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郁:北大的小院子與大世界
丁帆先生有一本《先生素描》,介紹了南京大學的許多前輩,讀起來頗有意味。讓我想起北京大學溫儒敏先生十多年前寫的《書香五院:北大中文系敘錄》,似乎可以做一下對讀。前者有點峻急之氣,后者則帶著某些京派味道。大學風格不同,治學者的樣式也會有差異,這原因說起來有點復(fù)雜。
溫儒敏所寫“五院”是北大中文系的辦公地址,也叫靜園五院。印象中那是一個獨立的院子,里面有一座二層中式小樓,旁邊是歷史系和哲學系,院子顯得很安靜。它位于燕園深處,離未名湖還有一點距離。院子空間有點小,幾棵矮小的花木點綴著空間,打開門來,外面是一片小果園,讓人想起廢名描寫過的郊外風景。20世紀90年代我當記者時,經(jīng)常到這里參加會議,后來回到北京魯迅博物館工作,與這個院子的聯(lián)系更多了。因為工作所限,結(jié)識的是現(xiàn)當代文學專業(yè)的師生,對于“五院”深層的東西,自然不能有什么印象。
新文化運動與北大關(guān)系甚深,雖然此北大已經(jīng)不是彼北大,但文脈多少還是可以感受到的。那時候嚴家炎、謝冕、洪子誠、孫玉石、錢理群、陳平原、溫儒敏都在崗位上,校園學術(shù)氛圍很濃。我們這些外面的人,看的是熱鬧,而置身于燕園的人,感受則是別樣的。比如嚴家炎能夠冷觀自己的環(huán)境,警惕自我的迷失;錢理群是敢于批評學風的,語態(tài)也多少受到魯迅影響;陳平原的文字則帶一點胡適、知堂的某些趣味,公開主張在保持人間情懷的同時,不妨為學術(shù)而學術(shù)。溫儒敏是我后來熟悉起來的,在王瑤的弟子中,他的行政能力最強,故要做一些與外界打交道的事,介入人事與學科建設(shè)的工作。
從溫儒敏所記前輩的一些掌故和有趣的瞬間也可見“五院”的某些風度。比如林庚的詩人氣質(zhì)和為學的態(tài)度都很難得,因為懂得創(chuàng)作,學術(shù)文章很有文氣。吳組緗是小說家,研究的是古代文學,對于現(xiàn)代文學研究能說出別人說不出的話來。陳貽焮、季鎮(zhèn)淮都有古風,民國學者的味道是有的。王瑤有左翼文化的背景,加之曾在朱自清、聞一多的指導下研究過中古文學,知識譜系顯得復(fù)雜。
一個好的院系,要看有沒有自己獨特的學術(shù)傳統(tǒng),上海的錢谷融、南京的程千帆、北京的王瑤,都是有感染力的學者,他們的許多學生成了今天的學術(shù)中堅力量。經(jīng)過風風雨雨,有些學校的傳統(tǒng)資源斷裂了,有的還帶著舊時的遺風。北大中文系保留了老北大的許多遺產(chǎn),像劉半農(nóng)在1925年搞過語音樂律實驗室(北大語言學實驗室的前身),至今已有所壯大。劉半農(nóng)本來是作家,后來專心于語言學方面的研究,講起現(xiàn)代學術(shù)史,他的名字也是不能繞過的。
老一代學者的一絲不茍總被后人提及,《書香五院:北大中文系敘錄》介紹季鎮(zhèn)淮,說某年其學生畢業(yè)論文答辯,他投了反對票,結(jié)果學生未能按時畢業(yè),這在今天是少見的。溫儒敏回憶,自己在博士論文答辯時,評委之一是吳組緗,吳開口就將論文題目否定了,嚇得他出了一身冷汗。據(jù)說王瑤對自己的研究生也有過不客氣的時候,前輩如此對待學生的論文,說明其內(nèi)心對于學術(shù)的敬重。20世紀80年代我曾多次見過王瑤,先生叼著煙斗,眼睛亮亮的,詼諧中藏著莊重。他的一些個性也傳給了后來的學者。謝冕說嚴家炎對學生“嚴上加嚴”,這很形象,其他人如孫玉石也是嚴師,對學生也不遷就。溫儒敏也是這樣,有一次參加他學生的論文答辯,外來的老師都說得客氣,也欣賞論文的好處,他卻流露出不滿,對自己的學生批評得厲害,以致讓人下不來臺。這樣苛刻的要求,在我看來是過了。然而,想一想,也是中文系多年形成的一種風氣吧。
老北大的傳統(tǒng)有一種厚重感和濟世的態(tài)度,但許多人都覺得現(xiàn)在弱化了。所以不得不重提五四精神和“文氣”。溫儒敏在《中文系應(yīng)當講求“文氣”》一文中呼吁魯迅式治學精神的回歸,乃憂患感的外露。當代文學教育最大的問題是知識代替了生命感受。溫儒敏從自身和他人那里都感到了與前輩的差異,同代師友中唯趙園、陳平原有文章家的氣質(zhì),大多數(shù)是以寫論文體為主的。所以他后來在主持編輯中學語文教材時,就考慮如何提高語感的靈敏度。這也許是借鑒了前輩學者的思路,葉圣陶、張中行就有文章家的寬度,他們自己的寫作經(jīng)驗和閱讀經(jīng)驗影響了教材的編選。五四運動以后,語文如何教一直存在爭論,張中行在《文言和白話》《作文雜談》等書中探索過相關(guān)問題。我覺得張中行的高明處是不單純從工具層面考量語文內(nèi)涵,而是帶著哲學思維和古代文章學的思路,他是真正懂得老北大文脈的人。
前人早就說過,現(xiàn)代文學研究者如果自閉在自己的學科里,是會有局限的。丁帆與溫儒敏在自己的回憶文章里都會跨學科思考一點問題,也就能夠說出本院系深藏的東西來。記得我剛到人民大學工作時,溫儒敏提醒我,不要只盯在自己的專業(yè)、中文系的學科建設(shè)中,如果古代文學、古文獻和古漢語不發(fā)展,氣象總是不行的。后來我體味到,這一提醒是對的。中文教育里,古文是基礎(chǔ)性的,好的學者與作家都敏感于古今之文的差異。至于古文訓練如何而為,路徑大約是不同的。中文系要在拓展空間的同時深化母語的領(lǐng)悟力和表達力。當然,這些說說容易,做起來的確很難。
“五院”古色古香,秋天的樣子很是好看。有一年深秋,我去那里看一位朋友,落葉從外面飄落,涼意也隨之而至,恍然間感到,這是個記憶紛紛而來又紛紛而去的地方。記得有人于此還寫過一些感傷的句子?,F(xiàn)在中文系已經(jīng)離開了那里,搬到了較闊氣的地方。新生們大抵不知道“五院”曾有的空間,但在老一代人的回憶文章里,那狹窄的樓道通著一個大的世界。去年,北大新成立了現(xiàn)代中國人文研究所,洪子誠有一個發(fā)言,談到研究所的前身“文化研究中心”當年誕生時的情形。忽記得那是20世紀末,那一次我也在場,聽了眾人不少高見。
洪子誠回憶道:“記得‘研究中心’成立在1999年7月,在中文系所在地的靜園五院,樓上一個不大的會議室,場面遠不如現(xiàn)在宏大隆重,氣氛卻相當熱烈。記得當時與會的除主角陳平原外,有北大中文系的樂黛云、謝冕、嚴家炎、孫玉石、錢理群、溫儒敏、高遠東,哲學系的胡軍,歷史系的歐陽哲生,藝術(shù)系的朱青生;有社科院文學所的楊義、趙園,北師大的王富仁,清華中文系的徐葆耕……二十幾年過去了,王富仁、徐葆耕教授已經(jīng)離世,而樂黛云、嚴家炎、孫玉石等老師也因為身體原因無法出席今天的會議……歲月的這些有情也無情的變化,讓人感嘆。”
洪子誠的只言片語不無滄桑感。時光深處的“五院”亮著眾人記憶里的燈,那是讀書人生命的光,閃動著有詞與無詞的言語。欣慰的是許多老人現(xiàn)在還在,像洪子誠、謝冕、錢理群等人依然活躍,文章越老越有風采,沒有過去士大夫的那些暮氣。北大最可貴的地方,是有一批拒絕自戀、具有憂患感和責任感的師生。雖然也存在盲點,有時不盡如人意,但不凡之徑總還是能夠看到的。只要那些熟悉的路標還在,記憶還在,后來的人便會知道自己該去的地方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