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jié)束了在BGP的工作之后，該公司領導給了我在地拉那休假10天的優(yōu)厚待遇，要我好好會會阿爾巴尼亞老朋友，因為他們知道，我一生的事業(yè)是緊緊地與阿爾巴尼亞聯(lián)系在一起的。

在要拜會的諸多朋友中，我自然想到了現(xiàn)任阿爾巴尼亞大百科全書出版社總經(jīng)理和總編輯的阿奔·佐澤。他是阿爾巴尼亞最有影響力的著名小說家、我當年的恩師雅科夫·佐澤的長子。雅科夫老師于1979年因患癌癥過早地去世了，我只好把自己的一腔尊師之情傾注在恩師的兒子身上。

按照朋友的指點，7月初的一個早晨，我汗水津津地來到大百科全書出版社。一敲門，未過10秒鐘，門就打開了，一位高大魁梧的中年男子笑吟吟地出現(xiàn)在我的面前。顯然，我的突然來訪出乎他的預料，臉上露出驚愕的神情。我立刻來了個三言兩語的介紹，話還未說完，他立刻緊緊地抱住我，眼睛里噙著淚珠，激動地說：“鄭叔叔，您這是打哪兒來呀？從天上嗎？”我問他：“37年了，我已變成老頭了，您還認得出來嗎？”他輕輕地松開胳膊，滿臉喜色地說：“人不管怎么變，眼睛是不會變的，您這雙善良的眼睛，跟37年前沒有什么兩樣。再說了，爸爸珍藏的照片中，還有您跟他一起的合影。他在世時，經(jīng)常對別人提起您，說您是他教過的外國留學生中最勤奮、最有天分的一個。您想，我們心中能沒有您嗎？”

聽著阿爾奔情深意切的話語，端詳著他那與雅科夫幾乎完全一樣的四方臉和一雙大眼睛，還有那穩(wěn)健莊重的步態(tài)——雅科夫老師的音容、舉止以及我們交往中的種種細節(jié)，像電影鏡頭般緩緩浮現(xiàn)在我的眼前：

我是在專門學習了一年阿語之后，于1965年秋季開始，到語言文學專業(yè)一年級和二年級，聽與文學有關的課程的。聽“文學引論”課時，班里只有我一個外國留學生。授課的教授40歲剛過，但絲毫沒有青年老師常有的急躁。他的話講得很慢，關鍵的地方會重復幾次，寫字快的阿爾巴尼亞學生能把他講的每句話都記下來。然而，只學了一年阿語的我，聽老師講課猶如坐飛機一樣，很多句子記不下來。這時，這位教授會擱下全班同學，到我面前重復重點內(nèi)容，直到我全部聽懂、記錄下來為止。這樣的特殊照顧不止一次，幾乎每次上課都是如此。這位善良仁慈、關心我到如此地步的教授就是雅科夫·佐澤先生。同學們告訴我，雅科夫教授是反法西斯戰(zhàn)爭勝利后成長起來的第一代阿爾巴尼亞作家，他的長篇小說《死河》是阿爾巴尼亞當代文學史上最優(yōu)秀的長篇小說之一，頗有肖洛霍夫《靜靜的頓河》的氣魄。他原來是歷史-語文系的專職教授，自1965年開始，便作為作家與藝術家協(xié)會的專職作家，集中力量從事文學創(chuàng)作，附帶在我們系里講授文學理論。平時主要在寫作基地阿波羅尼亞生活，有課時才來系里。從阿波羅尼亞到地拉那有一百多公里，可他從來未缺勤。

我對作家向來懷有崇敬的感情，對學者型作家更是格外敬上幾分。于是，每次下課后，總要和雅科夫老師攀談幾分鐘，有時甚至陪他回家，一邊散步一邊聊天。時間久了，他便主動找我走上一程。記得有一次，上完課后，我陪著他一直慢行到水流潺潺的拉那河邊，談興正濃。他特有感觸地告訴我，他偶然看到了一期法文版《中國文學》，對這本雜志特感興趣，以后如有可能，希望能經(jīng)常讀到它。我知道我國駐阿爾巴尼亞使館有英、法文版的《中國文學》，立刻向老師保證，今后讓他一期不漏地讀到這本雜志。我兌現(xiàn)了諾言，從這次談話開始直到回國，我把每一期雜志都及時地送到他手上。

那時候，阿爾巴尼亞大學生考試分筆試、口試?！拔膶W引論”口試那天，我像阿爾巴尼亞大學生一樣，也從數(shù)十張考題中抽出一個認真準備起來?？墒?，輪到我回答問題時，雅科夫老師卻微微一笑，搖手說：“不著急回答，咱們還是先說說中國當代文學的情況吧?！庇谑?，我便根據(jù)他的要求，言簡意賅地介紹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幾方面內(nèi)容。他聽得非常入神，還以法特米爾·加塔創(chuàng)作長篇小說《沼澤地》和他自己創(chuàng)作長篇小說《死河》為例，補充說明毛主席提出的生活是創(chuàng)作的源泉，作家必須深入到工農(nóng)兵生活中去的論點的無比正確。雅科夫老師對我的口試，變成了師生自由交流。當我要開口回答考卷問題時，他再次把手一搖說：“不需要回答了，我們是同行。您的介紹已經(jīng)把考卷上要求回答的問題闡釋清楚了?！闭f著便把成績冊還給了我。我打開一看，一個紅紅的10分，后邊還有他的簽字。好奇怪，他是什么時候把分數(shù)填好了呢？

我從地拉那大學回國后，經(jīng)周總理點名并批準，被安排在《人民日報》工作，主管國際部領導的對阿宣傳，有機會常到阿爾巴尼亞訪問。對此，雅科夫老師非常欣慰、自豪，經(jīng)常把我的點滴成績介紹給他的朋友們。1974年11月-12月，我作為由張潮同志率領的《人民日報》記者團的成員兼翻譯，又一次訪問阿爾巴尼亞時，再次到了費里區(qū)。車一開進費里城郊，我就想到雅科夫老師，因為他的創(chuàng)作基地阿波羅尼亞就位于離費里只有20公里的海濱。多么想在此地見到他老人家?。∫?，到那時我已有6年未再見到他了?？墒侵魅烁嬖V我，雅科夫近日不在阿波羅尼亞，到外地去了。我把這個消息報告給團長張潮同志，他感到很遺憾，因為聽了我的介紹，他也很想會晤這位“阿爾巴尼亞的肖洛霍夫”?？墒?，中午用餐時，陪同我們的《人民之聲報》負責同志卻接到由地拉那打來的長途電話。5分鐘后，負責同志喜笑顏開地回到餐桌旁，告訴我們：“我們最敬崇的作家雅科夫·佐澤從地拉那打來電話，說他得到《人民日報》記者團到費里區(qū)訪問，特別是團里還有他得意的愛生鄭的消息，感到分外高興，今晚他要在阿波羅尼亞波楊村的一個農(nóng)民家里設宴歡迎、款待記者團全體同志?！?/p>

晚6時，雅科夫·佐澤主持的具有米寨嬌農(nóng)家特色的盛大宴會正式開始。雅科夫老師的右邊是團長張潮，我被他拉到左邊，緊靠在他的身旁。那天晚上，餐桌上一共多少道菜，事過30年實在是記不得了，不過，說那餐桌上美味佳肴堆成小山，是不過分的。其中那道油炒米飯加油煎土豆條和烤雞腿，給我留下了終生難忘的印象。雅科夫老師平時很少喝酒，可是那天晚上不僅酒喝得多，話也說得多，而且全是實話，一句外交辭令和官腔都沒有。每道菜上來，他都親自給我叉到盤子里，好像非如此就不能表達他對學生的厚愛。宴會中間，幾位歌手在手風琴的伴奏下，在庭院里唱起米寨嬌的民歌來，好聽極了。唱著唱著，他們又走進屋里，在我們面前唱起中國歌曲《打靶歸來》《在北京的金山上》和《真正的朋友》，兩位少女還跳起米寨嬌民間舞，歡樂、友誼的氣氛達到了高潮。這是阿爾巴尼亞人歡迎尊貴的朋友的最高禮儀。宴會結(jié)束后，雅科夫老師主動邀請我們合影，并送給每人一份富有地方特色的紀念品。對我這個學生：他還將最新作品《幸福之風》（第二卷）簽名贈予我。當時他51歲，我35歲。然而，萬萬沒有想到，5年后，癌癥奪去了這位風華正茂的作家的生命，這次重逢成了我與他的永別……

件件往事正在我的腦海里翻涌，忽然電話鈴響了，阿爾奔趕忙去接電話。這時，女秘書按照阿爾巴尼亞家庭歡迎尊貴客人的禮節(jié)，用干凈漂亮的塑料托盤端來了面包、食鹽、白酒、軟糖和蜂蜜。阿爾奔很快打完電話，端起酒杯對我說：“歡迎阿爾巴尼亞人民尊貴的朋友，我爸爸的中國學生，今日的作家和阿爾巴尼亞文學專家鄭恩波先生來做客！”我也端起酒杯回答道：“很高興見到我尊敬的教授，阿爾巴尼亞當代最杰出、最富有天才的小說家雅科夫澤先生之子，今日大百科全書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阿爾奔·佐澤先生！”這一禮儀讓我很自然地想起當年我到雅科夫老師家里做客時，他夫人杜拉塔教授代表全家歡迎我的情景，也想起她那能給人以無限溫暖的慈祥的微笑、高雅的風度和談吐。于是，便關切地向阿爾奔問道：“您母親怎么樣？她好嗎？”我的問話使阿爾奔的眼睛紅潤起來，小聲地說：“媽媽她……頭幾年也離開了我們……”

杜拉塔，這位留學保加利亞的高才生，在索菲亞與雅科夫相愛，比雅科夫小5歲，是俄羅斯文學研究專家，回國后，先是從事教育工作，后到《教師報》從事新聞工作并間或有文學作品發(fā)表。晚年任“納伊姆·弗拉舍里”出版社編輯部主任，編輯出版了許多文學名著。1968-1969年，我在地拉那“米哈爾·杜里”印刷廠陪同中國印刷專家工作時，她正好在“納伊姆·弗拉舍里”出版社任編輯部主任，為出版書籍的事情，常跑印刷廠。每次見面，她都像老大姐一般，問我工作中有何困難，是否需要幫助。有一次，她還笑盈盈地把由她擔任責編并寫了序言的法特米爾·加塔的新版長篇小說《沼澤地》送給我，囑告我最好多讀一些加塔的小說，因為加塔的語言是很規(guī)范化的文學語言，多閱讀這樣的文學作品，對外國學生學習阿語非常有利。至于她請我到印刷廠餐飲店喝咖啡和茶，吃小點心，那更是常有的事兒。

后來，正如大家所知道的，中阿關系出現(xiàn)了曲折。但是，杜拉塔老人對我的友情依舊。

1990年夏秋之交，應阿爾巴尼亞對外文委的特別邀請，我訪問阿爾巴尼亞一個月。雖說當時中阿關系已經(jīng)露出美好曙光，但相當多的阿爾巴尼亞人對與中國人交往，還有些顧慮。然而，杜拉塔老人卻毫無顧忌，我到地拉那第二天，她就心懷坦蕩地到賓館與我會面。那一天，老人家話語不多，緊緊地握住我的手，幾次語重心長地說：“鄭，我真為你高興，你真是我們的忠實可靠的朋友，雅科夫如果活著，不知該怎么樣高興呢！”末了，我們都互相勉勵對方，我甚至特別樂觀地對她說：“我相信您的夙愿準保能夠?qū)崿F(xiàn)，肯定能去中國訪問，屆時我一定陪您逛長城，游三峽，觀秦兵馬俑……”但沒有想到，這次相逢，竟也成了她與我的永別……

與我促膝交談的阿爾奔，已不再是當年那個13歲蹦蹦跳跳的少年，而是一個穩(wěn)重健談的學者了。那洪亮的聲音，臉上不時露出慈祥微笑的表情，讓我產(chǎn)生一種幻覺，仿佛坐在我面前的不是阿爾奔，而是雅科夫老師。見我有些激動，阿爾奔把話題轉(zhuǎn)到他弟弟身上：“您還記得我弟弟阿格隆嗎？”我立刻回答：“那還用說！當年他陪我看過電影，那也是您爸爸的巧安排，他說小孩子是學外語的人的最佳教員。阿格隆現(xiàn)在怎么樣？”阿爾奔說：“他比我強，不僅是很有成就的藝術家，當過歌劇芭蕾舞劇院院長，而且還是小有名氣的作家、詩人，10年前就出版過詩集《今天我是這個樣子》，7年前還出版過一本中短篇小說集。現(xiàn)在專心致志搞藝術?！蔽乙娝哉勚猩杂悬c自慚形穢的意味，便插話：“聽說您也寫小說，有部中篇《當嫁的姑娘》，不只在阿爾巴尼亞，在科索沃都很受讀者的歡迎?！薄澳睦飭?，提不得，那只是一篇青年時代的練筆之作?！卑柋加悬c不好意思。

第二天，阿爾奔將他負責修訂印行的第12版《死河》贈送給我，并囑咐我：將來翻譯這部小說，就要根據(jù)這個版本譯。我邀請阿爾奔參加了我為文友們舉行的晚宴，臨別之前，我對他提出請求：“這次來不及了，相信不久我還會來阿爾巴尼亞，屆時我要買上一束最鮮艷的玫瑰花，請您陪著我，到文化名人陵園憑吊我的恩師雅科夫和師母杜拉塔。”高大魁梧的阿爾奔的眼睛涌出幾顆淚珠，與我緊緊地擁抱了5分鐘，才戀戀不舍地走出餐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