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冬至夜飯時分，朋友傳來文章，說里面一節(jié)，寫了傅雷對老舍的非議。我沒有感到意外。事實上，它上網(wǎng)前，我已從新一期《人文》集刊上讀到，知道作者是上海社科院的陳占彪先生。

陳先生提到，傅敏晚年回到上海，定居浦東，——他父親傅雷的出生地就在那邊。我由此想起，九七還是九八年的春間，我去過傅敏在北京的寓所。他住的塔樓，三十來層高，在馬甸橋北，距離我寄住的影協(xié)宿舍，也就是貼著土城根兒的櫻花園，算比較近的。那天到他家去，是騎車，還是打車，沒留絲毫印象；只記得北京那二年街頭跑的出租，大多還都是黃面的，灰禿禿的那種。一撳門鈴，迎出來的正是傅敏，身后跟著他的夫人。他是英語老師，從中學退休不久，有一點點拘謹，話聲兒很輕。夫人很熱情，比他年輕好些。沒想到幾個月前，老先生已在夏初辭世，——那時距其兄傅聰故去，僅兩年半。弟兄二人，生辰隔三年，大去之時，都是八十六。

我那年去見傅敏，緣于一起與其父版權相關的糾紛。當時有一同事祝曉風君，原是《光明日報》記者，與我坐同一大辦公室，座位相鄰，朝夕晤對。我南來后，他也有高就，進入文學所，前些年編過《讀書》，這二年又同時主編兩份雜志，——陳先生的文章即刊于其中一份。那是一個不定期的刊物，一出就是兩期。每出一期，他都不忘郵來，新我耳目。創(chuàng)刊號上有一篇書話，談《駱駝祥子》版本，用到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五二到一九五四年的檔案，使我對老舍有了不同的認識。最近這期在十月頭上一寄到，我就看見陳文引述的第一封信，是傅雷一九五四年九月二十八日寫給傅聰?shù)?，——里面批評老舍的話，說得相當難聽：

“近來又翻出老舍的《四世同堂》看看，發(fā)覺文字的毛病很多，不但修辭不好，上下文語氣不接的地方也很多。還有是硬拉硬扯，啰哩啰嗦，裝腔作勢，前幾年我很佩服他的文章，現(xiàn)在竟發(fā)現(xiàn)他毛病百出?？梢娢也坏珜ψ约旱淖g文不滿，對別人的創(chuàng)作也不滿了。翻老舍的小說出來，原意是想學習，結果找不到什么可學的東西。”

可在幾年前，傅雷還在對人稱贊，“老舍在國內(nèi)是惟一能用西洋長句而仍不失為中文的惟一的作家”（一九五一年四月十五日致宋淇信）。

老舍還是老舍，可傅雷的認識，從一個極端，到了另一個。

二

在上海那幾年，住辣斐德路（今復興中路）的錢鍾書和楊絳，還有楊絳的胞妹楊必，同傅雷一家交好。那時，他們共同的朋友宋淇，家里有一棟花園洋房，在憶定盤路（今江蘇路）安定坊五號；隔壁的三號，住了傅雷夫婦和兩個兒子，——他們一家租住的，也是宋家的房子。楊先生對舊誼，一直心有所懷，“抗戰(zhàn)末期、勝利前夕，錢鍾書和我在宋淇先生家初次會見傅雷和朱梅馥夫婦。我們和傅雷家住得很近，晚飯后經(jīng)常到他家去夜談”（《雜憶與雜寫》）。錢家四九年夏北遷，從清華園與傅雷通音問，主要靠寫信。

一九八〇年末，《傅譯傳記五種》由三聯(lián)再版，楊先生以沉痛之筆作序。她說：“傅雷從不自滿——對工作認真，對自己就感到不滿。他從沒有自以為達到了他所懸的翻譯標準。他曾自苦譯筆呆滯，問我們怎樣使譯文生動活潑。他說熟讀了老舍的小說，還是未能解決問題?！痹谒餍虻纳弦荒晁脑麻g，遲到的傅雷夫婦追悼會，適在滬上辦過。傅雷和朱梅馥，還有楊必，皆在亂中蒙難，從六六到六八，間隔不到二年。

關于傅雷楊必之誼，我有一次去南沙溝，在楊先生家里，聽她略有所談，——“傅雷曾請楊必教傅聰英文，傅雷鼓勵她翻譯”。那一年，楊先生譯的蘇格拉底談話錄出版，我的一篇讀后記，她曾寓目，或有耳聞。所以，見面聊起譯事，她很有一些興致。三說兩說，談到兩年前的傅雷文集，以及里面涉及楊必的一封信。信是給宋淇的，寫于一九五三年二月七日，也正是傅雷癡迷老舍之時，——原信很長，與楊必有關的，是這樣幾句：

“楊必現(xiàn)在由我鼓勵，正動手薩克雷的Vanity Fair，仍由我不時看看譯稿，提提意見。楊必文筆很活，但翻譯究竟是另外一套功夫，也得替她搞點才行。普通總犯兩個毛?。翰皇橇骼е谔杂桑床恢覍崳词侵覍嵍恼聸]有氣。倘使上一句跟下一句氣息不貫，則每節(jié)即無氣息可言，通篇就變了一杯清水?！?/p>

這封信的內(nèi)容公開得晚，楊先生昧于詳情，說起來很平靜，話也沒幾句，近乎一帶而過。我能聽出來，她還有一些別的想法。但那天一上午的談話，正題是編校中的“錢鍾書集”，她沒有岔開話題。

六七年前，《名利場》出了一個“點煩本”，卷首印著楊先生的“潤澤修改楊必譯《名利場》前言”。我這兩天找到這個本子，讀前言猶聞弦外之音，由遠及近，清晰無比，——“楊必譯完薩克雷的小說《名利場》，已心力交瘁，無力修改。當時她有錢鍾書先生為導師，可以保證無漏譯誤譯，但全書尚待潤澤修改?！?/p>

前言作于二〇一四年九月二十二日。兩個月前，楊先生在七月十七日，迎來一百〇三歲生日。她前言里說的話，是對自己所作最后一件大事的總結：

“二〇一三年春，我決意將小八妹楊必在錢鍾書指導下翻譯的《名利場》從頭校對一遍。我找來薩克雷原著，校訂文字的語句，并加點煩。后因病小有中斷，不能工作，心上總嘀咕著還有什么要緊事沒做完。經(jīng)休養(yǎng)多日，居然能看書了，才醒悟到還有件要緊事沒完工呢！這就是楊必譯的薩克雷《名利場》還有最后三數(shù)章沒點煩修潤。二〇一四年八月十二日我修潤完畢，心里很高興，又從頭到尾細讀一遍。我對友人笑說：‘這個譯本真可謂楊必師生、楊絳姊妹合作的“師生姊妹之作”！’”

楊先生的前言，寄情于事，一無煩言。我惟一沒想到的，是她談楊必，沒再提傅雷，——二十三年前當面沒聽全的，這一番話補齊了。

三

一九五〇年夏天，多年不碰的巴爾扎克，又給傅雷拾了起來，——他上手的第一本，《貝姨》，是巴金約的。

半年前，巴金和他的兄弟，與共事經(jīng)年的吳朗西翻臉，辦了平明出版社?！拔膶W譯林”是平明的一個叢書，“巴爾扎克代表作”也在其中，由傅雷翻譯?！敦愐獭烦霭鏁r，附有一頁新書目錄，預告《歐也妮·葛朗臺》，和《高老頭》，是接下來要出的兩本?！陡呃项^》譯于一九四四年，由駱駝書店印過，傅雷嫌它“對原作意義雖無大誤，但對話生硬死板，文氣淤塞不暢，新文藝習氣既刮除未盡，節(jié)奏韻味也沒有照顧周到，更不必說作品的渾成了”（一九五一年九月重譯本序言），決心改譯一遍。

萬沒想到，翻譯，重譯，甚至作譯序，順的沒一樣。

一九五一年三月，人民文學出版社成立，樓適夷任副社長和副總編，請傅雷收回版權，把巴爾扎克移到北京出。傅雷沒有職業(yè)，為了吃飯，惟有從命。他后來一肚皮牢騷，說不出口，只好私下寫信到倫敦，向兒子發(fā)泄，——“巴爾扎克和別的古典作家一樣，他的作品跟我們眼前的情況和要求相距太遠了，考慮了好幾個月，挑不出合適的東西可譯。至于批判，既要對原作有相當深刻的認識和研究，又要相當?shù)鸟R列主義修養(yǎng)，兩相結合，才能寫出一篇不犯大錯的譯序：真是談何容易”（一九六四年十月三十一日致傅聰信）。

從根本上說，傅雷最苦惱的，是翻譯語言。他一再向宋淇訴苦，說“我們現(xiàn)在所用的，即是一種非南非北、亦南亦北的雜種語言。凡是南北語言中的特點統(tǒng)統(tǒng)要拿掉，所剩的僅僅是一些輪廓，只能達意，不能傳情。故生動、靈秀、雋永等等，一概談不上”（一九五一年四月十五日信）。譯筆枯索，他很難受，“我的文字素來缺少生動活潑，故越看越無味”（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六日信）。

傅雷想多讀中國古典小說和老舍的作品，以補自己所弱。一九五三年二月七日，他告訴宋淇，“最近我改變方針，覺得為了翻譯，仍需熟讀舊小說，尤其是《紅樓夢》。以文筆的靈活，敘事的細膩，心理的分析，鏡頭的變化而論，我認為在中國長篇中堪稱第一”。他坦言，“我們翻譯時句法太呆，非多多學習前人不可（過去三年我多學老舍）”。

再三努力，仍于事無補；傅雷終于失去耐心。

“現(xiàn)在竟發(fā)現(xiàn)他毛病百出”，——在一九五四年九月二十八日，傅雷把一腔怨氣，撒在老舍身上。

四

對老舍的怨，到一九五七年，還掛在傅雷心上。

五月十二日，傅雷給《文藝報》寫文章，沒遮掩自己的無奈，“多讀中國的古典作品，熟悉各地的方言，急切之間也未必能收效”（《翻譯經(jīng)驗點滴》）。他有意沒提，自己本想跟著老舍，學一點方言。

兩個月前，傅雷去了一次北京，第一次見到毛主席，也第一次見到老舍。

三月十七日夜里十一點，傅雷在新僑飯店，寫信給傅聰：

“三月二日接電話，上海市委要我參加中共中央全國宣傳工作會議，四日動身，五日晚抵京。六日上午在懷仁堂聽毛主席報告的錄音，下午開小組會，開了兩天地方小組會，再開專業(yè)小組會，我參加了文學組。天天討論，發(fā)言，十一日全天大會發(fā)言，十二日下午大會發(fā)言，從五點起毛主席又親自來講一次話，講到六點五十分。十三日下午陸定一同志又做總結，宣告會議結束。此次會議，是黨內(nèi)會議，黨外人一起參加是破天荒第一次。毛主席每天分別召見各專業(yè)小組的部分代表談話，性質(zhì)重要可想而知?！?/p>

第二天深夜，他給傅聰寫第二封信，提到“毛主席的講話，那種口吻、音調(diào)，特別親切平易，極富于幽默感，而且沒有教訓口氣，速度恰當，間以適當?shù)膒ause，筆記無法傳達。他的馬克思主義是到了化境的，隨手拈來，都成妙諦，出之以極自然的態(tài)度，無形中滲透聽眾的心。講話的邏輯都是隱而不露，真是藝術高手”。

會議期間，老舍、巴金和趙丹等文藝界代表，在三月八日晚上八點到十一點五十五分，到中南海參加了毛主席親自出席的座談會。一位與會的中宣部干部記得，回到小組報告座談經(jīng)過，“老舍很興奮，可以說是眉飛色舞，他還想繼續(xù)傳達毛主席的講話，講他見到毛主席時的愉快心情?？墒怯幸粌晌晃磪⒓用飨右娮劦拿怂坪醪辉敢饴犗氯?，催著開小組會。老舍未再講下去。我覺得很遺憾”（黎之《文壇風云錄》），——傅雷當日也在現(xiàn)場聽傳達。

傅雷也對傅聰談到：“七年不來京，老朋友都想我，一見面又是長談，并且不止談一次。龐伯伯、馬先生、錢伯伯、姜椿芳、陳冰夷等都見了二三次，樓伯伯見面更多。周巍峙、王昆兩位也見了兩三回。夏部長、劉部長、周揚部長都約我去長談。”

這兩封信都很長，但沒提老舍一個字。

五

老舍的方言，傅雷偏偏不懂。

傅雷自謂，“生長在南方，根本不會說國語，更變不上北京話”（一九五一年七月二十八日致宋淇信）。他也想求助，不得門徑。同年十月九日，他又給宋淇寫信，說：

“譯文純用北方話，在生長南方的譯者絕對辦不到。而且以北方讀者為惟一對象也失之太偏。兩湖、云、貴、四川及西北所用語言，并非完全北方話，倘用太土的北京話也看不懂。即如老舍過去寫作，也未用極土的辭藻。我認為要求內(nèi)容生動，非雜糅各地方言（當然不能太土）不可，問題在于如何調(diào)和，使風格不致破壞，斯為大難耳。原文用字極廣，俗語成語多至不可勝計，但光譯其意思，則勢必毫無生命；而要用到俗語土語以求肖似書中人物身份及口吻，則我們南人總不免立即想到南方話。你說我請教過許多人倒也未必。上年買了一部國語辭典（有五千余面，八冊，系抗戰(zhàn)時北平編?。靡娌簧佟Ｓ致攦夯貋砗?，在對話上幫我糾正了一些不三不四的地方。他在云大與北京同學相處多，青年人吸收得快，居然知道不少?？上⊥?，回來后無機會應用，已忘掉不少。”

傅雷分不清楚，一般的北方話，與老舍的北京話，有什么區(qū)別。他更想不到，出了北京城，即令是北方人，老舍說的北京話，全懂的其實沒幾個。

老舍心里也有數(shù)，北京話最傳神，可用得得法，能讓人懂，并不容易。他說過，“在我寫小說和劇本的時候，總難免用些自幼兒用慣了的北京方言中的語匯。在用這些語匯的時候，并非全無困難：有的聽起來頗為悅耳，可是有音無字，不知應當怎么寫下來；思索好久，只好放棄，心中怪不舒服。有的呢，原有古字，可是在北京人口中已經(jīng)變了音，按音尋字，往往勞而無功。還有的呢，有音有字，可是寫下來連我自己也不大明白它的意思與來歷，悶悶不樂；是呀，自己用的字可連自己也講不出道理來，多么別扭?。涸瓉?，北京話的語匯中，有些是從滿、蒙、回等少數(shù)民族的語言中借過來的，我沒有時間作研究工作，所以只能人云亦云，找不到根源，也就找不到解釋”（《〈北京話語匯〉序》）。

繁難如此，傅雷一個南方人，哪能學得來。

六

《駱駝祥子》里有一段，寫祭灶那一天掌燈時分的街景，收尾一句是：

“賣糖的小販急于把應節(jié)的貨物措出去，上氣不接下氣的喊叫，聽著怪震心的?！?/p>

句中的“措”，屬于老舍所說的有音無字語匯，亦見于齊如山《北京土話》（頁八七）。齊氏因音求字，用的是“搓”，而非“措”：

“搓，鏟也，除也，收也。如院中有臟土須鏟出去，則曰‘搓出去’。攤上賣落花生等物，亦曰‘搓一堆’。如一群客中有一二人須特別優(yōu)待而只同樣招待者，亦曰‘搓大堆’。按字書‘搓’只有捻之義，無此解法。因此字原字未詳，姑借用之?！?/p>

老舍把“措”用入小說，也有一個過程。寫《駱駝祥子》以前，他似乎吃不準，哪個字更妥當，——齊氏寫的“搓”之外，也有用“撮”的。他在短篇里，用過“鏟”，如《柳家大院》（《趕集》，良友公司，一九三四）：“正在這個時候，有人來給小王提親，十八歲的大姑娘，能洗能作，才要一百廿塊錢的彩禮。老王更急了，好像立刻把二妞鏟出去才痛快。”又如《新韓穆烈德》（《蛤藻集》，開明書店，一九三六）：“人家賤，咱們也得賤，把貨鏟出去呢，混個熱鬧；賣不出去呢，更不用說，連根兒爛！”這兩處“鏟”，與齊氏說的“搓”，音不合，義合。老舍寫第一部長篇，用的是“推”：

“王家是等著新娘趕散邪氣，陳家是還有四個姑娘待嫁，推出一個是一個，越快越不嫌快。”（《老張的哲學》第四十三）

琢磨的話，可知“推”，或“鏟”，較之“措”，內(nèi)涵要窄得多?！按搿毙钪粚印安坏貌弧钡奈秲?，也捎帶一絲急而無奈的情緒，——很難說清，只能意會。

土字看上去簡單，實則麻纏；傅雷學而無得，不怪他。

七

老舍在倫敦，用心寫小說，“想把文言溶解在白話里，以提高白話，使白話成為雅俗共賞的東西”。

費勁不小，方向卻錯了。

老舍說，在國內(nèi)從事國語運動的友人中，“滌洲是頭一個指出這一個毛病，而且勸我不要這樣討巧”；白滌洲研究方言音韻，和他最為要好。老舍也就明白，“文言中的現(xiàn)成字與辭雖一時無法一概棄斥，可是用在白話文里究竟是有些像醬油與味之素什么的；放上去能使菜的色味俱佳，但不是真正的原味兒”。從第三部起，他即棄絕文言，一心從“活的北京話”中尋出路，——“在文字方面就必須努力，作出一種簡單的，有力的，可讀的，而且美好的文章，才算本事”（《我怎樣寫〈二馬〉》）。

老舍異域求變，傅雷似無所知。

譯書一輩子，傅雷舍不得的，是對文言的依賴。翻譯家中，他看得上，或服膺的，仿佛只有周作人，——“周作人說過：‘倘用駢散錯雜的文言譯出，成績可以較有把握：譯文既順眼，原文意義亦不距離過遠。’這是極有見地的說法”（一九五一年四月十五日致宋淇信）。

到生命的終結，傅雷還沒悟出，論“用字”，他與老舍在兩條道上。

八

一九四九年十月，俞平伯一篇新文藝批評，掀起一場爭論。

這時，舊金山至香港的威爾遜總統(tǒng)號郵輪，載著心態(tài)復雜的老舍，正從橫濱駛往下一站馬尼拉，——老舍不會想到，北京一些人關于方言的辯論，竟把自己卷了進去。

五月間，俞平伯談新文藝，指出“國語和文言很類似的，都有點兒雅，方言都是俗語。國語對于文言雖為俗語（五四時候的反動派稱為引車賣漿之言），對方言又為雅言?？陬^和紙上又總有點兒區(qū)別，一般的白話文所用的言語實在非驢非馬，不青不白，完全‘上口’，實在很難”。他引老解放區(qū)的小說為例說，用口語寫，發(fā)現(xiàn)閱讀上不方便，如歐陽山的《小伯溫》：“民國以前，他家還是個小地主。反正以后，說不清什么理由，他的家業(yè)就‘鼓’了，爹娘也死了?！?/p>

他又接著說：“但‘家業(yè)就“鼓”了’，我初看就不很明白，因為在普通話里，鼓字當作鼓起來的意思講，有一種病叫膨脹病，其字也從鼓。這篇文上下都很明白，我可以望文生義，知道是衰落下去的意思，至少總差不多。若照我們南方話，衰落下去大可以用個癟字，癟字在上海最習用的如‘癟三’，我想北方朋友們也許不大明白吧。‘鼓起來’跟‘癟下去’正好相反，故《辭源》曰：‘飽滿之后?！詈唵蚊髁说纳星胰绱?，復雜的例子，麻煩可知。”

俞平伯以土字為怪，和傅雷因老舍積怨，在情感上是接近的。但有人不以為然。十月二十九日，《人民日報》刊出青果文章《口語用字問題》：

“《華北文藝》第五期俞平伯的《新文學寫作的一些問題》，里面提到新文藝是給工農(nóng)兵服務的，因此，文中的‘鼓’字就成了閱讀的障礙，因為查遍任何字典、《辭源》，鼓字也不作‘衰落’講。平伯先生認為這個成了問題。其實，我認為這個不是口語的問題，倒是用字的問題。據(jù)我的閱讀經(jīng)驗，覺得凡是口里說出的話，字典（至少是《康熙字典》）里必定有那個字。老舍寫的《駱駝祥子》，里面有幾個特別字，看起來顯得生硬，其實讀出來便是日常所說的話，不過他找到‘正字’罷了?！?/p>

十一月二日，王蔚然也在《人民日報》發(fā)表《口語“鼓”字的來源》，呼應青果的意見：“至于有的作者用字，只求音對，不問字義，這是事實，所以我也認為作者對文字應該思索一下再用?！钡谕话?，排在王文之前，還有一篇《也談口語用字問題》，其作者林曦明顯反對老舍的辦法：“一定要《康熙字典》《辭源》里有了那么一種解釋的字兒才準用來寫文藝的話，不要說新文藝，連元曲、水滸、《金瓶梅》《紅樓夢》都一齊寫不出來了。因為這些作者都寫了不少不光是《康熙字典》《辭源》，甚至連說文、廣韻也都查不出那個解釋來的白字?！?/p>

林曦，是新中國文字改革運動的主將，他主張“在新文字沒能推行以前，勉強用方塊漢字來寫人民的口語還是可以的，不過要盡量選用比較常用的，聲音切近、筆畫簡少，而意義又不致引起誤會的字。不要搬古字、找正字、造生字，給已經(jīng)壓得人民大眾夠沉重的方塊漢字的擔子上，再扔進亂石塊去。讓方塊漢字更順利地走向簡單化、標音化的道路吧”。

討論后來移師《光明日報》，——最末加入的是張壽康，老舍至友羅常培的弟子。一九五一年三月三日，張壽康代表一些語言學家，發(fā)表一篇《談口語用字問題》，說：“我的意見是‘字’和‘大眾語’的音完全相同的條件下，可以用正字。但反對‘引經(jīng)據(jù)典’。由音韻的變更上考出來的和‘口語’已經(jīng)離很遠的‘正字’。在習慣上可以念成口語，像沒有的‘沒’，蓮花落的‘落’，還有的‘還’這樣的能用外，其余脫離口語的‘天書’字，都應當不用。”

一個方言用字問題，從四九到五一，辯來辯去，跨了三個年頭，——老舍看在眼里，沒有吭氣，像一個事不關己的看熱鬧的人。

一九五二年四月二十六日，老舍就《駱駝祥子》里用的成語，回信給一個南方的讀者支超明，——信由上?！墩Z文學習》轉(zhuǎn)來，寄自浙江臺州臨海的一個縣。老舍談了一點意見，話說得很委婉：

“來信討論‘任勞任怨’和‘認勞認怨”’，‘任’與‘認’哪個對？自然‘任’字是慣用的，有出處的。你用這個詞的時候，還是用‘任’字為是?！?/p>

到信末，老舍話鋒一轉(zhuǎn)，又說：“我所用的‘認’字是從民間口語中意味出來的；我運用語言，喜歡由口語出發(fā)?！?/p>

在“用字”上，老舍講原則，不遷就。

九

老舍很清楚，《駱駝祥子》里面，類似“認勞認怨”的成語，與那些特別的字詞，像“謯娽”和“瀎泧”，讀者未必好理解，——查一般工具書，得不到恰切解釋。

《駱駝祥子》交給人民文學出版社以前，《宇宙風》上的連載以外，人間書屋，文化生活出版社，和晨光出版公司，印過三個本子，用字都沒怎么改過。老舍說，自己最滿意《駱駝祥子》，因為“它的語言是活的”，可以朗誦。

一九五一年六月六日，《人民日報》發(fā)表社論，批評一些人“……不但不加選擇地濫用文言、土語和外來語，而且故意‘創(chuàng)造’一些僅僅一個小圈子里面的人才能懂得的詞”。老舍開始想通，自己的“缺點”，不能再回護了。一九五五年十月十五到二十三日，全國文字改革會議召開，老舍發(fā)言表態(tài)，“我不再隨便亂用我所熟悉的土語，而要經(jīng)過考慮，把真值得保存的保存下來，豐富我們的語言。這是運用土語，洗煉土語，而不是像我在從前那樣，賣弄和偷懶。賣弄自己會寫地道北京話，會忽略了為群眾服務”（《現(xiàn)代漢語規(guī)范問題學術會議文件匯編》）。

《駱駝祥子》再出新本，不可能原封不動。和傅雷一樣，老舍沒有第二選擇。照出版方要求，一些人物的形象，他們的心理，及其所處環(huán)境的描寫，需要刪節(jié)，改動，或者重寫，有一章甚至連一個字都不能留。他“考本字”所得，除“謯娽”和“瀎泧”等少數(shù)幾個留存，其余的在后來大多遭到改易，——“措”改作“揈”。

其實，在《茶館》第二幕，“揈”也用過：

康順子（坐下喘氣）死啦。叫他的侄子們給餓死的。一改民國呀，他還有錢，可沒了勢力，所以侄子們敢欺負他。他一死，他的侄子們把我們揈出來，連一床被子都沒給我們。

在北京話里，“揈”的意思是轟，跟“措”沒關系，——老舍連這個都不知道嗎？

沒有辦法而已。

二〇二四年元日試筆，凌晨，于打浦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