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師曾

一

《朝花夕拾》是魯迅1926年所作十篇“回憶的記事”[1]的結(jié)集，前五篇寫于北京，后五篇寫于廈門。最初以“舊事重提”為總題，于同年全部發(fā)表于《莽原》半月刊。1927年7月，魯迅在廣州添寫“小引”和“后記”，編集并定名為《朝花夕拾》。1928年9月由北京未名社收入“未名新集”印行，1929年2月再版，1932年9月由上海北新書局重排印行第三版。陶元慶設(shè)計封面。

《朝花夕拾》是有計劃、成系統(tǒng)的作品。此前，魯迅的兩部小說集《吶喊》和《彷徨》，事先并無總體規(guī)劃，編集時按寫作時間的先后順序排列，魯迅根據(jù)全部作品的總體傾向和他當時的心緒酌定的書名不一定能涵蓋所有篇目，實際上，“吶喊”中有“彷徨”，“彷徨”中也有“吶喊”。[2]

1924年到1926年，魯迅經(jīng)歷種種公共和私人生活危機，但創(chuàng)作力頗為旺盛，除小說外，還計劃寫作兩部連續(xù)性的成系統(tǒng)作品：散文詩集《野草》和回憶記《朝花夕拾》，前者全部完成于北京，后者在北京、廈門各寫作一半。兩部作品在發(fā)表時都有總題，讀者從《語絲》上讀到“野草之一”“野草之N”，就明白是“未完待續(xù)”，只是一開始和中途沒有預(yù)告全部有多少篇。《野草》結(jié)集出版時題名未變，而在《莽原》上所連載的記述從孩童到留學歸國經(jīng)歷的“舊事重提”，成書時叫《朝花夕拾》，取自《離騷》“朝飲木蘭之墜露”“夕餐秋菊之落英”，詩意盎然。

既然是創(chuàng)作之初就有了規(guī)劃，那么寫多少篇，寫什么題材，作者本人心中應(yīng)該大致有數(shù)。較之捕捉情感思緒、講述人生“哲學”的《野草》，《朝花夕拾》應(yīng)該更有步驟，更有計劃性，因為是按時序講述從童年到青年的人生，可以選取一些重要場景、人物和事件，如童年的喜歡養(yǎng)小動物，與長媽媽的“恩怨”，少年時代私塾讀書場景，青年時期的新式學堂學習和日本留學生活，以及辛亥革命前后與老友在生活中的希望和失望等，串連出一部青少年時期的傳記。

熟悉魯迅生平的讀者，在閱讀《朝花夕拾》時，可能感到有些大事件和重要人物闕如，如祖父周福清，是魯迅少年時期追慕和學習的榜樣，“舊事重提”卻幾乎不著一筆；青年守寡的母親含辛茹苦養(yǎng)育三個兒子，竟沒有單獨寫一兩篇，而只一兩筆順帶提及。其理由，除了祖父因為犯罪為家族帶來負面影響，魯迅不愿涉筆外，還有魯迅選擇寫作對象的一個重要標準是健在的人不寫或不多寫。母親和兩個弟弟健在，剛剛失去和睦的二弟不能寫也不愿寫。日本留學時期一起從事文學運動的朋友，許壽裳是最親密的一個，且一直保持聯(lián)系，自然不能寫。章太炎先生對魯迅的影響比較大，1926年仍活躍在文化學術(shù)界，也不能寫，直到1936年章太炎去世，魯迅才寫了《關(guān)于太炎先生二三事》《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因為父親早逝，因此才有《父親的病》；藤野先生雖然健在，但魯迅自仙臺退學后，便與之失去聯(lián)系，所以也為之寫了專篇。

如此一來，值得一提的“舊事”或故人就有不小的限制。魯迅的交游遠不止上述，會不會還有一些題材魯迅計劃寫而沒有來得及寫？

魯迅在廈門寫的第一篇“舊事重提”是《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發(fā)表時標為“之六”，寫作時間是1926年9月18日。1926年10月7日，魯迅寫成第七篇《父親的病》后，致信韋素園道，“今寄上《莽原》稿一篇，請收入”，“《舊事重提》我還想做四篇，盡今年登完，但能否如愿，也殊難說，因為在此瑣事仍然多”。[3]從字面來判斷，《父親的病》后面應(yīng)該還有四篇，也就是說，計劃總數(shù)是十一篇。1926年10月12日，魯迅寫完《藤野先生》（之九），三天后在給許廣平的信中談及自己寫作、教學及控制抽煙等情況說：“少吸煙卷，……但近幾天可又多吸了一點，因為我連做了四篇《舊事重提》。這東西還有兩篇便完，擬下月再做，從明天起，又要編講義了?！盵4]然而，寫完《范愛農(nóng)》后，他致信韋素園宣布終止：“《舊事重提》又做了一篇，今寄上。這書是完結(jié)了?！盵5]次日給韋素園的信也說：“《墳》的序，跋；《舊事重提》第十（已完），俱已寄出，想必先此信而到了。”[6]1926年12月8日致韋素園信中的一段可視為最終決定：“《范愛農(nóng)》一篇，自然還是登在24期上，作一結(jié)束?！盵7]

可見，魯迅確實有計劃寫作第十一篇，卻倉促地以第十篇收束，這個問題有研究者也注意到并提出。[8]推測起來，《朝花夕拾》的寫作計劃應(yīng)該是魯迅在北京就擬定的，到廈門大學任教后，因為編寫講義和上課而忙碌起來，“舊事重提”的寫作進入趕工狀態(tài)，不到兩個月時間寫了四篇。

那么，魯迅未能寫出的一篇究竟會是什么題材呢？會不會像是第十篇《范愛農(nóng)》一樣，寫一位“故人”？

我最近閱讀關(guān)于魯迅從北京開始寫作“舊事重提”系列，至廈門完成《朝花夕拾》再到出版過程中的相關(guān)材料，覺得或有這樣一種可能：第十一篇要寫他青年時代的同學、教育部的同事陳師曾。

陳師曾（1876—1923，名衡恪，字師曾）符合魯迅寫入《朝花夕拾》人物序列的標準——故去的親密朋友。陳師曾曾在南京江南陸師學堂附設(shè)的礦務(wù)鐵路學堂學習，與魯迅同學。1902年，他們一起去日本留學，進入弘文學院，魯迅官費，陳師曾自費。陳封可撰寫的《陳衡恪傳略》敘述其留日后經(jīng)歷道：

及長，游學日本，畢業(yè)東京高等師范學校博物科。歸國后，歷任南通、長沙師范學校教員。民國二年秋，教育部聘為編審，復(fù)兼任北京高等師范學校及美術(shù)學校博物圖畫科教授。君精于書畫，善刻印，海內(nèi)外治藝術(shù)者，爭推重之。歲癸亥，以繼母俞太孺人寢疾，溽暑馳歸金陵，親侍湯藥。竟于是年八月初七日哀毀致病卒，得年四十有八。散原先生自撰傳狀以傷之。[9]

散原先生是陳衡恪之父陳三立的別號。陳師曾是1923年9月17日在南京去世的，魯迅時在北京，所以沒有參加葬禮。魯迅日記中的“陳師曾訃來，賻二元”[10]是當年年底的事，距陳師曾逝世已經(jīng)過去幾個月。推想起來，訃文應(yīng)為陳師曾追悼會所發(fā)。魯迅在陳師曾去世的9月沒有親赴靈堂吊唁可以理解，但年底在宣武門外江西會館舉行的陳師曾追悼會，他也沒有參加，而只送了奠儀。據(jù)新聞報道，追悼會十分隆重，發(fā)起人和主持者為梁啟超等，到者二百多人。一般的推測是，魯迅當時剛與周作人決裂，從西直門八道灣十一號住宅搬到西四磚塔胡同六十一號租房暫居，身體不好，又要上班、教書，還要四處找房，可能無暇顧及。

但長期的友情，是不會輕易放下的。沒有參加追悼會，沒有留下文字紀念，魯迅內(nèi)心可能留存了一個歉疚。1924年4月，魯迅搬入新居，生活趨于穩(wěn)定。5月3日，他開始購買陳師曾的遺著：“上午往留黎廠買《師曾遺墨》第一、第二集各一冊?！薄蛾悗熢壬z墨》共十集十二冊，京華印書局制版，線裝大本，深藍色封面，北京琉璃廠淳菁閣集印，1924年2月至1927年5月間出版。1924年8月16日，魯迅買到第三集；1925年2月10日往留黎廠買了第四集，7月15日購入第五、六集；1926年5月28日在留黎廠得第七集至第十集。[11]魯迅持續(xù)追蹤購買陳師曾遺墨，除重視友情，珍藏作為紀念外，當然也是為了對陳師曾的著述特別是美術(shù)創(chuàng)作做一個全面、系統(tǒng)的了解。

但到廈門后，魯迅卻未能寫出《陳師曾》，是為什么呢？

首先排除的理由是沒有時間。魯迅雖然一面要為北京的《莽原》供稿，一面要專心編寫講義和上課，不免分心，但他過著單身生活，極少應(yīng)酬和娛樂活動，寫作時間不會比在北京時少。

其次，不能以寫作狀態(tài)不佳為借口。他1926年12月8日給朋友的書信中的確對自己初到廈門的寫作狀態(tài)不滿：“此間百事須自己經(jīng)營，繁瑣極了，無暇思索；譯呢，買不到一本新書，沒有材料。這樣下去，是要淹死在死海里了……”[12]但這樣的牢騷話也許適合用來作為他少寫現(xiàn)實批判類文字的理由。廈門缺少現(xiàn)實刺激，生活單調(diào)，風景也少變化，如他在給友人的信中所說：“此地初見雖然像有趣，而其實卻很單調(diào)，永是這樣的山，這樣的海。便是天氣，也永是這樣暖和；樹和花草，也永是這樣開著，綠著。我初到時穿夏布衫，現(xiàn)在也還穿夏布衫，聽說想脫下它，還得兩禮拜。”[13]這樣的天氣和生活狀態(tài)不是正好可以坐下來寫“舊事重提”之類回憶文字嗎？一個多月內(nèi)寫了四篇，說明寫作狀態(tài)不差。

那么，是不是因為“未名新集”要盡快出版等不及？這是第三個要排除的理由。魯迅是未名社的靈魂人物，是“未名新集”的主編，叢書出版進度自在掌控之中；再說，他的著作和文章是同人編輯叢書和刊物的重要支撐，北京的編輯們歡迎、期待之至?！睹г冯S時等待魯迅的文章，沒有版面的限制和時間緊迫的壓力。

如此，就只剩下題材有難度一項了。

陳師曾自畫像

二

魯迅與陳師曾交往的材料很多，單是出現(xiàn)在魯迅日記中的就有幾十條。如果不是魯迅早期日記丟失，南京、日本時期的交往次數(shù)不知道還有多少。

陳師曾5歲喪母，6歲開始學畫，1890年在長沙師從尹和伯，1894年在湖北從周大烈習文學，跟隨南通詩人范當世的弟弟范仲霖學習魏碑、漢隸，同年冬與范當世之女孝嫦結(jié)婚。1898年考入南京陸師學堂附設(shè)的礦路學堂，與魯迅同班（魯迅次年2月正式從水師學堂轉(zhuǎn)入）。時任陸師（兼礦路）學堂總辦的俞明震主張學習日本教育體制，曾到日本考察，并接待來中國考察的日本教育家嘉納治五郎，后來還曾親率陸師學生赴日留學，先在是嘉納治五郎為中國留學生開辦的日語速成學校弘文學院學習，魯迅和陳師曾就同在1902年中的一批，同船赴日，與張協(xié)和、伍習之和顧石臣等同班。據(jù)與魯迅、陳師曾同住一個寢室、共用一間自修室的沈瓞民回憶：他們“商量推敲文字，渴求新知；有時共抒雄圖，志在光復(fù)；有時濁醪痛飲，高歌‘狂論’。都算得風姿英發(fā)”。沈瓞民回國后，曾有詩《柬豫才兼示師曾》寄回：“東亞風云起，吾曹效力時。救亡紓上策，游說竭微辭。難醒人間醉，空勞別后思。栽培芳草綠，原上看離離！”[14]

魯迅和陳師曾均于1909年回國，在家鄉(xiāng)從事教育工作。陳師曾在江西教育司任職，隨后受聘在南通的師范學校和中學擔任博物學教員，并在南通博物苑兼職。1913年任長沙第一師范教員，1914年到北京教育部，與魯迅成了同事。

魯迅日記第一次出現(xiàn)與陳師曾來往的記錄是1914年1月13日“得陳師曾室汪訃，與許季上、錢稻孫合制一挽送之”[15]，而最后一次記錄是1923年下半年收到訃聞。從1914年至1923年，魯迅日記中兩人交往的記載有七十多處，其中以1914年至1918年為多，尤以1915年至1916年為頻繁，活動內(nèi)容主要是聚餐、逛街、購物、訪友以及互訪和互贈禮物等。

魯迅和陳師曾雖然分屬教育部兩個司，但有時候會一起參加部辦活動。如1914年教育部舉辦了全國兒童藝術(shù)品展覽會，結(jié)束后，魯迅和陳師曾負責挑選優(yōu)秀作品出國展覽：據(jù)魯迅日記，6月2日“與陳師曾就展覽會諸品物選出可赴巴那馬者飾之，盡一日”[16]。

他們的共同愛好是搜集金石拓片，日記中此類記載不勝枚舉。如1914年6月9日“午后陳師曾貽三葉蟲僵石一枚，從泰山得來”[17]。當時魯迅周邊有一個金石拓本搜集研究小組，陳師曾也是其中的重要成員。1914年7月3日魯迅日記的“午同陳師曾往錢稻孫寓看畫帖”[18]可以作為一個代表性的記載——錢稻孫也是成員之一。他們之間互贈書籍、拓本的記載很多，如1915年1月19日，魯迅贈送陳師曾《百喻經(jīng)》一冊；3月18日“贈陳師曾《建初摩厓》《永明造象》拓本各一分”；10月得“師曾贈‘后子孫吉’專拓本二枚，貴筑姚華所臧”；11月16日陳師曾到魯迅住處看漢畫像拓本；12月7日“午后由師曾持去《往生碑》拓本一枚與梁君”，18日“師曾贈《爨龍顏碑》拓本一枚”等。[19]

陳師曾到京時已是有名的畫家，在交往中贈送魯迅畫作自然不在話下。1914年12月10日魯迅日記記載“陳師曾為作山水四小幀，又允為作花卉也”，這四幀山水是《松聲》《幽篁古木》《西山小景》《秋山欲雨》，描繪北京西山秋景；1915年2月2日陳師曾持贈去年年底允諾的“冬華四幀”：《牡丹》《水仙》《紅梅》《天竹》，每幀都有題詩；1917年1月26日“師曾贈自作畫一枚”，魯迅將這幅畫轉(zhuǎn)送了周作人；1921年1月10日，魯迅又向陳師曾“索畫一幀”，這幅畫繪的是“兩重茅屋閑臨水，一帶寒林遠見山”詩意。[20]

魯迅日記中記錄兩人交往時用“索”“捕”等含有“逼迫”意思的字眼，頗能說明他們之間關(guān)系的親密程度。如1915年4月8日“托陳師曾寫《會稽郡故書雜集》書衣一葉”，或者是要求立刻寫就、拿走，或者是請陳師曾寫好第二天拿到教育部，因為第二天魯迅日記記載“上午寄二弟信并師曾所寫書衣一葉”。又過一天，魯迅“得錢中季信并《會稽故書雜集》書面一葉”。[21]原來，魯迅托錢玄同為該書題簽，因錢玄同遲遲不交稿，只好轉(zhuǎn)請陳師曾書寫，應(yīng)該是紹興要刻板印刷，來信催促甚急。魯迅因此對錢玄同頗為不滿。1933年12月27日，魯迅在給臺靜農(nóng)的信中談到請人為《北平箋譜》題簽事宜時對錢玄同表達不滿道：“至于不得托金公執(zhí)筆，亦誠有其事，但系指書簽，蓋此公夸而懶，又高自位置，托以小事，能拖延至一年半載不報，而其字實俗媚入骨，無足觀，犯不著向慳吝人乞爛鉛錢也。”[22]相比之下，還是陳師曾靠得住。再如，1916年6月22日，魯迅稱“上午銘伯先生來屬覓人書壽聯(lián)，攜至部捕陳師曾寫訖送去”[23]，一個“捕”字寫照傳神。

篆刻是陳師曾的強項，魯迅自然近水樓臺先得月。1915年6月14日，《會稽郡故書雜集》（署名周作人）付刻前不久，陳師曾贈給魯迅小銅印一枚，文曰“周”，周氏兄弟都可以用，應(yīng)該是為該書而刻。[24]陳師曾為魯迅篆刻印章，是兩人交往過程中的一項系統(tǒng)工程，是長期深厚友誼的實證。1915年9月8日魯迅日記記載，“陳師曾刻收藏印成，文六，曰‘會稽周氏收臧’”；29日“陳師曾為刻名印成”，不但刻名章，還刻收藏印，大有配備齊全的意思。[25]其中魯迅齋號印“俟堂”還留下一段佳話。許壽裳曾詢問“俟堂”的含義，魯迅回答說：“因為陳師曾（衡?。┠菚r送我一方石章，并問刻作何字，我想了一想，對他說，你叫做槐堂，我就叫俟堂罷。”[26]揣摩上下文語氣，陳師曾的齋號已經(jīng)用了“槐堂”，魯迅只好用另外的樹木作齋號，很可能是北京民居里常見的柿樹。但可能是覺得“柿堂”作齋號不好聽，就把“柿”改作“俟”。魯迅在《新青年》上發(fā)表文章，按編輯的要求署名必須是或像一個真人名，就把這個齋號顛倒過來叫作“唐俟”。[27]字面意思是“等待”。錢玄同有一個時期給魯迅寫信，稱呼他“待齋兄”，即由“唐俟”演繹而來。

陳師曾還為周作人刻印，如1915年8月11日“師曾為二弟刻名印一，放專文，酬二元”。魯迅注重禮儀，尊重老友的藝術(shù)才能和勞動，常委托陳師曾購買石料并刻印，付給報酬，如1915年8月7日魯迅日記記載“師曾為代買壽山印章三方，共直五元，季上分去一塊”，14日“師曾代購印章三塊，直四元五角”，9月3日“托師曾刻印，報以十銀”。

到了1919年，新文化運動已經(jīng)蓬勃開展，也許因為兩人的文化理念有所不同，也許因為陳師曾因家事請假到外地，魯迅日記記錄的兩人交往大大減少。

盡管魯迅對陳師曾很熟悉，為寫作做了準備甚至還可能有了腹稿，卻終于沒有寫出來。

魯迅藏陳師曾《山水》

三

值得注意的是，魯迅曾計劃使用陳師曾的繪畫作為《朝花夕拾》初版的封面。

1927年初，魯迅到廣州后開始籌劃《朝花夕拾》的出版，結(jié)集、排印、校勘等事務(wù)，弟子服其勞，很快就在北京成形了。

魯迅自己為該書設(shè)計了扉頁，上有手寫書名“朝花夕拾十篇”，而不是“朝花夕拾”四個字。在書名上綴上篇數(shù)，不符合常例，而特別強調(diào)“十篇”，似乎耿耿于懷，應(yīng)該不是因為“十全十美”的“十”字好聽、吉利（他此前在《論雷峰塔的倒掉》中諷刺過“十景病”，后來在《“這也是生活……”》中又批評“十全大補”），也不是為了申明篇幅頗不短的后記不算一篇文章，而可能會有這樣的意思：本來還有一篇的，不能寫出來真是遺憾，然而無法可想，就這樣以十篇出版吧。

圖書的封面設(shè)計并非魯迅所擅長，還需敦請專家。這個過程一波三折。1927年9月25日魯迅給李霽野、臺靜農(nóng)的信中談及封面設(shè)計，想委托正在為《小約翰》設(shè)計封面的孫福熙（字春苔，魯迅日記寫作春臺），但遇到一些困難：“書面的事，說起來很難，我托了幾個人，都無回信。本地，是無法可想的，似乎只能畫一個軍人騎在馬上往前跑。就是所謂‘革命！革命！’《朝華夕拾》我托過春臺，沒有畫來，他與北新鬧開，不知怎的和新月社去聯(lián)合了。讓我再想一想看?！盵28]可見，魯迅是想請孫福熙做設(shè)計，讓《朝華夕拾》封面與他所重視的《野草》《小約翰》的封面同出一手。盡管孫福熙與新月社親近，讓魯迅略有些躊躇，但在10月4日的信中，仍申前議：“此書（指《小約翰》）封面及《朝花夕拾》書面，已托春臺去畫，成后即寄上。于書之第一頁后面，希添上‘孫福熙作書面’一行。”[29]十天后，他又給兩位同人去信說：“《小約翰》及《朝華夕拾》兩書面，本擬都托春臺畫，但他現(xiàn)在生病，所以只好先托其畫《小約翰》的一張，而今尚未成（成后即寄上）?！冻A夕拾》第一頁的后面，且勿印‘孫福熙作書面’字樣?！盵30]20日，事情又有了轉(zhuǎn)機，魯迅寫信給李霽野說：“孫春臺病已愈，《朝華夕拾》封面已將開始繪畫。書之第一頁后可以印上‘孫福熙作書面’字樣了?！盵31]然而，直到1928年1月，封面設(shè)計進展仍不順利，大概孫福熙的病沒有痊愈，或者還有其他原因。因此，魯迅才不得不另想辦法，寫信給李霽野說：“但書面我想不再請人畫。瑠瓈廠淳菁閣（？）似乎有陳師曾畫的信箋，望便中給我買幾張（要花樣不同的）寄來。我想選一張，自己寫一個書名，就作為書面?！盵32]李霽野照辦。但從同年2月26日魯迅寫給李霽野的信可知，這個辦法行不通：“昨天將陳師曾畫的信紙看了一遍，無可用。我以為他有花卉，不料并無。只得另設(shè)法?！盵33]最終，魯迅求助于同鄉(xiāng)小友陶元慶。魯迅3月31日給李霽野的信中說：“《朝華夕拾》封面，今天陶君已畫來，但系三色，怕北京印不好，便托他去印，計二千，成即寄上?！摃谝豁撋希由稀赵獞c作書面’字樣。”[34]

魯迅曾起意用陳師曾的畫做封面圖案，頗讓人意外。孫福熙、陶元慶幾乎是魯迅書籍封面的專聘設(shè)計師。陳師曾的設(shè)計風格并不適合魯迅的“新文學”著作。魯迅想用陳師曾繪畫做封面，可能是因為想起他在東京時期出版的《域外小說集》和在紹興由周作人經(jīng)手刻印的《會稽郡故書雜集》均由陳師曾題寫書名，但更可能是出于這樣的考慮：因為“舊事重提”擬寫陳師曾的計劃沒有實現(xiàn)，遂用封面設(shè)計的方式寄托懷念之情。

可惜，這退而求其次的辦法仍然沒有實現(xiàn)。如果當時市面上有售陳師曾所繪花卉圖案箋紙，魯迅用來作了封面，讀者拿起《朝花夕拾》就會自然而然地聯(lián)想到魯迅與陳師曾的親密關(guān)系。

陳師曾為魯迅篆刻印章

四

“舊事重提”最后兩篇《藤野先生》《范愛農(nóng)》，都以人名為篇名。陳師曾與魯迅的交往比范愛農(nóng)、藤野先生與魯迅交往更早，來往更多，寫入《朝花夕拾》，順理成章?？蓪懖牧县S富乃至太多，不應(yīng)成為沒有寫成的原因，以簡練筆法處理繁復(fù)素材，魯迅拿手當行。

難點在于寫人：畫虎難畫骨，寫人難寫神。魯迅寫人，要好、壞都寫。不會是平鋪直敘，而要寫出人的特點乃至癖好。特點或癖好，不會是都讓人欽佩喜愛的。魯迅在與陳師曾的交往過程中，留下的當然不都是好印象。實際上，一開始，魯迅對陳師曾的印象可能不佳，與結(jié)識范愛農(nóng)的過程有些相像。陳師曾是總辦（校長）俞明震的外甥，因此在礦路學堂受到一般學生的輕蔑和嘲笑。周作人在《魯迅的故家》中說：

（陳師曾）不知怎的為他們所歧視，送給他一個徽號叫作“官親”。及至礦路班畢業(yè)，選送日本留學，師曾也一同自費出去，這個歧視才算解除，……[35]

魯迅在《范愛農(nóng)》一文的開篇寫他和范愛農(nóng)因為要不要拍電報給清政府抗議其虐待徐錫麟而發(fā)生爭吵，起勢奇崛，很吸引讀者。假設(shè)《陳師曾》先從礦路學堂生活的某個場景寫起，倒是一個不錯的切入點：同學們少不更事，因為對官僚作風、裙帶關(guān)系的憤恨，遷怒于世家子弟、總辦外甥，后來看到陳師曾并沒有利用公款留學，大家對自己的魯莽行為感到悔恨，又了解變法的內(nèi)情和陳家兩代人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態(tài)度有所好轉(zhuǎn)，關(guān)系轉(zhuǎn)趨親密。其實，魯迅自己到南京進入水師學堂和礦路學堂，也是托了本家叔祖的關(guān)系，在校期間得到不少關(guān)照，雖然因個人成績好通過考試，又獲得官費留學的機會，但入學時不能不說是走了一點兒捷徑，則其議論陳師曾、俞明震甥舅關(guān)系，不過是五十步笑百步。當然，魯迅也有很大概率不寫這個情節(jié)——此種怨憤和悔恨，究以不提為好。魯迅的祖父和陳師曾的祖父，一個因科場案被判刑，一個因為支持變法被革職，性質(zhì)是大不相同的。在清末民初的語境中，比較起來，其實是魯迅更覺難堪。

當然，這些都是推論，魯迅寫起來對這些情節(jié)或者有更高明的處理辦法。但究竟如何，是無從揣測了。

懷人文章中寫人物的缺點，是為了襯托人物的優(yōu)點。《朝花夕拾》中的阿長、藤野先生等，也都有“缺點”或“滑稽可笑”之處，不是所謂“十全十美”的人物。阿長嘮叨、迷信，但魯迅懷念她的淳樸，憐憫她的命運；范愛農(nóng)性情孤傲、倔強，入場難以與人合作；藤野也有固執(zhí)、迂闊、不修邊幅等“特點”。

寫人物，不但要寫出特點，更要進行評價。雖然魯迅寫的是個人的印象和意見，但因為他本人是有影響力的人物，他的品評自有較大的影響，甚至會引起爭論。這一點在魯迅1930年代發(fā)表《憶劉半農(nóng)君》和《關(guān)于太炎先生二三事》時體現(xiàn)得比較明顯?！稇泟朕r(nóng)君》中敘述北大同事和《新青年》同人看不起劉半農(nóng)：“所謂親近，不過是多談閑天，一多談，就露出了缺點。幾乎有一年多，他沒有消失掉從上海帶來的才子必有‘紅袖添香夜讀書’的艷福的思想，好容易才給我們罵掉了。但他好像到處都這么的亂說，使有些‘學者’皺眉。有時候，連到《新青年》投稿都被排斥。他很勇于寫稿，但試去看舊報去，很有幾期是沒有他的。那些人們批評他的為人，是：淺?！敝茏魅藢︳斞肝恼轮杏谩皽\”字揭示劉半農(nóng)的學問、品格深表不滿，雖然后文魯迅對這個評價做了辨正：“不錯，半農(nóng)確是淺。但他的淺，卻如一條清溪，澄澈見底，縱有多少沉渣和腐草，也不掩其大體的清。倘使裝的是爛泥，一時就看不出它的深淺來了；如果是爛泥的深淵呢，那就更不如淺一點的好。”[36]但也許在周作人看來，既然說“淺”，就至少意味著沒有什么深邃的學問，更無論這個“淺”可能指的是性格浮淺或見識淺薄?！皽\”有褒義、貶義或中性義的可能性暫且不論，魯迅還在文章中明確批評劉半農(nóng)：“從去年來，又看見他不斷的做打油詩，弄爛古文，回想先前的交情，也往往不免長嘆?！北M管魯迅接著補充解釋說“這憎惡是朋友的憎惡，因為我希望他常是十年前的半農(nóng)，他的為戰(zhàn)士，即使‘淺’罷，卻于中國更為有益”。幾番曲折，固然顯示了收放自如的文法，但也許在周作人看來，是說了劉半農(nóng)不少“壞話”，“其言不善”，便在懷念文章《半農(nóng)的回憶》中寫詩表達不滿道：“漫云一死恩仇泯，海上微聞有笑聲?？障虻渡介L作揖，阿旁牛首太猙獰?！辈⒆芳右粌删溆吧漪斞傅脑挘骸鞍朕r(nóng)是我的老朋友之一，我很悼惜他的死。在有些不會趕時髦結(jié)識新相好的人，老朋友的喪失實在是最可悼惜的事。”[37]

魯迅對章太炎的評價非常經(jīng)典，強調(diào)章太炎的革命精神和反抗行動。這固然是令人神往的，但也不免讓人覺得有所偏向。歷史人物能不能站得住，主要看貢獻，哪怕是小學、文章、思想上的些微創(chuàng)見，都有價值，值得表彰，單靠一種所謂的精神、斗志、氣節(jié)，是容易墜入虛空的。魯迅說章太炎“戰(zhàn)斗的文章，乃是先生一生中最大，最久的業(yè)績”，固然不錯，但說“直到現(xiàn)在，先生的音容笑貌，還在目前，而所講的《說文解字》，卻一句也不記得了”，讓人感覺偏執(zhí)和絕對。[38]當然，魯迅不是在寫悼詞或碑文，而是寫個人主觀感受，是正面贊揚甚至獻上溢美之詞，還是有好說好有壞說壞，自有主張和堅守。

具體到寫陳師曾這位老朋友，魯迅可能有些躊躇。他對同輩陳師曾及其所生活的時代——清末民初——不好評價，如果寫出來，想來是負面用語較多，甚至牢騷很盛。《范愛農(nóng)》敘事的結(jié)束是在辛亥革命前后，魯迅對中國政局、家鄉(xiāng)前途已經(jīng)收獲了一個大大的失望。但畢竟過去了十多年，其中的人物如王金發(fā)等，批評乃至詛咒自無不可。而魯迅與陳師曾交往密切主要是在北洋政府時期，自己雖然已經(jīng)從中脫離，蟄居南方海島，與當局不在一個政壇，卻仍與讀書人同在一個文壇。罵罵當局，嘲笑一番袁世凱稱帝、張勛復(fù)辟是不會有麻煩的，但已經(jīng)過去好多年，再寫就是閑筆了。其他人事，就頗為復(fù)雜也更為敏感。剛到廈門大學教書就感到不適應(yīng)的魯迅，還不能確定自己將來到哪里生活——也許還要回到北京——用什么樣的筆墨寫那些故舊，很費思量。其時他已經(jīng)悟到，在中國罵政府、罵軍閥、罵團體甚至罵庸眾，批判中國歷史文化社會，都不要緊，而且還能博得讀者的喜歡和佩服。但要罵具體人如罵陳西瀅、李四光等，就會惹出是非。[39]

從《朝花夕拾》的幾篇回憶故人的文章看，人物與事件的交叉敘述很需要剪裁的功夫?！短僖跋壬烽_頭的“東京也無非是這樣。上野的櫻花爛熳的時節(jié)，望去確也像緋紅的輕云”，先寫東京的無聊，說明自己起意去偏僻的東北仙臺的原因之一。而開頭這一句又是全部“舊事重提”回憶記整體敘述的一部分，由此引向并聚焦到藤野先生身上。至于其他教授的生活和教學、藤野先生的結(jié)局、同班同學們的去向，只能作為輔助，甚至大多略而不提。

寫真實經(jīng)歷的文章，作者為集中筆墨、避免枝蔓，有自由選擇的空間?！栋㈤L與〈山海經(jīng)〉》集中筆力在人事；《瑣記》雖然時間跨度很大，但全篇集中在南京的學堂生活，只是在解釋“走異路”的原因方面有些簡單，可能是因為顧慮瑣事太多而且散亂，給人“平鋪直敘”的印象。在《范愛農(nóng)》中，魯迅通過范愛農(nóng)寫自己在共和時期的經(jīng)歷，提供了很多有價值的資料，對于理解《阿Q正傳》等作品很有參考價值。但他對這一篇并不滿意，在1934年12月2日寫給增田涉的信中說：“只有《藤野先生》一文，請譯出補進去，《范愛農(nóng)》寫法較差，還是割愛為好?！盵40]所謂“較差”，可能是因為魯迅覺得這篇文章缺少中心，顯得枝蔓。由此推想，《陳師曾》一文的筆力會集中在哪個時期、哪些事件上，礦路學堂？弘文學院？還是北京教育部？著重點不容易尋找。魯迅最終放棄《陳師曾》的寫作，恐怕也是擔心文章過多羅列交往史料，流于平鋪直敘。魯迅與長自己五歲的陳師曾交往雖密切，但總體上說是一種淡如水的君子之交，不多起伏波瀾，也即缺少故事性，更無戲劇性。魯迅既覺得《范愛農(nóng)》“寫法較差”，就此擱筆，不寫《陳師曾》也就不難理解了。

陳師曾畫作

五

因為陳師曾在繪畫篆刻方面成就卓著，魯迅如果寫紀念他的文章，對其藝術(shù)做出恰當?shù)脑u價既是不能回避的內(nèi)容，也是文章寫得好不好的關(guān)鍵。其中的核心是對中國畫的評價問題。這一點，更讓魯迅為難。魯迅對繪畫頗能鑒賞，對美術(shù)教育的重要性也有較為深刻的認識，但只停留在一般愛好和鑒賞層面，缺少實踐，陳師曾卻是專業(yè)水平，其繪畫題材廣泛，山水、花鳥、人物、風俗等皆所擅長?；ɑ茈m來自吳昌碩，而能博采徐渭、陳淳、八大山人、石濤以及“揚州八怪”之長，形成自己含蓄秀逸、古樸而不粗野、氣韻生動的風格，構(gòu)圖多變，形式新穎，題材既有傳統(tǒng)的折枝花卉，也有對景寫生的自然景物。

陳師曾進京兩年后，已然是北方畫壇的代表人物，詩、書、畫、印兼善，被譽為“四絕”。1915年2月，國立北京高等師范學校開辦三年制手工圖畫科，陳師曾受聘為國畫教師并兼任北京女子師范及女子高等師范博物教員。1918年春，陳師曾到北京大學演講，引發(fā)了師生們研究中國畫的興趣，促成校長蔡元培決定設(shè)立北京大學畫法研究會，陳師曾被聘為中國畫導師。4月，國立北京美術(shù)專門學校聘陳師曾為中國畫教授，其他與美術(shù)有關(guān)的學校也爭相聘請。

五四運動前后，變革呼聲很高。以陳獨秀為代表的新文化健將發(fā)出了“美術(shù)革命”的主張，批判中國傳統(tǒng)繪畫。魯迅對國畫也是貶多于褒，直到晚年還發(fā)表過頗為激烈的言論，如：“就繪畫而論，六朝以來，就大受印度美術(shù)的影響，無所謂國畫了；元人的水墨山水，或者可以說是國粹，但這是不必復(fù)興，而且即使復(fù)興起來，也不會發(fā)展的?！盵41]1919年在《新青年》的《隨感錄》發(fā)表多篇文章（四十三、四十六、五十三），討論美術(shù)問題，比如說：“進步的美術(shù)家，這是我對于中國美術(shù)界的要求?！覀兯蟮拿佬g(shù)家，是能引路的先覺，不是‘公民團’的首領(lǐng)。”[42]魯迅對古人畫多山水花卉而少社會事件表示不滿，雖然他本人私下里也擺脫不了傳統(tǒng)文化的慣性，喜歡雅致的繪畫、信箋、印章、金石拓本之類，但講起推陳出新，就毫不客氣，發(fā)為激烈言論，恐為陳師曾所不喜。陳師曾不贊成這種“革命”觀點，在1921年春發(fā)刊的《繪學雜志》第2期上發(fā)表了《文人畫的價值》，同年11月又在該雜志第3期上發(fā)表了《中國畫是進步的》。不久，東京美術(shù)學校教授大村西崖來訪，與陳師曾討論文人畫問題。1922年，陳師曾翻譯了大村西崖的《文人畫之復(fù)興》，并將自己的《文人畫的價值》改寫為文言的《文人畫之價值》，二文合編成《中國文人畫之研究》一書，由中華書局出版?！段娜水嬛畠r值》申述中國文人畫的意義和價值，主張在借鑒外來藝術(shù)的同時，弘揚優(yōu)秀民族藝術(shù)傳統(tǒng)。陳師曾認為中西繪畫沒有優(yōu)劣、高低之分，“宜以本國之畫為體，舍我之短，采人之長”，主張“中西融合”“固本出新”。[43]這些意見當然都是正確的，融和轉(zhuǎn)化，也是新文化提倡者的最終意見，但在新舊文化主張激烈斗爭、言辭常走極端的氛圍中，心平氣和的對話既不可能，“融和”就更無從談起。這個時期的魯迅和陳師曾，因為站在不同的營壘中，交往逐漸減少，自在情理之中。

既然如此，魯迅寫懷念陳師曾的文章，對這些私人友情層面的內(nèi)容就更難措辭了。魯迅對陳師曾的書畫雖然贊賞并珍藏，但因為與自己的新文化觀念并不契合，故未能給以贊詞——這可能是這篇文章沒有寫成的關(guān)鍵所在。

《朝花夕拾》未使用陳師曾繪畫作封面，該書出版后，魯迅雖然很少在公開場合提及陳師曾，但每一提及，評價就很高。如1930年代初，他起意編印《北平箋譜》，首先想到的就是陳師曾：

去年冬季回北平，在留黎廠得了一點箋紙，覺得畫家與刻印之法，已比《文美齋箋譜》時代更佳，譬如陳師曾齊白石所作諸箋，其刻印法已在日本木刻專家之上，但此事恐不久也將銷沈了。

因思倘有人自備佳紙，向各紙鋪擇尤對于各派各印數(shù)十至一百幅，紙為書葉形，采色亦須更加濃厚，上加序目，訂成一書，……[44]

魯迅強調(diào)，雖然光緒年間的李毓如、伯禾、錫玲、李伯霖和宣統(tǒng)末年的林琴南，在畫箋方面頗有成績，但其道大盛則有賴民國四、五年后的陳師曾、姚茫父諸家。魯迅在《北平箋譜》的序言中略述中國詩箋發(fā)展史，便將“義寧陳君師曾”置于承前啟后的關(guān)鍵地位：

清光緒時紙鋪，尚止取明季畫譜，或前人小品之相宜者，鏤以制箋，聊圖悅目；間亦有畫工所作，而乏韻致，固無足觀。宣統(tǒng)末，林琴南先生山水箋出，似為當代文人特作畫箋之始，然未詳。及中華民國立，義寧陳君師曾入北京，初為鐫銅者作墨合，鎮(zhèn)紙畫稿，俾其雕鏤；既成拓墨，雅趣盎然。不久復(fù)廓其技于箋紙，才華蓬勃，筆簡意饒，且又顧及刻工，省其奏刀之困，而詩箋乃開一新境。蓋至是而畫師梓人，神志暗會，同力合作，遂越前修矣。稍后有齊白石，吳待秋，陳半丁，王夢白諸君，皆畫箋高手，而刻工亦足以副之。辛未以后，始見數(shù)人，分畫一題，聚以成帙，格新神渙，異乎嘉祥。[45]

《魯迅手稿全集》書信卷顯示，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魯迅使用陳師曾繪制的山水、花果、器物箋紙數(shù)量不少。魯迅購買陳師曾的作品集，起意或在為寫紀念文章做準備。但除了在給友人的信中批評這套玻璃板書“印得很不高明”[46]外，他對書的內(nèi)容沒有做任何評價。既然不寫回憶記，也就不必要觸及那個煩難復(fù)雜的中國畫評價問題了。魯迅沒有表達的意見，周作人晚年在《魯迅的故家》中略有提及：“陳師曾的畫世上已有定評，我們外行沒有什么意見可說。在時間上他的畫是上承吳昌碩，下接齊白石，卻比二人似乎要高一等，因是有書卷氣?！盵47]這應(yīng)該與魯迅的看法相近。

魯迅沒有將一位同學、同事、朋友，特別是一位杰出藝術(shù)家的形象在《朝花夕拾》中刻畫出來，無論如何是一件憾事。他沒有向任何人透露過《陳師曾》的寫作計劃以及沒有實現(xiàn)計劃的原因，以上推論提供的思路或?qū)ρ芯俊冻ㄏκ啊贰Ⅳ斞傅慕挥魏突貞浻泴懽髀杂袇⒖純r值。

注釋：

[1]魯迅：《〈自選集〉自序》，《魯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469頁。

[2]黃喬生：《〈吶喊〉〈彷徨〉兩悠悠》，《名作欣賞》2023年第13期。

[3]魯迅1926年10月7日致韋素園信，《魯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567頁。

[4]魯迅1926年10月15日致許廣平信，《魯迅全集》第11卷，第573頁。

[5]魯迅1926年11月20日致韋素園信，《魯迅全集》第11卷，第623頁。

[6]魯迅1926年11月21日致韋素園信，《魯迅全集》第11卷，第624頁。

[7]魯迅1926年12月8日致韋素園信，《魯迅全集》第11卷，第648頁。

[8]劉彬：《“臘葉”的回眸——重讀魯迅〈朝花夕拾〉》，《文藝研究》2020年第1期。

[9]王興杰：《第一次中國教育年鑒·戊編》，開明書店1934年版，第417～418頁。

[10]魯迅1923年12月12日日記，《魯迅全集》第15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490頁。

[11]魯迅1924年5月3日、8月16日，1925年2月10日、7月15日，1926年5月28日日記，《魯迅全集》第15卷，第510、525、551、573、621頁。

[12]魯迅1926年12月8日致韋素園信，《魯迅全集》第11卷，第648頁。

[13]魯迅1926年10月4日致韋叢蕪、韋素園、李霽野信，《魯迅全集》第11卷，第562頁。

[14]沈瓞民：《魯迅早年的活動點滴》，《上海文學》1961年10月號。

[15]魯迅1914年1月13日日記，《魯迅全集》第15卷，第101頁。

[16]魯迅1914年6月2日日記，《魯迅全集》第15卷，第119頁。

[17]魯迅1914年6月9日日記，《魯迅全集》第15卷，第120頁。

[18]魯迅1914年7月3日日記，《魯迅全集》第15卷，第123頁。

[19]魯迅1915年1月19日、3月18日、10月27日、11月16日、12月7日、12月18日日記，《魯迅全集》第15卷，第157、164、193、195、198、199頁。

[20]魯迅1914年12月10日、1915年2月2日、1917年1月26日、1921年1月10日日記，《魯迅全集》第15卷，第143、159、273、421頁。

[21]魯迅1915年4月8日、9日、10日日記，《魯迅全集》第15卷，第167頁。

[22]魯迅1933年12月27日致臺靜農(nóng)信，《魯迅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532頁。

[23]魯迅1916年6月22日日記，《魯迅全集》第15卷，第232頁。

[24]魯迅1915年6月14日日記，《魯迅全集》第15卷，第175頁。

[25]魯迅1915年9月8日、9月29日日記，《魯迅全集》第15卷，第186、189頁。

[26]許壽裳：《筆名魯迅》，許壽裳：《亡友魯迅印象記》，人民文學出版社1977年版，第48頁。

[27]黃喬生：《度盡劫波：周氏三兄弟》，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181頁。

[28]魯迅1927年9月25日致李霽野信，《魯迅全集》第12卷，第76頁。

[29]魯迅1927年10月4日致臺靜農(nóng)、李霽野信，《魯迅全集》第12卷，第77頁。

[30]魯迅1927年10月14日致臺靜農(nóng)、李霽野信，《魯迅全集》第12卷，第78頁。

[31]魯迅1927年10月20日致李霽野信，《魯迅全集》第12卷，第80頁。

[32]魯迅1928年1月31日致李霽野信，《魯迅全集》第12卷，第101頁。

[33]魯迅1928年2月26日致李霽野信,《魯迅全集》第12卷，第105頁。

[34]魯迅1928年3月31日致李霽野信,《魯迅全集》第12卷，第111頁。

[35]周遐壽：《魯迅的故家·俟堂與陳師曾》，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153頁。

[36]魯迅：《憶劉半農(nóng)君》，《魯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74頁。

[37]周作人：《半農(nóng)紀念》，《人間世》半月刊第18期，1934年12月。

[38]魯迅：《關(guān)于太炎先生二三事》，《魯迅全集》第6卷，第566～567頁。

[39]魯迅：《答有恒先生》，《魯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473頁。

[40]魯迅1934年12月2日致增田涉信，《魯迅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328頁。

[41]魯迅1935年2月4日致李樺信，《魯迅全集》第13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372～373頁。

[42]魯迅：《隨感錄·四十三》，《魯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346頁。

[43]陳師曾：《文人畫之價值》，《中國文人畫之研究》，浙江人民美術(shù)出版社2016年版，第5～15頁。

[44]魯迅1933年2月5日致鄭振鐸信，《魯迅全集》第12卷，第366頁。

[45]魯迅：《〈北平箋譜〉序》，《魯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427～428頁。

[46]魯迅1933年11月20日致鄭振鐸信，《魯迅全集》第12卷，第501頁。

[47]周遐壽：《魯迅的故家·陳師曾的風俗畫》，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15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