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安徽望江縣人。望江古代是安慶府的屬邑。我們小時候，安慶作為地級行政區(qū)域，正式稱謂是“地區(qū)”。望江是安慶地區(qū)所轄的一個縣。后來，安慶名稱改成了“市”。所以，望江現(xiàn)在是安慶市管轄縣之一。望江遠非名邑，人們大抵不知道。過去，每有人問我是哪里人，我總說是安徽望江人，而聽者往往一臉茫然。后來，我便說自己是安慶人，聽者也大抵就明白了我的家鄉(xiāng)在哪里。

幾年前，在蘇北一個縣城的小酒館里與當?shù)氐囊晃蛔骷伊奶?。談到各自的家鄉(xiāng)，這位作家說：“你們那里，過去比我們蘇北好得多呢！每年冬天，我們蘇北都有許多人到你們安慶去討飯。還有一個專門的稱呼，叫‘闖安慶’?！甭犃怂脑挘页聊艘粫?，說：“我不知道你們蘇北那時候到底有多窮。但如果我們安慶比蘇北好得多，我就能想象出那時的蘇北是啥樣了。說起來，我做過一件對不起蘇北人的事，至今想起來還后悔。”

這位蘇北作家看我的眼睛瞪得很大。

我便講了下面的故事。

一

說到我小時候與蘇北人的關系，得從更大的方面說起。

所謂“小時候”，也就是上世紀七十年代。那位蘇北作家說的“過去”，也是這個時期。我和他是同齡人，都是上世紀六十年代初年降生為人，七十年代，是我們從兒童向少年轉變的時期，也是從懵懵懂懂到開始懂事的時期。那時候，全國農村服從統(tǒng)一的政策，因而人們的生活狀況在全國范圍內有著很大的一致性。但是，各地不同的主政者，還是讓地域之間有了些差異。在六十年代，就興起了“農業(yè)學大寨”運動。在此期間，又有了“割資本主義的尾巴”運動。所謂“割資本主義的尾巴”，就是清除農村社會的資本主義殘余。有尾巴的動物，尾巴總是長在身體后邊，是軀體的一部分。尾巴與軀體，在性質上、本質上，絕對有著同一性。那時候，人民公社是農村社會的偉岸的軀體。農村社會如果有尾巴，那只能長在人民公社這軀體上。然而，社會主義的人民公社，怎能長著資本主義的尾巴呢？如果說人民公社是社會主義的高頭大馬，那資本主義就是一頭骯臟的豬。高頭大馬的屁股后面，怎么可能拖著條豬尾巴？如果說，在農村社會，資本主義的軀體已經(jīng)被清除了，但還有資本主義的尾巴殘留著，那這殘留著的尾巴，也已經(jīng)是脫離了軀體的死物；即使現(xiàn)在還沒死，也遲早會死。誰見過離開了軀體的尾巴還長久活著？再說，既然尾巴已經(jīng)與軀體分離，“割”，又從何說起？“割”，又從哪里下刀呢？當然，這是我后來的想法。

開始在農村“割尾巴”后，哪些東西算是“尾巴”，就是首先必須認定的事情。而如何認定“尾巴”，本來也不可能有統(tǒng)一的標準，這就給各地主政者留下了一點按自己意志施政的空間。農村人民公社化后，土地是集體所有，但按人口給每家每戶分了點地，用來種自家吃的蔬菜，這叫“自留地”。當“割尾巴”的利刃在農村社會寒光凜凜時，在許多地方，各家各戶的自留地，便成了首先被割的“尾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出版的《當代中國的農業(yè)》一書中說，在一些地方喊出了“多一分自留地就多一分私心”“誰的自留地種得好誰的私心就重”的口號。家家戶戶的那點自留地，人口多的人家，有狗的額頭那么大；人口少的人家，就像貓的額頭那樣小了。對這點自留地的所謂“割”，就是收歸集體所有。但是，完全收回，顯然要面對家家戶戶如何吃飯的問題。人總要吃飯嘛，吃飯總要有下飯的菜嘛。如果自留地全部割掉，叫社員用什么下飯呢？不吃菜，梗著脖子把飯硬咽下去，幾口還可以，我也能做到，但幾碗飯都這樣梗下去，頓頓如此，就非常人所能為了。再說，必須筆直地站著，仰著頭，梗脖子才有更好的吞咽效果。家家吃飯時都圍著桌子站著，一齊梗脖子下飯，短期還行，長期這樣就不是事兒了。

當然，辦法還是有的?？梢栽诔燥垥r，飯桌中間放一碗鹽水，全家圍坐著，用筷子頭蘸鹽水下飯。捧著一碗飯，吃一口，把筷子頭在鹽水的水面蘸一下，然后塞進嘴里嗍一下，有時還要嗍出點聲響；嗍一下后，順勢又扒下一口飯。鹽水與清水沒有什么差別?？曜宇^在水面一點，會激起細微的漣漪，像水面上起了一個酒窩。家里如果人多，好幾個人同時把筷子伸向水面，那一碗鹽水就亂成一鍋粥了。我的家鄉(xiāng)把這種吃飯方式叫做“嗍筷子頭”。但“嗍筷子頭”也只能是權宜之計。所以，大部分地區(qū)，雖然把自留地當作“資本主義尾巴”來割，但又并不是齊根割掉，還要留下一段。比如，社員的自留地本來占總耕地的百分之七，現(xiàn)在則下降到百分之五。這就很仁慈了。但也有百分之二十的地區(qū)，是把自留地這“資本主義的尾巴”齊根割掉。我們那個生產(chǎn)隊，是把一大片平平整整的土地的南邊一部分，分給各家各戶做自留地。這自留地，看上去確乎像一條“尾巴”拖在集體土地的屁股后邊。但從我記事時起，這自留地就沒有被割掉，也沒有聽說過此前曾經(jīng)被割掉。我想，這是因為我們那里的主政者，并沒有把刀子伸向各家各戶的那點自留地。

農村社會的“資本主義尾巴”，自留地是赫然大者。此外，便要算家畜家禽了。家畜，在我們那里，就是指豬。家禽呢，則一般指雞。社員平時有必須花的錢。晚上要點燈，煤油必須買。做菜要放鹽，鹽必須買。吸煙、點燈、做飯，都必須用火柴，火柴得買。這些錢從哪兒來呢？唯一的來源是豬和雞。正月里買只小豬，養(yǎng)到臘月，賣給國家，能得些錢。雞蛋，則隨時可賣給國家，隨時得些零碎錢。如果把豬和雞作為“尾巴”齊根割掉，那社員的日常生活就無法繼續(xù)。所以，大部分地方，也還是采取了為百姓著想的做法，即并不把家畜家禽一刀切凈。許多地方采取的措施是限制養(yǎng)豬養(yǎng)雞的數(shù)量。既然“資本主義的尾巴”暫時還不能徹底割掉，那就控制這尾巴的長度，不能任其野蠻生長。豬，許多地方規(guī)定每家只能養(yǎng)一頭。雞，有的地方規(guī)定每家只能養(yǎng)一只；也有地方的主政者更仁慈些，規(guī)定每家可養(yǎng)三只。比起雞鴨等禽類，豬顯然是一條特別粗長的尾巴。一頭豬，其資本主義的分量，抵得上數(shù)十、上百只雞鴨。允許每家養(yǎng)一頭豬，實在是對“資本主義尾巴”的寬縱。但又不能規(guī)定三家、五家，甚至八家、十家共養(yǎng)一頭豬，那實在沒法弄。所以，對于這些地方的主政者來說，允許每家養(yǎng)一頭豬，實在是無奈之舉。也有地方，完全禁止社員養(yǎng)豬養(yǎng)雞。那人們的日子如何過，超出了我的想象。

但在我們那里，整個七十年代，我不記得有過限制家畜家禽數(shù)量的政策。豬，就是不限制，每家也只有養(yǎng)一頭的能力。養(yǎng)豬，是為了讓它長肉。它必須每天體重都有所增加，才有養(yǎng)的價值。如果有一天沒有長一點肉，這一天就白養(yǎng)了。要讓它每天體重增加，就要讓它每天都吃得很飽。要讓一頭豬每天都吃飽，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所以，能養(yǎng)兩頭豬的人家，極其罕見。小時候在家鄉(xiāng)，聽說過這樣的事，說是某個村子里誰家，養(yǎng)了兩頭豬，成為了奇聞在四鄉(xiāng)八里流傳。雞，即使不限制，一般人家也只能養(yǎng)個十來只。那時候，雞當然是散養(yǎng)。早晨開雞塒把雞放出去，讓它們四處覓食。傍晚它們會自動回來。養(yǎng)雞，是為了讓雞下蛋，多多地下蛋。但雞也必須吃飽了，蛋在體內才有生成的資源。不能只靠野食，所以，每天早晚，要喂兩次。喂雞，只能用糧食。我們那里，就是喂稻谷。早晨，雞嘰嘰喳喳地出塒了，主婦在地上撒些稻谷，雞們吃了這稻谷，再到野地里打野食。傍晚，雞們遲遲疑疑地上塒前，主婦也要在地上撒些稻谷，雞們吃了這稻谷，再一只接一只地鉆進塒。既然每天要給雞喂兩次糧食，那就決不可能多養(yǎng)。那時候，我們那里的人家，大抵是養(yǎng)一頭豬，養(yǎng)十來只雞。正像豬養(yǎng)到兩頭的人家極少一樣，雞養(yǎng)到二十只以上的人家也很難見到。但比起那些只準養(yǎng)一只甚至一只也不準養(yǎng)的地方，當然要好得多。

二

在吃糧上，我們那里，也比有些地方要好一些。

我當然是后來才知道，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中共中央發(fā)出了一個《關于農村人民公社分配問題的指示》。這個指示旨在糾正此前農村在分配問題上的“極左”做法。而農村的所謂分配，主要就是分糧食。生產(chǎn)隊收獲的糧食如何分，以什么方式、按什么標準分給各家各戶，這是當時農村天大的事情。民以食為天嘛。此前，存在集體增產(chǎn)個人不增收的情形，那就是集體截留太多、積累太多。這個“指示”強調，各地要做到讓農民從增產(chǎn)中增加收入；在糧食分配時，要采取基本口糧分配與工分糧食分配相結合的辦法。這樣的“指示”，當然也是有彈性的。例如，“指示”強調集體截留、積累不能太多。但究竟多少算合適，究竟多少算太多，并沒有一定的標準，也不可能制定一個全國統(tǒng)一的標準。怎樣掌握這個“多少”，各地主政者在相當程度上可依據(jù)自己的意志行事。如果以集體積累寧多勿少、社員所得寧少勿多為原則，那即使有中央的這種指示，社員受惠也有限。但如果以集體積累寧少勿多、社員所得寧多勿少為原則，那社員就能從主政者這樣的權衡中受惠更多。

在人民公社時期，理論上，實行的是按勞分配，但如果完全地實行按勞分配，有些家庭便要陷入困境。社員的勞動，就是出工，就是在參加集體勞動中掙工分。糧食按勞分配，就是按工分分配。可是，有的家庭，吃飯的嘴特別多而掙工分的手卻特別少。一對夫婦，上有高齡老人，不能掙工分；下有一大堆未成年因而也不能掙工分的孩子，三個四個，甚至五個六個。一家子八口人甚至十口人，只有兩人掙工分，如果完全按勞分配，那這樣的家庭每年分到的糧食不夠吃幾個月。中共中央一九七一年十二月發(fā)出的關于分配問題的指示，強調要采取基本口糧分配與工分分糧相結合的方式，就是在制止完全按勞分配。所謂基本口糧，就是按人口分糧，每口多少斤，分給各戶，不考慮工分問題。所謂工分分糧，當然就是按各家掙得的工分分糧。這基本口糧，有些相當于今天的基本工資，而工分分糧，則像是今天的績效工資。有了基本口糧的分配，那就是人口很多而工分很少的人家，也能分到一定分量的糧食。不過，生產(chǎn)隊收獲的糧食，首先要交完規(guī)定額度的公糧，這是雷打不動的義務。交完公糧后的剩余，如果集體又截留很大部分，那就即使實行基本口糧分配與工分糧食分配相結合的方法，每家分到的糧食也很少，工分掙得再多的人家也要鬧饑荒。反之，則工分掙得再少的人家，也有基本的口糧保證。我們那里，應該是在糧食分配問題上做得比較符合農民利益的。

整個七十年代，可以稱之為饑荒的現(xiàn)象，我們那里確乎沒有出現(xiàn)過。這當然不是說糧食就很充足，可以放開肚皮吃，而是說，每家每戶只要能夠節(jié)儉地吃糧，一般不至于有揭不開鍋的時候。個別人家，因為特殊原因鬧糧荒的事情，是有的。但大面積的斷糧、規(guī)模性的饑荒，我沒有聽說過。只要不是大家都沒糧了，那個別家庭真到了斷糧的時候，總還有辦法。東家借個三升米、西家借個半擔稻，也能熬到新糧登場。那時候，饑餓感當然也是有的，每頓都不會放開肚皮盡情吃，總是在覺得肚子填得差不多時，就放筷子。說這已經(jīng)成了一種習慣，還不準確。飯吃八分飽，這是一種養(yǎng)生戒律?？蓪τ谝淮忠淮闹袊r民，吃飯吃個七八分飽就停筷，不是養(yǎng)生戒條，而是生存經(jīng)驗，是生活手段，是為了讓日子能夠細水長流而必須做到的事情。吃個七八分飽，腸胃就會自動報警：再吃就過分了！再吃就違規(guī)了！再吃就成敗家子了！一開始應該是意志使然，是有意識地控制自己，后來，就成了一種自然而然的習慣。幾千年下來，習慣就成為了本能。中國農民這種本能的改變，是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末農村改革開始之后。那個時候農村的改革，最先取得的偉大成就，是讓農民能夠放開肚皮吃飯。這是此前幾千年間都沒有過的事。

既然頓頓都欠點，那在兩頓之間，必然會餓起來。但這種餓一般是能夠忍受的，不至于讓人六神無主。一來，上頓畢竟吃過飯了，不會餓得太厲害。知道下一頓什么時候能吃上，暫時的餓也就不算怎樣難熬的事了。這就像人生病了，但確知什么時候會好起來，那再大的痛苦也是可以忍受的。餓了，卻不知道下一頓在哪里，人就分外餓，這是阿城在小說《棋王》中講過的道理，是顛撲不破的絕對真理。

如果一個人，離鄉(xiāng)背井，到外鄉(xiāng)要飯，一定不是盲目地亂走。從離開家鄉(xiāng)時起，一定是走那事先知道具有起碼的“可討性”的路線。所謂“可討性”，就是在這里每天至少能夠討到些殘粥剩飯。判斷起來并不困難：一個地方，沒有人外出逃荒要飯，意味著家家戶戶每天早、中、晚都有炊煙升起。一戶人家，屋頂?shù)拇稛焺倓偵⑷?，那就是飯正在上桌，到那門口討飯，就不是無的放矢。

三

我們那里，正因為家家都還能每天生火做飯，還能一天幾次全家圍坐在桌上吃飯，所以就有了蘇北人來逃荒要飯。安徽與江蘇雖然毗鄰，但安慶與蘇北可是完全不搭界。從揚州、泰州一帶到安慶，是從東北方向往西南方向走，兩地相距四百多公里。蘇北的農民，總是在入冬后出現(xiàn)。他們到了我們這里后，便停留下來，年也就在我們這里過，開春后，再返回家鄉(xiāng)。他們到了人家門口，如果人家正在吃飯，便給他們一點飯，有時是半碗，有時是小半碗。不是吃飯的時候，如果有上頓的剩飯，便給他們一點剩飯。如果沒有剩飯，那家主婦有時會說：“還沒到吃飯的時候呢，吃飯時再來吧?！钡灿械闹鲖D，會拿個量米的升子（家家都有這樣的升子，借米還米時用），或用個葫蘆瓢（家家都有好幾個大小不一的葫蘆瓢）,在米缸里撮一點米，倒在要飯者隨身帶的口袋里（當然不會太多，也就一兩二兩）。人家與人家是不一樣的。遇上人家沒有剩飯，有的要飯者會走開；但也有要飯者主動請求給一點米。要飯的與要飯的，也是不一樣的。

我與其中的一對母子，有過比較密切的接觸。

這一對母子，母親應該是六十歲上下，兒子則四十左右。母親偏胖，兒子則是瘦長的體型。雖然是外出逃荒要飯，母子的穿著都并不襤褸。這對母子當然也是從蘇北某地一路走過來的。母親是一雙“解放腳”，就是本來也纏腳，后來才扔掉裹腳布，但一雙腳其實已經(jīng)大半殘了，走路是很艱難的。那時候，這個年齡段的女子，都是邁著這樣一雙“解放腳”走路。這個母親用這樣一雙腳，也不知走了多長時間才走到我們這里。連續(xù)幾年，這對母子都在我們村里過年。那時候，每個生產(chǎn)隊有幾間“隊屋”。我們村的隊屋，是一排草房，從東到西地橫在村子的地勢較高處。最東頭的一間，用來記工分。每天晚飯后，隊里的會計便來到這間屋子，在一張破舊的桌子前坐下，點亮遍身油膩的燈盞。家家便派人拿著自家的工分本，到這間屋子里，讓會計記下今天全家所掙工分。記工分都是孩子來，往往是幾個孩子一齊來，最大的孩子手里攥著家里的工分本。工分本，就是小學生用的練習簿，孩子們總喜歡把它卷成圓筒。一開始，要用手握著，才能保持圓筒狀。沒多久，工分本就以圓筒的形態(tài)存在著。成了圓筒后，也遍身污垢，不管本來是什么顏色，現(xiàn)在都黑乎乎的。會計拿到每家的工分本，先要把圓筒掰開，像在剝竹筍。很艱難地翻到今天要記的那一頁，然后把工分本放到桌上，用左手整個手掌按住攤開了的工本分，右手握著筆；有時，為不讓工分本下半部卷曲，右手指夾筆的同時，右手腕也要壓在工分本上。這樣準備好后，便讓拿工分本來的孩子報他家里今天的出工情況，會計便按標準給他們家記下今天的工分。等到每家的工分都記下了，孩子們都散了，會計吹熄煤油燈，回家去。門只帶上，并不鎖。這記工分的屋子往西，是雜物間。雜物間再往西的幾間，是生產(chǎn)隊的牛欄，冬天生產(chǎn)隊的牛就關在這里。而那對蘇北母子，連續(xù)幾年的過年期間，都住在雜物間里。

這雜物間是沒有門窗的，前面不但沒有門，連墻都沒有，是敞開著的。前面既然根本沒有墻，后墻上自然用不著開窗。雜物間很大，有一般房間三個那么大。里面的雜物，有干稻草——這是冬天里牛的飼料。整個冬天，牛就斜臥在牛欄里，一天到晚咀嚼著這干草，嚼得兩邊口角不停地流白沫。此外，便是生產(chǎn)隊的農具。那時候，社員參加集體勞動，小型農具如鋤頭、鐵鍬之類，各家自備。每天下午收工時，隊長布置明天的生產(chǎn)任務，第二天出工時，大家便帶上這任務需要的家伙。但大些的農具，犁、耙、水車之類，是生產(chǎn)隊置辦的，不用時，就放在這隊屋的雜物間。這對蘇北母子，總是在過年前幾天悄悄來到我們村，在這雜物間里東邊的墻角住下。母子二人會弄一些干草鋪在地上。那些天里，已經(jīng)停止記工分了，但并非不出工。那時候，農村還沒有通電，但家家都安了有線喇叭，喇叭線連著公社的廣播站。每天早中晚喇叭響三次。一到年關，小喇叭里就一天三次號召“過一個革命化的春節(jié)”。春節(jié)如何“革命化”呢？重要的舉措就是大年三十上午還在出工，三十下午停工半天，新年的大年初一上午立即出工。其實，那個時節(jié)，田地里并沒有什么事情可做。所謂出工，也就是肩上扛把鐵鍬，在地頭轉悠一陣后，各自回家過年。這樣的出工，哪好意思算工分。就算大年三十上午實實在在地干活了，也不能在大年三十晚上去記工分。所以，那對蘇北母子住在雜物間期間，那里是一直很安靜的。

有外鄉(xiāng)的要飯者住在了隊屋里，村里人都知道。在大年三十晚上，會有幾家給這對母子送點飯菜。我們家是每年都送。說實話，給他們送飯菜，總是我們幾個孩子提議，然后大人默許。年夜飯吃完了，就用一個很大的綠色的搪瓷碗，盛上一碗飯，菜則蓋在飯上面。紅燒肉總是有的，揀很肥的肉夾。那時候每逢過年，家里要買只小燈籠，是那種油紙燈籠。我們一人打著燈籠走在前面，一人雙手捧著那搪瓷碗走在中間，空手的便走在后邊。有時，下著小雨小雪，便撐著傘。那時家中有一把老式的油布傘，傘面涂過好幾遍桐油，顏色黃澄澄的。傘骨是細篾棍，傘柄干脆就是一根細竹竿。傘很大，一人打傘，另幾人圍著傘柄走著。那對母子當然無油點燈，我們走近，他們就明白了來意。母子二人本來都靠墻坐著，我們來了，母親仍然坐著，嘴里說著感謝的話。兒子則站起身，拿出他們的碗，我們便把搪瓷碗里的飯菜倒到他手中的碗里。我們那時候，過年沒有給孩子壓歲錢的習慣，或者說，本來有過，后來改掉了。但有一個陋習，便是家家過年時，要給男孩子買香煙，哪怕是剛會走路的孩子也有。一般家庭，當然買的是很廉價的煙，也只有一包。但也有人家，或者條件比較好，或者只有一個獨生子，就不止買一包，也并不十分廉價。過年的那幾天，村頭巷尾總有乳臭未干的小毛孩，嘴里叼著根煙，在噴云吐霧。大年三十晚上，給蘇北母子送飯菜時，我口袋里肯定有一包已經(jīng)拆封的煙。等那做兒子的把飯菜收下，我便掏出香煙，抽出一支遞給他，自己也叼上一支，又摸出火柴。他總是在我還沒用手指頂開火柴盒前便把火柴搶過去，然后走到屋外的空地上，我也跟著出來。他掏出一根火柴，俯身劃著火，先給我點煙，然后自己點上。把火柴還給我后，他不再看我，仰頭看天。有時是滿天星星，有時是雨雪紛飛。他對著星星或者雨雪，深深地吸一口，半天半天，并沒有一絲一縷煙從他的口鼻出來……

但他們這樣在異鄉(xiāng)逃荒要飯，也是有風險的。那時候，各個公社成立了民兵指揮部，每天有幾人值班，每人發(fā)一根木棒。那木棒長短粗細如何呢？如果對《水滸傳》中武松打虎及林沖痛打洪教頭的那棒子有概念，就能想象在民兵指揮部的木棒是啥樣。當然，武松、林沖使的木棒，是木頭的本色，而民兵指揮部的木棒則漆成紅白兩色相間。身份不明的外地人，會令民兵指揮部警覺。那時候，我已經(jīng)在公社初中上學。與學校隔著條公路，本來是公社醫(yī)院。公社醫(yī)院遷到另處后，原來的一排平房就閑置著。公社成立民兵指揮部，這平房就派上了用場。有時會看見手持木棒的人在門口站崗，他們應該并不挨村搜捕流浪者，否則那些蘇北人不可能在我們那里停留那么久。但如果有形跡可疑的外鄉(xiāng)人被他們撞上了，就有些麻煩。但這樣的事情并不多。大部分時候，他們成天閑著。我曾見過一個值班的民兵手持木棒，追著一條狗打，但總夠不著狗，追出好遠后，只得奮力把木棒投射出去，離狗還有這根棒子那么長的距離。

四

那對蘇北母子，還是撞在了民兵指揮部的槍口上。

我們學校與民兵指揮部都在公社各單位所在地的最西頭。從民兵指揮部往東，是發(fā)電廠，負責每晚為公社所屬各單位輸送照明用電。有一臺發(fā)電機，有一個人負責每晚開關這發(fā)電機，每晚六點到十點，各機關的電燈能亮著。發(fā)電廠往東，是信用社、獸醫(yī)站。再往東，是一家鐵匠鋪。鐵匠鋪對面，是公社機關大院（“大院”之“大”，非面積之“大”，乃地位之“大”也；公社領導辦公生活的院子，面積雖不大，但是全公社首腦機關，故稱“大院”）。公社大院往東，是新的公社醫(yī)院。夾在公社單位之間的鐵匠鋪，一對師徒每天在那里打鐵。我那時覺得打鐵是很神奇的事情，常常去看。鐵匠鋪是常年大敞著門的，即使是極冷的天氣，門也大開著。站在門外，便能看到屋中間，一根粗壯的圓木頂著一個鐵砧，鐵砧后面是爐子。爐子里煤球呈圓錐狀地堆著，火在熊熊地燒。從底部起，三分之一的煤堆已經(jīng)完全燒著了；中間部位，煤球燒著了一半，半紅半黑的；煤堆頂部，才燒著了一小部分，大部分黑著；最上面的幾塊，才被從下面燒上來的火舔紅了一點點。煤堆底部的火，是橙黃色，越往上，火的顏色越往深紅里變。在橙黃和深紅的煤球之間，有藍色的火苗躥出來。僅僅是這樣燒著的一堆煤，就煞是好看。鐵砧左邊站著師傅，右邊站著徒弟。師傅左手持鐵鉗，右手握一小錘；徒弟雙手握著一柄大錘。師傅永遠弓著腰，徒弟則總是站得筆直。師傅左手的鐵鉗從煤堆里夾出一塊鐵坯。鐵坯中間部分是橙黃色，而鑲著深紅色的邊。師傅把鐵坯放到砧上，師徒二人開始了鐵砧上的對話。師傅右手的小錘（我后來知道，這小錘有個專門稱謂：“叫錘”）在鐵坯上的哪里點一下，徒弟就掄起大錘子砸在哪里。這樣打了一陣后，師傅用鐵鉗把砧上的鐵塊翻個身，用研究的眼光看一會兒，或許又翻回來，繼續(xù)用小錘點著鐵塊，徒弟則仍舊是師傅點在哪里，就砸向哪里。據(jù)說，師傅小錘的點擊，不僅是指示徒弟大錘落下的部位，也指示了大錘落下的力度。如此說來，師傅小錘每次落下，都很有講究，并不是在某個部位簡單點一下。這自然是一套只有他們師徒才懂的“錘語”。師傅左邊地上放著大半桶水。鐵塊在鐵砧上被錘得成為某種器物的形狀后，師傅夾起這剛剛成形的東西，往水桶里一塞，發(fā)出“呲”的一聲，一縷白煙冒出，迅即又散掉。

過完元宵，學校開學。開學后不久的一天中午，我又向鐵匠鋪走去，遠遠地就看見那個帶著母親來我們這里要飯的男子，在鐵匠鋪門口探頭探腦。這年的過年期間，這對母子也是住在我們村的隊屋里。大年三十晚上，我們家?guī)讉€孩子給母子送去了飯菜，我也與這男子一起在隊屋外面抽了一支煙。那一夜星光燦爛，我們在外面稍站一會兒，便能看清對方的臉。他突然出現(xiàn)在公社機關所在地，我很有些驚訝。往西幾百米處便是民兵指揮部，一個外鄉(xiāng)人這樣鬼頭鬼腦地在這里徘徊，如果被發(fā)現(xiàn)，會有麻煩的。我快步向他走去，想提醒他，他一扭頭，像是也認出了我，迎面向我走來，走得躡手躡腳，不像是走在平平的地上，倒像是走在薄薄的冰上。走近了，兩人都停住，我正要開口，見他有話要說的樣子，便讓他先說。他把頭低下，湊近我的臉，悄聲問：“你知道有誰要買米嗎？”

原來他要賣米!我愣了一會兒，一轉身跑開了。

一個要飯的賣米，像一個病重的人賣藥，超出了我那時的理解能力。回到教室，心里有好多種滋味混在一起。我甚至覺得這對母子不是來要飯的，而是來行騙的。我有一種被欺騙感，有一種失落感，還有一種莫名其妙的屈辱感，仿佛有某種東西被剝奪了。不僅僅是這個蘇北漢子發(fā)生了從要飯者到賣米者的身份反轉，我的身份也發(fā)生了變化。在他眼里，我不再是一個施舍者，而成了一個他可以打聽某件事情的路人。

下課了，我走出教室，就聽到民兵指揮部那邊傳過來哭聲，是一個成年男人在哭。我仿佛明白了什么，趕忙向那邊走去。民兵指揮部前面圍著一圈人，哭聲從人圈里傳來。我走近一看，那個蘇北男子坐在地上哭著，訴說著。雖然他的話不太好懂，但人們還是聽明白了原由。原來，他們這幾天住在附近的一個村子里，正要啟程回家，母親卻病了，起不了身。他知道公社醫(yī)院在哪里，于是便想把幾個月里討得的一袋米賣了，好給娘看病。民兵指揮部到了他們落腳的地方，沒收了那米。好在母子二人都有家鄉(xiāng)大隊介紹他們出來要飯的介紹信，證明母子是政治上清白可靠的人，才沒把人抓起來。

明白了事情原委，我便沒有勇氣再跟他說話了。

在那個年代，這畢竟是一件小而又小的事情，很快就忘記了。許多年后的一天夜里，睡不著，胡思亂想中突然想起了這件事，就又一次看見了那個蘇北漢子坐在民兵指揮部前的泥地上傷心地哭，愧疚就涌上心頭。我問自己：為什么當時跑開了？

我想，連續(xù)幾個大年夜，我給這個蘇北男子送飯送菜，與他一起抽煙，說是建立了一種親密的關系，也是可以的。他在這公社機關所在地鬼頭鬼腦，是知道自己的行為有著風險的。他之所以一見我就開口，是因為我是他的熟人，是關心過、同情過、幫助過他的人，不會有風險。我一聽他說要賣米就走開，肯定出乎他的預料。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讓我對他的賣米做出這樣的反應呢？

我為自己找到的理由是，那時候，有一種普遍的觀念，“買賣”當時不被允許，而我也深受這種觀念影響。買賣行為當然是有的，但都是在集體與國家、個人與國家之間進行。生產(chǎn)隊在交完公糧后再把所謂“余糧”賣給國家，便是集體與國家之間的買賣。個人把自家養(yǎng)的豬、自家雞下的蛋賣給國家，算是個人與國家之間的買賣。但那時候，在人們的意識里，集體也好，個人也好，與國家之間的這種交易，并不被視作“買賣”，與通常的“生意”截然不同，是在為國家做貢獻；國家給些錢，是對集體或個人的一種獎賞。但個人之間的買賣，就是完全不同性質的事情。農村的集貿市場，是最肥膩的“資本主義尾巴”，早就被齊根割掉了。所以，我那天在鐵匠鋪前一聽那蘇北漢子要賣米，是有些驚嚇、有些恐懼的。我扭頭便走，是在以逃避瘟疫的心態(tài)逃避。雖然我那時還是一個初中生，但是已經(jīng)有了這種自我保護意識。

這就是我逃離那蘇北漢子的全部原因嗎？后來，我越思考這個問題，越覺得并不能全歸咎于時代。我個人的心理受到的沖擊，并不完全是時代性的?；叵肫饋?，我們幾個孩子年三十晚上給蘇北母子送飯送菜，我還總是請這蘇北漢子抽支煙，完全是出于同情嗎？完全是因為對可憐人的憐憫嗎？恐怕也不是。我們之所以下午就興奮地商議著晚上給這對母子送飯菜，實在是在期待著享受一種施舍的快感。當我們在隊屋的雜物間把飯菜倒給他們時，我們享受著他們的感謝，我們在被感謝時有了一種優(yōu)越感。甚至當我把香煙遞給這蘇北漢子時，我也有一種居高臨下的快感，雖然他比我高出許多。那天，在鐵匠鋪前，我想走上前提醒他時，也仍然是以一種拯救者的姿態(tài)站在他面前，也仍然是在進行一種施舍。我與這個蘇北漢子之間，已經(jīng)建立了施舍與被施舍的關系，我甚至已經(jīng)習慣了從他那里驗證自己的優(yōu)越感。而蘇北漢子的賣米，瞬間將我們原本的關系摧毀，讓連續(xù)幾個大年夜的送飯送菜都變得有些滑稽。站在我面前的，不再是一個討飯的人，而是一個賣米的人。既然我與他之間的關系一筆勾銷了，既然這蘇北漢子與我平起平坐而不再讓我扮演施舍者的角色了，既然這蘇北漢子不再讓我從他身上體會到優(yōu)越感了，我當然扭頭就走。這恐怕是我當時沒有把提醒他的話說出口的更深層的原因。

我那時雖然還是一個初中生，但已經(jīng)有了人性的丑陋。

回想起來，這對蘇北母子，雖然連續(xù)幾年在我們村里過年，但從不在我們村乞討。我并不知道他們乞討時是什么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