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性的追索——讀李莊小說《押送》
李莊是個詩人。他的詩,平白的也好深奧的也罷,總自帶一種追問:人為什么活著?生命的價值和意義何在?人如何實現本真自我?這種揮之不去的詩思、體認和詩歌本身自然地延展擴張到了他的中篇小說《押送》(《鐘山》2023年第4期)中,讓這篇小說帶上了濃重的探索意味和詩性色彩。
正如題目所標識的,小說講的是一場押送:押差袁典押送殺了妻子小魚和她的情人耿翔的犯人姚遠去往監(jiān)獄——大漠深處一個叫大墟的地方,他們有著共同的愛好——寫詩。漫長的路途中,相伴而行的兩個人逐漸互相敞開心扉,談各自的命運遭際、創(chuàng)作的詩以及對詩和人生的理解。途中袁典遭遇盜賊報復中毒鏢殞命,姚遠把袁典的骨灰留在客棧,一個人抵達了大墟。押送期間,袁典默應姚遠潛回,把小魚的骨灰葬在耿翔門前桃樹之下;姚遠在客棧與店主小素萌生真愛,堅信自己一定能從大墟回來,回到小素身邊。小說的情節(jié)雖曲折并帶有一些傳奇色彩,但更吸引讀者的是,作品中關于存在的詩性思考以及濃重的詩的味道。
一
愛情是文學永恒的主題,亙古長存,常說常新。小說涉及到了四對男女的愛情,情節(jié)在人物愛情的恩恩怨怨、是是非非的碰撞糾纏中曲折發(fā)展。這里面的愛情,有突如其來的靈犀相通,有欲望的升騰與破滅,有相守的疲憊與孤獨,有與子偕老的憂愁與期盼,不一而足,展示著愛情世界的多元景觀。
耿翔與小魚的愛情。它是這場悲劇的導火索。耿翔愛鴿子,癡心于養(yǎng)鴿子,很少出門,卻因為一只鴿子被老鷹追到了小魚家而偶遇正在院里梳頭的小魚,互生好感。再次偶遇,兩人暢談鴿子,沉淪于愛河中不能自拔,很快就以身相許,情定終生。他們很快向姚遠坦白戀情,姚遠知道事情難以挽回,讓他們或搬走或一刀兩斷。耿翔不想放棄鴿子,更不能放棄小魚,而且還要明媒正娶小魚,因此徹底激怒了姚遠,揮劍殺死了兩人。這是一種一見鐘情的愛情。第一次見面,耿翔對受傷鴿子的愛憐、對荷花缸里的水被弄臟、荷葉被弄壞、小紅魚被驚嚇的歉意以及悅耳的聲音、修長的身形、禮貌而矜持的儀態(tài),都化作了喜歡,悄無聲息進入小魚的內心,瘋狂生長。第二次見面,小魚的陪嫁梳子摔成了兩截,在買梳子的店門口遇到了耿翔。兩個人談鴿子的念舊有信義,談鴿子的傳奇故事,真正產生情感的共鳴、同振,兩人都已淪陷于愛,難以自抑。第三次,兩人就突兀然而卻很自然地、暢快地發(fā)生性關系,于是一發(fā)不可收,決定不再分開。他們相愛,在物理時間上不過是三天,卻刻骨銘心、至死不悔。他們的愛情,正如袁典解析的,“小魚其實有一顆想飛的心,就像一只母鴿子,又遇到了養(yǎng)鴿子,且懂鴿子的耿翔。她能不飛嗎?”于小魚而言,耿翔懂自己,性情“溫軟”,相處舒適,作為“有癖好的人”,耿翔能專情且深情,重情義講信義,看重個體尊嚴,這樣的人,才值得陪伴終生。對比與姚遠的愛情,日久卻情疏,缺乏情感交流與共生長,平淡乏味?!澳阒皇墙o了她日常的一個小天地,她要飛的天空,你沒有,耿翔有”,袁典對姚遠愛情失敗的剖析,也是一語中的。姚遠雖然平時對小魚很好,自認為很她自由,但他不理解她的情感世界,給予不了她想要的愛情。最終小魚選擇了如宿命般出現在她生活中耿翔,在明知自己會死在姚遠手中的情況下,依然追隨內心,選擇和耿翔在一起。
姚遠對小魚的愛情。它表面上水波不興,但靜水流深。姚遠對小魚的愛已經化作了日常,當小魚和耿翔站在他面前告訴他兩人相愛的事實時,他本能地不相信,當告訴他兩人僅僅相戀三天就堅決不分開時,他更認為是開玩笑,三天怎敵得了他們的七八年感情?但當小魚親口告訴不再愛他時,他才逐漸清醒。既然不愛,他選擇了放手,要他們一起離開。遭到拒絕,他雖然為自己的尊嚴受到挑戰(zhàn)而憤怒,但心里想的還是小魚,擔心耿翔是只“拐鴿”,兩人只是一時貪欲而難以長久,以致小魚受騙受傷。至此,面對妻子身與心的背叛,他處理事態(tài)的方式可謂“大氣、敞亮”。只是確認兩人都是“信鴿”,當他把劍遞給耿翔讓他殺了自己而被對方“孤傲”地拒絕后,他才決絕地選擇了殺死背叛和挑釁自己底線的這兩個人。然而,他心里依然深愛著小魚,把小魚的信一直帶在身邊,尋找機會冒著極大的風險去完成她的遺愿,并按照她的囑托用心而妥帖地把她骨灰埋在了耿家門前的桃樹底下。更讓人感動的是,他還把耿翔送小魚的梳子放在了骨灰甕頂,足可見他對小魚的愛,何其深摯,何其悲情!
姚遠與小素的愛情。它可以說是一種雙向奔赴的愛情。姚遠遭遇愛情背叛,小素的愛情經歷也很不幸。她被后爹賣給了喪妻的富商,因受不了糟老頭子的蹂躪,卷錢逃離至荒僻之地開客棧謀生,情感無處寄托,孤獨無助。面對有情有義但在愛情上萬分不幸、充滿男性魅力的姚遠,她很快被吸引并袒露真情,不僅以身相許,而且還想為他孕育新生命。愛情無疑是醫(yī)治兩人愛情創(chuàng)傷的藥石,他們在困境中的互助、情感上相互取暖,實現了他們慘淡人生的救贖。
耿妻對耿翔的愛情。它以世俗的樣貌顯示了愛情的超世俗性。它是作品中著墨最少的愛情,沒有正面呈現,只出現在袁典和姚遠的對話中。耿妻因為耿翔“有癖好”,為了“拴住他的心”而讓他養(yǎng)鴿子。因為他癡迷于鴿子心沒有放在自己身上而選擇離婚,自己開包子鋪,生意興隆。她為維護愛情努力過、爭取過,但當發(fā)現對方的心無法喚回后,便決絕地棄他而去。但真正的感情怎能輕易放下,耿翔慘死后,她又偷偷買下耿宅,為的是耿翔所鐘情的鴿子依然有家可歸。她無疑是理解并深愛耿翔的。當得不到對方的心的時候,她選擇決然離開來維護自己的尊嚴;當所愛逝去,她選擇延續(xù)對方之所愛,這何嘗不是愛的銘記與深情?愛情有不同的層次,兩情相悅、情投意合是世俗層面上的,耿妻對耿翔這種超越生死的愛是更高層次的,達到了超越世俗的境界。
古往今來,人們向往和追求美好愛情近乎人的本能,天經地義。日常的愛情喪失了激情也喪失了活力,讓人懷疑已經步入了墳墓。但充滿激情敢于追求真愛的大無畏者如小魚和耿翔,結局卻落了個雙雙殞命。愛情作為一種超越性的情感,它與現實之間總有著各種各樣的抵牾,面臨各種的禁忌與束縛。所以在愛情面前,有人患得患失、舉棋不定,望而卻步;有人則飛蛾撲火,義無反顧。何去何從、孰對孰錯,似乎沒人能說得清。作者呈現了這一困惑和思考:愛情既可以豐盈生命,也可以損耗乃至毀滅生命,愛情世界中所遭受的痛苦、傷害背后是人類永在的欲望與虛無。而作品中姚遠和小素愛情的設置,又分明告訴我們另一種思考:遵從內心,尋找到真愛就是找到了生命的歸宿,轟轟烈烈真愛過了,就是“好年華也算是沒浪費”。
愛情源于人的生命本能,葆有人的自然性;它又超越肉體的欲望,著力于個性自由和人格尊嚴,是人精神高貴的體現。《押送》中的愛情,看似并不復雜的,卻包括本能的、生理的、心理的、道德的、審美的、社會的、文化的等多方面的內涵,充滿著矛盾,混雜著理性和非理性:有本能的沖動、破壞,又有理性的規(guī)約、抑制;有非理性的自發(fā)、瘋狂,也有理性的自覺、寧靜;有非理性的狹隘殘忍,也有理性的寬容慈悲??傊?,這篇小說從不同角度闡釋了愛情的真相:真正的愛情,要遵從生命的本真,遵從真實的內心。
二
愛情不是《押送》的核心主題,《押送》重點表達的是作者關于人生的哲思。
小說中的人物都是被身心欲望和現實所困厄的人。押差袁典是孤獨的,他選擇這個職業(yè)是為了離開家“到處走走”,呆家久了煩,離家久了也寂寞,雖然愛自己的親人,卻因為各種日?,嵤滦纳鷧捑?,甚至在心里無數次殺死他們,殺死自己?!斑@人啊真是,殺人之心人皆有之,只不過大多數人能忍住,有些人就忍不住”,作者借人物之口總結出了人生的常態(tài)——忍。小魚因為忍不了生活的平淡,為了“飛的感覺”移情耿翔。姚遠本來想一忍再忍,底線被挑戰(zhàn)后憤而手刃了這對本不該死的戀人。耿翔不禁錮自己的欲望,曾將快樂建立在縱情玩樂喝大酒之上,又將癖好轉移到養(yǎng)鴿子上,后又有了對小魚的癡情,不忍最終將他拖入了死亡的深淵;耿妻當忍則忍,當不忍則不忍——愛人吃喝玩樂的癖好可以忍,心的遠離則不能忍。小素因忍不了無愛的婚姻,選擇了逃離很寵她的富翁,遇到姚遠后獲得真愛,寧愿忍受孤獨等待他的歸來。凡此種種,忍與不忍構成了各色人生。作者告訴我們人生的真相,人人都徘徊在各種忍與不忍之中,都在進行著各種走出人生的困頓的掙扎,內心都是孤獨、惶惑、焦慮和痛苦的。因此,對心靈安寧和歸宿的尋找也就成了小說的重要主題。詩人李莊以其多思的稟賦從個體生命感受的角度來探尋這種世俗存在真相或曰生死之謎。
世界豐富蕪雜,現實變動不居,人生之旅孤獨、遼遠,充滿著各種偶然性,荒誕不經。押送本身,如袁典所說,“什么不是虛無?在這么一個無緣無故的球體上,走著兩個無緣無故的人,要去一個叫大墟的地方”,押送與被押送關系的產生,雙方都身不由己,“你早就被規(guī)定好了”,而流放之地大墟,是一座“一個人的監(jiān)獄”,沒有圍墻,“自己看著自己”,自生自滅;押送與被押送者本是對立關系,因共同喜歡詩歌而成為靈犀相通的知音、生死相許的弟兄;老鷹捕獵鴿子,本為動物間的角逐,卻引發(fā)了一場人命案,兩人喪命,一人流放不毛之地,生死難料;耿翔養(yǎng)鴿子,愛鴿子,懂鴿子成了被多情女子愛上的理由、殞命的緣起;袁典集市上遭遇小偷,本想息事寧人,卻被毒鏢所傷,以致喪命,兇手卻不知所蹤,逍遙法外;療傷住客棧,讓兩個本無交集的男女以身相許,生死相依,如此等等。作品中充斥著各種無法把控的人生變故,而正是這些變故勾畫出每個人的人生軌跡。存在主義哲學告訴我們,世界是荒誕的,人是被拋的狀態(tài),是孤獨的,沒有誰對你負責。正如作者借人物之口說出的,人的一生如同有一只叫做命運的巨手操縱“萬事萬物巨大的運轉”,“無法言說,無窮無盡”,于渺小的個體的人而言,一切都是虛無?!叭?,從開始到結束都是孤獨的,只是在中間熱鬧了一陣而已”“沒意義”。作者在小說對這種生存真相進行了言說:俗世中的蕓蕓眾生,必須接受世俗的無趣與瑣碎,也必須接受迎面而來的困厄與災難,因為它就是生活本身,人無處也無路可逃,別無選擇。
另一方面,存在主義還認為盡管人生在世具有偶然性、被動性,然而人生而自由,“人的自由先于人的本質,并且使人的本質成為可能,人的存在的本質懸置在人的自由之中?!?[1]即人具有自主決定、選擇和行動的自由,人通過踐行自由意志來決定自己生命的本質和意義。作者對這一點更有自己獨特的認知。既然人生充滿困厄,別無選擇,人只能放低自己,平心靜氣地直面慘淡,敢于承擔。人是孤獨的,那么嘗試讓自己與世界、與他人彼此聯結,在互相接納中化解孤獨,消減痛苦。作品中袁典和姚遠靠詩歌消解著心中的塊壘,溝通彼此心靈,成為惺惺相惜的知己;小魚和耿翔,敢于追隨內心,兩顆想飛的心都找到了飛的感覺,擁有了心的歸依;姚遠和小素,追隨內心實現了真愛的擁有,人生擁有了目標和歸宿。盡管人生空虛無意義,但人生在世就是要在無意義中尋找意義,也正如袁典所說的“人總得要給自己一個理由才行”,給自己理由,這樣,人生也就有了意義——每個人的生活過程本身就是意義。如何獲取這種意義,作者提出了一個“信”字,包括信義、信念、信仰等等。鴿子有信,如耿翔說“鴿子只認自己自己的老家,別人對它再好,它也得回家”,真念舊,翔于天空,歸于老家,矢志不渝。耿翔有信,養(yǎng)鴿子絕不中途棄之不顧,“我得對得起我的鴿子”,愛上小魚絕不玷污小魚的自尊,用生命去維護信義,并因此贏得了情敵和前妻的尊重;姚遠有信,冒險返回葬好小魚,一個人依舊奔赴大墟,贏得了小素的尊重,也贏得了真正的愛情。鴿子有信,博得“信鴿”美譽,人有信,戰(zhàn)勝了自我也成就了自我,一生也就有了尊嚴和價值。而人類沒有了信義、信仰,如同作者在文中詩《獅子》中透露的“王者離去必定是個精神遺失的虛弱年代”,人類將失去精神家園。信義讓人保有尊嚴,在苦難的人生之路上不迷失自我;信念讓人類保有力量,在這個荒誕的世界走得更遠。
作者對人的生存的體悟豐富、辯證而又深刻,既發(fā)現了個體踐行自由意志卻失去自由的生存悖論,又領悟到了賦予生命以真正的尊嚴和自由的途徑,就是樹立并踐行以生命為本的愛的信念。他不是簡單地臧否人的欲望膨脹、易變,人性的貪婪、陰暗,而是客觀呈現他們的焦慮與彷徨、承受與救贖,理解他們的糾結掙扎,體諒他們的過失謬誤甚至罪孽。因此有了這樣的體認,作品在揭示殘酷真相的同時始終保持著一種溫情,敘事克制和矜持、態(tài)度隱忍而平和,卻又意味深長,耐人咀嚼??傊≌f富有詩的哲思:人在必死的、單向不可逆的、短暫的在世之旅中,一直進行的是對心靈安寧和歸宿的尋找,其間充滿著被動性與偶然性,但又蘊含著自主性與必然性,因此人生沒有成敗,應在不斷尋找自我、超越自我中實現自我。
三
小說《押送》的寫作重在叩問“存在”之謎而非摹寫現實,因此作品雖不乏對現實生活的反映,但其著意表現的卻是人物存在的內心精神狀態(tài)。作品注重人物心理世界的逼近呈現,以詩的哲思抵近世事真相、生命本真,便形成了這小篇說的哲思品格,深刻而雋永。不僅如此,詩在小說中占據著舉足輕重的地位。作者不僅在小說中引用自己的詩、以詩為媒暢談談詩道人生、溝通情誼,而且自覺不自覺地將其詩性思維、詩歌美學趣味帶入到小說寫作中。由于這些詩與詩性元素的介入,這小篇說不可避免地打上了詩的烙印,融進了詩的精神,有著濃厚的詩性特色。
作者把詩當作自己生命價值之所在,在作品中也毫不掩飾自己對詩歌的一腔熱愛和用詩來表達自己內心的熱切愿望,詩對于自己的意義作者借梅先生之口表達出來,“寫吧,不寫詩,你的人生是走不遠的。這里有一條丹墀,需要你登攀”,也正像詩作《鴿子》中所寫,“最后/只要有一只鴿子在地球上飛/我也會寫出我最后一行詩/為什么不呢,哪怕他已沒有落腳的地方/地球已不存在”?!堆核汀分型暾霈F的詩有姚遠的《孤獨與詩》,袁典的《鴿子》《獅子》《刀子》《牧》,還有沒有題目的關于雪的詩、臨終前袁典思念親人吟出的叫陽光的詩、姚遠在駝背上回憶起的袁典詩《大海》,以及散落于文本各處的詩性語句,等等。這些林林總總、貫穿全篇的詩,給讀者以鮮明的感覺:作者是如此熱愛詩歌,詩歌是作者生命、人生的力量之源,是他與世界對話的方式。
詩是最能夠切近人的內在心性的。作者用詩來表達自己的心性與對存在的體悟,作品中的詩無疑是打開《押送》腹地的門扉?!而澴印返暮蟀氩糠謱懙?,“那你去吧鴿子/在蔚藍的天空劃出你/虛無的線,也是/一行”這幾句詩很容易讓人想起泰戈爾的 “天空中沒有翅膀的痕跡,但我已飛過”中的飛鳥,人生盡管虛無,但人要在虛無中尋找到自己的信念,這個世界我來過,奮力飛翔過,飛翔過程本身就已經具有了意義。詩《獅子》以及袁典、姚遠對話中對這首詩的細致解讀,姚遠對《刀》《大?!酚辛讼嘟鼘徝荔w驗之后的領悟,無疑都是作者對“存在”最深處的真實聲音的傾聽辨識,讀者透過詩探視到了作者靈魂的面影,也激活了讀者對存在的思考。
詩入小說,本就是古典小說的傳統(tǒng),在當代小說中也屢見不鮮。與一般作品將之作為一種藝術手法不同,詩在這篇小說中主要作用不是塑造人物形象和推動情節(jié)發(fā)展,而是詩歌本身融入了小說主體,營構著作品主題。如果說小說是作家以曲折的故事去展現復雜紛繁的人生與世相,那么詩歌則是以靈性表現詩人對于世界的深切的體悟,兩者在作品中雙向塑造、相融雙贏。朱光潛先生說“一切純文學都要有詩的特質” [2],這篇小說中的詩對人的生存狀態(tài)的刨根問底, 對人的心靈與情感世界渾沌之處的反思逼問,體現出了作者對詩性品質自覺追求。
《押送》的行文,語言簡短、凝練,意在言外,言有盡而意無窮。作者深諳海明威的“冰山原則”的精髓,刪繁就簡,注重充分調動起語言的內在力量。與一般的小說敘事不同,作者不注重現實的描繪與再現,而是采用大量的陳述句和對話來展開錯綜復雜的人際關系和情感糾葛,來鋪衍全篇。作品重在表現人物的內心世界,但作者在揭示主人公思想情感波瀾的時候,不論是愉悅、憤怒、哀傷、失望、輕蔑等,從不用大量語匯過分渲染,也幾乎沒有心理描寫,卻處處包含著豐富的潛臺詞,比如當耿翔和小魚在姚遠面前一起坦白他們的戀情時,姚遠拿出青龍劍拍在桌上,氣氛十分緊張,耿翔說自己橫刀奪愛雖然手里沒刀但有感情有愛而小魚已經不愛姚遠了。小說接下來這樣呈現:
姚遠問:“不愛我了?”
他倆一起說:“不愛了。”
姚遠有些困惑,看了一會兩個人,說:“你倆,坐下吧,坐下咱們談談?!?/p>
作者用語盡可能節(jié)制,讓讀者自己去想象一種氛圍、一個完整場景,去真切體會耿翔和小魚的堅定決絕、姚遠的困惑、失望乃至絕望,從而對人物的性格有了切實的把握。作者也深諳中國傳統(tǒng)詩學之美,語言簡潔蘊藉,如刀砍斧削了一般剔除鋪陳與描述,卻能洞穿人物內心的奧秘,盡情表達自我。簡約語言,反而把讀者帶入了“詩境”。
王國維的《人間詞話 》中說,“政治家之眼,域于一人一事;詩人之眼,則通古今而觀之。” [3]“詩人之眼”強調文學源于生活卻又具有介入現實的超越性。文學作為人類審美活動的產物,就事論事、照相式反映現實不是它的高級目標,它必須具有超越性?!堆核汀芳扔行≌f的踏實接地行走,又有詩的跳脫引力凌空飛翔:前者堅實后者飄逸,兩者相輔相成,成就了其獨特的詩性品質;小說中既有抵近真相的現實書寫,也有詩人之眼的審美觀照和理性反思,呈現出直面現實的勇氣、人生抉擇的智慧、 介入現實的使命感和對未來真誠的期待,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小說具有了在沉溺與逃離、虛無與信仰之間往復行走的精神特質。
在寫作手法上,作者將自己的情感和意念客觀化到外物和情境之上,以詩性的、隱喻的方式探討人與外部世界、生命與存在、主體與客體、靈魂與肉體等各種關系。小說的題目“押送”有著濃厚的隱喻意味:人生在束縛與掙脫束縛中前行,何嘗不是一場押送?人與人之間,束縛了他人何嘗不是囚禁了自己,押送者何嘗不是被押送?鴿子這一意象貫穿全篇:被老鷹追逐的鴿子、黃楊梳子上刻的兩只鴿子、一目已盲性情大變的鴿子、途徑耿翔家又累又餓的鴿子、折了腿拼了命飛回被葬在桃樹下的鴿子,耿翔取血的黑鴿子、作為去大圩地圖的袁典紋在身上的鴿子、甚至荒漠出現的黑鳥也可以看成是一只鴿子,鴿子無疑是天地之間蕓蕓眾生的隱喻。雖然每個人的人生形態(tài)各異,但都是在形形色色的坎坷際遇中尋找生命的歸宿,憑著“信”,成就著自己。再如小說中的袁典與姚遠,何嘗不是一對鏡像或者是雙生體?兩個人的詩共同寫在一本黑皮本子上,詩就是內心就是心性;兩人因詩心意相通、高度契合;兩人的關系,一開始是非常明確的袁押送與被押送關系,后來押送關系轉化為相依相伴,轉化為生死相依,最后姚寄存好袁的骨灰,一步步實現、見證著袁的所有告知,一個人奔赴大墟,完成了袁的使命。作品中說到,人生旅途中,“人呀,陪自己到最后的只能是自己的影子”,而他倆就是彼此的影子。再如客棧的名字——“如寄客?!薄吧仙迫思摇?,隱喻雖然“人生如寄”,但要靠“上善若水”來化解。諸如此類的象征,大到作品的題目“押送”,小到文中看似偶然提及的泥土、荷葉、刀、劍、梳子、煙、黑鳥、狗、井,等等,文中比比皆是,都別有深意,充滿著哲學意味。作者思考人的存在,思考人類精神的孤獨與存在的荒誕,“立象以盡意”,詩性與哲理并行不悖,韻味悠遠,令人遐思無限。
綜上所述,《押送》以小說表達詩的對存在的靈性哲思。作品因為有了詩的加持,小說熟悉的味道中融入了詩的靈性,讓讀者在反觀自身中心生超越;詩因為有了小說的庇佑,有效規(guī)避了凌空蹈虛,讓讀者有了抵達靈魂的切實感知。作品在小說與詩的碰撞交融中,具有了一種頗為另類的或者說頗具異質的詩性味道,給讀者以耳目一新的審美體驗。
參考文獻:
[1](法)薩特著,陳宣良譯:《存在與虛無》,北京:三聯書店,1987年,第55頁。
[2]朱光潛:《朱光潛全集》(第三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49頁。
[3]王國維:《人間詞話》,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第6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