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至在1916年考入北京四中讀書，次年新文化運動便在知識界轟轟烈烈地展開了，1919年他讀到《新青年》上的小說《藥》與“隨感錄”，便產(chǎn)生了對魯迅作品的閱讀興趣；尤其是讀到魯迅的《一件小事》，竟使他感動到流淚。中學畢業(yè)后，馮至1921年先入北京大學預科，1923年又入德文系，出于對魯迅的向往而去旁聽國文系魯迅的課?？v觀魯迅與馮至的交往，雖不是特別密切，卻是屬于神交的類型。因為師生二人的交往是建立在相互理解與尊重的基礎(chǔ)上的：魯迅特別推崇馮至的詩歌，馮至也創(chuàng)作了以魯迅為題材的詩歌。從對作家作品進行類比研究的角度看，魯迅與馮至都是學貫中西、博古通今的大師級文人，魯迅在小說與雜文及散文詩與舊體詩創(chuàng)作上，在外國文學翻譯上，在中國古代文獻整理尤其是小說史研究上，馮至在詩歌、散文與小說創(chuàng)作上，在德語詩歌翻譯上，在杜甫研究上，都取得了杰出而巨大的成就。二人的文字之交本來應該是一段佳話，然而在當代學者的考據(jù)下，馮至晚年的回憶文章卻被視為謀取名聲的做偽之舉。

這件事發(fā)生在1925年4月3日下午，魯迅在北大講課，當日魯迅日記有：“淺草社員贈《淺草》一卷之四期一本”。這次贈送刊物以及其后發(fā)生的奉天派與直隸派的軍閥戰(zhàn)爭，是一年后魯迅作散文詩《一覺》的重要觸因。散文詩一開始就寫軍閥戰(zhàn)爭的爆發(fā)，催生了魯迅存在主義“向死而在”的文句：“宛然目睹了‘死’的襲來，但同時也深切地感著‘生’的存在”。而重視青年的魯迅在“生的存在”中感受著的也是青年的脈搏：

我忽然記起一件事：兩三年前，我在北京大學的教員預備室里，看見進來了一個并不熟識的青年，默默地給我一包書，便出去了，打開看時，是一本《淺草》。就在這默默中，使我懂得了許多話。阿，這贈品是多么豐饒呵！可惜那《淺草》不再出版了，似乎只成了《沉鐘》的前身。那《沉鐘》就在這風沙澒洞中，深深地在人海的底里寂寞地鳴動。

從《淺草》到《沉鐘》，魯迅對刊物藝術(shù)表現(xiàn)的感受是：“青年的魂靈屹立在我眼前，他們已經(jīng)粗暴了，或者將要粗暴了，然而我愛這些流血和隱痛的魂靈”；這也可以用前面魯迅編校的青年稿子的感受加以解釋：“魂靈被風沙打擊得粗暴，因為這是人的魂靈，我愛這樣的魂靈；我愿意在無形無色的鮮血淋漓的粗暴上接吻。漂渺的名園中，奇花盛開著，紅顏的靜女正在超然無事地逍遙，鶴唳一聲，白云郁然而起……。這自然使人神往的罷，然而我總記得我活在人間?！薄兑挥X》貌似散文的寫法，卻具有詩的境界。

然而，圍繞著那天下午是誰將《淺草》送給魯迅的，卻發(fā)生了歧義與論爭。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魯迅全集》第2卷，在《一覺》所記那位“并不熟識的青年”的注釋中寫道：“指馮至，河北涿縣人，詩人。當時是北京大學國文系學生?！贝颂幍淖⑨尞斎淮嬖阱e誤，即馮至是北京大學德文系的學生，到國文系旁聽魯迅的講課，順便將《淺草》一卷四期送給魯迅。然而2004年龔明德發(fā)表的文章《〈一覺〉中“并不熟悉的青年”是誰》試圖推翻馮至送刊物之說，理由是根據(jù)林如稷的回憶，那天下午將《淺草》送給魯迅的是陳煒謨。

龔文認為林如稷1946年在《微薄的謝意》中就認為送刊物的是陳煒謨，后來在1956年陳煒謨?nèi)ナ篮蟮牡诙臧l(fā)表《魯迅給我的教育》又指出送刊物的是陳煒謨。然而《微薄的謝意》并未提及誰送刊物，《魯迅給我的教育》明確提及送刊物的是陳煒謨：“陳煒謨那時在北京大學讀英國文學系，但他卻選聽魯迅先生講授的《中國小說史》?！稖\草》和我們另一姊妹刊附在《民國日報》出刊的《文藝》旬刊每期寄到北京后，陳煒謨便親自當面送給魯迅先生?！比欢秩琊⒌闹刚J卻沒有任何旁證，而且當事人陳煒謨也已去世了。龔文在引了這段文字后說：“林如稷的《魯迅給我的教育》初刊于成都的《草地》月刊1956年第10期”，后來又被林如稷收入1962年9月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仰止集》。然而緊接著龔文的論證卻明顯出現(xiàn)了問題：《仰止集》作為林如稷“關(guān)于魯迅的文集，出版后也會分別送給馮至和陳翔鶴。該文其實就是《仰止集》的第一篇文章，因為之前是詩《懷念魯迅先生》，馮至和陳翔鶴都默認了林如稷敘述的事實?！饼徫挠惺裁醋C據(jù)證明林如稷將書送給了馮至和陳翔鶴？又有何證據(jù)證明馮至和陳翔鶴都默認了林如稷敘述的事實？馮至后來回憶是自己送刊物給魯迅，很明顯就是對“默認說”的否定。龔文接著又寫道：“可以推知，陳煒謨生前不讓人們公布他就是給魯迅送《淺草》的人，他自己也不說。但是，當魯迅的《一覺》公開發(fā)表后，給魯迅送《淺草》的究竟是誰，至少在淺草—沉鐘幾個成員中間，是清清楚楚的，林如稷只不過在二十年后、三十年后舊事重提罷了?！边@種論證令人費解：給魯迅送刊物又不是什么見不得人的事，為什么自己要保密并且還要別人保密呢？更令人困惑的是，為什么魯迅的《一覺》發(fā)表后，誰送的刊物就一清二楚了呢？如果真的是一清二楚，那么為什么后來楊晦、馮至都不認同是陳煒謨送的呢？

當然，在這么多難以說得通的論證中，有一句話還是不錯的：林如稷“犯不著為一個已經(jīng)死去的陳煒謨?nèi)ゾ幵熘e話”。我也認為林如稷不可能編造謊話，但是林如稷的話很可能是推測，因為當時編輯那一期《淺草》的是陳煒謨，而陳煒謨又在北京大學讀書，于是就想當然地認為送刊物給魯迅的是陳煒謨。他忽略了當時在北京大學讀書的還有馮至，而且馮至也是《淺草》社的成員。既然是同仁刊物，那么就會出現(xiàn)這種情況：陳煒謨在編輯上出力多，馮至就可能在刊物的分發(fā)上出力多，旁證就是那一期的《淺草》寄給楊晦者就是馮至。龔文以馮至在給楊晦的信中說那期的《淺草》“錯誤太多”為理由，進而否定馮至會送給魯迅，就是太不了解馮至，因為馮至對于自身從事的事業(yè)向來都很謙虛。而且馮至可以把刊物寄給楊晦，就不會將刊物送給魯迅？為何林如稷沒有任何旁證的推測就是真理，而楊晦的旁證就是“誤證”：“楊晦于1976年6月20日以七十高齡也誤證說‘在北大的教員預備室里贈《淺草》給魯迅的是馮至’?！倍?976年6月之前，馮至沒有發(fā)表任何送《淺草》給魯迅的文章，“誤證”之說根據(jù)何在？

馮至送《淺草》給魯迅不但有楊晦的旁證，而且有深切的自證，這就是馮至在1978年8月寫的《魯迅與沉鐘社》。他先引1925年4月3日魯迅日記所記淺草社員贈《淺草》一本后說：“這段記載引起我的回憶，跟我讀《一件小事》時一樣清晰。那天下午，魯迅講完課后，我跟隨他走進教員休息室，把一本用報紙包好的《淺草》交給他。他問我是什么書，我簡短地回答兩個字《淺草》。他沒有問我的名姓，我便走出去了?！比丝赡軙`記，然而刻骨銘心的事情是不會出現(xiàn)誤記的，馮至說這件事跟他讀《一件小事》一樣清晰，就排除了誤記的可能，因為馮至被《一件小事》感動得流過淚。然而，龔文卻以為馮至對此事的回憶是做偽的結(jié)果：“確知林如稷不在人世后，馮至的膽子大起來”，所謂馮至送《淺草》給魯迅，是陳煒謨、林如稷都不在世了，馮至做偽的結(jié)果。這種考據(jù)態(tài)度對待一個一貫謙虛謹慎的文人是很不妥當?shù)?。馮至是20世紀罕見地受到兩個巨人至高評價的人，魯迅說他是“中國最為杰出的抒情詩人”，他卻說自己的詩寫得不如羅石君；毛澤東當眾說他的《杜甫傳》“為中國人民做了一件好事”，他卻表示“何曾一語創(chuàng)新聲”。而且也從沒有看見他以魯迅與毛澤東的評價來炫耀自己。他是國內(nèi)首屈一指的歌德研究專家，然而他卻表示沒有真正弄懂歌德。并且馮至與淺草—沉鐘社的同仁關(guān)系都很好，“我和楊晦、陳翔鶴、陳煒謨，很快地成為朝夕與共、無話不談的朋友?！彼鴮㈥悷樦冴P(guān)于他的詩歌的意見當成自己的意見寫信向魯迅求教，他在1979年3月撰寫的《〈陳翔鶴選集〉序》中，一往情深地回憶當年的友情，并認為陳翔鶴的小說滲透著魯迅與郁達夫的雙重影響。以這樣的人品與友情，卻要處心積慮地在這么一件小事上做偽，實在不可能。

為了讓人相信馮至的回憶文章是做偽而成，龔文寫道：“把馮至的文字與魯迅的稍加對照，輕而易舉就可以發(fā)現(xiàn)馮至所講與魯迅原文的矛盾之處?！薄棒斞赣涊d那天給他送《淺草》的‘并不熟識的青年’沒有說話，而且兩次使用‘默默’，還就‘默默’作了一番莊嚴的抒情；馮至卻‘回憶’道他當時‘簡單地回答兩個字’。魯迅說送書的青年‘出去了’之后他把‘一包書’動手‘打開看時’才知道‘是一本 《淺草》’；而馮至呢，卻‘回憶’道他將一包書交給魯迅時就告訴說是《淺草》。”事實上，馮至的回憶與魯迅的《一覺》在文字上有出入，才是符合送刊的實際的，正如魯迅在《一覺》中對于送刊的時間是誤記一樣。如果真的是做偽的話，那么馮至在回憶文章中就會與魯迅的《一覺》一字不差。

其實，是馮至而非陳煒謨送《淺草》給魯迅，證據(jù)就暗含在“并不熟識的青年”幾個字中。當過大學教師的人雖然上課時不可能與聽課的學生都熟識，但若是聽課的學生到過家里的話，則無論如何應算是熟識的。而陳煒謨在送刊物事件的9個月前與郁達夫、陳翔鶴一起拜訪過魯迅，1924年7月3日魯迅日記有：“夜郁達夫偕陳翔鶴、陳厶君來談。”當時魯迅雖然僅僅記住陳煒謨的姓，但因為是夜談而非偶見即散，9個月后無論如何不應該寫成“并不熟識的青年”。而馮至雖然也旁聽魯迅的課，但在送魯迅刊物事件之前，卻并未拜訪魯迅，直到1926年5月1日與6月6日魯迅日記中才出現(xiàn)“陳煒謨、馮至來”，因而魯迅將馮至寫成“并不熟識的青年”恰如其分。龔文認為：“倘若是馮至送的，就該寫成‘一個陌生的青年’。”這不合邏輯，“不熟識”就是“陌生”，或者說“陌生”就是“不熟識”，雖然程度略有差異，但意思是一致的。

龔文結(jié)尾處的方法倒是科學的，即查證1925年4月3日下午魯迅在北大上課的學生聽講名單，然而這種查證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因為著名教師上課一般不會點名，而且即使是點名，英文系的陳煒謨與德文系的馮至來旁聽，也不會在國文系的名單之中。不過，馮至雖然在德文系，但他聽魯迅課的熱情卻并不在國文系的學生之下。馮至在1976年7月寫的《笑談虎尾記猶新》，回憶他聽魯迅講課的情形說：“1924年暑假后，我第二次聽這門課時，魯迅一開始就向聽眾交代：‘《中國小說史略》已印制成書，你們可去看那本書，用不著我在這里講了?！@時，魯迅正在翻譯廚川白村的《苦悶的象征》，他邊譯邊印，把印成的清樣發(fā)給我們，作為輔助的教材。但是魯迅講的，也并不按照《苦悶的象征》的內(nèi)容，談論涉及的范圍比講‘中國小說史’時更為廣泛。我們聽他的講，和讀他的文章一樣，在引人入勝、娓娓動聽的語言中蘊蓄著精辟的見解，閃爍著智慧的光芒。對于歷史人物的評價，都是很中肯和剴切的，跟傳統(tǒng)的說法很不同。”

譬如談到秦始皇，他說歷史評價是靠不住的，歷代王朝時間長的作史者與評論者都是本朝人，對本朝皇帝多是歌功頌德；時間短的朝代皇帝很容易被貶為暴君，因為評論者是另一朝代的人。“秦始皇在歷史上有貢獻，但是吃了秦朝年代太短的虧?！闭劦讲懿贂r魯迅認為他被《三國演義》“糟蹋得不成樣子，且不說他在政治改革方面有不少的建樹，就是他的為人，也不是小說和戲曲中歪曲的那樣。”在1978年8月寫的《魯迅與沉鐘社》中，馮至回憶說自己“聽魯迅講授《中國小說史略》，是1923年下半年起始的”。

魯迅“講課時，態(tài)度冷靜而又充滿熱情，語言素樸而又娓娓動聽，無論是評論歷史，或是分析社會，都能入木三分，他的言論是當時在旁的地方難以聽到的”。在十年后發(fā)表的《“但開風氣不為師”——記我在北大受到的教育》中說：“我是德文系學生”，但“思想上給我影響較多的是國文系的教師”，接著就講魯迅講書：“我還記得魯迅講《苦悶的象征》，講到莫泊桑的小說《項鏈》時，他用沉重的聲調(diào)讀小說里重要的段落，不加任何評語，全教室屏息無聲，等讀到那條失去的項鏈是假項鏈時，我好像是在陰云密布的寂靜中忽然聽到一聲驚雷?！濒斞冈诒贝髧南档膶W生不算少，但能夠像馮至這樣五十年后對當年的講課還記憶猶新者并不多。所以，無論是《師道》2012年第3期發(fā)表的《看魯迅的學生如何評價魯迅的教學》，還是《新文學史料》2018年第1期發(fā)表的《魯迅北京時期的文學課堂》，都將馮至對于魯迅講課的回憶當成重要內(nèi)容。如果說后一文提及包括馮至在內(nèi)的十多位魯迅的學生對于當年講課的回憶，那么前一文僅僅提及?；?、川島、許欽文等四位的回憶，馮至亦名列其中，并且二文都有馮至大段的回憶。由此還可以推測：1924年暑假后第二次去聽課，是建立在第一次聽課特別感興趣的基礎(chǔ)上，那么，1924年4月3日下午魯迅在北大的講課還是馮至的第一次聽課，理應是不會缺席的。

不難看出，馮至給魯迅送《淺草》雜志的理由是比較充足的，2005年版人民文學出版社的《魯迅全集》第2卷在《一覺》的“并不熟識的青年”的注釋中寫道：“當指馮至（1905—1993），河北涿縣人，詩人。時為北京大學國文系學生?！?從1981年版的“指馮至”到2005年版的“當指馮至”，也能夠看出龔文的影響。2005年版的《魯迅全集》第15卷在1925年4月3日魯迅日記的“淺草社員贈《淺草》”的文字后又加一個注釋：除了解釋淺草社外，還寫道：“本日馮至將《淺草》送與魯迅”。此事本來到此為止也就可以了，然而目前還有學者在關(guān)于魯迅評價馮至的文章中，引述龔文的觀點，這就是本文之為作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