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談客約翰生與《約翰生傳》的傳記價值

1778年4月20日，鮑斯威爾赴約翰生家座談，聊到了友人蘭頓入不敷出的家政狀況，約翰生行云流水的句式和恰切熨帖的譬喻令鮑斯威爾嘆服，在《約翰生傳》中轉述該場景時，鮑斯威爾插入了珀西的評價：“約翰生的言談有力而清晰，可以把它比作一尊古代的雕塑，每一根血管和肌肉都清晰凸顯。一般的言談就像一種低級的鑄型?！辩晡靼蜒哉勁c鑄像的固化過程相類比，不僅把握了約翰生關于言談必須有“介于流俗與清雅之間的得體”的詩學主張，更提示了談話作為書寫的重要補充，施加于社群趣味的“古代雕塑”般的價值。

鮑斯威爾與《約翰生傳》，圖片源自Yandex

17世紀中葉，英格蘭的酒館、咖啡屋及名流的客廳是人際交往及知識流通的公共領域，及至約翰生時代，才俊人物麇聚于特定處所，形成文化趣味與政教背景相近的小團體（coterie），具備了不亞于報紙雜志的知識生產力，譬如，定期聚首“土耳其人頭”（Turks’ Head）酒館的“約翰生俱樂部”、集結于蒙塔古夫人客廳的“藍襪社”等。時人對奧古斯都時代修辭技藝及雄辯才具的效法使交談成為關鍵的文化行動，如約翰生所言，“一把酒館的椅子就是人類幸福的最高寶座”。交談不僅因為展示了成員風度（manners）而有利社團融合發(fā)展；也可以用于厘定趣味標準、評判文學素養(yǎng)以篩除混跡其間的異見分子。

縱觀全書不難看出，《約翰生傳》逐年紀事時倚賴的是對社交言談（書信不妨視為談話的特殊形式）的摘錄。據(jù)此，科辛認為《約翰生傳》不過是一部妙語的摘集。對于摘記過于龐雜的指責，鮑斯威爾不但將瑣碎視為傳記的特殊價值，更援用了普魯塔克及培根等權威為“瑣事的典型性”辯護。其實，《約翰生傳》倚重言談摘錄有特殊原因。約翰生本來就“不愿寫作”，在獲得年金后更逐漸轉型為談客（conversationalist），因此，談話確實是讀者理解他的重要途徑。斯雷爾夫人甚至認為“言談的復述與摘錄幾乎是替約翰生作傳的唯一途徑”。此外，約翰生特別注重“著述一致”，并且認為自己“通過談話做到的善事與通過寫作做到的一樣多”，晚年他還有“讀書不如閑談”的看法，可見約翰生對言談“書替”價值的重視?！都s翰生傳》中既有揶揄謝立丹演說的影響好像“在多佛爾點燃一支小蠟燭要照亮加來”此類加里克稱為“緊緊一抱，搖得你哈哈大笑”的冷雋幽默；也有“愛國者是流氓最后的庇護所”、“一個人厭倦了倫敦，也就厭倦了生活”這樣充滿智識穿透力的警句。不少妙語即便當下讀來仍舊令人耳目一新，難怪鮑斯威爾為了同約翰生談話，甘愿餓著肚子。

當然，《約翰生傳》能從眾多競爭者中勝出，除了它龐大的資料體量和極為翔實的談話記錄外，還有以下不容忽視的優(yōu)點：第一，正如作為早期閱讀反饋之一的《每月書評》（Monthly Review）那篇匿名批評說的那樣，《約翰生傳》采用了區(qū)別于既往作傳技法的“新穎模式”。《約翰生傳》擅長描摹“生活場景”（life in scenes），賡續(xù)了約翰生在《薩維奇?zhèn)鳌贰吧碳蜓浴奔啊对娙藗鳌分械奈膶W傳記筆觸，尤其注重以生活場景再現(xiàn)“激情主導”下傳主命運的曲折走勢，突破了傳統(tǒng)傳記敘事的臉譜化體式。此外，鮑斯威爾認同約翰生關于傳者與傳主“共時經驗”的“事件目擊”原則，認為傳者具備隔代傳記家缺失的臨場優(yōu)勢，能夠以更為直爽的主觀介入抹除隔代傳記因時空距離可能導致的隔閡，因而《約翰生傳》塑造的場景栩栩如生。比如，《約翰生傳》曾經記載盲女威廉斯因為沏茶時斟得杯滿不溢而沾沾自喜，但鮑斯威爾猜想她是以手指伸入杯中才能有此效果，寥寥數(shù)筆便將約翰生身邊關鍵人物的習性描摹得淋漓盡致。再如，鮑斯威爾在1775年某次聚會中注意到約翰生收藏飯桌上的橙皮，好奇之下追問無果，可敘及1783年時，他回溯并解答了未解之謎——為了晾曬止咳藥物。此外，諸如受難日早茶不加奶的習慣，兩人最后一面時約翰生的臨別動作等細節(jié)都是傳神的點睛之筆。這類巴特（John Butt）贊為“切割鉆石之技藝”的“兩寸牙雕”筆法使得《約翰生傳》具有斯威夫特倫敦日記那樣的“奇怪的吸引力”——馬?。‥dmond Malone）稱，“有關人和事的奇妙的信息，在同一時期的其他書籍中再找也是徒勞”，點明了《約翰生傳》彌足珍貴的史料價值。

第二，鮑斯威爾在《約翰生傳》中多次表明，雖然對約翰生極為崇拜，但秉持求真原則，他力圖呈現(xiàn)真實的約翰生，要以弗蘭德斯畫派的明暗對照（chiaroscuro）筆法描摹“混雜在這顆巨星軀體中的所有陰影，標明這位文學巨人的所有小小的怪癖、輕微的瑕疵”，比如，約翰生粗魯駭人的吃相、呢喃自語的怪癖、乖戾暴躁的脾氣等。《約翰生傳》對約翰生的觀點行為并非時時附和，反倒有講真話甚至進行論辯的獨立精神。比如，鮑斯威爾不但為北美殖民地人民的反抗權辯護，更指責約翰生對奴隸貿易的看法是“不知情的熱心”。再比如，盡管約翰生對斯威夫特頗為怨恨，他卻毫不掩飾對斯威夫特的喜愛。此外，約翰生因為同小說家理查遜私交甚篤，就攻擊菲爾丁是個“榆木腦瓜”，認為“理查遜一封信里對人心的認知比整部《湯姆·瓊斯》里的還多”，對此鮑斯威爾公正地指出，“《湯姆·瓊斯》經受住了輿論的考驗……一種生動真實的創(chuàng)作技巧貫徹始終”。《約翰生傳》還多次指出約翰生對演員及蘇格蘭民族的偏見，種種揭短行為在某種程度上確實使得約翰生形象“妍媸畢露”（warts and all）。

第三，鮑斯威爾曾表示將會遏止坊間流言并更正他人傳記中對約翰生形象的歪曲。憑借執(zhí)業(yè)律師對證據(jù)準確性的照勘能力——“為核查一個時間，跑遍倫敦”——他使用材料時確實表現(xiàn)出記者式的嚴謹?！都s翰生傳》確實澄清了不少人們誤歸于約翰生的“荒謬或惡毒的言論”。除了糾正“多德牧師案”“亨利·赫維落獄”等公共事件中人們的誤讀，《約翰生傳》還糾正了人們對約翰生“視力不佳”“脾氣粗暴”的誤解。更重要的是，《約翰生傳》深入約翰生人格的隱微之處，為讀者理解約翰生提供了不少訊息。比如，在慣常認知中，約翰生以才思泉涌及“倚馬千言”著稱，既有“攪動茶杯沉思片刻的即席創(chuàng)作”，亦有“立等可取”的快筆美談，《約翰生傳》卻揭示了約翰生辛勤積累素材、刻苦準備底稿的一面。

像常被忽略的副標題“全面展示大不列顛近半世紀，亦即約翰生活躍階段的文學狀況與士人風貌”所說的那樣，《約翰生傳》以廣闊的社交言談場景展現(xiàn)了約翰生時代英國人精神圖景的多重風貌。但是“以言觀人”需要同時考慮談話的語境和談話者的個人偏好。約翰生作為談話家最突出的個性是“為勝利而談”，時?？桃庹驹阱e誤一方賣弄辯才。約翰生的莫逆之交泰勒對他交談時碧海掣鯨的好斗形象曾有如下概括：“言辭橫掃千軍，但是沒法跟他爭論，他干脆不聽你講話，由于嗓門比你高，不把你吼倒決不罷休?！币蚨s翰生不僅有失勢時的“詭辯野招”，也有冷靜后為言不由衷道歉的情況。此外，出名后來訪者如云，約翰生注意到有人當場記錄言行，因而說了不少因虛榮心作祟才講出口的驚人之語。鮑斯威爾也覺察到約翰生在“大庭廣眾之中被激得熱情洋溢之時”與靜思之后對同一事物的矛盾態(tài)度，故而指出不能通過一次談話就“斷定約翰生對某事的看法”。大概因為坊間對自己言論歪曲得厲害，晚年約翰生曾對友人抱怨：“我是個被誤解得很厲害的人……有時候開玩笑，意在言外，人們容易相信我是當真的?！蔽覀円矐撟穯栆痪洌乎U斯威爾是否也有誤解約翰生的時候呢？

二、 鮑斯威爾的傳記技藝

20世紀20年代之前，學界雖然掌握了一些信息，但并不了解《約翰生傳》成書的具體過程。因為《約翰生傳》在寫作過程中一直由以學術嚴謹聞名英倫的馬隆從旁協(xié)助，所以讀者贊嘆鮑斯威爾記憶力驚人之余，大多相信他在《約翰生傳》中不斷申說的“據(jù)事直書”與“逐字謄錄”。然而，20世紀二三十年代“馬拉海德堡文獻”（Malahide castle papers）及1931年“費特凱恩文獻”（Fettercairn papers）的面世為學界重審《約翰生傳》的生成史提供了新材料。通過?？北葘ν皇录邗U斯威爾隨身攜帶的備忘錄，事發(fā)當晚或數(shù)日后根據(jù)備忘錄整理而成的日記，以及依托日記擴寫成書的《約翰生傳》這三類文本間的衍變，研究者指出了兩大問題：第一，備忘錄采用極簡的速記，日記與《約翰生傳》則根據(jù)速記擴寫；第二，從《約翰生傳》篡改他人材料的程度或從它對備忘錄的擴寫來看，《約翰生傳》都更像一部“文藝作品”（work of art）——比如備忘錄中“《伊瑞涅》首演。噓聲。謀殺云云。普里查只得活著退臺”的十幾字速寫，在《約翰生傳》中擴寫成一百二十余字的鮮活場景。此類戲劇化改寫令潑特承認，《約翰生傳》相較日記的平實，已經是“富于想象力的重構”，并且對原初場景的“詩心筆法”正是《約翰生傳》的主要特征?？梢?，如范存忠先生所言，《約翰生傳》在“涂抹、添注、改削”等編輯技法上確實“花了不少工夫”。在參照談話場景的第三方記錄等旁證文獻后，我們不難看出《約翰生傳》的編輯功夫主要體現(xiàn)在為尊者諱方面：為塑造約翰生對發(fā)妻的深情，就對他與德穆蘭夫人的曖昧采用曲筆；為掩飾約翰生年少時對同學的霸凌及社交時的粗暴癖性，就對他人提供的材料避重就輕或者按而不表。此外，《約翰生傳》中還有不少穿鑿附會的“對話”，乃至將他人言論移植于約翰生頭上的“張冠李戴”現(xiàn)象。

如果從現(xiàn)代傳記的批評標準來看，《約翰生傳》在布局方面無疑有結構失衡的問題：全書僅用約六分之一的篇幅處理約翰生前五十四年的生命歷程。由于常年住在愛丁堡，缺乏第一手資料，鮑斯威爾在論及約翰生晚年的時候，出現(xiàn)了意識流式的敘述跳躍和來路不明的材料。此外，《約翰生傳》還“夾帶私貨”，在正文及腳注中堆砌了不少略顯冗余的“離題敘事”和“自傳材料”。正如格林所言，這些重復羅列的材料既包括借題發(fā)揮的托利黨政治宣言，也包括情不自禁插入的布道文賞析、夸示孟浪與詩才的作品小覽，還有一板一眼的宗教觀點論析。對于堆疊材料的作傳方式，斯雷爾夫人在《約翰生軼事》開篇有一段評論值得引述：

對一部傳記而言，要素過多和材料稀缺可謂同樣有害。事件種種可能所引發(fā)的矛盾情狀會令讀者困惑不已，進而無從分辨真?zhèn)?。約翰生曾哀嘆人們關于巴特勒敘說太少，我大抵更有理由感慨對于約翰生世人卻談論甚多；不可盡數(shù)的材料只會讓人如墜云霧，正如多數(shù)情況下，鏡片的交疊亦不能使人看得更加清楚。

雖然《約翰生軼事》比《約翰生傳》早五年面世，斯雷爾夫人這段話卻可以看作對鮑斯威爾的“詩心”筆法和夾帶私貨的“私心”的預告性批評。有趣的是，斯雷爾夫人的“約翰生傳”也經常枝丫旁出，因堆砌冗繁的離題話招致了不少批評?？梢姇r人作傳夾帶私貨似乎較為常見，而那些看似無關宏旨的文學瑣事及聒噪的離題話也別有價值，一來可以為公眾帶來“樂趣與教益”，二來可以為讀者品評人物提供隱匿線索，或許我們可以把這種“私心”稱作一種“親切的偏私”（amiable partiality）。

三、 鮑斯威爾的“史德”

1778年4月的一次會面中，約翰生用緩慢而清晰的語調朗讀了羅伯遜《美利堅史》的片段來考察鮑斯威爾速記的效果，鮑斯威爾發(fā)現(xiàn)自己的速記方法要求一種損害原意的“對詞的刻意安排”。但他“刻意安排”的不僅是字詞，《約翰生傳》中不少談話的契機和內容都有“編導”的嫌疑，比如，對兩人1763年5月16日歷史性會面的謀劃，以及對1773年“蘇格蘭邊島之旅”路線的設計。

熟讀鮑斯威爾《倫敦日記》的讀者當然不會被《約翰生傳》中仰慕約翰生道德文章的那位有志青年蒙蔽。彼時二十出頭的鮑斯威爾之所以“南漂”，一來是為了逃避父親的催逼，不愿繼承家業(yè)學習法律，二來是為了“觀察人性，研習舉止”以便老年時能“憶往昔”?？傊?，鮑斯威爾尋訪名士有著社交虛榮和現(xiàn)實利益的多方考量，拜謁約翰生也不是他的倫敦之旅的首要目標，這從他拜謁的名流——威爾克斯、麥克弗森及謝立丹等——都是約翰生絕交之人上可見一斑。從歐陸求學歸國后，在鮑斯威爾那份“報人的獵物”（journalistic conquests）名單上，約翰生也非核心人物：這個單子上的名人還有保利將軍、休謨、盧梭和伏爾泰等人。

隨著交往的深入，約翰生怪異駭人的外貌舉止同他技驚四座的言談能力間的反差，他博采沉奧的學識、光怪陸離的經歷和深邃明澈的洞察力，也即卡萊爾稱贊的“英國最偉大的心靈”——或許還有兩人因憂郁癥而產生的同病相憐——都使得約翰生最終成為鮑斯威爾進行人性研究的核心樣本。當然，鮑斯威爾在發(fā)現(xiàn)并制造“英雄話題”方面也具備記者的才干：除了諸如拿筆偷記座中言談此類斯雷爾夫人嗤之為“毫無教養(yǎng)，易作奸謗”的惡習外（造訪保利將軍時他還因此被當成間諜），在套取材料方面，鮑斯威爾還“有一種不露聲色便可激怒他人的技巧”，時?！把b出一副蒙昧無知的樣子，激他（約翰生）說話”。當然，以約翰生的社交閱歷，未必對此類“人性測驗”毫無察覺，或出于談興，或出于反向考察的興趣，他也會耐著性子回應，但更多時候，尤其鮑斯威爾的盤問和“窺視癖”觸碰約翰生的道德底線和心理防線時，兩人的談話大多以約翰生的惱怒及對談的遽然中斷收場。

其實，《約翰生傳》中散布的“人性測試”和“馴獸師”式的話題引導，可以視為鮑斯威爾對時興的“活體解剖術”（vivisection）的社會學移植。它接續(xù)的或許是17世紀以來“人與風俗”的科考潮流，其典型表現(xiàn)就是1776年5月那場“心智化學”實驗。在那次著名的“威爾克斯會談”中，鮑斯威爾終于滿足了讓兩位宿敵共處一室的“愿望”。在一眾來賓的嘈雜聲中，鮑斯威爾觀察到約翰生得知威爾克斯在場時“難以自控”，只好坐到窗邊閱讀以平抑心情，鮑斯威爾寫道：“他的感受，我敢說，別扭極了?！倍弥U斯威爾想故伎重施觀測自己在另一敵手麥考萊夫人面前的表現(xiàn)時，怒不可遏的約翰生痛斥鮑斯威爾“十分缺德”。后續(xù)交往中，一心探究人性的鮑斯威爾即便遠在愛丁堡仍然要用斷交書信來考驗約翰生與他的友情，并在約翰生為十余年情誼交出令他滿意的“答卷”后表示：“我永遠不會再考驗你了?！?/p>

鮑斯威爾獲取（制造）材料的手段可謂五花八門：既有向約翰生幾番索取致切斯特菲爾德伯爵信的原件，以及逼迫他以法律文書形式對《隱士》表態(tài)這類不知分寸的行為；也有尾隨伯尼糾纏討要書信的越界舉措；更有未經允許公開信件，命妻子偷看約翰生日記，乃至親自偷看并想偷走約翰生自傳手稿這類不義之舉。如果說上述做法可以視為求資料心切，那么肆意刪改他人材料，因1793年法國革命情勢移變就改動初版內容等“小動作”，則無法再用“為史實而不顧史德”來解釋了。

如斯托弗所言，“傳記是藝術而非科學”，不同寫者和讀者對同一份傳記材料的差別對待體現(xiàn)了智識與道德及共情能力的個體差異。然而，正如“真相是史家第一職責”，作為批評者，我們仍舊須審視《約翰生傳》或出于私心，或由于史德有虧，或因為史實有缺而“誤造”的約翰生形象。對約翰生社交“仲裁人”形象的夸大應該是《約翰生傳》最值得商榷的地方。在《約翰生傳》描述的各類談話場景中，約翰生通常被塑造成“文學可汗”，不僅主導席間話題，通常也裁定結論。然而，伯尼記載的“格雷維爾會面”或許更接近實際情況——會談中約翰生雕塑般盯著爐火一言不發(fā)，并不主動發(fā)起而更愿意續(xù)接他人話題。與《約翰生傳》中以雄辯高談使眾人服膺的“獨語者”形象不同，當時社交場中不少人對約翰生的言論并不買賬，他也有被人反唇相譏而無地自容的時候，甚至發(fā)生過火藥味十足、“被回跺一腳”的事件，缺席的鮑斯威爾自然沒有記錄這些場景。哥爾德斯密斯就曾抱怨鮑斯威爾美化了約翰生的社交形象，認為他將本是“共和國”的社交場說成了“君主專制”。鮑斯威爾對此事還頗有腹誹，大概是沒能理解約翰生的忠言——“泰爾斯把我描寫得最到家：‘先生，（他說）你像個鬼魂：人家跟你搭話前，你從不主動說話’?！?/p>

再如，由于麥考萊斷章取義認為約翰生對旅行抱有“無知的偏見”，學界漸漸出現(xiàn)了約翰生不喜（跨國）旅行的言論。其實，在18世紀，旅行花費高昂，并非易事，而早年手頭拮據(jù)的約翰生忙于生計根本無暇出游，而且，僅就約翰生“退休”后每年夏秋的鄉(xiāng)間旅行及他對旅行意義的反復申說便足以修正訛傳。此外，鮑斯威爾在約翰生負笈牛津及因貧輟學的時間問題上，輕信了亞當斯的口述，并未核實就認定約翰生在牛津求學至1731年秋（計三年），這一說法后來由克羅克考訂并更正為1729年冬（計一年），但麥考萊偏偏對此熟視無睹，這又導致中譯者誤引為鮑斯威爾“秉筆直書”的一樁功績：“不是我國各種介紹約翰生的文章中說的‘一年’。”其余如約翰生的“視力”“吃相”“騎術”等，《約翰生傳》中的描述也存在以偏概全的問題，且對同一事項的論述有前后不一之處，這些都是我們作為批評者須仔細辨別的。

四、 制造約翰生

鮑斯威爾一方面在《約翰生傳》中申明要不虛美不隱惡地呈現(xiàn)真實的約翰生，可另一方面他也并不掩飾神化約翰生的意圖。1785年4至5月，他先后致信友人表示《約翰生傳》將會是保存“文學法老”約翰生木乃伊的金字塔，并預備為約翰生織造神圣的花冠?！都s翰生傳》的扉頁引用了賀拉斯稱頌盧基里烏斯（Gaius Lucilius）的詩句：“如此，這位長者的一生便如同雕刻在銘碑上那般清晰地顯現(xiàn)了。”從中讀者可以窺探到鮑斯威爾為約翰生“造像”的用意：將精心雕刻的約翰生神像供奉在廟堂之上，使其流芳百世，追附驥尾的《約翰生傳》自然也就有不朽的造像之功了。從盧基里烏斯到賀拉斯，從賀拉斯到約翰生，再從約翰生到鮑斯威爾，“年長詩人”間的代際輪替似乎暗示著《約翰生傳》也嵌入了那條由古今重要詩人詩作連綴而成的存在巨鏈中。這種隱深的精神自傳特征凸顯了《約翰生傳》超越“造像不朽”，追求“立言立德不朽”的意圖，并且這不朽同時屬于傳主與傳者，如此設計可謂用心良苦。

蒲隆先生捕捉到了鮑斯威爾隱秘的動機，特地借《阿Q正傳》文首的“不朽之筆傳不朽之人”一語來比喻鮑斯威爾為約翰生作的傳。如前所述，鮑斯威爾“制造”約翰生恐怕并不僅是出于“良苦用心”，他用“詩心”筆法雕刻的約翰生像雖不至于面目全非，但也有走樣的地方。比如《約翰生傳》中，約翰生對演員及女性莫名厭恨的刻板形象便讓格林感慨，金剛怒目的“大道德家”勸退了不少試圖走近的學生。雖然《約翰生傳》沒有記錄鮑斯威爾和約翰生關于“保存名譽”的一次對談，但同為俱樂部成員的溫德姆多年后向伯尼補敘了這次談話。談話中約翰生對鮑斯威爾說：“世上保存名望的方法不過兩類，一是‘糖漬’（by sugar），二是‘腌制’（by salt），至于第一類‘諂媚曲辭’，鮑仔（Bozzy）你不得其法，而我會讓你浸泡到醋壇子里，利索地一舉腌好?！薄磅U仔”這次倒是聽懂了老師話里的深意，沒有把談話寫進《約翰生傳》中。

如克林漢姆指出的，鮑斯威爾將約翰生“木乃伊化”有不愿失去代理父親并延續(xù)“英雄崇拜”香火等原因。又或許，鮑斯威爾單純因為對約翰生那“人類歷史上未曾有過的完美依戀”而一心想把英國“約翰生化”。無論如何，對于這種崇拜和依戀，羅伯遜的洞見一語中的：“你們有些人害了他，你不應當崇拜他……在批評方面，在言談的機智方面，他無疑非常優(yōu)秀；但在其他方面，他并不比別人高明?！睂Υ耍U斯威爾回答：“我身不由己要崇拜他?！闭纭睹吭聲u》1792年5月刊的匿名論者所言：信徒對神的膜拜，時常引領著他落筆之時那偏私的情誼之手。

約翰生曾斷言，時間與普通讀者才是文學聲譽的最終裁判?！都s翰生傳》付梓后，麥考萊1831年發(fā)表的《塞繆爾·約翰生》一文偕同10年后卡萊爾的《英雄與英雄崇拜》一文將《約翰生傳》提升至不朽的地位，其后該傳記近百個版次的編者又在前言中眾口一詞地復述了約翰生與《約翰生傳》的不朽神話。1963年，“斯雷爾夫人點評本”的編者盛贊麥考萊的“先見之明”，同時再次認同《約翰生傳》令約翰生與鮑斯威爾并垂不朽。只是，這位編者有所不知，早在1950年，美國“每月圖書俱樂部”的評委之一，作家費舍爾便致信俱樂部創(chuàng)始人舍爾曼，稱《約翰生傳》對普通讀者而言實在味同嚼蠟，其文名被英國文學教授們嚴重夸大，隨信她還附上了《出版之樂》主編調研數(shù)百位圖書館員、編輯、作家、評論者及教師后排出的“十本最無聊之書”及閱讀調查報告，名單中《約翰生傳》赫然在列。有趣的是列在名單上的還有約翰生最喜愛的三本書：《天路歷程》《堂吉訶德》《帕梅拉》。2020年，書商萊瑟姆在《書商故事》中稱，書店采購《約翰生傳》是“礙于文名而非銷售需求，每年僅零星售出少許”。這些是不是說明，《約翰生傳》及鮑斯威爾、麥考萊和卡萊爾等人以“強大的防腐劑”精心制造的文化圖騰“英雄約翰生”開始腐朽了？

五、 走近約翰生

我們有可能復原歷史上的約翰生嗎？答案或許如鮑斯威爾所言：“世人必須在一種不確定的狀態(tài)中搖擺?！薄都s翰生傳》在“詩心”與“史德”的平衡木上艱難地擺蕩，將“詩藝與謊言”“歷史與真實”等古老命題推到我們面前。批評家艾布拉姆斯早年撰文《約翰生的眼鏡》，指出后人評讀前人時，因闡釋慣性及語境差異，總有虛焦散光的時候。隨著時代風潮的改易，約翰生形象也像“移動冰山”似地不斷漂流，就像蔡田明所說，我們大概也只能不斷“走近約翰生”。在《約翰生傳》的一面之詞與其他“不討喜的”傳記材料之間并不一定要做出克利福德所謂的“關鍵決斷”，更為真實的約翰生或許正游走在二者之間未被照亮的地帶中。

這些“不討喜的”材料，當然包括了霍金斯及斯雷爾夫人、伯尼乃至蘇華德（Anna Seward）和墨菲等約翰生密友的日記書信、回憶錄等“外傳”（apocryphal）材料，但同樣也包括鮑斯威爾的《赫布里底斯游記》乃至《科西嘉游記》等“前傳”材料?！都s翰生傳》展現(xiàn)的主要是咖啡屋、沙龍等公共領域中以男性視角傳遞的約翰生形象，斯雷爾、伯尼等人的回憶錄則以女性眼光描摹了家庭生活場景中的另一個約翰生，這類材料加上約翰生存世的4卷書信和2卷“日記、紀年、禱文”，為讀者深入約翰生的內心世界提供了可能。由于仰賴社交談話，《約翰生傳》雖然錄有“格林尼治劃船”“水壩推死貓”“為愛貓霍奇買牡蠣”等幾處戶外場景的事件，但更多時候，它的敘事場景都固定在室內的茶桌邊與沙發(fā)旁?！巴鈧鳌辈牧蠀s收錄了不少未見于《約翰生傳》的戶外事件——出游時的草地賽跑與跨欄比賽，約翰生不顧眾人勸阻從山頂滾落山坡，放生友人抓獲用于餐宴的野兔并大喊“快逃命”等場景——進而營造了神態(tài)鮮活的“可愛版”約翰生。20世紀以來，此類材料或多或少都有面世，現(xiàn)代傳記作者也相應取用并借以修正《約翰生傳》中的約翰生形象，比如里德（Aleyn Reade）、克利福德及格林對早年約翰生的描述，貝特、韋恩（John Wain）、諾克斯（David Nokes）和馬?。≒eter Martin）等人各有側重的“重述”，都是讀者走近約翰生時不可或缺的參考資料。

如果有熱心讀者愿意去翻看麥考萊那篇評論克羅克“《約翰生傳》編校版”的文章，或許會對開篇的陳述句感到吃驚：“這套書真是令人大失所望?！碑斎?，我們不必被麥考萊的輝格史家氣魄所牽絆，而應有自己的判斷。一如鮑斯威爾堅稱“信筆直書”，麥考萊自言“月眼觀書”，兩人各有各的動機。尤其在鮑斯威爾的私人信札公開后，麥考萊對鮑斯威爾是約翰生的“寄生蟲”，《約翰生傳》乃“白癡的偶得”等不負責任的攻訐早已不攻自破。鮑斯威爾矛盾重重的“詩心”與“史德”凝于《約翰生傳》中，即便因英雄崇拜“制造”了略微失真的約翰生，《約翰生傳》仍舊頗具文學史（譬如對浪漫主義詩學的預見）和心靈史的價值?；蛟S因為沒能謹遵師命去遏止“饑渴的想象”，反而將約翰生（連同自身及《約翰生傳》）涂滿防腐香膏供奉在“金字塔那幽深黑暗的洞中”，于心有愧的鮑斯威爾在妻子過世后不久記下了一個不安的夢：“我覺得自己正在一個房間里，約翰生突然走進來，怒氣沖沖地瞪了我一眼。我對他說：‘親愛的先生，您應當沒有什么責備的話要說給我聽吧?！麌绤柕鼗卮鹫f：‘我沒有什么責備的話要說給您聽嗎，先生？’我在惴惴不安中醒來?！被蛟S此類自我審查的“驚覺時刻”，正是《約翰生傳》居于“瑣事的典型性”之上還能傳達給讀者的另一種教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