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理群:談談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的三代學人
所謂“三代學人”,第一代是20世紀三四十年代初露頭角的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開創(chuàng)的一代,代表人物有李何林、唐弢、王瑤、賈植芳、田仲濟、錢谷融、陳瘦竹、吳宏聰?shù)取5诙切轮袊闪⒁院笪辶甏砷L起來的一代,樊駿、樂黛云、嚴家炎、王信、支克堅、楊占升、朱金順、王得后、黃修己、袁良駿、吳小美、朱德發(fā)、范伯群、陸耀東等。第三代都是20世紀80年代初期培養(yǎng)出來的新一代研究生,王富仁、吳福輝、趙園、溫儒敏、我、陳平原、楊義、劉納,以及陳思和、王曉明、許子東等都屬于這一代。
談到現(xiàn)代文學研究的“學人”,就不能不提到“學人研究”這個領域的開創(chuàng)者樊駿。他對第一代學者有兩個重要概括。一是他們大都是具有左翼傾向的革命知識分子,與中國革命有著一種血緣關系。因此把自己在文化和學術領域的專業(yè)工作,視為推動社會進步、民族解放的組成部分。他們有著“更多的政治色彩和意識形態(tài)方面的自覺性,往往兼學者和戰(zhàn)士的雙重身份”,“為科學和真理獻身就是他們必然具有的學術思想和精神品格”。于是就有了與“為學術而學術”的學者不同的學術特點和治學方法,樊駿將其概括為“現(xiàn)實感”和“當代性”。樊駿還強調(diào),他們自有兩個精神譜系:西方傳統(tǒng)中的“普羅米修斯——但丁——浮士德——馬克思”,還有中國、東方傳統(tǒng)中的“屈原——魯迅”。(以上討論見錢理群《樊駿參與構(gòu)建的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傳統(tǒng)》,收《有承擔的學術:中國現(xiàn)代文學學人論集》)
第一代學人中開創(chuàng)“為學術而學術”傳統(tǒng)的,是錢谷融先生。他宣稱,“我素不諱言,我是一個為藝術而藝術派”“40年代我服膺唯美主義”“我學生時代受的是自由主義的教育”。他強調(diào),自己除深受魯迅、周作人影響之外,“朱光潛的影響是相當大的”。在他看來,文學藝術、學術研究具有一種“內(nèi)在自足性”,本身就足以產(chǎn)生生命的愉悅與意義,無須在外在方面(政治作用、社會效應、商業(yè)效益)去尋找價值和滿足。他也將自己的生命投擲其中,藝術與學術就是目的,只能為藝術、學術而寫作,他也把學術研究當作藝術創(chuàng)作,對學術語言、表達有很高的要求。由此而形成了“無論在什么樣的境地里,都能保存從容自在,悠游沉浸于自己所好之中”的生命狀態(tài)。這也正是錢谷融先生所開創(chuàng)的“為學術而學術”的傳統(tǒng)最迷人之處。(參看《讀錢谷融先生》,收《有承擔的學術:中國現(xiàn)代文學學人論集》)
第二代學人處于第一代和第三代之間,就自覺承擔了“歷史中間物”的責任與使命。他們在學術上的最大貢獻,是在“文革”結(jié)束后,使學術研究正?;?,即所謂“撥亂反正”。更重要的是,他們在學術研究隊伍建設、學術格局重構(gòu)中扮演的關鍵性的“學術啟蒙者”的角色。這就是魯迅所說的,“用無我的愛,自己犧牲于后起的新人”,“背著因襲的重擔,肩起了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他們是我們這一代真誠的“理解”者、“指導”者、“解放”者,真正不遺余力,又從不張揚,不求回報。這就有了這一代“一切為了學術”的“純粹”精神:他們自覺創(chuàng)造、維護一種純粹的學術場,絕不講人情,沒有半點講究人事關系的世俗氣,不存在任何私心,沒有任何個人學術地位、利益的考慮,一心追求學術的獨立、自由與創(chuàng)新,真正做到了學術面前人人平等。我們的文章寫得不夠格,照樣“槍斃”;我們也不敢把稍微差一點的文章給他們,由此造成的是一種相當純粹的學術境界。他們也是“律己極嚴”。我們私下議論,已經(jīng)到了苛刻的地步,我們是怎么也做不到的,不能不令人暗暗佩服:世界上哪有如此純粹的人!這樣的毫無私心的學術“公心”與“正氣”構(gòu)成的心靈的凈土,學術的凈土,真正可遇不可求。而他們自己卻從不期待做我們的榜樣,更多談到自己的不足。這里需要特別提到楊占升先生,他對王富仁的保護、扶植,是明知王富仁在學術上的成就會超過自己,而主動地犧牲自己。這樣的無私境界,實在令人感佩。我在回顧這一代人,不能不發(fā)出無限感慨:這樣的“純粹的人”,不會再有了。(參看《王信走了,那樣的“純粹的人”不會再有了》,收《有承擔的學術:中國現(xiàn)代文學學人論集》)
這就說到我們第三代。我們的青少年時代盡管也充滿了曲折,但我們一旦進入了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界,就成為歷史的幸運者。一是直接受教于第一代。就像陳平原所說,王瑤那一代盡管開創(chuàng)了這門學科,隨后就一直處于被批判的地位,到“文革”后獲得解放,已經(jīng)老了,就只得把全身心投擲于我們這些第一代研究生身上。我們也有了可能在他們的直接教誨下,繼承他們開創(chuàng)的傳統(tǒng)。我們的萬幸,還在同時獲得了第二代學人無私的保護與扶植。我多次談到,樂黛云老師、嚴家炎老師對我的成長起到的關鍵性作用,這里就不多說了。
當然,我們這一代也自有特點。我以為,主要有二。
第一個是自覺的“開創(chuàng)”精神。我曾經(jīng)說過,我們這一代與上兩代學者的關系,實際上是有三個階段、層次的。一是自覺、全面地“繼承”,把老師輩的全部經(jīng)驗、長處學到手,開始階段還要模仿,“描紅”。二是“反叛”。這一點我們也是高度自覺的。我們清楚地意識到,亦步亦趨跟著老師走,是沒有任何出息的。老師越強大,要突破就必須反叛:從重新審視甚至批判老師的局限開始,才能找到“自己的路”。我們提出“20世紀中國文學”,在某種程度上就是要突破王瑤先生《新文學史稿》未能突破的理論框架。在我們看來,只有這樣,才能真正獲得現(xiàn)代文學學科獨立性。這樣的“獨立”要求:學科的獨立,我們自己的研究的獨立,在當時是相當大膽的。在此之后,上海方面的學者陳思和、王曉明、許子東他們提出“重寫文學史”,就把這樣的反叛、獨立推向更自覺的階段。而這樣的“重寫”,也并不是對老師開創(chuàng)的傳統(tǒng)的簡單否定,而是更高層面的繼承與發(fā)展。于是,就有了我們第三代學人與第一、二代的更高層面的“相知相遇”。以后我主導的《中國現(xiàn)代文學編年史——以文學廣告為中心》,與嚴家炎先生主編的《20世紀中國文學史》的相互補充、支撐,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我們這一代學人的第二個特點,就是相互合作,抱成“一團”,有很強的“群體意識”。這也是高度自覺的。在講到我們這一代學人成長歷史時,不能不談到1988年在鏡泊湖召開的“中國文學史討論會”。這次會議不僅有現(xiàn)代文學學科北京、上海等地的學者,也包括古代、當代學者,這是第三代文學研究各學科學人大聚會,表現(xiàn)了極大的群體意識和開辟新一代學術的自覺性與主動性。以后,我們又主動聚集在現(xiàn)代文學研究會和《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叢刊》,充分發(fā)揮學會和學術期刊的組織作用。
比我們更年輕的學者,可能沒有我們這樣的群體的組織意識,學科的發(fā)展也沒有這樣的需要:21世紀以來的學術研究也越來越強調(diào)個人的獨立創(chuàng)造。因此,更新的一代,就表現(xiàn)出更多的研究者個人的獨特性與差異性。今天到會的劉勇、李今、吳曉東就是這樣的代表。他們的學術研究有了更為鮮明的學術個性,獨立創(chuàng)造性,在自己選擇的獨特領域內(nèi)作出了獨特的貢獻。而且他們已經(jīng)接班,成為現(xiàn)代文學學術領域的學術帶頭人。我就不多說了,多聽聽他們的發(fā)言吧。
3月28日整理,4月8日定稿
(本文是在“活字文化”2023年4月6日主辦的“有承擔的學術,有承擔的學人——錢理群《有承擔的學術:中國現(xiàn)代文學學人論集》新書分享會”上的講話)
附:錢理群在《有承擔的學術:中國現(xiàn)代文學學人論集》新書分享會上的答問
一、答王志彬(北京四中語文教師)問
自2017年“新課標”以來,“整本書閱讀”是中學語文教學的高頻詞。您在文章者也表達過中學生應進行《論語》《紅樓夢》等整書閱讀,當然魯迅作品也在其中。對于《朝花夕拾》《吶喊》《彷徨》,我們都倡導以“整本書”閱讀的方式,進入魯迅的文學世界與精神世界。但在中學階段,魯迅的散文、雜文、小說,散落在各個不同學段。您認為,中學語文教師,應如何在有限的時間里,盡可能地把魯迅的豐富性、完整性和廣闊性傳遞給學生?
錢理群:你實際提出了一個中學階段“中國傳統(tǒng)文學經(jīng)典的教學”問題。我有三點看法和建議。
(1)我曾經(jīng)倡導在高中階段開設六門中國文學經(jīng)典選讀課。即《論語》《莊子》——這是中國傳統(tǒng)儒家、道家的開山之作;唐詩、宋詞選讀——中國傳統(tǒng)文學的頂峰之作;《紅樓夢》——中國傳統(tǒng)文學、文化的“百科全書式”總結(jié)之作;魯迅作品選讀——中國傳統(tǒng)文學進入“現(xiàn)代文學”時代的創(chuàng)新之作。經(jīng)歷了從起點——高峰——總結(jié)——新創(chuàng)造的歷史全過程閱讀,就打下了一個堅實的基礎。這六大經(jīng)典,有的要“整本書閱讀”,如你提到的《論語》《紅樓夢》,以及魯迅的《吶喊》《彷徨》《朝花夕拾》。但有的就只能“選讀”。就魯迅作品閱讀而言,除了這三大經(jīng)典之外,恐怕還要選讀《野草》《故事新編》,特別是魯迅雜文的一些經(jīng)典篇目。
(2)對經(jīng)典的閱讀,如你所說,在用主要精力在課堂上進行“文本細讀”的基礎上,恐怕還要有一些綜合性的討論。我在B站上“講魯迅”就有兩部分:細讀《孔乙己》《鑄劍》《推》《雪》之外,還專門討論了魯迅如何“看”,怎樣“想”,如何“讀”,怎樣“說”和“做”。這樣的討論題目可以應時代需要、應學生要求,根據(jù)教師自己的閱讀、研究心得而定,有較大的發(fā)揮余地,不求全面,更重創(chuàng)造性與啟發(fā)性。
(3)我還想強調(diào),中學讀經(jīng)典,也包括魯迅作品,主要是“認識門牌號碼”,知道這些經(jīng)典的基本內(nèi)容、特點與價值,就行了。經(jīng)典,是要“讀一輩子”的;而且經(jīng)典的深處,缺少人生閱歷的中學生是進不去的。魯迅就明言,他的一些思想與文字,中學生就讀不懂。年輕時讀經(jīng)典,只能似懂非懂;長大了,遇到問題,就會想起中學時認識的經(jīng)典作家(如魯迅)的作品,再去讀,就逐漸懂了,而且有自己的理解與發(fā)揮了。
每年歲末,我的學生有一個年度總結(jié)的傳統(tǒng)作業(yè)。在2022年,較之以往,學生記錄下來了更多個體的迷茫、苦悶與不確定性帶來的惶惑。您的《有承擔的學術》中記錄了您自己與前輩以及同代學人在面對時代的不確定之中,如何堅守自我、保持思考去尋找“確定性”的歷程。剛好今春,作為對學生的一種回應,我的開學第一課,題目也是“在不確定性中尋找確定性”。想請教錢老師,我們當前的學生,這些年輕人,應該如何面對時代環(huán)境帶來的困惑與彷徨?作為教師,該如何引導他們?nèi)ふ椅覀冏晕疑摹按_定性”?
錢理群:你問到了當下中國與世界的一個關鍵性問題:經(jīng)歷了2022年,不僅是你談到的中學生,事實上是所有的青年人、中年人,也包括我們這樣的老年人,都因為面對“時代不確定性”,而陷入了極度的迷茫、苦悶和惶惑之中。這當然不是巧合:2022年末,我所在的養(yǎng)老院的沙龍,也開了一次討論會,題目和你的講課一樣,就是“如何在不確定中尋找確定性”。我在會上作了一個發(fā)言。不妨在這里簡單說一說。
我首先講道,“世界的本質(zhì)是不確定的。人類、社會、歷史,以及相應的政治、經(jīng)濟、文化、科學、教育……都處于永恒的發(fā)展、不確定的變動之中。但動中也有靜,不確定中也有確定因素。在歷史進程中,也就有了動蕩和相對穩(wěn)定的時代。人類社會是在‘不確定——相對確定——不確定’這樣來回反復中一路走來的”。
我接著又說,“我一生就經(jīng)歷過好幾次關鍵性的選擇”。我清楚地記得,1960年,21歲的我,大學畢業(yè),因為家庭出身和自己在1957年“反右運動”中被打成“中右分子”的身份。我這個北京大學中文系新聞專業(yè)和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的大學生,從北京被分配到貴州安順山城的衛(wèi)生學校教語文。一下子就處于自我命運與未來極端不確定的幾乎絕境之中?!蚁?qū)W校領導提出,要去報考研究生;黨支部書記白了白眼睛,說:你這樣的出身、身份的人,就老老實實待著吧。我要求當班主任,也不夠“資格”:這樣,我的現(xiàn)實處境與未來前途的“不確定性”就到了極端,真正“無路可走”了。我急中生智,突然想到“狡兔三窟”這句話:可不可以給自己的人生作兩個安排?首先要找到一個合適的落腳點。我分析,自己畢竟還沒有被開除,還有一個“教師”的位置,擁有一個多少有些發(fā)揮余地的“課堂”;那么,我就把當一名“最受學生歡迎的教師”作為自己的現(xiàn)實目標,從而獲得生存空間與價值,在不確定的時代獲得生存前提與必備條件。同時,我還給自己定了一個暫時不具備條件,需要長期等待的目標,為自己的后續(xù)發(fā)展做準備:我決定,要繼續(xù)閱讀與研究魯迅,以便在未來歷史發(fā)生變動之機,獲得新的更大發(fā)展空間。我當時心中就有一個“回到北大課堂講魯迅”的夢想,真的是“白日做夢”!而且我當機立斷,搬到學生宿舍,與學生同吃同住同勞動,一起讀書,辦報,踢足球,在學生的理解、支持與愛戴中獲得人生的意義與價值——直到今天也都是如此。在學生熟睡以后,我又回到辦公室,閱讀、研究魯迅作品,即使在“文革”的動蕩中也在堅持,寫了幾十萬字的讀書筆記:我就這樣堅持與等待了整整18年。到了“文革”結(jié)束后的1978年,已經(jīng)39歲的我,才等到了實現(xiàn)我當年“報考研究生”理想的最后一個機會,而且給我做考試準備的時間只有一個月。但我已經(jīng)準備了18年,就在北大現(xiàn)代文學專業(yè)800名考生中考了一個第一名,結(jié)束了1960—1978年動蕩年代的“不確定”人生。盡管以后還是遇到新的不確定性;但有了這18年的經(jīng)驗,就能夠從容應對,始終把主動權(quán)掌握在自己手里,一路走到今天。
您在疫情期間也筆耕不輟,寫下許多思考,關于自我與學術,關于知識分子、天地與眾生,關于疫情和疫情后時代的全球議題,等等。我覺得,除了您講授魯迅等現(xiàn)代文學大家背后的文學史、思想史之外,您本身不停保持閱讀、思考、寫作,把學術研究與自我生命相融合的純粹。這種行動很大程度上感染了我們,想請教您,我們?nèi)绾尾拍鼙3志竦纳L性?如何在安頓我們世俗生活的同時,保持心靈的余裕?
錢理群:這涉及人的人生觀。魯迅說,人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fā)展。這就決定了人生必須有兩大追求和安排。你所說的“安頓世俗生活”,就是追求“生存”與“溫飽”;但還要追求“發(fā)展”,關注自己精神成長,也就是你所說的“保持精神的生長性”,二者缺一不可。你說到我的“把學術研究與自我生命相融合的純粹”,從另一個角度看,也是一種缺憾:我的人生有些過分的“精神化”,人們(包括年輕人)與我交往是從不涉及世俗生活的。這次疫情對我的最大沖擊,就是使我重新認識“日常生活的意義與價值”:我學會了“享受人生”,追求“吃文化”“玩文化”之美與樂趣。同時,我也更加自覺地追求在動蕩年代精神的永恒與安寧,并且努力把物質(zhì)生活與精神生活兩者有機統(tǒng)一、結(jié)合起來。我依然“想大問題”,憂國憂民,關心中國與世界、現(xiàn)實與未來的大事,有一個大關懷、大視野;又從日常生活里的一件件“小事情做起”。每天不但認真讀書,思考,寫作,也很注意日常世俗生活的安排,調(diào)整,舒舒服服地過日子。
閱讀您這本新著《有承擔的學術》,讓人看到一代代學者之間的學術傳承,以及背后的精神傳承。凡此種種,這些稀缺的精神質(zhì)地在當下尤為讓人感懷。書中,您談到對民族、人類、時代、人民的承擔,也是對自我生命的承擔,對文學藝術、學術的承擔。這種“三位一體”的承擔,是知識分子的至高境界,您能否就此展開來談一談,給予當下的年輕人以生命的啟迪。謝謝您。
錢理群:我剛才說的“想大問題,做小事情”,其背后有一個信仰支撐著,就是你所注意的“三位一體的承擔”:“想大問題”,就是對人類、民族、時代、人民的承擔;“做小事情”,就是對自己的工作及對象——文學創(chuàng)作、學術研究、教學的承擔,以及對自我生命的承擔。
二、答@我是黃鴨兄(B站up主)問
錢老師您的人生經(jīng)歷有很多曲折甚至傳奇的地方。您21歲從北大畢業(yè)(按,應是“人大”:我1956年考入北大中文系新聞專業(yè),1958年并入人大新聞系,1960年畢業(yè)——錢注)被分配到了貴州安順中專教語文。一教就是18年,等到您回校園讀研究生的時候,已經(jīng)39歲。對于現(xiàn)在這些期待人生按部就班的年輕人而言,您的人生軌跡可能是很難想象的??梢院湍贻p朋友們分享一下21歲到39歲之間這18年的體驗嗎?
錢理群:剛才講的“狡兔兩窟”,就是我第一個貴州經(jīng)驗——在貴州第一階段(1960—1971)十一年的經(jīng)驗。
1971年的一些事件粉碎了我們原先的理想、信念,開始了后七年的思考與追尋。那時候,我的周圍已經(jīng)團結(jié)了一批學生、青年,大都是中學生,中專生,知青,打工者,我是唯一的大學生。我們意識到中國和世界都將發(fā)生歷史性的巨大變化,將面臨“中國向何處去,世界向何處去,自己向何處去”的問題。于是,就成立了一個以我為中心的“民間思想村落”。我們這批邊遠地區(qū)的,沒有多少文化的小青年,給自己提出了一個大的歷史任務:要為即將到來的歷史大變動做好思想、理論的準備。用你的話來說,這確實有些“傳奇”色彩。我們非常認真地一起讀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原著,讀西方啟蒙主義著作,寫了大量的讀書筆記,理論文章,并且認真探討如何把這些理論思考化為社會實踐,做了種種設計和準備。正因為有了充分的思想與理論準備,“文革”結(jié)束后,我們這批安順地區(qū)的“小人物”,大山里的小溪,立刻匯入了改革開放的歷史大潮。我自己則投身于教育、學術、文化界的思想啟蒙運動。在21世紀,我們又重新集結(jié),用《史記》的體例,編寫《安順城記》,推動地方文化研究,最后回歸“腳下的土地”。這樣,我們就做到了“自我生命與時代大變革的結(jié)合”,“高度的理論自覺與實踐自覺的結(jié)合”,一輩子堅守“仰望星空,腳踏大地”的基本立場:這大概就是我們“安順人”的歷史經(jīng)驗吧。
最近互聯(lián)網(wǎng)有一個詞很火,叫“孔乙己文學”。意思是說現(xiàn)在有很多年輕人因為就業(yè)問題很迷茫,感覺自己受到的教育讓自己無法安于一份體力勞動的工作,好像變成了魯迅筆下的孔乙己。作為研究魯迅的專家,您怎么看待年輕人這樣的迷茫感受?
錢理群:你的提問,讓我想起了前幾年網(wǎng)上也盛傳一個關于“趙家人”的討論。現(xiàn)在,又有了“孔乙己文學”。這都說明,魯迅始終存在于“當代中國”:這本身就耐人尋味。這也證明了我們前面討論的,小時候課堂上讀魯迅,長大了,就會經(jīng)常想到、討論魯迅。
我在B站講魯迅時,就對《孔乙己》作了文本細讀。著重分析了:孔乙己怎么看自己,周圍的人又怎么看他,這之間有著巨大的反差??滓壹菏挚粗厮拈L衫,這代表著他知識分子的身份;而周圍的“看客”都把他當作談笑的對象,可有可無,根本不承認他的獨立價值與意義。這樣的知識分子的自我評價、期待與實際地位的巨大反差,引起了我的反思。今天的年輕人或許也是從孔乙己的尷尬地位中看到了自己。
我經(jīng)常會聽到現(xiàn)在的年輕一代覺得生活在一個充滿矛盾和變化的時代。一方面是世界整體的局勢在發(fā)生深刻的變化,另一方面新興的科技好像大有把我們?nèi)〈畡?,好像一切既定的答案都快速消失。錢老您也經(jīng)常在作品中談到自己的內(nèi)心矛盾、掙扎。想請問,當這些矛盾進入我們的內(nèi)心的時候,它怎么會塑造或改變一個人呢?
錢理群:你談到我們正生活在一個充滿變化和矛盾的時代,“一切既定的答案都在快速消失”:這是一個深刻的觀察?,F(xiàn)在的中國與世界最讓人困惑之處,就是“一切既定的答案”已經(jīng)失去了吸引力;原先相信的,現(xiàn)在不相信了;原先寄以希望的,不寄希望了。我又想起了北島的詩句:“我—不—相—信!”這樣,我們就面臨著一個“價值重建,理想重建”和“生活重建”的根本性問題。這個問題,在年輕一代或許更加尖銳和迫切。
我又想起了魯迅當年對年輕人說的話:現(xiàn)在要“重新尋路”。問題是:怎么尋路?他有三點建議。一是不妨聽聽年長者的意見,從他們的經(jīng)驗教訓中受到啟發(fā)。二也是更重要的,要自己去尋找“似乎可走的路”走。一時找不到,就歇一歇,休息好了再繼續(xù)找。三是要“聯(lián)合起來”,共同走出屬于這一代的新路。
我對年輕人也有兩個建議。一是要推動“靜悄悄的存在變革”。堅持三條:從“改變自己的存在”開始;從“自己的周圍”做起;以改變“現(xiàn)在”為中心,不徒寄希望于過去和未來。就是要在現(xiàn)行體制內(nèi)創(chuàng)造“第二課堂”“第二人生”。
二是“沉潛十年”。我經(jīng)常對周圍的年輕人說,要做長期準備,要有“韌性”。就是既要“慢”,又要“慢而不息”。魯迅說,人有三種活法:一是“只玩不打”,有追求的年輕人可能不取;二是“只打不玩”,精神可嘉,很難長期堅持;魯迅倡導的是“邊打邊玩”,打“壕塹戰(zhàn)”:照樣唱歌,跳舞,談戀愛,時不時冒頭開它一槍,開完了再繼續(xù)玩。這樣寄奮斗于“日常生活”中,就可以堅持幾年,十幾年,幾十年。
近10年、20年,我一直在青年志愿者運動和中小學教育改革運動中,創(chuàng)導我的“沉潛十年”,依靠“韌性與智慧”,進行“靜悄悄的存在變革”的理念。我選擇這兩個領域做實驗,是因為認定,不僅志愿者運動,教育本身就具有理想主義的色彩:我要倡導的正是絕望年代里堅守理想主義。這里順便向諸位報告一個好消息:最近有兩個當年志愿者和中小學教育改革群體的朋友分別來看望我,他們已經(jīng)“沉潛”了十數(shù)年,還在繼續(xù)堅守,而且很有成效,影響也越來越大。我今天在這里重提“沉潛十年”“靜悄悄的存在革命”,其實就是想在當代年輕人中,倡導“新一代人”的具有新的時代特點的“新理想主義”。
在100多年前,羅素在接受電視采訪的時候,曾經(jīng)被提到過這樣一個問題:如果100年后的人可以看到這一段視頻,您想給他們留下什么樣的建議?現(xiàn)在,我想問您同樣的問題:你有想要留給100年后的人的建議嗎?
錢理群:我現(xiàn)在就是在為自己寫作,為未來寫作。因為我相信,就像今天我們對100年前的民國發(fā)生的事兒特別有興趣一樣,50年、100年后也會有人關心今天(21世紀20年代)中國人在想什么、說什么、做什么。我把我的所思所做寫下來,倒不是想對100年后人提什么建議,只是想讓他們知道,在21世紀前二三十年的中國人群中,還有這樣的不同于主流的另一種“活法”的人。至于如何評價,是他們的事。我不想管,也管不了了。
(答問由錢理群整理、審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