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春平，1983 年生，文學博士，教授，山西財經大學文化旅游與新聞藝術學院副院長。中國現代文學館特聘研究員。曾獲山西省社會科學研究優(yōu)秀成果獎一等獎，中國當代文學研究優(yōu)秀成果獎，趙樹理文學獎，《黃河》年度文學獎，山西省百部篇工程一等獎等獎項。近年來在《民族文學研究》《當代作家評論》《南方文壇》《小說評論》《揚子江文學評論》《當代文壇》等刊物發(fā)表論文百余篇，出版《邊地文化與中國西部小說研究（1976—2018）》《文學地圖的批評譜繪》等專著，主要從事當代文學批評和現當代文學研究。

周明全，復旦大學中文系2022級中國現當代文學博士研究生，《大家》雜志主編。著有《隱藏的鋒芒》《“80后”批評家的槍和玫瑰》《70后批評家的聲音》等；與陳思和共同主編《“80后”批評家文叢》《70后批評家文叢》，主編《當代著名學者研究資料叢書》等。曾獲第十四屆中國當代文學研究優(yōu)秀成果獎、《文學報·新批評》2015年度優(yōu)秀評論新人獎特別獎、2020年南方文學盛典年度批評家等。

這十年：文學批評讓我越來越清晰地確認了思想的銳力和自我的可能

周明全（以下簡稱周）：《南方文壇》“今日批評家”2020年第3期推介了你。而早在2016年，你就入選為中國現代文學館第六屆客座研究員?；仡^看這些成長之初的幫扶，有何感想？同時，你是如何看待包括《南方文壇》“今日批評家”這樣的刊物和中國現代文學館客座研究員這樣的培養(yǎng)機制對青年一代批評家成長和助推的？

金春平（以下簡稱金）：感謝明全兄給我這次回溯自我、整理自我、反思自我的機會。

中國現代文學館客座研究員的入選，對于許多當代青年批評家，都是非常重要、非常珍貴的學術際遇，也是他們開始走向中國批評界前沿的重要通道。2016 年我有幸入選第六屆中國現代文學館客座研究員，既深感意外，又非常慚愧，更多的是難忘的經歷和充實的收獲。文學館客座研究員這一“身份”的被賦予，包含著一種接納、期許、鼓勵和責任，對于剛剛步入文學批評行業(yè)同時還在摸爬滾打、艱難探索，但又多少懷揣著一點遙遠而游弋的文學批評理想的我來說，既是“提振”與“賦意”，也是“重塑”與“確立”，正是客座研究員制度讓個人縹緲的理想有了落地與生根的可能。中國現代文學館客座研究員機制，它以群體“集結”的方式，將不同研究領域的青年批評家匯聚于文學館這一文學批評的殿堂，多元的個體面目由此獲得了相對清晰而總體的聚焦；它以“開放”的原則，吸納著在業(yè)界已經有著廣泛影響的青年學者，也接納著類似我這樣長期處于學徒期的文學批評學子；它以“引領”的姿態(tài)，積極介入中國文學發(fā)展和中國文學批評的最前沿現場，在批評的爭鳴中率先對中國文學的作品、現象、問題、趨勢、理論進行集體性的分析與反思；它以“跨界”的原則，打通了作協、高校、研究機構、作家、刊物、批評家以及地域之間各自為陣的區(qū)隔，實現了文學現場、文學批評、文學理論、文學傳播的同頻聯動?？妥芯繂T的經歷所給予的不僅是機會和信賴，還是一份篤行學術與批評信任的責任契約！

如果說客座研究員是學術體制化的“身份賦形”，那么《南方文壇》的“今日批評家”欄目，則與前者形成了互補：它以對批評家個人的立體學術肖像的凸顯和展陳，來助力青年批評家在當代文學批評界的形象塑造和個人成長，助推其在全國批評界的確立和認可，而這位發(fā)現者、助推者和塑造者就是張燕玲老師。張燕玲老師以其敏銳、犀利、公正和包容打造的學術精品欄目，以對批評家個體“面目”清晰而立體的聚焦為呈現方式，每期的五篇文章（連同插圖）勾勒出一個由自我到他者、由學術到生活、由精神到性格等多維面向的鮮活、完整、立體的“批評人”，這是以“小評傳”的方式對青年批評家的“志錄”與“流傳”，而對批評家的為學、為文、為人乃至影像記錄，已經演變?yōu)橐粋€“綜合人物文本”。對于許多青年批評家來說，“今日批評家”欄目是許多散布于全國各地的批評家，由各自的“地方”走向“全國”的成長契機和學術起點，對于中國文學批評界，張燕玲老師與“今日批評家”欄目功莫大焉！非常慚愧的是，我只是其中的忝列者。接到張老師的通知說要給我做“今日批評家”小輯，這是個讓我意外而又惶恐的任務，因為我深知自己無法與欄目相匹配，更沒有自信的學術資本敢于將自己放置于欄目的聚光燈下被全國批評界所審視，但是張老師態(tài)度很堅決，并且限定了交稿時間。時至今日，我仍然沒有取得如其他青年批評家那般扎實厚重的成績，卻深刻體會到了張燕玲老師對我這樣一個身處學術邊緣地帶的學子的關愛、提攜、包容和鼓勵，也收獲了個人學術生涯當中寶貴而深厚的慷慨與情義。

周：你在南京師范大學師從高永年教授攻讀博士學位，此后又到南京大學跟隨丁帆教授做博士后研究，這兩位老師對你從事文學研究有哪些影響？其他還有哪些師友對你產生過影響？

金：感佩明全兄對我的了解。高永年教授和丁帆教授，既是我的授業(yè)恩師，更是我的精神導師。從青年時的懵懂無知，到中年時的日漸澄澈，二位先生給予我的，不僅是知識與方法，更多的是為學之道、為人之法、處事之律與人格之本，這份純粹、至真、有愛的師生之情在經歷了生活的磨礪和滄桑之后，越發(fā)閃耀出它的真誠、珍貴與恒久。

高永年老師是現代新詩研究領域的權威專家，高老師一向提倡“文學研究”和“文學批評”的“美學性”，鼓勵我們的學術文章或評論文章要努力追求“詩性之美”“文質之美”“語言之美”，“學術論文和批評文章同樣是文學創(chuàng)作，唯有有光的文字、有美的語言、有情的文章，才能容納文學的精髓、人學的精魂、思想的精深”。三年期間，高老師經常會將自己在閱讀或研究過程中發(fā)現的“學術美文”分享給我，要求我嘗試解析文章何以至美，并將之化為自己的為文血肉。沿循著對文學（詩學）美學性領域的學術興趣，高老師引導我對“文學美學”要進行“理性解析”，這種由感性直覺展開學理分析的方法，正是一種學術思想和學術范式的構建，對于當時將拗口而晦澀的西方譯著奉為圭臬的我來說，這是警醒、矯正與引導，高老師對文學之美的感性直覺進行理論解析的學術觀也成為我進行博士論文研究，以及今后從事文學批評的潛在方法論。時至今日，當學術界重新呼吁有個性、有情感、有溫度、有審美的批評文字，高老師所提倡的學術批評“美學化”、文學美學“學理化”的學術實踐和學術觀念，就更顯示出其獨立的學術個性和深遠的學術眼光。盡管我因能力和功力有限，只能寫一點干癟枯燥的文字，但高老師所提倡的學術研究的美學化觀念，卻成為我至今所堅定踐行的學術基石。

丁帆先生是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領域著名的文學史家和文學批評家。在我的學術生涯當中，能有幸跟隨丁老師求學是我最為寶貴的人生財富。在文學研究領域，丁老師的治史思想、治學方法、學術視野、學術精神、為學智慧、為學品格等，都是吾輩學生傾心企慕而不可企及的榜樣。丁老師所倡導的“啟蒙主義”的學術思想，所倡導的“義理”和“考據”兼重的學術主張，所提倡的“人性”“人道”的學術立場，所推崇的“文學價值觀建設” 的學術法則，所洋溢的“浪漫主義”的價值氣象，所秉持的“知識分子”的士子風骨，所恪守的“人文良知”的道德品格，所踐行的“仁慈江湖”的浩蕩情義，早已浸潤轉化為我為學、為人、為事的精神坐標。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至今讓我依然激動和難忘的一幕，是在我的博士畢業(yè)論文答辯會上，丁老師所給予的指導、包容和鼓勵，也由此開啟了我和丁老師之間的師生緣分。從博士后期間研究游牧文化與西部文學，再到如今嘗試涉獵部落文化與西部文學，如此逐步深入的學術研究軌跡，無不包含著丁老師的引導與希冀。在十多年的學習生涯當中，每每在學術上遭遇誘惑、焦慮或迷茫，丁老師的箴言也如同預言，總是給予篤定和告誡：西部文學是一個巨大的富礦。只是面對老師我經常會心生慚愧而不敢直視，因為我并未做到如老師所期待的那般篤定、勤奮和努力。

十分欽佩樊國賓師兄在《師父》一文中對老師的感念，招錄一段，他言昭我心：“長大后漸漸懂了?！^音在遠遠的山上，罌粟在罌粟的田里’，師父之所以為師父，因為他是山上那個度眾生者。世間之大，茫茫萬劫，可能我們很多人最終都會省悟到——一生只享受了‘內觸妙樂’是殘缺的，因為這是羅漢和菩薩、小乘與大乘、享清福還是享洪福、蒼生跟淵藪之間的區(qū)別?！?/p>

周：有種觀點認為，高校的科研考核體制對年輕學者從事文學批評工作有一定的干擾，你怎么看待這個問題？對你個人從事文學批評有影響嗎？

金：明全兄直擊到了學術自由和制度規(guī)約這一當代高校教師所普遍面臨的事業(yè)困境。高質量的人文科學成果的產出需要一定的時間積淀，以“過度”的量化指標體系去驅動成果的產出，要么導致低水平或泡沫化的成果生產，要么導致違背道德與公平的學術功利，要么導致努力無望后的現實放棄，而更多的學子則是陷入深刻而集體的精神焦慮；但與此同時，對于身處多重生活旋渦當中的青年教師來說，若無一定的制度規(guī)約和體制導向，同樣可能在日?；纳⒙紤挟斨凶铚晕业膶W術動力。在我看來，從文學研究的學科特征、規(guī)律和可能性出發(fā)，以“合理”的制度規(guī)約、機制激勵、指標設定，來引導對青年教師學術成果的考核與評價，不僅是解決體制管理與學術規(guī)律之間“錯位”的有效途徑，而且這種“合理”完全可以轉化為每位青年學子的學術“可能”，生成他們的學術“動力”。因此，我理想的科研考核體制，一方面有著指標量化的考核，另一方面，這種量化又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多元性和可實現性。也就是說，相對“合理”的考核體制，應該是契合人性的訴求，它既要祛除人的惰性放縱，又具有一定的難度鼓勵，并伴隨著階梯式的升級和與之相匹配的認可機制，唯有如此，才能讓人持續(xù)葆有學術研究的熱情、堅韌、執(zhí)著與行動，擁有更充實的價值感、收獲感、意義感和自由感。

周：你這些年主持完成國家級和省部級項目近20 項，這么多社科項目，會不會分散你正常的閱讀時間和對主要研究領域的深耕？

金：明全兄的提醒正當時。密集的科研項目，特別是項目之間沒有關聯或者沒有交叉，開展研究確實有疲于應付和忙慌不堪的凌亂之感，勢必會影響到個人正常的學習時間和精力。在當前高校科研項目考核制的規(guī)約之下，持續(xù)不斷地申報各類項目，這樣的狀態(tài)也是當前高校教師學術生活的日常鏡像。面對這種暫時無法更改和逃離的處境，一方面需要培養(yǎng)項目團隊，以團隊分工開展研究，以期用有限的精力、規(guī)定的時間取得質量最大化的科研成果；二是科研項目的申請和設定要有內容邏輯關聯，這樣才能既保證成果產出的連續(xù)，又能保證研究內容的互補；三是科研項目的申請和設定要有類型區(qū)分，既要凝練和構建源自于現實文化癥候的理論性學術課題，也要積極申請偏實踐、偏應用或偏對策型的現實調研類課題，以理論發(fā)現指導實踐方向，從實踐應用激發(fā)理論自省。因此，適當的跨學科、互動式或對話式的課題研究，是不斷打開研究對象覆蓋面，又能形成合理的研究節(jié)奏、研究強度和研究效度的可能方式。但再多的科研項目始終需要恪守并時刻告誡自己的是：廣泛而精深地閱讀，深刻而系統地思考，勤奮而穩(wěn)定地寫作！

周：你是哪年發(fā)表自己的第一篇評論文章？寫的是什么？到目前為止，你最滿意的一篇文章或著作是哪（篇）部？

金：我的第一篇評論文章是發(fā)表于2005 年《六盤山》上的《大西北的血與淚——讀長篇小說〈西北狼〉》，是受碩導郎偉教授所命而完成的作文?，F在看來都是些非常稚嫩的文字，但也確實激發(fā)了我繼續(xù)從事文學批評的熱情，直到碩士畢業(yè)時，誤打誤撞地發(fā)表了兩篇核心期刊，也因此才有了報考博士的資格。至于最滿意的作品真不敢奢談，都是些很輕淺的文字，有些凝聚了自己思考的文章在剛完成時還有一些勝利感，但是等它發(fā)表出來放置一段時間后再重新閱讀，才發(fā)現有諸多瑕疵或遺憾之處。它似乎時刻告誡我：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寫半句空。

周：這十年來，青年批評家異軍突起，你每年都發(fā)表大量的學術文章，收獲頗豐。你自己認為，這十年來，在學術上，你有哪些新的突破和變化？

金：感謝明全兄的鼓勵。不敢妄談突破，只能說一直在做一些積累、探索和努力。第一是盡可能把對問題的思考推向深入。學術研究力圖穿透流于表面的探討和饒舌的贅語，努力抵達它們最為內在的肌理，“如此為何”“因何如此”“如此何為”是我在面對研究對象時試圖解決的三個問題，似乎這樣的解析才算酣暢淋漓。第二是盡可能在研究中探尋一些“構建性”。能夠從文學現場和文學史的研究當中，揭橥一些被遮蔽和被掩蓋的本質規(guī)律，且這種規(guī)律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與有效性，并能在一定范圍、時間、對象當中具有可通約性，這種對文學的“解密、發(fā)現和發(fā)明”常常讓批評家享受著隱秘的思維樂趣和心理誘惑。第三是盡可能以哲學辯證法的姿態(tài)，去審視現有文本的品質高下、文學現象的脈絡走向，將文本或現象視為“中間物”而非“靜態(tài)物”，視為“結構性存在”而非“自足性存在”，以此獲得對某一現象問題的立體而清晰的透視和判斷。在風云流動的年代，努力發(fā)現一些能經受得住追問、拷問和質問的結論，努力從迷障亂象當中剝離一些具有警醒、清醒和獨醒的聲音，大概是我一直努力但仍在漫長跋涉中的目標。

文學研究：從地方性文學的研究努力通達對文學中國的認知

周：丁帆教授在《朝乾夕惕 鉤深致遠——金春平印象記》總結了你的研究——從其研究格局來看，金春平的研究領域分為五個板塊：一是“山西作家作品研究”；二是“當代（全國）作家作品研究”；三是“當代文學現象研究”；四是“少數民族文學研究”；五是“西部文學研究”。無疑，這是一個從地域作家作品研究為學術發(fā)端的格局，也是許多學者的必經之路，但是，倘若走不出這個怪圈，他只能是一個格局狹窄的三流評論家。有兩個問題請教兄，一是你是如何將這個看似完全不同的研究對象納入自己的整體框架中的？它們之間有哪些交叉？二是你是如何看待地域性研究和走出地域，做更廣闊的研究的？

金：明全兄戳中了我不愿示人的隱痛。過多的研究對象必將導致學術聚焦的離散和學術質量的質疑——這是學術研究之大忌。我曾一度努力做學術的“減法”，以期將有限的精力投入對特定對象的深入研究中。但是，這些研究對象卻如同自己辛勤培育的花朵，強行舍棄哪一朵都深感不忍，于是，時至今日只能盡可能兼顧。這種兼顧確實如兄所說，存在“將看似完全不同的研究對象納入自己的整體框架中”的困擾。于是，我只能淡化其地域屬性差異，把它們視為具有公共通約性的“文學之中國性”“文學之當代性”“文學之美學性”，將其放置于中國當代文學史的整體圖譜視閾當中進行研究，考察它們對中國當代文學史在思想、藝術、美學等領域的創(chuàng)造性價值和拓展性意義，探幽其與當代文學理論話語之間的隱秘互動與生成建構，在“地方性”與“超地方性”的辯證視閾當中，發(fā)現每一類研究對象所包含的能豐富、拓展與生成中國當代文學的思想、美學、精神、理論高度的可能維度。因此，從顯性層面來看，它們之間的交叉地帶就是“中國性”“當代性”“美學性”的文化空間，而從隱形層面來看，它們因為共同蘊含著對“人”“人性”“人心”的洞察或發(fā)現而具有深刻的公理性。

明全兄提到的第二個問題，也是我一直在努力解決而不得其法的問題。在當前的學術研究生態(tài)當中確實存在一些心照不宣的話語等級觀，研究中國當代主流作家作品要遠比研究地域性文學所能獲得的成就感大得多，一直停留在地域性文學研究的圈定當中，將最終只能成為丁帆老師所說的“倘若走不出這個怪圈，他只能是一個格局狹窄的三流評論家”。因此，近年來，我有意將中國當代重要作家作品、重要文學現象作為自己關注和研究的對象，這也是誠如明全兄所說的“走出地域”的艱難努力。但在“走出地域”“面向中國”的批評跋涉當中，反而讓我獲得了對原有地域性文學研究“走向縱深系統”的可能性的新啟發(fā)，那就是：從地域性研究到走出地域研究，其實都隸屬于“文學中國研究”這一范疇，因此，要賦予地域性以超地域性，賦予地方性以超地方性，賦予民族性以超民族性，即要兼?zhèn)鋵Φ赜蛭膶W研究的“內視域”與“外視域”、“歷史視域”“當代視域”與“未來視域”、“地方視域”與“人類視域”、“文化視域”與“美學視域”、“文學性視域”與“理論性視域”，在多重視域的互文、共通、辯證的審視當中完成對地域文學研究的“總體性”發(fā)現。

周：關于“游牧文學”，你已經關注近十年了，先后做過 “游牧文化與 20 世紀中國文學關系史論”“游牧文化與中國西部現代‘漢語寫作和漢語譯介’小說研究”“游牧文化與中國當代西部少數民族文學研究”“游牧文化與中國少數民族小說研究”等社科課題，丁帆教授認為“游牧文學”可以填補中國鄉(xiāng)土文學之內和之外的許多研究空白，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這十多年的研究，你自己覺得“游牧文學”對填補中國鄉(xiāng)土文學的研究有哪些重要價值？“游牧文學”現在研究的現狀、難點和新的學術生長點分別是什么？

金：游牧文化對中國鄉(xiāng)土文學研究的價值具有相當獨特的價值。首先，從游牧文明的角度切入，為發(fā)現或闡釋西部現代文學“因何獨特”“何以獨特”“獨特何為”等核心問題提供了新的研究路徑；其次，游牧文明的文化觀念、宗教思想、精神內涵、社會認知、民族精神等核心命題，塑形和生成出西部文學“獨特”的敘述理念、價值輸出、文學精神、美學內涵，豐富了中國文學史的生態(tài)版圖；再次，對西部游牧文學的整體研究，能透視作家“有意識”和“無意識”的對游牧文明為主體的“文化西部”的現代性借鑒和轉換的方式、效果和影響，以及對文學主體的精神建設和文化構建價值，能審視到游牧文化敘事小說所呈現出的獨特人文內涵、藝術美學、生命審視和人性發(fā)現。

同時，這一研究領域也面臨著一些難點。譬如，盡管高度重視游牧文化到西部小說轉化的諸多中介，也力圖解析游牧文化特質從“生活世界”轉化到“文本世界”的藝術方式，但仍存在“史料支撐”“文本空間”“理論解析”“美學闡釋”等論證過程中“貼切性”“契合性”和“有效性”不足的缺憾。

但我更確信的是這一研究領域具有著強勁的學術生長潛力。譬如，可以通過文化人類學、邊疆民族史學、民俗學、考古學、語言學等跨學科方法，探討“多元游牧文化”與“西部邊疆文學”之間歷史的、審美的、思想的、文化的隱秘互動；可以將“西部邊疆文學”之范疇進行拓延，通過田野調查、實地搜集、走訪記錄等方式，系統搜集和整理之前未被搜集、整理和研究的口傳文學、部落文學、民間文學、母語文學、史詩文學、作家文學、譯介文學等，建構西部邊疆文學的史料數據庫；可以考察西部邊疆文學以“自下而上”“自邊緣向中心”“自微觀向總體”“自地方向中心”的方式，參與和形塑“中國多民族文學共同體經驗”的生成機制和融通效果等。

周：通過你的研究，你是如何看待文學的地方性的？你在談“游牧文學”時說道：“諸多邊疆少數民族作家，如沈從文、老舍、蕭乾，以及扎西達娃、張承志、阿來等的現代性體驗、觀念和思想，無不是以‘出走地方’的方式才得以獲取。”那通過你的研究，你認為“走出地方”而不會也在一定程度上丟失地方性？

金：地方性敘事需要入乎其內的“在地性”。作家以對地方性的熟稔和熱愛，在“近景”雕刻當中完成對地方性空間的“深描”，形塑出地方性的風景、風情、風俗等“審美差異”；但如果作家只是展陳地方的日常生活，將地方性的“深描”作為唯一的敘事目的，那么這種敘事就因缺乏文化差異、歷史流變和人性肌理的發(fā)現而流于表面。因此，地方性敘事還需要出乎其外的“離地性”。它能逃離既有地方性所附著的褊狹，將之作為“遠景”而賦予其反思性、批判性和文化性的審視，在與他者文化的參差視域當中完成對地方性的價值判斷和意義賦值；但同時需要警惕的是，如果作家只是將地方性轉換成抽象理念的符號化表達，它又必將消弭地方性的“異質”，甚至喪失地方性必須具備的文學“真實感”，地方也將淪為理念、寓言、象征和隱喻的意象載體。因此，優(yōu)秀的鄉(xiāng)土作家往往延循著由“在地”到“離地”到“再在地”的視閾融合軌跡，即遵循內視角與外視角的“文學辯證法”——內視閾保證了文學的地方性色彩、地方性真實、地方性體驗，外視閾完成了對地方性的反觀、發(fā)現和賦形。而融合內視閾與外視閾的重要轉換機制，則是作家的思想主體性建構。但作家思想的主體性構建則普遍需要借助“走出地方”才得以兌現，并在異質文化的體驗當中激發(fā)起其文化思想自覺，構建出以文化現代性和普遍人性為核心的地方文學思想觀，這使他們對地方性的深描，具有了強大的思想支撐而不至于陷入瑣碎的地方性展覽，并“反視”到習焉不察的地方性精神所蘊含的“文化可能性”。因此作家的“出走”是為了更有效地“反觀地方”，“離開”是為了更精深地“發(fā)現地方”，“異閾”是為了更深刻地“審視地方”，他們以“出走”的方式所獲得的“異質經驗”和“異閾體驗”，是在完成地方文學思想觀的生成和確立，而作家以此價值思想重新展開對地方性的內與外的辯證抒寫，才是真正開啟對地方性敘事的“典型化”構建。

周：很多年輕批評家不是太愿意關注本土文學，一是認為太熟悉不好評，二是總是盯著名家新作，認為能引起關注。但我看你寫了大量山西作家的作品論，你為何愿意花費那么多時間精力關注本土文學？

金：山西文學是典型的地域文學，作為生于斯長于斯的本土批評家，有責任去關注和發(fā)現山西優(yōu)秀的或者有潛力的作家，有義務去闡釋和推介山西優(yōu)秀的文學作品。在我看來，山西有那么多勤奮努力、虔誠篤定、潛心創(chuàng)作的寫作者，他們承接起了山西文學的血脈，譜繪著山西文學的版圖，我對這批作家滿懷“敬意”和“感動”。同時，山西青年作家及其作品更是中國當代文學的組成部分，他們在文本世界當中的繼承、創(chuàng)造、轉化和構建，以及所呈現出的文學現象、文學特征、文學癥候，理應成為當代批評家所關注和探討的對象和問題?？梢哉f，山西文學的進步或成長、停滯或困境，本身就蘊含著思想、審美、方法等理論研究的諸多命題，批評家有必要與他們展開及時的、現場的和有效的對話，有必要對他們進行系統、全面和深入的研究。特別是對山西本土作家作品的批評或研究，要努力突破其地域性視域，而從中國當代文學的宏大視閾當中去觀照、解讀、分析、闡釋和判斷，賦予他們以超地域性的批評賦值和意義發(fā)掘，山西文學因此也就不再只是一個地域性的文學現象而具有了中國當代文學的地方文學典范性。這是批評家的情懷、職責和義務。

周：你博士階段就開始關注西部文學，你認為西部文學和其他地域的文學，究竟有哪些本質的差異？

金：“西部文學”不僅是地域性或區(qū)域性文學概念，它還是文明空間（文化空間）的概念。因此，文學之“西部”與“非西部”的差異，應該回歸到“西部”這一“大地空間”概念。西部文學所涵蓋的自然、宗教、游牧、鄉(xiāng)土、生靈、歷史、英雄、流浪、史傳、都市等混雜而成的空間世界，其文化空間形態(tài)是以前現代文明為主，現代文明和后現代文明同時交織的情境，即游牧文明為主導，農耕文明、工業(yè)文明、后工業(yè)文明、生態(tài)文明等多元并置的共時存在，西部特有的自然地理、宗教文化、風土人情、精神世界、族群倫理、審美風貌、地域藝術等，合力構成了西部文學獨異于非西部文學的文學特質。因此，西部文學的獨異之處在于，西部文學是在游牧文化基礎上所孕育的區(qū)域文學，游牧文明的前現代性、原始性、本土性等，構成了西部文學不同于其他文學的精神氣質、美學面貌、人文內涵、歷史圖景、生活景觀；而游牧文化與農耕文化、工業(yè)文化、都市文化，乃至后現代的生態(tài)文明和數字信息文明的融合、借鑒、抵牾乃至對立，構成了西部文學內源性的敘事動力。因此，觀照與把握西部文學最核心的文化本質特征，唯有從游牧文化的本體性切入（盡管其中存在著高原、草原、大漠等游牧文化的不同圈層），才能對西部文學與非西部文學進行區(qū)分。而西部文學的自然風物、地域景觀、宗教習俗、遠古神話、英雄史詩、民族倫理等，即“三畫四彩五義”——“風景畫”“風情畫”“風俗畫”，和“自然色彩”“神性色彩”“流寓色彩”“悲情色彩”，以及“浪漫主義”“人本主義”“生態(tài)主義”“民族主義”“神秘主義”等，正是西部文學區(qū)別于其他地域文學的價值內涵與美學投射。

周：這幾年，“東北文藝復興”“新南方寫作”等地域文學的概念備受關注，你本人是如何看待以地域命名文學的？

金：地域文學的命名通常包括“歷史性”命名和“構建性”命名。前者是對既有的地域性文學事實進行追溯性總結，后者則是對地域性美學想象進行現在時展望。新東北作家群、新南方寫作等地域文學概念，既有基于文學發(fā)展的現象史實，又包含著文學發(fā)展的未來感召，還包含著文學演變的內在拓展。因此，這樣的地域文學命名是包含了追溯性（史實性）、構建性（未來性）和想象性（美學性）等三重內涵。譬如新南方寫作，它是以南方海洋文明為文化基礎或文明形態(tài)底色的文學敘事形態(tài)，海洋文化與大陸的游牧文化、農耕文化、都市現代文化之間或對立或順承或融合的“歷史關系”“空間關系”“精神關系”，應該成為新南方寫作的地方對象。因此，新南方寫作既蘊含著對區(qū)域地理“實指性”的書寫，即南方獨特的地理、人文、自然、宗教、民俗、倫理、族群等地方性生態(tài)；同時，它還蘊含著對區(qū)域地理“文化性”（象征性）的書寫，即那些迥異于內陸他者地方精神的“文化南方”和“南方精神”；它更是對區(qū)域地理“想象性”或“地理想象共同體”的書寫，即包含了對南方的一切美學想象、地方言說、文化演繹、共同體論述等。因此，新南方寫作既可視為文學現象事實，但更是美學想象性構建；它是對文學創(chuàng)作的構建式的地域文學現象命名，更是對區(qū)域文學想象共同體的美學規(guī)約。當前的新南方寫作正處于作家創(chuàng)作和命名內涵的“互動互塑”的行進過程當中——這一命名需要借助于作家的文學實績，來充實、驗證、勘探其合法性、有效性和主體性；同時，這一命名也為作家提供了具有公共性、精神性、文化性和象征性的“文學想象共同體”，這種文學想象共同體已經升級為作家展開多元化探索構建的“文學原型”。因此，以地域來命名文學的合法性，既要考察其命名理論能否增殖，又要觀照其文學實踐能否持續(xù)，更核心的問題是，判斷它能否在文學史、文學現場和文學未來當中提供新的思想質素、美學風貌和主題精神的“典型原型”，以此開拓中國當代文學的地理版圖，在文學發(fā)展演變的沖決當中，始終葆有命名內涵的拓展性和文學流脈的延展性。

批評觀：讓文學批評的“越界”成為回歸文學批評疆域的最好方式

周：你在批評觀《意義的延續(xù)與經典的準備》中說：“批評話語的有效性不得不一次次忍受被審視的煎熬?！蹦阏J為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批評的有效性備受煎熬的？如何才能擺脫這種煎熬？

金：文學批評有效性的備受爭議來自于文學批評話語“主體性”的羸弱。第一是文學批評成為理論知識的俘虜，它依附于西方理論知識的增殖，舍棄了與文學本土性的自覺對接。第二是文學批評成為個人經驗的重復，他們以不變的經驗話語應對日益更迭的文學變局，消弭了從“歷史哲學”和“人的現代化”高度進行理性審視的總體視野。第三，“何為批評有效性”的認知分裂，即對文學批評的功能是鑒賞、闡釋？是分析、判斷？抑或是無限的意義生產？這些構成了文學批評有效性的歧義癥結。

重建文學批評的有效性和公共性，需要建構具有普遍意義的分析性、判斷性和問題性話語。其一，文學批評要具備對文學的美學現代性進行分析和判斷的能力。文學批評要圍繞作家、作品和讀者，從歷時性的美學傳統變革、從共時性的美學話語建構，展示作家的創(chuàng)造性之于文學史、文學理論的豐富和顛覆的能動作用。其二，文學批評要具備思想現代性的分析和判斷的能力。文學批評需要捕捉整體的思想性和價值觀輸出，是如何參與到當前時代的人文話語語義結構當中，且要對這種思想和價值的建構做出基于人性解放、社會公正、歷史進步等價值維度的邏輯說明和價值批評。其三，文學批評要具備對人的現代性處境的分析和判斷的能力。文學批評需要對人在現代性處境當中所具有的各種可能性、多向發(fā)展性進行分析闡釋，要對文學中所堅守的“普遍人性”如何走向“現代人性”所亟待的一切外在和內在的社會、歷史和文化語境規(guī)訓保持理性的張力。

周：你在批評觀《意義的延續(xù)與經典的準備》中說：“批評譜系持續(xù)震蕩的事實認定，批評是眾多理論現象和文化事實的超強聯結者，包括政治、權力、心理、語言、思想、史學、審美、現象、意識形態(tài)等，話語主體之間的抵牾糾葛，引發(fā)對批評歸屬陣營的暗中爭奪，催化著批評實踐的指向分化和功能分配。這一復雜的關系圖譜標志出批評的話語指涉正溢出‘批評—文本’的關系邊界，越來越走向‘文本批評—意義生產’的開放空間，非文學話語主體的持續(xù)入侵，成為文學闡釋學的意識形態(tài)基礎，擴張著批評的文化生產能力?！蓖瑫r，你也說道：“文本批評所引發(fā)的話語延伸和不斷越界的自由蔓延，也遭受諸多批評家的擔憂?！蹦惚救耸侨绾慰创u的“越界”的？

金：文學批評的“在界”和“越界”，源于對批評這一話語方式的多元而歧義的認知：是立足于文本內部進行分析和闡釋，還是逃逸于文本外部展開解析和判斷。在我看來，批評應該是世界真相、作家經驗和文學文本的鏈接者、勘探者、解密者和對話者，或者說，批評應該擁有在多個話語場域穿梭的自由，這是它的話語特權和話語方式。借助批評的話語銳力，文學作為結構性的存在，其所負載的歷史、時代、政治、社會、制度、權力、心理、語言、思想、審美、現象、理論、意識形態(tài)等諸多元素，才能被透視、剝離和澄明，文學所暗含的肌理或隱秘的紋理才得以清晰呈現，這是文學批評無法被文學史研究、文藝理論研究置換的話語功能；但是，由文學批評所生發(fā)的外延性的意義再生產以無邊界的方式持續(xù)震蕩，那么文學作為批評話語展開的限定性和修辭性就成為一個符號化的存在，因為其他藝術門類的批評實踐同樣可以達到相同的延展性意義再生產功能。因此，文學批評應生發(fā)于文學，并最終回歸于文學，而宏大而奇妙的“越界”闡釋之旅，是對文學的認知走向精深、廣闊、理性、清晰的階梯和方式，它要解決文學“何以如此”“如此何為”等表象之下的暗門，但對文學意義的再生產、對文學價值的再判斷、對文學理論能量的再開掘，始終是文學批評的話語實踐歸宿。可以說，文學批評的“越界”是為了更有效地回歸文學，或者說文學批評的“越界”和“在界”理應互為表里；相反，那種只談“越界”卻最終無法“回界”的批評，終究將淪為話語的表演，導演著一幕幕批評之不及物的喧囂亂象。

周：你在《基于“中國經驗”的當代文學批評》一文中談到了當代文學批評的“中國經驗”。你說：“‘中國經驗’生成于民族傳承和價值延續(xù)的文化事實，根植于大國崛起和社會變遷的歷史轉型，‘文學性’ ‘當代性’與‘中國性’是其關鍵?！?在你看來，“文學性”“當代性” “中國性”要如何體現，才能構成你眼中的“中國經驗”？

金：這個問題其實我并沒有想明白，更多的只是一些零星的直覺和感受。當代文學批評需要從歷史、當代和未來的三重維度出發(fā)，構建具有當代中國經驗的文學批評。第一是要具備中國品格。伴隨著中國作為正在崛起中的現代民族國家的確立，分析和闡釋正在延展當中的“當代文學”，亟待從“當代中國”的文學觀念、思想哲學、道德倫理、美學標準、文體形態(tài)、語言系統等領域，構建生成于中國文化語境的價值認知、美學形式與意義實踐的話語范疇。第二要具備經典品格。經典品格要覆蓋歷史性的批評話語經驗，更要構建具有“當代性”與“未來性”的話語內涵與闡釋空間——如波伊勞所說的“中性共存性”整體特征；同時，“經典品格”擔負著為文學史進行“經典文本”遴選的職責，承擔著對文學理論進行校勘和再造的重任，因此，作為方法論的總體性話語，與作為批評效果的實踐化標準，共同構成文學批評經典品格的結構兩翼。第三要具備實踐品格。當代文學批評要以思想生產、價值輸出、觀念革新、美學發(fā)現、人性省察、精神呈現等方式，作用于特定歷史語境當中的大眾思維、觀念、心靈和精神內里，轉化為推動社會進步、文化自覺、民族崛起、人的現代化的“共名”的意識覺醒與精神行動。

周：你曾在《文藝批評的三個問題》中說道：“我們迫切需要以思想性和藝術性為準繩的學理性文學批評，需要批評家們能對當前多元并存語境孕育下的文學創(chuàng)作開展具有前瞻性和建設性的文學批評。在我看來，批評功能的均衡、批評方法的系統和批評效果的及物是當前文藝批評亟待反思和調整的三大方面。”能具體談談應該如何調整嗎？

金：這個問題我更多的是口號式的倡議，其實調整談何容易，但我會盡力在自己的批評實踐中進行嘗試。批評功能的均衡方面，文學批評的功能涵蓋了“評論”和“批評”，但事實上卻是“批判”的鋒芒敏銳已經被“評論”的溫和言說遮蔽，不愿對創(chuàng)作實踐中的本質性的而非細枝末節(jié)性的不良思想和藝術傾向直指其弊，因此文學批評須以文學藝術的健康發(fā)展和藝術良知為底線，以批評的言說方式廓清歷史文化的烏煙迷障。批評方法的系統方面，文學批評應是與文學史和文學理論呈現三位一體的格局，批評家需要具備文學史意識，要對文學作品進行闡釋和判斷，定位文學作品進入文學史的方式、地位、影響，同時預判文學史的總體走向和趨勢；同時，批評家還要肩負起構建、運用和檢驗文學理論的職責，文學批評既要成為“過去”理論的現場檢驗者，還要以文學現場的文學事實對現有的理論缺陷進行修復、調整和完善。批評效果的及物方面，“及物”要求批評家面對作家要有真誠的對話、激辯，不求恩怨，只談真理；“及物”的批評要求批評家在個人的生命體驗和美學感悟的基礎上，書寫出感性與理性、精妙與樸實、深刻與雋永兼?zhèn)涞呐u文本；“及物”的批評要求批評家具備廣博的知識積累和前瞻性的批評視野，構建起精深的知識體系、卓越的人文底蘊、堅定的批評勇氣，進行個人性和人類性相融合的再創(chuàng)造，以此審視和發(fā)現文學的未來。

周：若給批評家朋友或晚輩推薦幾本書，你會推薦哪幾本？

金：諾思羅普·弗萊的《批評的剖析》、喬治·斯坦納的《語言與沉默》、郭紹虞的《中國文學批評史》、葛兆光的《中國思想史》等。