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學派以惠施、公孫龍為主要代表?；菔?，宋人，曾長期在魏國為相，晚年返回宋國并與莊子交好，其生卒年不可考，但《莊子·天下》云“惠施多方，其書五車”，故我們不難想見惠施著述之宏富，然其著作早已遺佚?！稘h書·藝文志》著錄《惠子》一篇，亦佚。因惠施自身已無著作傳世，我們今天只能依據《莊子·天下》中之殘存記錄，以及散見于《荀子》《韓非子》《呂氏春秋》等多種古代文獻材料中的惠施言行片斷，整理惠施學說，這從根本上限制了后世學者有關惠施學說的研究。公孫龍，趙人，亦有說魏人者，其生卒年不可考，但《莊子·天下》明確指稱公孫龍等人為“辯者之徒”，則公孫龍應在《天下》完成以前即已成為其時可圈可點的著名辯者。又《天下》謂此類辯者皆與惠施“相與樂之”，而惠施“觀于天下而曉辯者”，可知惠施當為此類辯者的領軍人物，則公孫龍其年應少于惠施。又《呂氏春秋·淫辭》與《史記·平原君虞卿列傳》等多種古代文獻材料分別載有孔穿、鄒衍與公孫龍辯于趙平原君所之事跡，則公孫龍似應與平原君、孔穿以及鄒衍等人同時。公孫龍的主要思想保存在《公孫龍子》一書中，《漢書·藝文志》中收錄了《公孫龍子》十四篇，今本《公孫龍子》僅存六篇，其中《跡府》一篇乃后人所作敘述公孫龍其人言行者，其他五篇則基本上可以肯定是公孫龍本人所作。以名家的著作而論，公孫龍之地位實較惠施更為重要，目前海內外學界有關名家哲學之研究，實以《公孫龍子》為主要文本依據。

傳統(tǒng)誤讀了名家

先秦文獻中并無作為思想學派意義上的“名家”稱謂，“名”或“名家”之稱謂，始于西漢?！妒酚洝ぬ饭孕颉芬抉R談“論六家之要旨”曰：“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名家苛察繳繞，使人不得反其意，專決于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檢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這段引文無疑是現存中國古代文獻中有關“名”或“名家”稱謂的最早記錄。不僅如此，司馬談還明確將“名”與“陰陽”“儒”“墨”“法”“道德”等其他諸家一同列為他所理解的先秦時代最重要思想學派中的“六家”之一。至班固撰《漢書·藝文志》，仍將“名家”視為“九流”之一，“名家者流，蓋出于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鬃釉唬骸匾舱?！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似渌L也。及譥者為之，則茍鉤釽析亂而已”?！懊摇币慌桑谙惹匚墨I中被稱為“辯者”，如《莊子·天下》指“恵施以此為大觀于天下，而曉辯者。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桓團、公孫龍，辯者之徒，飾人之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荀子·非十二子》稱“不法先王，不是禮義，而好治怪說，玩琦辭，甚察而不惠，辯而無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為治綱紀；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眾：是惠施、鄧析也”。可知，依據荀子或者荀子后學的看法，至少恵施、鄧析、桓團、公孫龍應同屬“辯者”。

毋庸置疑，依據上述對先秦兩漢相關重要代表性文獻材料中有關“名家”或者“辯者”稱謂之來龍去脈的簡單梳理，我們至少可以初步得出以下幾點結論。其一，名家實為在先秦時代客觀存在并且產生過重要影響力的思想學派之一，漢代人所謂的“名家”大體即指先秦之“辯者”而言；其二，名家不僅被漢代史家所批評（如司馬談所謂的“苛察繳繞”與《藝文志》所謂的“鉤釽析亂”），而且被其同時代或稍晚時代的儒、道等重要思想學派的代表性人物所詬?。ㄈ纭肚f子·天下》所謂的“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與《荀子·非十二子》所謂的“好治怪說，玩琦辭”）；其三，盡管先秦時代儒、道等重要思想學派的代表性人物與漢代史家對“名家”存在嚴重誤讀與誤解，但是他們都沒有完全否定名家學派存在的合法性，如《莊子·天下》指惠施“弱于德，強于物……散于萬物而不厭，卒以善辯為名”，司馬談亦稱名家“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這正是名家在先秦名辯思潮中以“名”著稱于世的真實寫照。問題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對“名家”的誤讀為何會發(fā)生？原因在于中國傳統(tǒng)文化更加注重道德與政治方面的課題，而對于“知識理論”關注不夠、興趣不大，以致不能以一種“知識理論”的視角看待名家的那些略帶“詭辯”傾向實際上卻同樣在中國古代“知識理論”建構上卓有開創(chuàng)之功的成果。

名家的哲學貢獻

我們知道，春秋戰(zhàn)國時代既是禮崩樂壞、社會秩序發(fā)生劇烈變化的時代，同時也是百家爭鳴、學術思想呈現空前繁榮的時代。先秦時代最為引人矚目的社會思潮當屬“名辯思潮”，先秦諸子圍繞“名實關系”這一核心主題展開了極富哲學意義的“爭鳴”。從某種意義上，我們甚至可以說，只須循著先秦“名辯思潮”的哲學問題史線索，即可建構出先秦諸子哲學的大體發(fā)展脈絡。名家是先秦“名辯思潮”中最活躍的思想學派之一，在對“名實關系”這一核心主題的理論探討上做出過不可替代的卓越貢獻。名家偏于形而上學與邏輯學旨趣，開啟并推進了中國古代有關“知識理論”問題的討論。無論如何，這都是先秦思想史上濃墨重彩的一筆。

關于名家哲學的研究，不同文化或理論背景的研究者當然可以從各自視角出發(fā)作出種種解讀，然而這些關于名家哲學的解讀，都與名家哲學的精神（即本質特征或曰根本旨趣）相契應嗎？我們認為，要回答此問題，必須預先對“名家哲學”自身作一番理論上的考察，方可形成關于名家哲學之基本定位。其一，名家對于“世界”之基本態(tài)度。中國傳統(tǒng)文化通常被認為是“儒”“道”“釋”三家之學，這實際上是指“中國哲學”在經歷“隋唐佛學”，尤其是“宋明新儒學運動”之再創(chuàng)階段后的理論格局。如若就作為“中國哲學”之原創(chuàng)階段的“先秦哲學”言，則“先秦名家”（知識論）、“先秦儒家”（道德哲學）與“先秦道家”（美學）共同構成了“先秦哲學”之基本理論框架。一般而言，如果說由孔子開創(chuàng)的儒家側重于“化成”世界，由老子開創(chuàng)的“道家”側重于“觀賞”世界，那么以惠施、公孫龍為主要代表人物的名家則側重于“認知”世界。其二，名家關于“自我”境界之預設。與儒家重點強調“德性我”（Moral Self）、道家重點強調“情意我”（Aesthetic Self）不同，名家所預設之“自我”境界顯為“認知我”（Cognitive Self），故其在哲學上的根本理論旨趣既非“道德”，亦非“審美”，而是“知識”，此為我們理解與把握名家哲學所首需辨析清楚者。其三，名家所關注的“課題”對象。儒家學派以重建“周文”為旨歸，故其首重道德哲學方面的課題。不同于儒家學派對“周文”持正面建構立場，道家學派對“周文”持反面解構立場，主張以其“反”的方式歸于“自然”（即“不做作”），故其首要關注的課題乃為美學方面。依據現存《莊子·天下》中之惠施的“歷物十事”及《公孫龍子》一書可知，名家學派以探討“認知”問題為依歸，故其課題首重“知識”問題。

名家圍繞建構“知識理論”這個目標，在語言（“名”即“概念”，是“語言”中的最小單位）、邏輯學（“名”與“名”之間的關聯）與形而上學（“名”脫離“實”之后所獲得的“獨立實存性”）等方面均有重要理論建樹。如若以《公孫龍子》一書為主要文本依據，我們似乎可以說名家哲學主要以“知識理論”（如《指物論》）為導引，圍繞“名”與“實”的關系（如《名實論》）、“名”與“名”的關系（如《通變論》）以及“名”自身的絕對獨立性（如《白馬論》《堅白論》）做文章。就《公孫龍子》之哲學思想體系的建構而言，其最重要的一篇應該是《指物論》，次重要的是《白馬論》與《堅白論》，《名實論》反而是最次要的一篇。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公孫龍在《指物論》中對“指”與“物”之認知關系，對“指”之獨立實存性與對“指”與“名”之差異性的確認，都反映出公孫龍為探討一種“知識理論”而在邏輯與形而上學思考方面做出的成績。然而，公孫龍在《指物論》中并未真正深入闡述像“‘指’與‘物’之認知關系何以可能”之類具有更大難度系數之理論問題。如若以康德《純粹理性批判》中之“知識理論”視角衡量之，則公孫龍《指物論》對“知識理論”所做的探討尚屬于初始階段，故其在理論思考上的成績遠未達到像康德《純粹理性批判》那樣的深度；中國傳統(tǒng)文化向來都不注重對“知識理論”的探討，我們今天重新詮釋先秦名家之思想文本，其意即在挖掘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之“崇智”因素，并希冀以此重新喚起國人在這樣一個社會大變革時代對于 “知識”等理論層面問題之嚴重關切。

須重新詮釋名家

我們知道，兩千多年來的中國歷代學者，囿于種種復雜因素，往往對名家在中國思想史上的獨特理論貢獻缺乏客觀認識與公正評價。根據我們的初步研究，名家之所以會在中國思想史上“曇花一現”，究其根本是源于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之“知識理論”維度的缺失。正是這種缺失導致兩千多年來人們在對名家的理解上存在嚴重不足。不僅如此，秦漢以降，隨著政治大一統(tǒng)格局的形成，中國傳統(tǒng)文化之“儒道互補”架構亦趨完成，因名家之立論本非針對“周文疲敝”而發(fā)，它應屬先秦“名辯思潮”之派生學派，故其與中國本土主流思想學派（儒、道）之間存在巨大精神鴻溝與思想隔閡；加之名家討論的課題理論性極強，往往缺乏明確的現實針對性與實用性，甚或帶有“詭辯”傾向，亦常引時人及后世史家誤會其本意。以上諸多因素疊加造成名家只在先秦“百家爭鳴”的特殊氛圍中“名噪一時”，卻在后世中國思想發(fā)展史中成為“絕響”之歷史命運。

自秦漢至明清的漫長歲月中，名家學說除了間或有些零星的愛好者，幾乎無人問津，后世甚至認為“古代本沒有什么‘名家’”。即便是近現代“西學東漸”以來這一百年間，名家研究雖然獲得了某種程度的重視與復興，但由于名家并不屬于中國傳統(tǒng)文化之主流，跟儒家或道家這些熱門學科相比，它無疑仍然是冷門、偏門與小眾學科，始終屬于中國思想史研究領域的薄弱環(huán)節(jié)。以上所有這些“不利因素”實際上嚴重遮蔽了名家研究的學術意義。毋庸置疑，對先秦名家的文獻進行集中整理并對其思想進行系統(tǒng)研究，對于我們今天建構“先秦哲學”甚或一門有關“中國哲學”的“知識論”都具有不可否認的重要理論意義。此項工作實屬補足自身理論缺失且具有填補空白價值的創(chuàng)造性勞動。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