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對峙的小說，源頭自然是《尤利西斯》，后繼者有科塔薩爾的《萬火歸一》、米亞.科托的《夢游之地》等等。我被這種如神殿 般宏偉又如漩渦般不穩(wěn)定的迷人結(jié)構(gòu)所吸引，便生出踵武前賢之心。關(guān)于如何讓兩個時空各具合理性及張力又能彼此互動，我做過不同嘗試。寫過跨越百年的家族傳承（《西湖》2024年第1期的《驚鹿記》），寫過當代學者對《紅樓夢》及蘇軾的摹想（《作品》2023年第10期的《照相記》），也寫過以大唐為背景的套層結(jié)構(gòu)游戲（《作家天地》2021年第11期的《詩人之于花瓣》）。在這個系列的嘗試中，《十萬嬉皮》是我最用力、也最滿意的一篇。于我而言，這算是一個新嘗試——前后在情節(jié)上并無直接關(guān)系（僅以那句名為“小自”的逃逸的詩句作為紐帶），但在精神上又遙相呼應(yīng)。我不想做《尤利西斯》式的史詩英雄之崇高與現(xiàn)代市民之卑劣的指向性那么鮮明的對比，而希望異代的互文在更多的維度實現(xiàn)，比如"自由"在不同時代的命運。我想嚴肅小說應(yīng)當提供一個容納多種答案多種力量的廣闊空間。飛揚與沉降共存，輕逸與滯重同在。我希望兩個部分各自成立，各自旋轉(zhuǎn)，各自振響。既歧異又共振，既相遙又相傍，“正如南北之兩極，抑或晝夜之日月”。

第一部分的靈感來自于我考研復習俄國浪漫主義文學時看到的一則軼聞：普希金寫于決斗前五個月的絕筆詩《紀念碑》，死后被刻在其紀念碑上，但那句"我在殘酷的時代歌頌自由"被茹科夫斯基刪改了。當時我就覺得這是一個非常有小說感的素材。虛構(gòu)由此開展。第二部分的出發(fā)點則是我的個人意趣。我一直想寫我愛的這群嘻哈歌手。時而迫不及待，時而又告誡自己不應(yīng)這么早下筆。一旦下筆，就必須真誠十倍。決定把萬青的歌名借過來當名字時，我想，這是個大詞，大詞有大詞的張力，但也絕對需要警惕，稍不留神就會寫得傲慢。寫第二部分時我一直對自己說：不能虛浮，不能籠統(tǒng)，要具體，要本色當行。我最終用了個笨辦法：塞了大量與嘻哈相關(guān)的細節(jié)進去。我覺得他們是這個時代的嬉皮士，也覺得他們特像波拉尼奧筆下的那群青年（寫這篇小說的時候，我又把《重返暗夜》重讀了一遍，又想流淚又想呼喊，在這種情緒的涌動中完成了它）。這是我必須要寫的一個小說，是我二十歲煥赫心氣的凝聚與爆發(fā)。隨著年齡愈增，每個寫作者或許都會不可逆轉(zhuǎn)地變得更成熟、更均衡、更從容。但少年時代的作品無法替代。我想我會永遠珍視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