（本版文字由燕嬋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