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飛蓬”是中國最常見的植物之一，主要分布于東北、西北、西南等區(qū)域，極為普通，既無牡丹的國色天香，也無梅花的冷艷清絕，但卻深受古代詩人的喜愛，很早就進入文人的視野，成為一個重要的詩歌意象，其發(fā)展過程和背后緣由值得考察。

《詩經(jīng)》有兩處提及蓬，“彼茁者蓬”（《騶虞》）、“首如飛蓬”（《伯兮》），說明其時已有人注意到，只是還屬于簡單的物象，缺乏詩意。由于地域的原因，屈原作品中就不見蓬的蹤影。秦漢詩歌留存極少，今僅可見《古八變歌》一首，言：“翩翩飛蓬征，愴愴游子懷。”首次將飛蓬與人生境況相聯(lián)系，已有情感寄托和初步的詩意，但逯欽立先生已經(jīng)指出此詩可疑，所以是否漢詩還不確定，即使是漢詩，應也已是東漢末期?？梢悦鞔_作者的第一首與蓬草有關的詩是曹操《去東西門行》，這首樂府詩寫征夫思鄉(xiāng)之情：“田中有轉蓬，隨風遠飄揚。長與故根絕，萬歲不相當。”轉蓬的形象集中在不由自主和與根斷絕，實則就是征夫的化身，也是曹操戎馬人生的表現(xiàn)。和《古八變歌》比，曹詩對飛蓬本身的特征注意更多，形象更為突出。進一步確立飛蓬詩意形象的是曹植，他的《吁嗟篇》是詩歌史上首次專詠飛蓬，所以《選詩拾遺》徑題為《飛蓬篇》。該詩以“我”為蓬，從第一人稱敘述，比曹操詩中第三人稱視角更貼近作為人生之喻的飛蓬，甚至可以說是完全融為一體，“飛蓬”詩意內(nèi)涵更為飽滿。至曹氏父子，詩中飛蓬的特征漸漸明晰，即飛轉與斷根，展示著人生的漂泊無奈和漂泊中的思鄉(xiāng)之情。曹植其他有關蓬的詩歌，如《盤石篇》《朔風詩》《雜詩》（其二）等，也都不離此意。曹植之后，魏明帝曹叡《燕歌行》值得注意，“秋草卷葉摧枝莖，翩翩飛蓬常獨征”，盡管主題上依然寫游子，但詩中強調(diào)了以前未被關注的兩個特征：秋季、獨征，特別是后者的加入，讓飛蓬在漂泊寓意之外明確了孤獨的涵義，更契合旅人的人生實態(tài)。

南北朝時期，詩中之蓬在延續(xù)曹植傳統(tǒng)的同時，出現(xiàn)新的發(fā)展趨勢。一是被送別詩吸收，二是與特定地域——塞北相關聯(lián)。目前所知，送別詩中以蓬喻人最早的一首是劉宋謝瞻《九日從宋公戲馬臺集送孔令詩》，詩末云：“臨流怨莫從，歡心嘆飛蓬?！币蚩拙钢畾w引發(fā)己之思鄉(xiāng)而不得歸的情思，恰如離根飄蕩之飛蓬。其后，吳均《別王謙詩》、王褒《送別裴儀同詩》、江總《別袁昌州詩二首》其二、尹式《別宋常侍詩》等都繼承了此一寫法，并影響到唐代的送別詩寫作。將蓬與塞北特意相聯(lián)，則首見于袁淑《效古詩》，該詩稱遼東游士“十載事西戎”，正值壯年而勤役不止，“乃知古時人，所以悲轉蓬”。此轉蓬自然就是游士本人的寫照。從詩題看，袁詩是擬古一類，或有擬效對象，轉蓬之喻可能得于原詩，但由于原詩未知，故其將蓬與邊塞相聯(lián)是否自創(chuàng)還不能確知，只能說至遲在南朝宋時，詩人對飛蓬的書寫中，邊塞的屬性已然顯現(xiàn)，因為袁淑外，同時稍晚的王僧達《和瑯琊王依古詩》、鮑照《代陳思王京洛篇》《王昭君》等作品中都已有類似的表達。此一寫作傳統(tǒng)形成后，在后來的詩歌中一直存在，特別是在唐朝邊塞詩中有顯著表現(xiàn)。這里有意思的是，寫塞北飛蓬的大多是沒有北方生活經(jīng)驗的南朝文士，北朝中的幾例也都是由南入北的王褒、庾信所作，此現(xiàn)象固然與北朝詩人、詩作較少有關，但也可見出南朝文人不為地域所限而對魏晉詩歌傳統(tǒng)有充分的繼承和發(fā)揚。

唐人吸收六朝詩的創(chuàng)作經(jīng)驗，進一步發(fā)展，終于成就詩國高潮，飛蓬意象即是其中的一例。初唐人對蓬的書寫更多延續(xù)南朝，突出行役的主題，常和邊塞相聯(lián)，駱賓王《邊城落日》《邊夜有懷》是典型的例子。然新的變化也開始出現(xiàn)，從陳子昂《落地西還別魏四懍》可以看到，飛蓬的地域特性淡化甚至消失了，季節(jié)等時間屬性也不再標示，蓬草完全成了詩人人生的表征。初盛唐過渡期的張說《南中別陳七李十》也和陳子昂詩是同樣的情形，李白、杜甫接續(xù)其后，把蓬意象發(fā)展至圓滿。李白對被賜金放還，自稱“一朝去金馬，飄落成飛蓬”（《東武吟》），說別人“歸來無產(chǎn)業(yè)，生事如轉蓬”（《贈從兄襄陽少府皓》），而最著名的則是《送友人》中“此地一為別，孤蓬萬里征”的詩句，脆弱渺小的孤蓬與廣闊無垠的萬里形成極致對比，將友人分別之后漂泊無依的境遇作了最有力的表達。杜甫相對要更為深沉，也始終以飛蓬自居，天寶四載（745）與李白分別，《贈李白》言“秋來相顧尚飄蓬”，兼指兩人，李白《魯郡東門送杜二甫》也以“飛蓬各自遠”回應，可見二人之共識；入蜀途經(jīng)天水，自稱“飄蓬踰三年，回首肝肺熱”（《鐵堂峽》）；直至晚年，仍感“多少殘生事，飄零任轉蓬”（《客廳》），而回顧一生所歷，也說“老去苦飄蓬”（《往在》），在人生的最后階段，羈旅舟中，依舊有“轉蓬憂悄悄”（《風疾舟中伏枕書懷三十六韻奉呈湖南親友》）之嘆。李、杜之后，劉長卿可能是最愛飛蓬的詩人了，而且都指向自身，“孤蓬向何處”（《至饒州尋陶十七不在寄贈》）、“余生只是任轉蓬”（《避地江東留別淮南使院諸公》）等還只是部分例子，這與其寫作程式化有關，但更內(nèi)在的原因或許是“他對自己生存境遇的關心遠勝于身外一切的總和”（蔣寅《劉長卿與唐詩范式的演變》），而飛蓬就是他找到的最能體現(xiàn)自己生存境遇的詩歌意象。其余中晚唐詩人，白居易、劉禹錫、張祜、徐夤等都有詩通過飛蓬來詠嘆人生，作為人生之喻的飛蓬寫作傳統(tǒng)更加牢固了。唐詩這一新變，乃是“豪華落盡見真淳”，飛蓬意象中原先需要敘述的季節(jié)、地域、形態(tài)等已內(nèi)化于飛蓬本身之內(nèi)，即意已完全凝聚于象中，作者借象以達意，讀者見象而曉意，可以說，至此，飛蓬的意象化才最終完成，后世詩人只是遵循沿用而已。

飛蓬如此微末小物為何會被中古時代的詩人重視，以致視為自我人生的象征，其背后的社會現(xiàn)實是什么呢？ 曹操因為四處征戰(zhàn)，曹植則因皇權爭斗，都是特例，沒有普遍性，畢竟身為帝王的詩人極少。對于大部分普通文人而言，真正讓他們對飛蓬情有獨鐘的現(xiàn)實是“宦游”生涯。中國古代社會，入仕為官基本是讀書人的主要人生選擇，而這就意味著他們要為官職而四處奔走，所以六朝詩人們常為游宦之身慨嘆，“翩翩游宦子，辛苦誰為心”（陸機《贈從兄車騎詩》）、“悲哉游宦子，勞此山川路”（顏延之《秋胡行》）、“游宦疲年事，來往厭江濱”（何遜《贈族人秣陵兄弟詩》），唐代南北統(tǒng)一，領土廣袤，加之科舉和銓選制度的影響，宦游問題更為普遍和突出，有關詩歌更是不絕如縷，“與君離別意，同是宦游人”（王勃《杜少府之任蜀州》）、“獨有宦游人，偏驚物候新”（杜審言《和晉陵陸丞早春游望》）早已耳熟能詳。唐人對此早有觀察，賈至就說：“士居鄉(xiāng)土，百無一二……身皆東西南北之人焉。”（《舊唐書·楊綰傳》）韓愈則概括為“中世士大夫以官為家，罷則無所于歸”（《送楊巨源少尹序》）。正是因為有宦游的生活現(xiàn)實存在，詩人們才深刻體會到人生的飄零、孤獨和寄居外地對家鄉(xiāng)的思念，此時，離根而飛的蓬草或許最能代表他們的處境。林庚先生曾言“詩的內(nèi)容，原是取之于生活中最敏感的事物”（《詩的活力與詩的新原質(zhì)》）。因此盡管飛蓬不如桃李般美好，但對于宦游的詩人卻是最易引起興發(fā)感動的敏感之物，所以才被一再地書寫，因為那飛蓬就是他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